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的社会环境的基本特征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1月08日01:07:3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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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程铁军 写于 二零二一年 前言：“大午桃源梦”的实质，是资本社会主义 为何强调“私有”？因为这是他们夫妇白手起家创办的独资企业，从种地、养殖和饲料起步，经过四十多年打拼，在一片荒凉、没人愿意承包的盐碱地上，初步建成了现代化的康养小镇，集一二三产于一身，职工近万，学生过万，集生产、会展、教育、医疗、休闲、娱乐、养老于一身，成为华北平原一颗耀眼的明珠。他们的实践证明，作为民营独资企业，在资金周转、产业营销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上，效率显著，用大午自己的话说“不欠银行贷款，就愁资金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所以，没有股份化的必要，更没有发行上市和炒作虚拟资本的需求。 为何要讲“公治”？因为大午人发现，许多家族独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面临家族传承危机和争产分裂纠纷。为避免决策失误和发展瓶颈，也为了凝聚职工对企业命运的关注，他们决定试行“私企立宪”和换届选举，采用三权（决策、经营和监督）分立原则，让职工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家族成员组成监事会，监督企业章程的落实，不再介入具体运作，从而，把职工的积极性与企业长远目标有效结合。换句话说，这种机制，可以让职工把企业从一个单纯的谋生“饭碗”，变为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家庭”。某种程度上，跟早年南斯拉夫的“工人管理工厂”，与日本丰田人的“企业办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又说是“共享”呢？因为，大午认为，企业的目的不是家族得利，职工吃亏，而是带动一方百姓，实现“有合理差别的集体富裕”。因而，集团在收益分配上实行“公平透明”制度，薪水福利自己可以提要求，部门主管审批，随公司业绩水涨船高。还对高管和下属员工的收入差距加以限制，最高与最低差距不超过10倍。相对而言，在某些大型国企和著名民企，收入高低可以相差几十倍到上百倍。这样，相对公平的分配办法，再加上教育、医疗、养老和退休双保险制度（在国定社保金之外，再加上集团内部的退休金）等等，让大午职工感到，他们能充分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这种收入分配的制度设计，不就是官媒宣传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吗？ 如果假定，孙大午的“六字箴言”没有犯忌，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六字箴言”有长期可靠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呢？这是困扰大午人的首要问题之一。也许人们对于“公治”和“共享”没有争议，因为，就算中共自己，不也认为这是努力方向吗？于是，问题就集中在“私有”上。为什么大午认为“私有”是他们必须坚持的前提呢？ 理由很简单，一个白手起家的夫妻店（家庭公司），本来就靠自身积累逐步发展壮大，不但符合党国政策，受改革开放的鼓励，而且恪守人伦道德，完全不像某些官商勾结的冒牌“民企”，似乎有洗刷不完的“原罪”问题。你如果问大午集团的普通职工，哪怕薪水最低的清洁工或者门卫，他们是否受到大午公司的剥削？是否痛恨他们的老板孙大午？他们肯定会给你响亮的回答：“不但不恨，而且感激”。因为公司给他们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与体面的薪水福利，他们把大午新城当自己的家，不但要干到退休，而且准备在这里养老。 于是，大午跟我长期沟通，包括文字磋商和私下面谈，希望探讨并解决这个困扰他们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六字箴言能否在理论上站住脚，并且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经过详细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就大午发展模式而言，私有制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只有建立和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制体系，才有可能保证大午集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大午私企立宪所追求的长远目标：也就是通过“私有”的资本主义途径，达到“公治”和“共享”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我们把大午桃源梦的实质（或者叫理论基础），定义为：“资本社会主义”。其中还有个故事，留待下文细述。 当今世界有股逆流，喜欢给“社会主义”贴上丑陋标签。似乎一谈“社会主义”，必定极左，属于令人恶心的“政治正确”，也是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否定。但我跟大午，并不认同这种绝对否定社会主义的极端思潮。因为，社会主义有真假之分，流派之分。某些国家和政党，打著社会主义招牌，挂羊头卖狗肉，做了太多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臭事。他们虽然表面上模仿市场经济的皮毛，但拒绝学习社会福利调节，甚至把前资本主义的血汗工资和人身依附，拿来当“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种种有名无实，欺世盗名的丑恶行径，是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原因之一。说来奇怪，在许多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特别在北欧和西欧，社会主义并非贬义。至于我们所讲的“资本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定义？为何有道理？如何才能实行？敬请读者继续阅读，看我们在下文的详细分析。 孙大午犯了哪个天条？ 冲突根源，产权模糊 我跟大午讨论的话题，常常围绕公司与地方政府的诉讼说起，试图找到息事宁人的途径。这次抓捕起因，跟邻居“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有关。按郎五庄村民的说法，大饥荒之后的1963年，因人少地多，生产大队在上级提议下，同意把七百多亩耕地，无偿转让给国营农场，双方签了个不伦不类的所谓“合同”（按律师说法，村集体有土地所有权，而农场没有，因此不具备签署合同的资格）。但农场实际侵占该村耕地，多达两千亩以上。须知，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岁月，村集体对土地边界，也往往不当回事。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按现行政策，多数土地的使用权，已经承包给农户个人。如今土地珍贵，村里把有争议的土地租赁权，转让给经济效益更高的大午集团，从而转化成大午集团跟国营农场之间的土地纠纷。说到底，这事跟“土地国有（政府说了算）”，“集体经营（干部说了算）”，“农户承包（官方随意解释）”这些模糊定义，与灵活多变的产权界定有关（此问题，下文还会细说）。 从地权界定不清，再往远追溯，必然涉及物权、财权、收益权等其它财产领域的界限不清，于是，衍生出下列三方面社会后果。 第一，官权无限膨胀，官与民争利。政府机构和官员个人，以国家名义任意侵犯百姓利益。