英國利物浦的大衛·奧爾頓勳爵 (2025年5月30日) 今天在《地緣政治情報服務》發表評論稱，梵蒂岡的羅馬天主教教皇有很多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他追溯了近百年來多位教皇對地緣政治及世界和平與戰爭的影響，寄望新當選教皇利奧十四世，在當今這個在威權主義和冷漠之間搖擺不定的世界裡，選擇挑戰不公正，不要重蹈沉默與妥協的覆轍。

5月8日，樞機主教團在第四輪投票中，投票成員選舉羅伯特·普雷沃斯特為第267任教皇，領導全球14億天主教徒。許多在聖伯多祿廣場耐心等待的信徒，本應祈禱一位聖人能夠更新並深化教會主要的宗教使命——福傳。

但除了這一角色之外，還有一個社會和政治問題：教皇如何運用其道德權威和職權來改變世界？教皇利奧十四世的背景和經歷如何預示着他將如何利用教皇職權來塑造其全球優先事項並參與地緣政治？他是第二位來自美洲的連續教皇，也是第一位出生在美國的教皇，這又有何不同？

教皇的地緣政治影響力

據說約瑟夫·斯大林曾嘲諷地打斷溫斯頓·丘吉爾的演講，問道：“教皇有多少個師？”當然，這位冷酷無情的蘇聯領導人，在與坦克、師和軍隊相比時，根本不考慮道德力量的強大。

斯大林未能意識到，教皇的師並非依賴於物質力量，而是按照不同的節奏前進。教皇庇護十二世曾打趣道：“你可以告訴我的兒子約瑟夫，他會在天堂與我的師團相遇。” 但教皇也缺乏這些虛無縹緲的資源。

教皇最主要的可支配資源是總部設在梵蒂岡的羅馬教廷。羅馬教廷為教皇提供可在全球部署的外交官和特使。

歷史上，教皇被描述為“梵蒂岡的囚徒”，但實際上，這片狹小的領土賦予了教皇獨立性、自由和普世性，而如果教皇受制於一個東道國，這些權利將迅速喪失。

自1978年約翰·保羅二世當選以來，教皇永遠是意大利人或無法週遊世界的想法已真正成為過去。在其26年的教皇任期內，這位波蘭教皇重塑了世界對教皇的認知，為教皇設定了極高的標準，使其兼具朝聖者、福音傳道者、先知和宗教自由的傑出捍衛者的角色。

克里姆林宮對俄羅斯東正教的所有權，生動地展現了將教皇認定為國家教會所帶來的危險和後果。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粗暴地利用俄羅斯東正教，將非法和世俗的事物合法化。

相比之下，儘管教皇是一位教區主教（他現在是羅馬主教），但他的權威和影響力可以遠遠超出台伯河的範圍，甚至超越西方大牧首的頭銜。現在，我們肯定很快就會看到一位來自亞洲或非洲的教皇，因為基督教在這些地區發展迅速。

教皇利奧十四世將如何利用他的全球影響力？

教皇利奧十四世在聖彼得廣場陽台上發表首次演講時，將自己展現為橋梁建造者和和平締造者。在他當選當天，普京總統的戰火仍在烏克蘭肆虐，蘇丹的屠殺奪去了更多生命，加沙地帶的傷亡人數不斷增加，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攻訐，中國再次威脅入侵台灣，挑起全球戰爭。5月8日也是戰勝希特勒納粹80周年紀念日。如果勇敢的男男女女沒有拿起武器捍衛自己的自由，歐洲將會怎樣？和平不能與赤裸裸的不公和殘酷並存。

新教皇選擇了一個拉丁語中意為“獅子”的名字。這一選擇將與其他採用此名字的教皇聯繫在一起，其中主要是1891年由教皇利奧十三世發表的偉大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的作者。

教皇的通諭面向全世界，而教皇利奧十四世的前任們也曾利用這些通諭，在天主教堂區之外發表演講；挑戰我們的既有觀念和優先事項，並提供不同的視角。

教皇利奧十三世的《新事》被恰當地引用為天主教的一項基本教義。它的副標題是“論勞動條件”，有時也被稱為“資本與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它直面了太多勞動者常常遭受的非人道待遇。它從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審視了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關係。

它維護勞動的尊嚴，並呼籲政府保護工人的權利。在承認社會改革必要性的同時，它批判了共產主義和國家強加的社會主義所固有的危險，並堅持私有制的權利。

在選擇新教皇的名字時，或許也在回顧第一任教皇利奧。公元452年，教皇利奧大帝勸說游牧的匈奴人不要進攻羅馬，三年後，他又勸說汪達爾人不要摧毀羅馬城——這不僅避免了徹底的災難，也提升了教皇的威望和地位。

