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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回歸
送交者: 魏 2006年07月07日15:53:2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ZT)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回歸
[1349]  (2006-07-04)


   中國共產黨時值今年已有八十五周年,在中國大陸執政也有五十餘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二十餘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飛速增長,經濟實力和潛力以及國際地位與五十年前的中國更是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政黨當前卻丟失了自己的真實信仰。我們不得不說的是,自鄧公以下中共一切理論和政策無不是權宜,因為我們缺乏真實的信仰,我們不知未來的路該怎麼走,孔家店雖然說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倒了,但改革又沒有一整套完善理論來依循,所以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曰博採眾長,或是拿來主義。

   一、中國共產黨當前的困境中國大陸實行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無論我們願不願意,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了靈魂,我們的國家就沒有了普遍通用的信仰。共產黨建黨之初的信仰是馬克思主義,經過遵義會議之後,經毛澤東等老一輩共產黨人改造後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也就是毛澤東思想。而共產黨在大陸建國後到改革開放以前,無不是循於斯,而該時馬克思主義顯然已非彼馬克思主義。然而自鄧公掌權,一切以經濟建設為重心,雖有兩個基本點,但後來的現實顯然是貓論代替了主義。顯而易見的是鄧小平理論到後來的三個代表以及現在的和諧社會明顯帶有權宜性,不成體系,完全可以說是現實的迫切需要倒逼出來的“理論”。中國共產黨信仰缺矢,此為困境其一。

   中國連續二十餘年的經濟高速成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因為政治改革的停滯不前,或者說政治改革目標的搖擺,我們依然很難說他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只能說是他是有經濟改革成果的。如果非要說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有什麼成功之處的話,那就是國人相較之改革開放之前,國人有着做更多事情的自由,民營經濟有了一定的起色,僅此而已!

   而在很多經濟改革的層面上說,很多經濟改革都是失敗的。例如我國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由於缺乏相應法律和制度的規範,中央和地方及政府濫用產權理論,逃避國有資產經營失敗的管理責任,甚至不惜聯合部分學者和國有企業管理層合謀,通過管理層收購及外資併購等方式賤賣國有資產,從中牟利以及粉飾政績都屢見不鮮;更為讓人不齒的是,某些經濟學者居然搞出了什麼靚女先嫁論和冰棍理論。任何違背市場經濟有計劃的出賣國有資產,尤其是賤賣獲得市場認可的國有企業的優質資產都是和市場經濟運行原則相違背的,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計劃經濟的餘孽。而對於那些國企改制後具有壟斷地位的大型國有企業,更是利用其壟斷地位,有的以國際慣例為名,大肆盤剝國人,如電力、銀行、通訊、能源等等。這不能不說是國有企業改革之敗筆。

   而醫療改革的成果就是醫療費越來越高,醫德醫風整體下滑,窮人生病只能跟病魔進行頑強的“抗爭”外,好像也別無它圖。教育改革更是糟,學校忙擴招,教學質量年年降,學費卻年年長,着實讓人無法理解。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不僅沒有得到有效制止,教育部居然帶頭擴大這一不公之現狀,搞什麼高等教育招考的分省考試錄取,還要嚴打高考移民,似乎高考移民都是人民的錯,從不想想高考移民的真實動因,從一部門一地方出發,採用對自己有利的“改革”措施,這也許也是我們改革成果的另一體現吧。改革的現實與期望的大幅偏離,此為中國共產黨的困境其二。

   中國共產黨的困境之三就是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當前上層建築不能適應當前的經濟發展也不是什麼新話題,但關鍵是政治改革進程還在停滯,方向不確定。中國歷史上,各朝各代都有變法,但鮮有成功,其癥結都基本一致,我們怎麼可以期待既得利益集團可以自己“革”自己的命呢?而不幸的是,好像中國共產黨當前也沒能逃脫這種宿命。但共產黨現在的政治改革停滯很難就就認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改革會失敗,因為當前社會的利益構成也在不停的分化,民營經濟也在逐步壯大,國人的公民意識和法治觀念都逐步提高,而這些因素都可能是中國共產黨未來政治改革的外在壓力和推動力。

   中國共產黨所面臨這些困境平心而論有其必然,那種認為如果某黨上台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困境是不切合實際的,如同認為民國時期如果沒用共產黨,國民黨就不會垮台一樣不切合實際。畢竟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傳統政治,要打倒孔家店又談何容易;而西方那套又學的不到位,僅用西方的形式裹着我們的傳統那還是我們的傳統。因此革命尚未成功,不僅是孫中山那代人的自勉,也是我們這代人的自勉。

   二、中國的傳統政治

   中國是一個有着5000年的文明史,自然也行成了一套自己的傳統,亦或是信仰,西方人把它稱之為儒教,但我認為這是西方人對我國傳統的一知半解,甚至是誤解。中國儒家學說是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政治學說或是政治哲學,雖然他對社會有着自身的理想,但他和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還是有着明顯的區別。