这既跟意识形态有关，即所谓“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重于个人”的长期洗脑；也与根深蒂固的王朝心态有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认为，中国宋明两朝，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和资本主义萌芽，泉州曾是全球大商港，出现最早的钱庄（银行）信用，但始终不能发育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因之一，是王朝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动不动就对富商大贾“满门抄斩”，“财产充公”，根本没有“保护私有产权”的概念，更别提法律体系。 第二，寻租行为常态化、普遍化。官府寻租行为的泛滥程度，当然跟权力大小有关，同时也跟价值信仰有关。就算普通公务员，也可在自己有限职权范围，以本应提供服务的“公务”寻租谋私。比如说，盖一个程序性的公章，办事员可用“等待研究”为借口，收受礼品红包。不送礼，就让你往返奔波。礼到了，才拉开抽屉，把盖章的破纸递给你，假装什么“领导刚刚批准”。 孙大午说，自从他的企业初具规模，开始赚钱之后，地方权贵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就没有断过。有的是“照章办事”，用各种“政策条文”找麻烦，要钱要物。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公司在自己承包地上打井取水，必须获得职能部门的检验批准。质检局走了，土地局来了，防疫站走了，畜牧局来了，环保局走了，商检局来了，都是同一个水井，化验同样的指标。陪同招待，笑脸迎送，成百上千缴费，无非多盖个公章已。孙大午说他们“扰民”，为什么不能分用同一张合格证书。他们回答：“这不是扰民，而是执法”。 第三，“红眼病”和“仇富心态”蔓延。产权界定不清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全社会的腐蚀毒化。在集体化年代，形成“越不干活越吃不饱，越吃不饱越不敢活”的恶性循环。从1960到1970，为了帮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挣够口粮工分，我每年暑假，都从内蒙回河北下地干活。看到“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现象十分普遍，大家最常说的话，就是“拼死拼活干，能有你多少？”，“你的我的，都是咱们大伙的”， “低指标瓜菜代，谁不偷谁受害”。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小偷小摸，顺手牵羊，占公家便宜的事情，司空见惯，群众基本没有负罪感。 当然，针对泯灭人性，压抑和破坏生产力的现象，大家都用一句“社会主义大锅饭”笼统概括。连种自留地，养鸡下蛋换点零花钱，都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还居然喊出“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惊人口号。对这些离奇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将留给下面有关篇章，此处点到为止。 私有公有，泾渭分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8-1981），我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所读研，有幸亲历思想解放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潮。当时理论界，曾经围绕“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要什么样的市场？”展开过激烈争辩论。最后老邓和陈云定调，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苏绍智首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跟“鸟笼经济”和稀泥，不许深究。我的导师仇启华就此表示，理论上这样“煮夹生饭”，结果会导致政策自相矛盾，“市场不像市场，计划不像计划”。事后证明，他看得很准。 我跟大午认为，从《资本论》原意看，自从自然经济（以物易物和工场手工业为特征）过渡到机器生产之后，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投资追求剩余价值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以等价交换为手段，实现商品价值（包括补偿消耗和获取剩余价值）”的发展过程。没有合理回报（等于或高于平均利润），就不会有投资冲动，谈不上市场经济。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必须具备前提条件，那就是：商品生产者人身独立，行动自由，重分拥有对产品的所有权，能在不受外部压力的条件下，自愿决定跟谁交易和如何交易。如不具备上述条件，这个人（包括自然人和财团法人）就不能算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他（或他们）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就不能算市场经济。这种独立身份，包括两方面：一是业主跟业主之间的交易，这容易理解。无论什么产品和劳务，都得遵循等价与自愿原则，就是不能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双方都觉得合适就成交，不合适就走人，买卖不成情谊在。 另一方面，还包括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雇佣劳动）。因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获得的是工资和福利（包括三险等），但市场原则不变，与业主和业主之间的交换，并无实质差别：一是等价，二是自愿。这就要求工人必须人身自由，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决定把劳动力出卖给哪一个老板。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孙大午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补充修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福利，恰好等于工人的必要劳动，包括体力和脑力支出。但因劳动力是“特殊商品”，有个其它生产要素所不具备的特殊“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提供“大于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为政府提供税收，为银行提供利息，为地主提供租金等等。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老马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一切财富的本质，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剥夺者被剥夺）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也就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找到了终极的理论说明。 然而，我跟孙大午有不同看法，通过分析大午集团“私有、公治、共享”的实践，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我们同意，所有财富增长的源泉，都来自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无效劳动除外），也就是包括脑体在内的活劳动，跟其它生产要素（土地，原料，技术，设备，资金等等）结合的结果。其它要素只能转移价值，不会增加新价值。新价值的唯一源泉（请注意“唯一”二字），是人的脑体劳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分歧。 但是，我们不同意剩余价值“全部归资本家所有”，然后在地主、银行家、和其他权钱阶级分配，让他们剥削“剩余价值”。