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曉

一、資本主義的裂縫：年輕人為何不再相信未來

2020 年，硅谷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寫給扎克伯格等 Facebook 高層的一封內部郵件中提醒道：

“當 70% 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自稱支持社會主義（socialism）時，我們不能簡單地說他們愚蠢或被洗腦，我們必須理解為什麼。”

蒂爾的答案非常直白——
學生債務（student debt）過高，
房價（housing cost）過高，
年輕人被排除在資本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之外。
當他們沒有資本主義體系的“股份”（stak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如此，他們自然會反過來與之為敵。

這封信揭示了當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的核心危機：
一個“代際契約”（generational compact）的斷裂。

二、“代際契約”的破裂：從機會社會到封閉社會

所謂“代際契約”，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隱性支柱。
上一代通過制度與市場創造機會，
下一代通過教育與勞動實現向上流動，
社會由此形成一種持續的信任循環：
勤奮與儲蓄會有回報，投資與創新能被分享。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一個年輕人二十二歲大學畢業，找到一份普通的工廠或公司工作，
年薪約為 4,000 美元——而那時一套郊區獨棟住宅的平均價格是 9,000 美元。
換句話說，只要工作三年、略加儲蓄，就能買房成家；
一對夫妻可以靠一份收入養活全家，孩子的學費幾乎全免，未來是可預期的。

學界普遍認為，從 二戰結束（1945）到1970年代初，美國經歷了資本主義最繁榮、最穩定、最具包容性的階段，被稱為：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資本主義黃金時代）
或 “The Great Compression”（財富差距大幅壓縮時期）。

這一時期有幾個鮮明特徵：

1.經濟增長持續高企。
1945–1973年間，美國GDP年均增長率超過4%，遠高於20世紀平均水平。
製造業繁榮、出口旺盛、就業充分。

2.中產階級的壯大。
普通工薪家庭憑藉穩定收入即可買房、供養子女上大學、享受醫療保險。
美國社會第一次實現了大規模的“中產化”。

3.財富與機會的相對平等。
這一階段，美國的收入差距是20世紀最小的時期。
《財富》雜誌稱那時是“一個每個孩子都能想象更好未來的時代”。

4.教育與住房的普及。
政府推出了“GI Bill”（退伍軍人法案），讓上百萬退役軍人獲得免費大學教育與住房貸款——
直接催生了戰後“嬰兒潮中產階層（baby boomer middle class）”。

換句話說，那時的資本主義兼具“增長”與“包容”，
因此，也贏得了人心。

也正因為如此，當時的美國知識界產生了一個著名的思想困惑：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

這也是德國裔社會學家 沃納·松巴特（Werner Sombart） 早在 1906 年寫下的一本經典著作。
他觀察到：在歐洲，工人階級紛紛轉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
但在美國，卻始終沒有形成類似的政治潮流。

松巴特的結論極為著名：

“因為美國的工人忙着吃牛排（beefsteak）。”

他的意思是：
美國的資本主義太成功、太務實、太有“向上流動性（social mobility）”，
工人階級沒有被徹底剝奪，也因此不容易形成革命性的階級意識。
換言之，資本主義自己消化了反資本主義的能量。

然而，這種包容性的繁榮在 1970年代石油危機與1971年美元脫鈎 後逐漸結束。
製造業外移、金融化上升、全球化加速——
美國進入所謂 “Neoliberal Era”（新自由主義時代）。

從此：

·工資停滯，生產率繼續上升；

·財富開始向資本端集中；

·教育與住房成本飆升；

·年輕一代首次面臨“生活不如父輩”的現實。

特別是，2008 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以來，“代際契約”更是進一步瓦解。

• 教育通道失靈。 高等教育成本飆升，學位貶值，年輕人以負債進入社會。1950年代，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的孩子可以靠父母的工資上大學；今天，一個同樣的孩子，即使拿到獎學金，也往往要背上三四萬美元的學生貸款。當年的大學是通向中產的橋梁（bridge to the middle class），如今卻成了進入社會的枷鎖（debt trap）。