   中國傳統政治的君王或是天子可以說是整個傳統核心。中國傳統政治理論認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晉師曠說:“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也。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以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見無論君王還是臣子,必先是有其職而後有其權。而什麼樣的才能有天子這樣的職呢?中國的傳統政治主選賢與任能。那麼怎樣才能有其權呢?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如果君不勝其職,則“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應有的職分和責任。天子和君不盡職,不勝任,臣可以將其易位,甚至全國人民也可以把他誅了。(錢穆《國史新論》)

   但怎樣才能找到一個即賢又能的天子呢?這很現實,但我們的傳統政治理論沒有。但從中國的歷史演進可以看出,天子的產生莫過於三條途徑:禪讓、世襲、武裝革命。但自傳說的堯舜禹以下,禪讓都與儒家倫理相去甚遠,後世的禪讓無一例外都是權臣作祟,是先有權而後有的君職,也就是用權來取得名分,而不是先有的名分再獲得君權。這是違背中國傳統政治論理的,即便有能但很難稱其賢。世襲則更難保證獲得君職的人有着與其職位相稱的賢能。而通過武裝革命坐上天子位的通常都可稱為賢明之主,然而這樣的代價往往是國人不能承受之重。而更為致命的是由於在中國傳統政治里天子職是終身和世襲的,我們也無法保證這樣的賢明之主始終如一的賢明,且如果他在一段時間裡不賢明了,實際上還真的沒什麼好辦法解決。而這些新的天子在登大典之後,又無一例外的為鞏固自己的權勢,使他的皇位可以一世二世乃至萬萬世殫精竭慮,知其徒勞而不知止。於是禪讓、世襲、武裝革命則循環往替。是的,現實在總是殘酷的!

   為了填實理想與現實的溝壑,禮的出現就顯得是那麼的完美。禮是儒家又一經典論述,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皇室不惜動用重典捍衛禮的尊嚴。中國傳統政治里的禮與法在維護皇權和社會金字塔試威權等級結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此之外,朝廷為了籠絡更多精英加入政府,通過選舉、舉薦、科舉等方式籠絡天下之英才為我所用。這一點也是中國皇室與西方王室之一大不同,而正是中國皇室對社會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也是中國皇權得以持續2000餘年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的這2000餘年,皇權沒變,天子高高在上,臣子三呼萬歲照舊,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時止。中國人都自稱是愛國的,愛國沒什麼不好。在自秦以來到辛亥革命成功時止,忠君愛國是不可分割的,只愛國而不忠君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岳飛必死、維新派還是要捕殺的……!當然,到了現今之社會,沒有天子了,愛國還是要照舊的。因此毫無疑問愛國是我們的傳統,只不過這沒什麼不好。

   中國王朝的興衰與天子的雄才大略密不可分,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王朝必然興盛,而僅有雄才大略的臣子卻無雄才大略的皇帝,只能延續王朝存在而已。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不知中國的過往,我們又怎能理解我們的祖先對賢主的期待呢?畢竟,能有一個賢明的領導人總比沒有是要好很多的!

   三、西方之民主自由平等與法治

   西方的近現代政治與中國傳統的政治迥異,它必須立足於人的權利。也可以說人的權利是西方政治的核心,也就是天賦人權。這與“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及“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也。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的差別是非常明顯的。人的權利是以自然法則為基礎的,而政府的權利則以人的機構為基礎。政治社會是個比較人為的安排,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秩序和維持共同安全這一特殊目的而達成的協議。洛克認為,政治社會是建立在國王和人民之間的契約上的,如果一方違反條款,契約也就終止。或者,按照盧梭的觀點,政治社會主要是人民相互之間的契約,依靠這種安排,可以從許多相衝突的個人意願中形成一個共同的或普遍的意願。政府可作為這種意願的機關予以建立,但它從人民獲得權力,當然必須服從人民。人民是主權者,政府是人民的代表。從洛克到盧梭都一致把政治社會看成是一種限制,人們為了特定目的而自願服從限制。政治機構是屈從和不平等的起源。在政治機構的前面和後面,是自由和平等的個人的集合。

   其實我們不難看出,西方的政治理論認為人是自由平等的,同時單個人為了保障其各自的自由和平等才用到社會契約這種政治制度安排,政府可作為這種意願的機關予以建立,但它從人民獲得權力,當然必須服從人民,則當然民主。