我们认为，劳动力的所有者，并非仅仅获得必要劳动的回报，他们也会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一定份额，从而实现劳动力自身的“扩大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决非仅仅从疲劳中恢复体力智力，也非仅仅传宗接代，完成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的再生产，而是随著社会财富的增长，他们也要丰富和充实自己，通过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供，实现他们及其后代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升。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及其家庭的消费状况，不仅仅有“生理标准”，还要有“道德标准”。也就是说，跟其他有产者相比，也得“差不太多”。孙大午一再强调的“水涨船高”，也是同样意思。 另外，假定不考虑外贸因素，如果劳动阶级的剩余价值，全被有产阶级榨取，那么，承载剩余价值的产品和劳务，不可能全部出售和消费，必然会有大批产能和成品积压，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这些不能售卖和消费的产品及劳务，属于无效劳动，无法被计算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之中。所以，无论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剩余价值充分实现”的角度看，说劳动者阶级不能享受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是说不通的。至于他们从剩余价值中获得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劳动力的市场供求，工会抗争，劳工政策，社会舆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博弈。从这个意义上说，脑体劳动者，是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所有者，他在聪明才智方面的开支，也是一种投资。他们的投资，也需要获得大于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利润的源泉，来源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问题，下文我们还会在“广义资本论”部分反复细说，此处不赘。 得失优劣，早有公论 从毛年代到如今，官媒长期宣传“破私立公”，好像“公”代表高尚，“私”代表罪恶。不禁令人想起南宋理学家朱熹那句“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岂不知，“人欲”正是“天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灭掉“人欲”，何来“天理”？一个能保障“人欲”正常发展的良好制度，乃是社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马列信条中有个奇怪说法，记得来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一书。大意是说，人类早期没私有财产。到后来，出现了婚姻和家庭，于是才有了私有制。进而推论，将来人类往更高社会形态发展，也会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回归公有制，进入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共产主义“天堂”，觉悟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令人奇怪的是，老恩没对比人类社会其它特征，就断言会出现“公有-私有-再公有”的螺旋形上升。 他没看到，某些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未必是螺旋形，更可能是射线形，有始而无终。当然，假如星球毁灭，人类消失，人类文明也会随之消失，属于另一个问题。就从低到高的进化过程看，文明的发展，只会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叠加，而非螺旋上升。你能想象，“从野蛮到文明，再到更高的野蛮”，或者“从无语言到有语言，再到更高的无语言”这类混帐话麽？ 我们认为，从野蛮到低级文明，再到高级文明，是阶段的持续上升。当初没有私产，盖因生产力低下，仅能群体谋生，才能勉强生存。后经部落争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文明程度提高，由群交变为相对固定婚配，于是出现家庭。单纯采集狩猎，发展到农耕养殖，生产力提升，出现剩余产品。家庭与剩余两者的结合，形成私产。而私有刺激生产，促进竞争，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所以，婚姻、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一大进步，它与文明程度的提高，互为因果，推动历史的更大进步。再往后，自然分工（男耕女织）发展到社会分工（不同行业），商品交易也从简单互通有无，发展到由货币为中介，再到银行和信用的出现。市场范围扩大（包括内涵和外延），档次提升，最终，伴随工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由封建时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形成世界市场。 走笔至此，想起一段往事。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念的就是世界经济系的理论专业。主要专业课程就是两本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全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当时叫“两论起家”。那时改革开放，各种流派允许争论，于是，我们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埔一期（社科院俗称）”研究生，就向前来授课的专家学者，提出尖锐问题。多数学者，当时刚从牛棚恢复自由，所以相对开明，起码对提问者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但是，也有挂名权威，让我领教过专横的厉害。其中两位颇有名气的教授，一位是人大政经系的郭丁，另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吴健，对我毕业论文质疑斯大林“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那一章，极为不满。借口抵制“反马列的歪风邪气”，反对我的论文通过。到第二（1982）年，世经所更换答辩委员，删除两位毛左，改聘南开经济系的滕维藻和熊性美两位改革派教授，才让我顺利过关。等硕士文凭到手的时候，我人已经在美国读博了。 我对《资本论》质疑最多的，是它本身的前后矛盾。老马在第一卷中，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赞美有加，承认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贡献巨大。说它在数百年间所创造的财富和文明，超过人类以往数千年上万年的总和。甚至断言，股份制的出现，特别是银行信用与股票市场的兴起，是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跃”，也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我就这种“扬弃论”，追问过中美双方顶尖学者，比方我的中国导师仇启华（原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后调任中央党校）教授，和我在美国的博士答辩委员，纽约州立大学的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等人。他们的答案不约而同：马克思事实上间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具有某种“自我革命”能力，也就是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功能（具体分析，留待下文）。