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貿易篇（補章）》

十五個百分點之外：出口許可、國安風險與制度抽成的邊界

——從輝達與超微到制度汲取的隱性通道

一、從輝達與超微的協議說起

2025年8月，白宮宣布與輝達（NVIDIA）和超微（AMD）達成協議，批准H20與MI308芯片的對華出口許可，條件是將相關銷售收入的15%上繳美國政府。

白宮稱此舉是川普與貿易團隊的創新構想，“為美國民眾與納稅人爭取更好的協議”，並暗示可能擴展到其他企業。

這一安排並非稅收法中的常規項目，而是附加在行政許可之上的收益分成。

換句話說，它不是面向所有市場主體的普遍性稅種，而是有條件、個案化的“附加代價”，與是否已經繳納法人所得稅、關稅等無關。

二、國安風險與經濟補償的錯位

按白宮說法，這一機制是出口管制與收益分享的結合。

然而，15%的收益分成是否能化解所謂“國安風險”，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如果風險本身真實存在，那麼抽成並不能降低芯片在敏感領域被使用的概率；

如果風險可控甚至並不嚴重，那麼抽成就更像是政策議價，而非安全防護。

從制度邏輯看，出口管制的目標是限制技術流向特定用途或主體，而不是在放行時用貨幣換取風險容忍度。

將兩者混合在一起，容易形成一個先例——安全與財政的界限被打通，安全許可可以被定價、被交易。

三、雁過拔毛的財政機制

在現代財政體系中，稅費的設定講究法律基礎與普遍適用性。

個案化的額外抽成更像是行政部門借管制權進行的“交易性收益”。

在企業看來，這筆錢是換取市場准入的“入場費”，在經濟學上接近租金型收益，並不直接回流到安全體系本身。

歷史上，這類做法常出現在資源開採特許、海外投資保護、戰爭物資採購等領域，但很少直接套用在出口許可上。

它的短期效果是增加財政收入、強化行政談判籌碼；長期風險是企業預期不穩定，甚至形成“按項目議價”的慣例，損害制度透明性。

四、歷史參照：安全許可的財政化先例

1、二戰時期的戰略物資許可費

美國在二戰期間設立戰略物資管制局，對橡膠、鋁、鎳等關鍵物資出口實行審批，並附加“戰時特別費”，其財政邏輯是為戰爭籌資。

但這一費率有明確的立法依據，且為臨時性安排，戰後即廢止。

2、冷戰時期的高科技出口審批與服務費

在對蘇聯及其盟國的科技出口中，美國通過“出口管理條例”要求企業支付審批費，用於維持出口管制機構運作。

這種收費數額有限且公開透明，主要是成本回收性質，不構成大額財政收入來源。

3、海灣戰爭後的軍售回扣機制

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在對部分中東國家的軍售中加入“回饋基金”條款，即軍售合同金額的一部分由承包商上繳國防安全合作署，用於資助安全合作項目。

這種模式與15%分成在形式上類似，但適用範圍僅限於國防物資，且以雙邊協議為法律基礎。

4、能源出口的特許收益分享

在頁岩油出口開放初期，部分對特定國家的出口協議附帶特許收益分享機制，企業按比例將部分收益交給能源部指定的基金，但這類安排往往經過國會審查，並附帶明確用途。

這些先例表明，美國在歷史上確實有將安全許可與財政收益掛鈎的做法，但要麼具有明確的臨時性法律授權，要麼僅限於特殊領域，並且多強調透明度與立法監督。

輝達與超微的15%模式之所以引發爭議，正是因為它處在行政談判與財政收益的灰色地帶，且潛在適用範圍廣泛。

五、建國先賢的制度預防

美國憲政傳統中，建國先賢對政府權力的最大擔憂在於任意性和擴張性。

稅收必須由立法機關設定，行政部門無權隨意增設財政義務，這是《獨立宣言》與憲法權力分立的重要部分。

正因如此，美國早期的關稅、印花稅等爭議都集中在“無代表即無稅收”這一原則上。

如果行政部門可以通過管制審批來附加財政收益，而不經國會立法，那麼立法監督被繞開，財政權與行政權在同一環節合流，這正是當年制憲者試圖避免的局面。

六、制度迴響

輝達與超微的15%分成模式，無論被包裝為創新還是談判成果，實質上是一種行政與財政的混合操作。

它可能帶來即時的政治收益和財政數字，但在制度坐標系中，這種“雁過拔毛”的做法越多，越容易模糊安全與財政的界限，削弱立法監督的實質意義。

七、註腳

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48篇中提醒過：“權力一旦擺脫約束，便會侵入一切可以觸及的領域。”

輝達與超微的15%分成，看似一項貿易談判的勝利，但更像一次制度邊界的試探——

一旦財政收益與行政許可綁定成習慣，就很難回到權力受限的原點。

這正是建國先賢所警惕的“政府惡”的現代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