當教皇利奧十四世思考自己的方向以及如何最好地運用他的權威和部署他的分裂勢力時，值得回顧一下他的一些戰後前任，以及他在全球參與中可能優先考慮的事項，以及他那些不為人知的分裂勢力的優先考慮事項。

教皇庇護十二世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我出生於庇護十二世在位期間。1937年，他的前任教皇庇護十一世譴責了德國發生的事件，他說：“很少有迫害如此沉重、如此可怕、如此悲慘，其影響如此深遠，令人痛心。這場迫害不惜使用武力、壓迫、威脅，甚至不惜使用陰謀詭計和捏造事實。” 1938年，他說，任何基督徒都不能反猶太，因為“從精神上來說，我們都是閃族人。”

到1931年，德國約有21000名天主教神父，其中超過8000人（占三分之一）與帝國發生衝突，數百人後來被消滅。達豪集中營被稱為“神父營”，因為來自約20個國家的2670名神父被關押在那裡。天主教政治家遭到逮捕，出版物被查封，財產被沒收。

其他人則與納粹合作，而有些人則保持沉默。教皇特使帕切利樞機主教（後來的庇護十二世）試圖充當與帝國的和解者，但這一嘗試留下了污點。他於1933年簽署的《帝國協約》是羅馬教廷與德意志帝國之間的一項協議，納粹承諾維護宗教自由和教會作為一個機構的權利，以換取天主教代表退出政壇的承諾。

希特勒利用這份協議作為帝國贏得全球尊重的第一份國際協議，同時控制天主教會和其他宗教機構。儘管庇護十二世去世時，《猶太紀事報》回憶說，他曾幫助“數百名逃亡的猶太人在梵蒂岡找到庇護”，但毫無疑問，《帝國協約》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錯誤，並助長了人們對教會對大屠殺漠不關心這一錯誤但普遍持有的看法。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與教會的精神復興

1958年，若望二十三世繼任庇護十二世。1963年6月，在他去世前幾個月，我還是個學生，在羅馬的聖伯多祿大殿裡高聲唱着《教父的信德》和《願上帝保佑我們的教宗》。

一年前，他召集並正式開啟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旨在探討教會與現代世界的關係，並促進精神復興。大公會議的教長們被邀請解讀時代的徵兆並做出相應的回應。評論家稱之為“悔改”的時代——意為心靈的徹底轉變；精神皈依的時代；梵蒂岡的窗戶將被打開，聖靈將被邀請進入的時代。最重要的是，這將是一個更新的時代：“一個新的五旬節”。

雖然教皇約翰二十三世是一位教區主教——他是威尼斯大主教——但他也曾是一位高級教廷外交官。他作為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特使的經歷包括幫助許多猶太人逃亡，與經歷過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人接觸，並與東方的古老教會進行交流。

他對教廷的有效性有一種調侃的幽默感。有人曾問他：“梵蒂岡下午關門，人們下午不上班，這是真的嗎？”“不，”他回答說，“辦公室下午關門。人們早上不上班。”但他也知道如何利用教會的影響力。

他深知外交官的行事風格取決於其所代表的群體。在正確的人手中，務實的外交能夠成為維護宗教自由等優先事項的關鍵要素。但在錯誤的人的手中，外交卻常常淪為無所作為或綏靖政策的藉口。

1962年，他召開了大公會議，試圖開啟新的篇章。他呼籲大公會議“傳播真理之光；為個人、家庭和社會成員提供正確的指導；激發和加強他們的精神資源；並使他們不斷專注於那些真正永恆的更高價值觀”。

教皇約翰強調了他對宗教自由的熱愛以及受迫害者的困境，並特別提到了那些因“信仰基督而遭受監禁和各種殘疾”而無法出席大公會議的主教們。

教宗保祿六世為宗教自由而戰

1963年若望二十三世去世後，教宗保祿六世繼續推進梵二大公會議的工作，並發表了《喜樂與希望：現代世界教會的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和《人的尊嚴》（Dignitatis Humanae）。這兩份憲章大膽（且在當時頗具爭議）地宣揚了宗教自由的權利。

“人類尊嚴”組織堅持認為，人的尊嚴應始終是理解宗教自由的首要考慮和出發點。

經過三次公開辯論、126次演講和約600次書面發言後，大會最終文本第二條明確指出，人人“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自由意指人人免受個人、社會團體或任何人為力量的脅迫，在宗教事務上，任何人不得被迫做出違背其自身信仰的行為。”