可是，在《资本论》第二、三卷，特别在他跟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中，又断言“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最终将导致“剥夺者被剥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代。这种前后矛盾和左右打脸，是无法自圆其说的理论硬伤。 截至目前，对于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似乎已没争论的必要。如果放在战后初期，也许争论还有意义，和平竞赛还没分出明显的优胜劣败。但是，自从老邓重启市场，迅速解决吃饭问题，并实现经济起飞之后，苏东波也改弦更张，欣赏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所剩无几。还继续讨论谁好谁坏，似乎无聊。但问题在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经验主义层面，说“实践证明，市场好于计划”。就连最顽固的中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究竟为什么如此？深究的人并不多。 针对“为什么私有制和市场效率高？而公有制和计划效率低，没法跟市场经济竞争”这类问题，我跟孙大午多次讨论，他列举了不少例证，比较生动地说明，为什么私有制的市场行，而公有制和计划过去不行，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行。换句话说，马列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那是一条绝路。不但不是天堂，反而会成人间地狱。这跟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所说的意思，异曲同工，只不过，我们的分析例证更合中国国情，特别是乡村社会的民心和传统价值。 人性与生存竞争 我跟大午的讨论，多次涉及“公与私”的关系。比如“为什么私有的市场经济，往往优于公有的计划经济？”，“为什么市场不允许弱肉强食的无序竞争，需要受法制和道德的双重约束？”说来说去，“公与私”的追根朔源，还得从人的两面性说起。至于“人从哪里来”？究竟是造物主的杰作？还是进化论的产物？学者并无共识，关于“人往哪里去？”的问题，将放到下文分析，这里不想深究，重点分析人性与竞争。 作为高级灵长类动物，人当然具有动物习性，比如衣食温饱和异性追求等等。但是，作为群居的社会动物，人又不能离开族群而独居。所以，囚徒最害怕的惩罚之一，就是单独囚禁（关小号）。既然人需要群体，所以就有群体保护意识，不但有保护骨肉血亲的本能，而且也有“保护小至邻里社区，大至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的某种认知或“觉悟”。无论“地球村”的说法也好，“共同体”的宣传也罢，一定程度上，这都是“群体意识”的表现。
半是天使，半是野兽 先说人性善的一面。慈悲心，怜悯心，同情心，等等，可以视为人性善的特征。再说性善的一面。按佛学说法，尽管善根与生俱来，但大德大善，还需佛法加持，通过修炼而达致功德圆满，其中包括恪守戒律、增加布施、育慈悲心等等。大午的母亲信佛，父亲信道，全家沉浸在儒家氛围浓厚的华北乡村，从小受佛道儒（三教）熏陶。虽然青年参军入党，受共产党教育，也曾立功受奖，但他言谈举止中，往往流露中国传统文化的明显痕迹。大午认为，善念和善行，主要来源于信仰、修养和精神追求，而非官媒宣传鼓动，更无关名利。凡属经过精心编织、导演和渲染的所谓高大上，都有虚假成分，不可当真。 另外，人的善念和奉献，不可被强求和滥用，像新儒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正当需求与合法权益，当成牺牲的“供品”。说到底，“人欲”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压抑和消灭人欲的企图，非但不能得逞，最终还会变成社会前进的障碍，既“害人欲”，也“伤天理”。 再说人性恶的一面。占有欲，征服欲，领袖欲，贪婪心等等，可以统称为贪心，集中表现在名利地位和色欲追求上。许多人间恶行，皆由贪心而起。当贪心超过正常（正当）欲望的道德边界，膨胀到极点，便会压倒原本人性中的善念，从而丧失良知，走向邪恶。由异端邪说包装出来的邪念，无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还是主体思想，邪教派别等等，由于涂上庄严神圣的油彩，会令信徒狂热，丧失理智，产生殉道冲动，往往会对他人和自己，造成更严重伤害。 比方好胜心、好奇心、求知欲，甚至投机心和侥幸心等等，也是人独有的特性，本无所谓好坏，就看怎么运用，往哪里引导。它们既是科技创新的动力，同时也是冒险和赌博的心理根源。其中赌博这一项（澳门称博彩），是我在澳门大学讲授《博彩社会学》的内容，值得多说几句。当时学生问我，博场和股市，性质是否相同？我说既相同也不同。论输赢和风险，有点相似，许多股民有赌徒心态，渴望赚钱。但不同的是，赌场不创造财富，只把现有金钱重新分配。大致划分，三分之一是赌税，三分之一是运营成本，最后三分之一，才用于赔注。因此，回报率没法定高。比方令人眼红的“超级乐透奖”，金额大到数百万上千万，甚至过亿。但中奖机率呢？仅有千万分之一，跟空难丧生的机率相等，唯一区别是“想要”还是“不想要”。 股市则不然。但凡健康正常的股市，资金会流向实体经济，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赚钱获利，推动股息和股价上涨。假定你有足够资金，能购买道琼斯指数组合，并放置足够长时间（15年以上），股指走向波浪型上升，尽管难预测回报率高低，但可保证，你的投资稳赚不赔。可惜的是，多数股票炒家，无力购买指数组合，更没耐心等15年以上，所以只做短期投机，随时进出，有赚有赔。但跟赌场相比，风险小得多。 既然赌博这玩意儿赔多赚少，如果沦为病态，可至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令赌博业长盛不衰呢？这还得回到人性弱点的老问题：即冒险和侥幸心理。有人会问：游戏竞技，能否只给荣誉奖励？例如奖杯、金牌或奖状等等，别涉及金钱好不好？从而避免病态赌博等社会问题？我的回答是：不可能。为什么？ 且不说赛马、赛狗、赛车这些变相赌博游戏，不赌金钱就没人投资，仅以相对单纯的奥运为例。当年雅典初办奥运，就强调友谊，突出竞技，优胜者仅得一个花环，完全符合今天“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动听口号。直到晚近，才出现金银铜三种奖牌，但贵金属含量极低，仅具象征，并不值钱。不过，随时代变迁，奥运的商业性日趋明显。获奖之后的名利双收，成为隐蔽的“含金量”，其价值远超奖牌本身。 试想，如果没有附带含金量，大家就不必疯狂，没必要借药物“出成绩”。当然，选手的拼搏，国家的投入，对粉丝的吸引力等等，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当今世界，差不多所有体育比赛，都或明或暗跟赌博挂钩。这当然是金钱对体育的污染，尤其弄虚作假，更是罪孽。但也可以说，赌博化金钱化的竞技游戏，同时也促进了体育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在美国，各类球赛的GDP产出量，远远超越多种工业产值，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拳头产业。球赛也能成“产业”，这是马克思当年可以想象的吗？ 当然，按照老马的说法，只有一二产业才创造GDP，其它跟流通过程无关的服务类（三产），不创造价值，只参与GDP瓜分。因此，无论是前苏联，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非流通领域的服务行业，其增长数据，都不计入国家统计，更别说文体娱乐行业了。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有经营活动，其投入产出统统都要包括在统计数据之内。我们社科院的经济学家们，还耻笑他们的统计数字不真实，因为包括许多水分和重复计算。不过，自从改革开放，特别假如世贸组织以来，咱们的统计政策也向西方国家靠拢，不再坚持马克思原教旨的古老说教。 我跟大午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认为老马的说法当年就流于片面，如今更陈旧不堪，既不符合社会现实，也不符合经济规律。