   然而,現實對於這樣理想同樣也是殘酷的。因為即便所有的人加入了這個契約,他們的自由平等也未必就有了保障。以個人自由為名而侵犯其他人的自由時刻存在,因為每個人的財力、智力、社會地位等等社會和自然稟賦都是有差異的,各種類型的組織對個人也是有優勢的,多數人對少數人也是有優勢的,在這種不平等的狀況時刻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又怎能保證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在一個公正平等的平台上或地位上籤立的呢?如果簽立的時候就是不平等的,我們怎能期待我們單個人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這個問題是不會被解決的,這是現實,同樣是殘酷的現實。

   雖然毫無例外,無論東西方的政治傳統有多大的差異,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差異,我們必須要想辦法將其填實。法的重要性再次要被提及,但在西方法的作用遠比東方的傳統要廣泛,西方的這種法涵蓋了社會的方方面面,而西方的這種林林總總的法構成了整個西方政治理想的依託,若在西方社會沒有法就等同於整個社會的坍塌,只有一個一個毫無關聯的個人,而不論是傳統的抑或是現代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若按照西方政治的理想,我們東方思想家老子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最符合。因為法治的加入,其本身也就是在對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一種否定,要不然我們為什麼還要政府,還要軍隊,還要警察…...我們需要政府的存在難道不是因為我們的自由平等都有時刻被侵犯的可能嗎?而對於西方的這種理論最具威脅性的是,即便有了政府和法治,個人並不會就會因此有了保障,如果選舉是真的很有效,我們難道就能容忍多數人對少數人施加暴政呢?

   就其西方政治理論的實踐,西方社會的最大成果是建成一個高效的法治體系。而至於選舉,從兩個人中選一和通過某種方式確定其一,甚至是世襲是沒有本質區別的。但我非常理解西方人對選舉的看重,因為那也是一種公民權利。那張選票是極具幻覺作用的,因為你不知道你的選擇是對還是錯,你也不知道你選的就是將來的總統。社會公民僅僅是將一張大小適中紙丟進了箱子裡,這與將一團紙丟進垃圾桶沒什麼區別。實際是每個公民無論你選擇誰做總統或是你認為誰可以做總統,西方的每個公民還是必須要屈服政府,依然要接受統治,他們不是政府的主人,政府不必然要服從人民,政府實際上是服從了大的利益集團。那種認為政府是從人民獲得權力,當然必須服從人民,同樣是烏托邦!

   四、中國共產黨的信仰該怎樣回歸

   如果說人人可以擺脫剝削和壓迫,人人可以按需生產的共產主義社會是烏托邦,那麼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為什麼不可以是烏托邦,而“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也。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不也是一種烏托邦。如果民主是具有普世價值觀,那麼在幾千年前的帝制是不是在中國乃至世界也是具有普世價值觀的呢?因此,我想說的是,任何一種政治理論將其區分是烏托邦還是普世價值觀僅具有時段性意義。我們只能說他們的存在都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我們的社會的組成、政府的構成、政權的建立都要依賴於斯。

   正式由於政治理想的這種存在意義,才是中國共產黨需要重建政治信仰的根本原因。事實證明,我們這二十餘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政策法規無不是有模仿西方的影子,而且基本上是形式重於實質,同時也為我們的既得利益集團利用改革為己謀私提供了便利。似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了部門根據切身之利益而有選擇的對本部門有益的政策法規以及照搬和篡改國外政策的擋箭牌,原則只有一個“改革的動作要有,部門利益要留”。這是實際也是必然,誰會幹出“自己革了自己的命”這種天理不容的事情呢?

   政治理想或信仰的缺矢,再加之制度安排上的拼湊,我國人為摸着石頭過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中國的時下的狀況更是危險,一些部門和壟斷企業打着改革的旗號,以國際慣例和國際接軌為名,肆無忌憚向民眾收取各種費用及提高產品價格,最為典型的就是教育醫療住房的改革和國有電力、通信、銀行、能源等壟斷企業的產品提價和收費措施。這樣的改革已經嚴重侵蝕了人民群眾之切身利益,這才是危險的根源。且現在看來,我們似乎還是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政治信仰不是現實,但對於信仰本身卻必須真實。如果早期的共產黨員沒有對共產主義的真實信仰,他們能甘願為其犧牲自我嗎?而當前中國共產黨遭遇種種困境之根本正是真實信仰的缺矢。就事實而言,前蘇聯的垮台與共產主義沒有什麼實質的必然聯繫,但卻與前蘇聯統治階層對共產主義信仰的喪失有着莫大的關聯,畢竟蘇聯走向對內高壓、對外全球爭霸之路不是共產主義造的孽,而美國當前在全球尋求霸權更是對國際自由主義的背叛。無論如何,對共產主義的真實信仰為前蘇聯的強盛提供了有效的理論支持和巨大的精神動力卻是不爭的事實。

   現實總是殘酷的,而信仰和現實的溝壑又總是那麼深。那麼看似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作為我們的信仰又有何不妥,即便這溝壑甚於天塹。關鍵的問題是我該如何篤信我們的信仰,立足現實,為實現這一理想建設全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架構,因為現實和理想的溝壑總是要被填實的,天塹總有變坦途的一天。

   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是無剝削無壓迫的經濟和精神的雙重自由社會。而原社會主義陣營無一例外走向集權,但這並不能說明共產主義就必然導致集權,產生這一史實的更本原因是當時的共產黨無視現實的殘酷。一方面,制度建設理想化,以理想代替現實,如此必然會招致社會力量的抗爭;而另一方面,因沒有立足現實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共產黨在這樣的抗爭面前只有採取高壓政策而別無它途。這才是在原社會主義政權走向集權的真實原因。因此,不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且集權也不是社會主義!