在這個世界上，80%的人都有宗教信仰，但2.5億基督徒卻面臨着英國前外交大臣所說的“現代最令人震驚的侵犯人權行為”。新任教皇利奧十四世或許希望將“人類尊嚴”的檢驗標準應用於從中國到沙特阿拉伯、從朝鮮到尼加拉瓜、從巴基斯坦到尼日利亞等眾多司法管轄區。

獨裁者和暴君常常認為，他們可以逃避迫害、暴行甚至種族滅絕的責任，因為民主世界認為沒有人真正關心這些。希特勒將世界的冷漠視為他可以逃脫大屠殺懲罰的信號，他有句名言：“現在誰還記得亞美尼亞人？”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反對極權主義

參加梵蒂岡會議的年輕主教之一——他既不想忘記過去，也不想保持沉默——是卡羅爾·沃伊蒂瓦，一位親身經歷過納粹和共產黨迫害的波蘭主教。

他於1978年秋天當選，當時教皇一世約翰·保羅二世（他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位僅33天。天主教世界以及世界其他許多地方，都對這位被選中領導他們的人表示質疑。畢竟，這是自1523年以來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作為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羅爾·沃伊蒂瓦來自一個被蘇聯軍隊占領、由強硬派共產黨領導人統治的國家。他當選之際，冷戰緊張局勢正達到新的高度，核軍備競賽不斷升級，世界正進入未知的危險境地。

從他在聖彼得大教堂陽台上第一次發表講話——他在那裡鼓勵基督徒不要害怕——開始，人們清楚地認識到，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宗教信仰與不斷發展的政治局勢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讓人們感到不安，同時也能夠以一種深刻的個人方式觸動數百萬人——這兩者都表明他是一位不妥協信仰的人。他沒有與獨裁者達成協議，也沒有選擇在某種精神瑞士中保持中立。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政治觀——無論是受到其祖國波蘭的共產主義暴政、西方盛行的物質主義，還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和棚戶區的貧困和人類尊嚴的缺失所影響——都基於普世的超越性原則，他相信這些原則可以指導治國方略、外交、政治和經濟。

他對人的價值的信仰，使他堅定地反對一切貶低人的行為。這種先知般的角色與“宗教干預”政治進程細節有着本質上的不同。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1979年對波蘭的歷史性訪問，促使蘇聯共產主義暴政的瓦解。在波蘭，團結工會和像年輕神父耶日·波皮盧什科（Jerzy Popieluszko）這樣的人物展現了他們的勇敢。波皮盧什科神父於1984年被秘密警察監禁、綁架並殺害。

1981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本人也曾遭遇暗殺，被穆罕默德·阿里·阿賈（Mehmet Ali Agca）從聖彼得廣場人群中射出的兩顆子彈擊中。但這一切都沒有阻止他一次又一次地運用他的權威；例如，在愛爾蘭，“懇求暴力分子”停止殺戮，並告訴他們無權為他們的恐怖行為暗示任何宗教上的正當理由。

本篤十六世對暴力的批判

2006年，教皇本篤十六世在德國雷根斯堡大學向教員發表了題為“信仰、理性與大學——回憶與反思”的演講。他曾在該大學教授神學。由於他敢於挑戰聖戰和聖戰的語言，因此引發了抗議和譴責。

英國《獨立報》刊登了一封題為“教皇的言論揭露了偏執和偏見的病毒”的公開信。這簡直是一幅粗俗且具有誤導性的諷刺漫畫。

與那些呼籲聖戰——“聖戰”——並訴諸自殺式炸彈襲擊和無辜者流血的人不同，教皇本篤十六世的言論是對暴力的批判，譴責所有宗教信徒使用暴力。

本着“人類尊嚴”的精神，他捍衛了所有信仰的人在世俗世界的嘲弄和敵意面前與神聖接觸的權利。這是對寬容的呼籲，教皇本篤十六世明確表示他“尊重和敬重”穆斯林。這其中的偏執、偏見和仇視又在哪裡呢？

當教皇利奧十四世駕馭着同樣的爭議水域時，他必須面對同樣的殘酷事實。

方濟各教皇任期的教訓

由我擔任主席的英國議會人權聯合委員會剛剛發布了一份報告，審查了加入伊斯蘭國（又稱ISIS）的英國聖戰分子在敘利亞和伊拉克對宗教少數群體（包括雅茲迪人和基督徒）實施種族滅絕的行為。ISIS將少數群體“他者化”，稱之為“異教徒”。當他們屠殺、綁架和奴役婦女時，卻鮮有人發聲。人們被從高樓上扔下，被斬首，囚犯被關在金屬籠子裡燒死，婦女被強姦，房屋被洗劫一空。