这一点，留待下文细说，下面转谈竞争跟合作的关系。 合作与竞争，“良性”与“恶性” 除了竞争的范围，还要说到竞争的性质，就是常听到的“恶性竞争”还是“良性竞争”问题。竞争就是“优胜劣汰”，争强好胜，有胜有败。如果不设名次，不分胜败，金牌人人有份，就不叫竞争。一旦斗争惨烈，会导致大家都损失惨重，甚至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因此，为了降低风险，避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于是，出现“良性竞争”、“合作双赢”、“和平有序”等等理性呼吁。 不过，尽管有美好愿望，但竞争（斗争）趋势是绝对的，不会停止的；“合作”与“和平”都是相对的，临时的，甚至是表面化、策略化的一种托词。另外，什么叫“良性”？什么叫“恶性”？不是竞争双各方自己说了算，而需要一个第三方，制定标准，有权裁判，裁判之后，还有强制执行能力。没有这些机制，就难以确定何为良性，何为恶性？谁是良性，谁是恶性？ 为避免话题扯的太远，让我们回到经济竞争这个主题。在马克思定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前提条件是，产权私有，要素自由流动，商品等价交换，不许封锁垄断和强制等等。我们对“良性竞争”的理解，就是互通有无，公平竞争，以产品质量、优质服务与优惠价格，获得用户青睐，从而维护并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反，弄虚作假，仿冒伪劣，强卖强买，欺行霸市，自毁信誉，等等破坏市场经济的霸道行径，就是恶性竞争。 在竞争过程中，为击败对手，商家各显神通，不顾底线。比如，先低价倾销（做亏本买卖），把对手拖垮，之后，再利用垄断优势，独霸定价权，获取超额利润。有时候，不是一家所能垄断，而是几个较大的巨头联合行动，以托拉斯方式，把实力较弱的对手挤垮，然后再内部协商，瓜分市场。因此，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有“反托拉斯”法伺候，可对垄断嫌疑调查起诉、判决罚款，赔偿受害者损失，并强制分拆托拉斯，恢复自由竞争。最近，民众对美国网络巨头垄断市场，强加言论审查，引起消费者和网民不满。估计不用多久，他们就会面临“反垄断”调查。 “大午有机食品”， 胎死腹中 2018年秋冬，大午陪我参观他们新开业的农业观光科技园，请一位农艺师指导讲解。那时我跟老伴正打算回国养老，因为是癌症患者，医生建议，我尽量多吃有机食品，所以，对大午农科园特感兴趣。看完温室里生机盎然的水培有机蔬菜后，我顺便说出心中疑问：“如今市场上有机蔬菜很少，你们不想上市？”农艺师说，不是不想，是困难重重。种植并不复杂，难在销售环节。由于行政腐败，注册和监管混乱，就算印著“有机”商标，消费者也不信。有关系能贿赂，就能拿批文，不管真假。我们拒绝贿赂，就拿不到批文。拿到市场卖，还是“非法”。目前我们的有机菜数量还少，供宾馆餐厅还不够，所以也不打算上市。不过我有个计划，想开发大午集团自己的有机品牌。 孙大午苦笑一下，说：“那咱们得看，以后市场怎么整顿改革了。如果法制不彰，继续混乱，咱们最好别淌那个浑水。现在就有打不完的官司，‘大午粮液’‘康养小去’刚折腾完，‘大午金凤’又得立案，往后还有土地纠纷，小产权房等等，不知道多少官司要打。如果弄个“有机”商标，消费者不买账，也许麻烦还少。万一火起来，销量上涨，利润可观，肯定有人眼红，出来仿冒。你说咱告还是不告？不告吃亏，告了生气，破财费劲不说，官司还不一定能赢。不过程教授，你不必担心，就算我们有机食品不上市，供你一家吃不会有问题。” 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20年春节，我再次访问大午集团城。询问有机品牌进展如何，大午说原地踏步，还停留在构思和观望阶段。以目前情况看，市场走向，非但没往法制化方向改，反而明显倒退。比方土地问题，公司承包地和从村民手上转租来的部分土地，跟邻居国营农场，在边界上有重合，常起纠纷。以前，大队和村委对边界不认真，被农场侵蚀上千亩。如今耕地承包给个人，个人再转租给大午集团，同时也把地界纠纷转移过来。 按理说，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政策，徐水区土地局和法院，应该受理争议诉讼，依法丈量土地面积，重新划分地界，停止争议。但奇怪的是，政府机构和司法部门，对土地争议不予受理，听任双方矛盾发展激化。每当冲突发生，公安部门往往态度暧昧，立场偏袒， 让公司和村民倍感压抑。 就这样，土地纠纷积累发酵，终于在2020年夏天，引发两场争斗。头一次在五月份，规模较小。第二次在八月份，规模较大。农场开动推土机，强行拆除大午公司在争议地上建的办公室，双方发生推撞。防暴警察拉偏架，逼迫大午职工和村民到公安局门口维权，遭到抓捕。后经领导介入谈判，才算暂告平息。 没想到，矛盾暂时缓和，属于扬汤止沸，并非釜底抽薪。事情拖延到十一月份刚入冬，大午人终于遭遇大规格集体抓捕，高碑店市异地出警，三百多武警全副武装，凌晨一点封锁大午城。破门抄家，大肆搜捕，从大午全家到集团高管，28人“一锅端”。随后，政府派工作组接管医院、学校和各分公司。到此为止，那个开发“有机品牌”的美好构想，正式胎死腹中。 市场经济前提之一：社会流动，人尽其才 市场经济是动态的，发展阶段不同，规模，范围，成熟度当然也不同。你不能拿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或者以资本主义初期的市场经济说事，更不能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说事。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初期，后者则是市场经济的扭曲变形，我们将在下文分析解剖。本章所谈的市场经济，属于马克思《资本论》里说的“商品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也就是把原始积累和国家垄断阶段都舍象掉，只保留相对正常、健康，受规章制度约束的法制化市场经济。 所谓“必要前提”，就是构成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本章内容，主要集中在“社会流动”，也就是“人尽其才”方面。 什么是“社会流动”？ 认真追究，所谓“社会地位”高低，也仅仅是个“只可意会，不好言传”的笼统概念，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难以具体量化。在官本位社会，官位（几品）代表地位。平民百姓，见县太爷必须下跪，只有秀才等有科举功名者，可以豁免；在金本位社会（这个“金本位”，并非美元黄金挂钩的那个金本位），金钱代表地位。此外，威望、门第、名声，口碑等等，也占有一成份。好像没有一套令人信服的统计指标体系，能准确给社会地位综合打分。比方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文学地位最高。可奖金数量，不过区区百多万美元，在北京买套像样的公寓都难。你说，与众多土豪相比，他的社会地位高还是低？ 回归正题。上文说到，人的活劳动，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老马称物化劳动），是创造新价值（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既然如此，我们就首先讨论，人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如果除去未成年的儿童和多数学龄青年，以及退休养老人口的主体，那么，当今世界的主要劳动人口，可以简单划分为两大类：一类叫挣工资的人，靠出卖自己的脑体劳动谋生，俗称雇员；一类叫发工资的人，通过投资，雇工经营，给雇员发薪水，兼管福利，自己则以利润谋生，俗称雇主。当然，在欧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常看到身份重叠现象，许多雇员也不完全靠薪水生活，他们也可能拥有股票，间接从公司盈利中分到红利。比方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给员工发薪的同时，也配送部分微软股票，随著股价上涨，据说包括清洁工在内，所有员工都成了百万富翁，也成了大小不等的股东。 与此同时，作为老板的雇主（全靠股息生活的甩手掌柜，属于食利者阶层），也在公司出卖自己的脑体劳动，从公司领取一份薪水福利。这种情况，在中小企业中特别常见，比方遍布全美城乡的中餐馆，几乎每个老板都当过大厨，而大厨们积累一定的资本之后，又可以投资当老板。因为本小利薄，投资风险高，常常亏本倒闭。为了生存，小老板必须得给自己发份薪水，维持生计，同时缴纳所得税和社保金。这跟中国个体户情况不同。