   我們要達成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必須要有兩個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國人的經濟自由和精神自由,如果沒有經濟自由和精神自由,我們必然會在物質上遭受剝削和在思想上遭受壓迫。因此共產主義社會雖然是按需生產,但本質上是反計劃經濟的,因為執行計劃就意味着在物質生產上受壓迫,這顯然違背經濟自由。因此,市場經濟體制是實現共產主義里經濟自由的重要途徑。同時,由於現實的需要,對於那些關乎全體國人利益,要有政府牽頭組織給國人提供公共產品的大型國家壟斷企業必須要納入國家進行統籌管理,因為這關乎全體國人的生活更本,也是國人經濟生活的底層物質必需,如果有集團或部分人利用其為己牟利必將使國人受損,而這也必將有害於國人的經濟自由。而作為馬克思那個時期的無產者首先因為無產而遭受經濟上的剝削,再因經濟地位的卑下繼而遭受精神上的壓迫,所以在馬克思的認知里,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而現實告訴我們,採用強製取締私有制的做法也是一種壓迫。我們必須要正視,民眾要擺脫經濟上的剝削是要有一個現實過程的,而這一過程的目標就是實現必需品的充分供給。

   正是民營經濟、個體經濟在解放和提升個人及集體民眾的經濟自由的重要作用,才是我們支持其蓬勃發展的重要前提,我們達成國人完全經濟自由的願景,必須要有這一過程,畢竟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政府通過服務支持國人這種自身的物質解放過程以達成共產主義經濟自由的前景卻是非常廣闊的。如果國人在物質上都無法解放,我們怎能期望我們在思想上完全解放,因此我們正式要依靠國人自我解放這一過程,進而達到國人的完全自由。

   而那些試圖利用國家壟斷資源來壓迫國人都將是違背共產主義經濟自由這一目標理想,這樣的行為必須要被制止,這完全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復辟。如中國的銀行、電力、能源、教育、醫療、通訊、傳媒等為國人提供公共產品國有資源不斷巧立名目提高收費標準等等行為,這是對國人在物質上壓迫,完全違背社會主義的初衷,這些行業正在被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在強挖共產主義牆角。當前這些行業在物質上盤剝國人的行為是不能容忍的。

   作為共產主義的另一理想,我們的精神如何才能自由,我們有怎能保證我們的精神是自由?我們怎能保證那些管理國家的集團是不是為人民提供服務而不是壓迫着?而對於壓迫我們的集團我們又能依賴什麼途徑解決?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同樣是很殘酷的問題。國人共同分擔國家管理者的一切資源的來源,是國家的主人,而執政黨無非是我們的服務者,所以國人對執政黨的監督理所當然,近人情合天理。即監督權必須屬於人民,無論哪一種的形式。那種自己監督自己是違背天理人情的,我們更不能相信“自己要來革自己的命”那種謊話,畢竟那樣做是天理不容的。因此,無論什麼黨,將監督權操之於己的任何藉口都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能被容忍的,有多少人在一邊唱着《春天的故事》而一邊卻又在這春天的歌聲里倒下了,我們還要怎樣相信執政黨是在為人民服務呢?因此,行政司法立法的監督、輿論的監督以及罷免各級政府部門主管或國家領導人的權利必須回歸人民,任何將其歸於執政黨管控的做法和國人對於執政黨任何不合理的期待都是不理性的,也無助於解放國人思想,更無助於實現共產主義精神自由的。總而言之,無論是一黨專制還是多黨制,其監督權必須歸國人;無論軍隊歸誰領導,但其必須要為人民國家服務;無論通過什麼方式產生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部門負責人,人民必須有將其不合格的國家領導人和政府部門負責人淘汰的權力和機制,任何限制國人經濟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做法都是不被允許的。

   一個缺乏真正信仰的政黨是沒有前途的,而國家置於這樣的執政黨管理之下,也是沒有前進方向的,因此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必須要回歸,一切政制安排也必須要回歸,而回歸的核心只能且是人民的經濟自由和精神自由。共產主義只有依靠堅定不移的信仰和立足於現實的政制安排才可以達成所願。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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