在朝鮮，金日成曾下達法令：“宗教人士應該以死戒除惡習。”70年來，事實確實如此。 2014年，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朝鮮是“一個在當代世界絕無僅有的國家；基督徒在‘二十世紀極權國家設立的恐怖集中營’中被單獨挑出來遭受特別殘酷的對待”。

在英國議會的聽證會上，我們聽取了兩位從集中營逃脫的基督徒女性的發言。Jeon Young-Ok說：“他們對基督徒的折磨最為嚴重。” Hea Woo說：“警衛告訴我們，我們不是人……人類生命的尊嚴毫無價值。”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公然違反1951年《難民公約》，強制遣返從朝鮮逃出的難民，包括基督徒，到他們將被酷刑、監禁，甚至可能被處決的地區。

對宗教自由的壓制視而不見，只會讓肇事者更加肆無忌憚，他們認為我們太軟弱或太冷漠，永遠無法將他們繩之以法或追究他們的責任。這總是警示信號。我們絕不能為了避免兩極分化而放棄追求真相。我們不能做“好人”，卻因為害怕冒犯他人而不敢在滔天罪行面前發聲。

這讓我想起了教皇方濟各（他於2013年接替教皇本篤十六世）於2018年與中共達成的一項從未公開的秘密協議——一項教廷協定。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曾拒絕與蘇聯共產主義合作，並結束了梵蒂岡聲名狼藉的“東方政策”。獨裁統治的方式。保祿六世推崇的“東方政策”是與蘇聯共產主義政權“接觸”和“對話”的政策。尋求溝通渠道始終是合法的，但這絕不能成為沉默或更糟行為的藉口。

教宗方濟各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他渴望年輕時被拋棄的“東方政策”。將普京總統領導下的俄羅斯與烏克蘭在道德上等同起來，這令人深感不安，但這也與他對中國共產主義的立場相符。

他對中共對維吾爾族穆斯林和藏族佛教徒的種族滅絕（尤其是對達賴喇嘛的待遇）保持沉默令人震驚。但對香港德高望重的樞機陳日君（他被拒絕親自覲見教宗）的可恥對待，他對被監禁的天主教出版商黎智英保持沉默，以及近教宗在處理全球不公問題時，似乎非常謹慎，但教宗卻對香港2000名民主倡導者（包括許多像律師李柱銘這樣的天主教徒）的抗議，以及對中國受迫害基督徒的拋棄，都令人難以接受。同樣，對2300萬飽受苦難的台灣人民保持沉默，他們的宗教和政治自由每天都受到中共的威脅，也同樣令人難以接受。

教皇利奧十四世的未來之路

人們如此迅速地忘記了中國地下教會遭受的迫害。作秀式的審判、處決和對囚犯的酷刑是其標誌性特徵。信徒及其律師失蹤。教堂和聖地被毀。去年，蘇志民主教在被捕期間慶祝了92歲生日，他一生中有一半時間是在監獄或拘留中度過的，飽受酷刑。他的罪名是什麼？拒絕放棄天主教信仰和教皇權威。

如今，上海有了一位主教——沈斌主教，他得到了教皇方濟各的認可，儘管教皇本人對主教的任命沒有發言權。這位中共認可的“主教”公開呼籲否定教皇權威，重新詮釋聖經，並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教會進行“中國化”。這預示着更多基督徒的迫害，帶有中國共產黨的明顯特徵。

曾有人猜測，2018年與習近平政權達成協議的彼得羅·帕羅林樞機主教將成為教宗方濟各的繼任者。這顯然是中共的意願。93歲的陳日君樞機前往羅馬，是為了阻止教宗秘密會議瀰漫的紅色煙霧。2020年，他寫道，教宗方濟各在秘密協議問題上被操縱和欺騙了：“帕羅林知道自己在撒謊，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個騙子。他知道我會告訴所有人他是個騙子。”

從浮士德的傳說中，我們了解到與魔鬼做交易的後果。

最重要的是，教會應該了解出賣靈魂的後果。選擇與那些在中共手中受苦的人站在一起，還是與肇事者站在一起，將是教宗利奧十四世面臨的一個決定性問題。

5月8日，教皇利奧十四世在同一個陽台上被介紹為新教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也勸誡我們要成為“矛盾的象徵”，要“反文化”，要“深入其中”，最重要的是，永遠不要害怕。這些話語至今仍在許多人耳中迴響。教皇利奧十四世在他的首次講道中也呼應了這種精神，堅定地宣稱“邪惡不會得逞”。

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比斯大林同志更了解他所掌握的分裂的價值。我希望教皇利奧十四世也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