许多农村个体户，不给自己发薪，更没假期可言，扣掉经营成本，都算成利润（赚了多少）。其实，最后细算，也许还不如给别人打工。这也是农民工为傻撂荒外逃的原因之一（更深远的原因是农地细碎，无法达到规模效益）。尽管有上述身份重叠或交叉情况，区分雇主和雇员两个类别，仍然有重要意义，因为，所谓“剥削”和“被剥削”的世纪论争，基本来源于雇员和雇主的阶级划分。究竟什么叫剥削，我们留待下文分析。此处先说，作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发薪者阶级（老板阶级，雇主阶级，资本家阶级，都算同义词），应该具备什么素质特征，才不辱使命，从而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呢？我们首先想到“企业家精神”和“自由决策权”，即市场经济的主观与客观条件。 “企业家精神”，重在“决策自由” 企业家精神，说的是主观条件，主要指大胆创新。据百度百科说，企业家精神包括“创新、冒险、创业、宽容”等几个方面。其实，前三条都是“敢想敢闯敢试，包括试错”，而宽容精神，则是人人该有的普通修养求，并非企业家独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本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专门谈到在基督新教出现以前，传统天主教会有排斥世俗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倾向，而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则崇尚积极向上的创业精神，包括吃苦耐劳，追求经济效益等等，没有这种对经济生活的热衷追求，就不会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对而言，中国的儒释道等传统文化，都有排斥市场经济的因素。比方对社会等级的划分，是“士农工商”，当官第一，农耕第二，工匠第三，最后才是商人（企业家），至今民间还有“无商不奸”的污蔑之词。 这里顺带说说宋朝名著《梦溪笔谈》和它的作者沉括。该书内容无所不包，举凡农业、水利、天文、数学、物理、化学、考古、语言、史学、文学、音乐、绘画以及财经等等。可是，研究成果不受赏识，被朝廷视为雕虫小技而束之高阁。当时要有市场经济意识，说不定他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比尔盖茨。眼看科技没出路，老沉最后凭借官二代身份，进体制内当了底层公务员。为获晋升，居然昧著良心搞文字狱，举报老友苏东坡涉嫌讥讽朝廷，被王安石斥为“小人”。 类似情况，如今怎么样？据农大朋友说，他们培养的科技人才，百分之八九十都改行行政，走官场仕途。勉强干本行的，也不安心科研冷板凳。农大人才不搞农，非常普遍。咱们原本是农业大国，如今许多方面依赖进口，被人卡脖子，也就不奇怪了。这事说明，所谓“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或物尽其用）”这句话，前后顺序应该颠倒（起码互为因果吧）。如市场机制欠缺，物不能“畅其流”，货物（产品，包括发明创造）就会积压浪费，研发和生产积极性遭受打击，人能否“成其才”都成问题，遑论“尽其才”？ 相对中国大学生的升官热，美国大学生的选择另有特色。一般而言，成绩优秀，能负担学费或获得资助者，多选择医、法和商三种学院，入名校更好，将来职业必是医师、律师和企管，职业稳定薪水高，鲜有改行者。就算理工农牧，或者文史艺术，虽然薪酬较低，求职不易，多数也得吃本行饭，因为聘用机构少有不看专业背景的可能。至于报考公文员的人，大都是找不到专业聘人机构之后，另一种无奈选择。因为机关事务员往往繁琐无聊，薪酬不高，尽管福利不错，还是被人看不起，也难有高升的机会，多数熬退休而已，这是对所谓事务官而言。对于操控实权的政务官而言，从政之路是参加竞选，通过党派竞争，从基层议会和政府职务起，直到州和联邦政府的最高职位（正副总统、参众两院等等）。竞选过程也是人才筛选过程，除了党派人脉，还要看政绩、民望、口才等多种因素，最后凭选票数量说话。一旦当选，真有实权，也得真为选民办事。万一失败，还回到原先的本职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不像中国党政官员，说是能上能下，其实能上不能下。尤其靠裙带和提拔任命的秘书帮官二代等，除了当官，一般没别的专业技能。所以，缺乏担当，唯命是从，对上笑脸，对下眉冷，就成为官场正常生态。 自由决策权，说的是客观条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相应的社会条件，相辅相成。能否培育创业精神并充分发挥作用，还得看外部条件是否具备。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人（潜在企业家）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包括谋划方案，选择项目和地点，筹集资金，购买原料设备，亲自动手或招聘帮工，出卖商品或劳务。一旦发现失误，能及时转业或更改地点。为何外商来投资，都要求获得“国民待遇”？就是要跟本国企业享有同等条件，不能“看人下菜碟”，无端排挤封杀。其中，还有“独立法人”地位问题。按说这事不言而喻，因为现代企业制度，都要求注册为“责任有限公司”，把企业当作一个独立法人，把企业责任跟老板的身家性命分开对待。一旦亏损，出现资不抵债，债权人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因为清算企业而冻结个人合法账户，或者剥夺老板的家庭财产。如果动不动就没收家产，父债子偿，哪个还敢投资创业？ 再转谈受薪者阶级，他们的自由决策权也同等重要。前文提及，就劳动力的买卖双方而言，雇佣劳动跟物权交换并无本质区别：等价交换，双向选择，满意成交，不满意分手。资方要求劳方有胜任能力，比如技术资质，健康状况，熟练程度等等，能保证完成交办的任务；劳方则要求资方提供相应薪水福利，安全保障，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等等。如果乱设跟工作无关的附加条件，例如什么户口所在地、长相、年龄、政治面貌等等，就是限制劳动力流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张五常教授称之为“交易成本”，认为“哪里交易成本高，哪里就受穷”。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提高效率，增加财富。明乎此，就知道美欧等国为什么要通过“机会平等法”，要求招聘员工过程中，不得有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歧视条款。如果受聘者抓到歧视证据，可以把雇主告上法庭索赔。这既是普世人权问题，也是经济效益问题。 侃侃我的“户口故事”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户口制度对“社会流动性”的人为障碍。对此我有长期观察研究，甚至感到切肤之痛，因此，把户口制度选为我的博士论文课题。先说我亲身经历的多次“户口沉浮”。 我1943年出生在兰州市，那时虽然也有户籍，但无城乡划分，可以自由自在随便迁移。记得1950年，先把户口迁移到天津市，开始上小学。一年之后，又迁移到老家农村，继续上小学。大约1953年，母亲去城市学缝纫技术，全家户口迁往北京，嫌北京租房贵，再转天津。一年之后，全家搬回农村，户口又随迁河北饶阳原籍。如今，许多人不了解上世纪50年代的真实情况，还以为今天城乡分割的户口等级向来如此，甚至自古皆然，完全不知道事情真相。 真正把城乡分割开来的“户口长城”，其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之一。初建于1958年，落实在1959年。那年暑假期间，河北省勒令高中、中专和高校缩减规模，大批关闭下马，令许多学生失去升学或就业机会。母亲担心我初中毕业无学可上，于是让我跟在呼和浩特当司机的父亲联系，转学去内蒙。当时，虽然有什么转学证、迁移证、转粮证等三证要求，但办证并不难，我顺利进入呼市五中插班念初三。有天跟随父亲，去派出所拿新户口本，户籍警笑道：“恭喜你赶上农村进城最后一班车。刚收到紧急通知，说从10月一号起，一律停办农村户口转城镇。你们要是晚一个月呀，就没戏了……”。 在接下来的大饥荒年代（1959-1962），有大约两千多万城市职工及其家属，在“支援农业”的口号下，被强迫迁出城市，返回原籍务农。这个下放规模，跟文革中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不相上下。