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教育篇（補章）》

制度懲罰的非法院機制：哈佛與哥大事件的治理範式轉型

一、引言：當大學不再無罪

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曾長期代表美國制度自信的上層結構。它們培養總統、主導思想、鏈接全球，是制度文明的象牙塔。

但在2025年盛夏，兩所大學卻相繼被聯邦政府施加“非正式懲罰”：

哥倫比亞先行繳納21.1億美元“和解金”，

哈佛則傳出將支付5億美元以息事寧人。

這不是法院判決，而是一種新的制度節拍：

通過聯邦安全認定、財政談判與政策威懾，迫使傳統學術機構服從一種新型規訓邏輯。

制度正在發生轉向。它不再主要依靠法院這一形式正義裝置來主導衝突解決，而是依賴行政裁量、財政槓桿與合規機制，構建一種“非法院化的制度懲罰體系”。

二、行政仲裁機制的興起：誰在判大學的“制度罪”？

哈佛與哥大不是被法院裁定“違法”，而是被白宮主導的國家安全系統“評估為風險目標”：

   司法部國家安全司（NSD）評估其與外國資金或政治勢力有關聯；

   教育部與財政部聯合施壓，審查其資金披露、科研合作與學生錄取程序；

   國土安全部一度暫停簽發部分F-1簽證，暗示“制度不安全”；

   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設定談判框架，主張參照哥倫比亞大學案例執行“對價換合規”；

這些機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仲裁者，卻通過多部門聯合節奏掌控，將高校推入“非正式審判程序”。

所謂“仲裁者”，不再是法官，而是行政結構的集體意志。其特點是：

  不給判決，但製造持續性不確定；

  不訴訟，卻以行政權為威懾；

       不設罪名，卻設定了“制度不安定”的主觀標籤。

三、罰而不判：合規協議如何取代司法正義

哥倫比亞大學繳納的21.1億美元，哈佛預付的5億美元，都不是法律賠償，而是“合規性轉向的預付款”。

它們沒有承認違法，卻不得不付錢、改制、接受監督。

這一邏輯源於美國近年來廣泛應用於企業的制度機制：延緩起訴協議（Deferred Prosecution Agreement, DPA）。

在DPA框架下：

  被監管者“承認部分制度風險”；

  同意支付費用、內部改革、第三方監督；

  檢方則“暫緩起訴”，保留未來追責權力；

  若未來合規，則徹底“既往不咎”。

本質上，這是制度領域的“軟罰而硬控”機制：用不設罪的懲罰，達成非自願的服從；用模糊合規代替清晰定罪，使制度邊界始終可調。

哈佛與哥大的繳納，不是因為承認，而是因為“無法不繳”。

四、川普時代的制度轉向：從訴諸法院到施壓和解

川普治下的制度邏輯與以往政府不同。他強調非司法性控制機制，以速度、節奏與話語重建制度權威。

在這一框架下，司法體系因其“程序正義”特徵被視為“效率不夠”，而行政部門可通過如下手段快速達成“懲罰性目標”：

1. 製造不確定：公開質疑高校的國家忠誠度；

2. 建立輿論環境：將哥倫比亞大學事件設為“示範模板”；

3. 談判條件：用財政部作為落地執行機構，要求直接支付；

4. 設置對比：若不服從，則“吊銷簽證/停止撥款”已在預設中。

這是一種典型的制度“去程序化”治理方式：目的不是贏得訴訟，而是通過制度威懾迅速達成政策意圖。

五、大學如何被制度重編：從自治堡壘到安全對象

哈佛與哥大支付的，並不僅是金錢，更是學術制度自主性的讓渡。隨着聯邦安全結構的嵌入：

  外國資金將全面追蹤；

    實驗室合作需提交國家安全影響評估；

   留學生招生將受國家原籍、學科敏感性等評估限制；

    教師言論亦在“政治風評”中受到微調壓力。

大學原本作為“制度邊緣自治體”，如今被納入國家制度安全框架之內，角色轉化為“制度對象”與“合規節點”。

從“制定者”變成“被規範者”，正是本次制度懲罰的實質目標。

六、制度文明的懲罰功能是否仍透明可控？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教育撥款爭議，而是一場關乎制度邊界的重新設定。

當美國制度從司法主導的“形式正義”轉向行政主導的“制度懲罰”，我們必須追問：

制度是否還能保持自我限制的邊界？

仲裁是否仍接受公開約束與責任歸屬？

哈佛與哥大之所以繳納巨額“合規費”，不是因為它們輸掉官司，而是因為它們輸給了行政權力所製造的“不確定性”。

在制度文明的深層中，這種變化比罰款本身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