• 住房市場壟斷。 房價上漲快於工資增長，房地產成為既得利益者的“財富圍牆”。 在上世紀中葉，一個工人家庭三年積蓄就能買下一套郊區小屋；而今天，在紐約、舊金山或倫敦，一套普通公寓的價格是平均年薪的十倍以上。於是房子從“家的象徵”變成了“金融資產”；居住權從生活權利變成了投機籌碼。父母一輩靠工資買房，孩子一輩要靠父母買房。他們被稱為“租房世代（generation rent）”，房地產成了一個財富循環的封閉系統（closed wealth loop）：舊有資產升值產生更多資本，新的進入者再也無法跨過門檻。

• 資本結構固化。 資產型收入取代勞動型收入，財富繼承勝過個人奮鬥。在戰後黃金時代，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能與生產率一起增長；而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勞動者的工資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率上漲了七倍，工資卻原地踏步。與此同時，股市、房地產與金融資產卻節節攀升。富人靠“錢生錢”，窮人靠“命換錢”。資本收益（return on capital）全面超越勞動收益（return on labor）。而這場遊戲的最大贏家，並不是最勤奮的人，而是最早上車的人——或者說：出生在資產的一邊的人。財富不再來自努力，而來自繼承；奮鬥不再能改變命運，而只能延緩落差。

於是，原本開放的“機會社會”（opportunity society），
正在滑向一種“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y）：
年輕人被排除在資本體系之外，
而老一代在資產增值中不斷“壘高城牆”。

於是，到了 21世紀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
他們已經不再擁有父輩那種對資本主義的信任與參與感。
這也正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那封信所提醒的歷史回聲——

“當年輕人被排除在資本積累之外，他們就會轉而反對資本主義。”

三、“包容性增長”：資本主義自我更新的呼喚

20世紀“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證明它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問題的藥方。然而，要修復代際契約，資本主義必須重新學習“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

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是一種超越單純 GDP 的增長理念，強調增長的成果應惠及更廣泛人群，尤其是弱勢與年輕群體。它是“文明性增長”的基礎環節。

包容性增長並非平均主義或再分配神話，
而是強調增長的成果應被更多人分享。
它要求市場、制度與文化層面共同轉型：

1.在市場層面 ——
建立更公平的財富生成機制，讓勞動、創新與創業者獲得合理回報，而非被壟斷資本吸血。

2.在制度層面 ——
降低教育、住房與創業的門檻，讓年輕人能以可持續的方式參與財富積累。

3.在文化層面 ——
重建對“未來”的信任。資本主義若不能讓年輕人懷抱希望，它便失去了最基本的正當性（legitimacy）。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文明問題。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證明，沒有“包容性增長”，國家就會失敗，資本主義將淪為權力與資本的循環機器。

四、文明的拐點：資本主義的救贖在於自省

蒂爾的洞察可視為資本主義文明的一次內部懺悔（internal repentance）。
這位自由市場的信徒沒有轉向社會主義，
卻承認資本主義正在失去它的“道德契約（moral compact）”。

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於它的自我修復能力；
而它的危險，也正在於失去自我反省的能力。
當市場只剩“贏家通吃”，當年輕人再無“入場機會”，
資本主義就不再是信任的制度，而變成焦慮的陷阱。

真正的“文明性增長”（civilizational growth）必須超越利潤邏輯，
它要重新建立三重契約：

• 對人的尊重（Human Dignity）；

• 對代際的責任（Intergenerational Responsibility）；

• 對社會的公義（Social Justice）。

五、結語：沒有希望的資本主義，必然引發危機

從彼得·蒂爾的郵件，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硅谷的焦慮，
更是整個西方文明的鏡像。

資本主義不是天生邪惡，也不可能完美，
但若拒絕更新“包容性增長”的倫理與制度，
它終將因代際絕望而坍塌——紐約變天就是一個信號。

而當代中國，同樣面臨兩極分化與“代際斷層”的挑戰。
真正的出路，不在於簡單模仿或批判任何體系，
而在於在信仰與制度之間重建希望的契約——
讓每一代人，都能相信努力與善仍然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