后来，在知青及家长（包括众多官复原职的高干）们持续抗争下，党国高层终于让步，通过高校招生、选调就业，病退回城等方式，允许知青基本全部返城，仅有少数新疆海南的兵团战士除外。相对而言，几乎没人关注另外两千多万城市人口被驱离城市的事情，两次驱赶到强制性基本相同，而相距时间，不过十年左右。 还回到我的户口故事。1968年，我从内蒙师大毕业，分配在包头工作，妻子医学院毕业，按毛的六二六精神，不能进城市，只可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所以分配到乌拉特前旗的新安镇卫生院。不久孩子出生，为照顾家庭，我主动放弃包头的工作，调动到新安镇中学。1973年，夫妻一同调到河北老家饶阳县，便于照顾年老多病的母亲。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读研，户口由县城迁到北京，算我的户口第二次进京。三年之后毕业，留世经所工作，但家庭团聚和户口进京又成为难题。我立刻决定放弃北京户口，到河北财贸学院任教，条件是解决家属调动、住房安排和户口迁移。至此，总算解决了一家人的团聚问题。用张五常的话说，“交易成本”实在太高。好在，我在石家庄只工作一年，便于1982年赴美留学。太太和两个孩子于1984年赴美陪读，至今已近40年，多次迁居，还去澳门大学任教十年，再也不必为狗屁户口问题而商脑筋了。 因为研究户口，所以我特别留意中国户口的发展趋势，感觉虽略有松动，但城乡之间的森严壁垒（特别在一线城市）基本没变。城市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招工聘广告，往往列明“有本市常住户口”，显然是为保证本地城市人口的优先就业。按秦晖教授的说法，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凭借“低人权优势”，包括廉价劳力，无独立工会，环境污染等等。 大午集团职工近万，多数来自各地农村，也有部分城镇户口，包括高校毕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我常问大午职工，是什么原因吸引他们来这个乡村私营企业。答案多种多样，有的因为离家乡近，便于探视父母；有的因专业对口，能发展自己所学；有的因为在原单位已退休离职，又在大午集团找到了第二份工作。最多答案集中在大午对职工一视同仁。虽然地处农村，但拥有城市生活的所有方便，又没大城市常见的那种对乡下人的排挤和歧视。孙大午本人对此表示，他自己当年当兵服役的时候，也曾有过将来熬个一官半职，让老婆孩子也能转为城镇户口。后来改革开放，才认识到农民自己有了条件，可以建设属于自己的新城镇了。 漫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个比较新的话题，始于1995年联合国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全球盟约”构想，涉及人权、劳动条件、环保、反腐等十项条款，目的在于维护“可持续发展”。动机虽好，但并非国际公约，没有严格约束力，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理解。比方说，由于发达国家产业外移，愿意到发展中国投资设厂，享受廉价劳工和宽松环保要求等优惠条件，以便追求更高利润。这种趋势引发国内失业，招致国内工人不满，于是，工会透过NGO等国际组织，推动相关立法，要求外移企业比照国内条件，改善外国劳工（阶级兄弟）的生存条件，目的在于，让各国工人状况出现拉平趋势。这一点，倒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大同思想，值得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鼎力支持。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国家说一套做一套。记得有一年，联合国辖下的国际劳工组织，派人去台湾，调查美资在台企业的工人状况，恰巧我领澳大学生赴台观选，跟他们在台大参加同一个座谈会。我借机询问，他们对台海两岸劳工状况的观感如何。有位女士大吐苦水，说他们一行五人，从大陆调查完毕，刚转到台湾来，主要调查沃尔玛供应链相关的十几家企业，是否有违背“全球盟约”要求的情况。在大陆遇到的阻力一言难尽，处处受到跟踪盯梢，想找的劳工代表一个也见不到，去工人宿舍参观也遭拒绝。而官方指派来跟他们座谈的所谓“工人代表”，都是官办工会干部（实为公务员），说的是套话假话，一点也不配合调查。来到台湾之后，才感觉轻松自由，随便什么地方都能去，想找谁座谈都很容易。最后她说：“嗨，简直像两个世界！标榜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像个大监狱，难怪富士康老有农民工跳楼和猝死！” 也有另一些人，对“企业责任”的理解，跟国际劳工组织不同。包括孙大午在内，觉得中国毕竟开放时间短，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也相对低，只要比在农村干活收入高，他们也就满意了。这也符合马克思所说“国民收入的国别差异”。随著中国经济继续起飞，国民所得提高，工人对劳动条件的要求也会逐步提高，目前尚不能苛求。我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国际劳工组织要求的许多标准，比如宿舍卫生条件，安全通道，男女同工同酬，组建独立工会等等，乃是西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有的东西，只要对外商投资者，或他们的中方代工厂，提出相应要求，并不难达标，可中方就不干。其内心深处，是不想让百姓看到“外国人比共产党更关心劳工福利”这个事实，好像太丢人了。 孙大午另有他自己的理解的“社会责任”。他说，因为大午集团地处偏远，跟城镇距离较远，国家虽然批准为合格的“康养小镇”，但不想投资改善环境，集团只有靠自己花钱，整地修路，供水供暖，建学校、医院、公园等娱乐设施，按照城市标准搞建设。我说，你这叫“企业办社会”，跟联合国说的不是一回事。你们大午集团，逢年过节搞敬老活动，给孤寡老人和军烈属送红包和生活用品，这些社会开支还比较符合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全面建设市政工程，就超出了企业正常的经营范围。 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在多数中国内地的县镇所在地，企业作为财团法人，已经照章纳税，尽到了它对国家的责任。职工作为社会成员，也向国家交了相应的税费。国家收了税，就应该（也必须）为纳税人提供相应服务，包括建设公共设施，实施义务教育，维护交通秩序，提供治安管理和消防服务等等。如果这些服务都让某个企业承担，有可能三个不良后果：第一，无形中增加企业负担，在营运成本支出方面，不符合通常的会计财务章程；第二，对于那些只在大午集团上班，不在本镇生活的职工和家属成员来说，他们就不能完全享受这些公共设施，所以分摊到他们身上的社会开支，就是一种不公平收费；第三，用管理企业的办法管社会，有可能让大午集团的企业功能，与“大午镇”的其它社区功能（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治安等等）混淆不清，从而影响社区治理，也不利于体现社区成员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因此，我建议大午考虑，既然是个镇，最好把生产经营区和市镇生活区分开，跟地方政府协商镇务建设和管理办法，不能这样长期由企业大包大揽。 大午认为，我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并说，地方政府也曾经建议大午镇建党委，而且动员他出任镇委书记，还要相应建立政府、人大、政协等几套班子。大午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第一，他不想当书记，就连公司的主要责任也不想承担，已经退居二线，当好“监事长”，已够忙活，还是让年轻人干吧。第二，他也不愿意让集团公司分担几套班子的财政开支，希望徐水区委和保定市委，能拿出一个让各方满意的改制方案。至于集团已经支出的上亿人民币建设投资，要不要国家给适当补偿，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总之，直到去年双十一出事之前，大午集团企业办社会的状况还是依然如故。政企分离问题，没有新方案。也许，这次出事是个契机，案件审结之后，或许能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新发展趋势。 市场前提之二：物畅其流 刍议“最佳配置” 转谈“土地”和“知识产权”话题，这两个问题，不仅严重困扰大午集团，而且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巨大障碍。先说怎么定义“最优组合”或“最佳配置”的事。记得早年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有个从苏联趸来的观点颇为流行，说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像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供需，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因此，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加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导致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萎缩、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导致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危机，只能销毁商品和机器，通过设备更新，开始新一轮发展周期。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用看得见的手（政府通过国家计委）调节生产，根据人民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现在叫“美好生活的期望”），有计划按比例安排生产。因此，能避免浪费，提高效率。这套说教，恐怕在今天已经没人相信了。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伤痛，饿死几千万生命，就连最顽固保守的御用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 其中道理并不奥妙，是人都知道，商品和劳务的种类成千上万，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消费者选购商品和服务的标准、偏好、性价比等等，只有直接参与交易的厂商才能及时了解，并根据预期而做出相应判断，而坐在办公室的计划官员怎能办到？就算他有“大数据神器”助威，也断然无法追上市场的复杂多变。如果读者还记得老毛时代，票证如何庞杂，货品如何稀缺，务员又多么牛气，再比较一下如今超市的琳琅满目，以及服务人员的低三下四，胜败优劣不辩自明。无论你阶级感情怎样饱和，对毛爷如何怀念，恐怕也难说出“计划好过市场”的屁话吧。 如果深究，还能发现，所谓最优配置，不仅包括适销对路（卖好价钱），还包括利用商品交换（包括内外贸），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这个理论，来自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论。比如生产最简单的缝衣针，如果由同一人完成所有工序，比如断丝、打眼、磨光、包装等，生产量就少。如果每人只管一道工序，综合效率明显提高。好友杨小凯博士，在澳洲莫纳什大学任教期间，试图用数学模型证明，分工提高效率，被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看好，认为他的研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奖。可惜小凯罹患癌症，英年早逝，留下课题组成员，不知后继研究进展如何。 说到小凯，不由联想到他的另一项经济学贡献，就是总结了“后发劣势论”，及时反驳或平衡了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好像已经编入大学公共教材）。这个理论说，世界市场提供了借鉴机会，落后国家可以通过“拿来主义”（不管抄袭还是购买？），把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技术“为我所用”，能节省费用和时间，实现“弯道超车”。杨小凯不否认“后发优势论”有其合理成分，但片面强调就是谬误。他总结了不少落后国家，简单抄袭西方技术造成的负面后果，包括轻视基础研究，忽略西方进步的制度根源，类似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头来，抄袭暂时获利，越发不思改革，继续保守，成为“后发魔咒”，被小凯总结成“后发劣势论”。这个理论提出了二三十年，官方不重视，学生不知道。对照今天的中国，隐约感到“后发魔咒”的巨大能量。似乎举国上下，有种“天下第一”的无名狂躁，非但“改革开放”不再，更出现呼唤毛氏文革的杂音，目睹种种“怪现状”，能不惊叹杨小凯有先见之明吗？ 地权不清，流转困难 就经济活动而言，土地（及附著建筑、水源、生物和矿产资源等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咱们农耕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土地不可再生（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挪不了地方），所以，有些人认为，土地不该是商品，不能随便买卖。就算不得不倒手，也仅算是“特殊商品”，不能私有，更不能自由处置。老革命是靠“打土豪分田地”夺的江山，或许害怕土地私有导致历史重演。这种思维逻辑，应该是党国大佬的基本取向。那么，我们先看看，世界各国地权制度的概况如何。 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买卖。在英联邦国家，土地名义上归女王所有，但使用权仍归私人，可以买卖，跟土地私有没啥差别。继续坚持土地国公有的国家，也就几个共产政权。如果越南土地私有化的传言属实，那就只剩古巴、朝鲜和中国“老哥仨”了。市场经济的土地买卖分两种：有的一次性购买断，永久所有，每年向政府缴纳地税；有的是永佃制，向法律上的所有者缴租金，但租赁权亦可以按市价转让。土地价格分三类：一是农地，价格低，地税也低。但农地改非农，要经过严格法律程序；二是商业用地，价格和地税相应较高；三是住宅用地（宅基地），地价跟地税都高，地税占市价的比例大致不变，但绝对量随地价升降而变动，数年有次调整。我近40年来，只见过两三次调低，多数是调高，说明房地产价格走向，总体呈上升趋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纽约上州买过一个两层的独立屋，有地下室和顶楼。后来售出的时候，发现房产证（地契）丢失，问律师怎么办？律师说，你去县商会补办一个就行，很简单。第二天，我去商会档案室补办，管事的老太太让我填个表，看看我的身份证，立刻按地址找出我的地契档案，随手复印一份，再盖上商会钢印，签上她的名字，跟我丢掉的原契一模一样，仅收功本费五刀。对比中国房产证丢失的麻烦，我对他们的制度大为赞赏。老奶奶听我一夸，自豪地说，“在美国，房主永远不必为丢失地契担心。每次房地产成交，律师都会把过户文件送到商会。我们按法律规定，复制三份，一份给新房主，一份这里存档，另一份送交州政府，存进防核武的山洞。就算这个大楼失火，或者核战爆发，你们的地契也安全无虞。” 除了产权证的安全保管，美国地权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权不仅包括地面，而且包括地下和空中（具体高度，受当地政府规范限定）。这一点，据说连中华民国的地权法，也没做到。孙中山制定土地法的时候，仍然把地下资源（水源和矿产）留在国家手上，大约有“节制资本”目的。美国的地权包括地下资源，留下升值空间，显然对地主有利。换句话说，土地的市场价格，不仅包括绝对地租，也包括未来可能升值的相对地租。如今中国征用农田的时候，补偿方法基本按土地粮产计算，至于其它导致地价提升的收益，都归国家所有。因此，从农民手上征地，往往几万块钱一亩，而转手卖给开发商，则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亩。农民怎么会服气？ 对比美国人的例子。奥克拉荷马州盛产棉花。几十年前发现石油，棉田顷刻变油田。石油公司高价购地，由原本几千美元一亩，突然提高到百万。可棉农仍然不干，他们成立维权组织，集体跟石油大王谈判，提出的条件是：除了一次性支付地价，还要从每桶成品油中，提取百分之二的利润分红，直到石油采干为止。公司无奈，只好让步，不但棉农自己成了千万富翁，而且为子孙后代争得源源不断的石油收益。 听完棉农故事，大午感慨地说，“咱们的问题，不但在于执法的随意性，而且表现在对产权的模糊态度，和监管的不确定性上。比方说，我有块承包地准许建鸡场，批文只写“鸡舍”多少平米。我顺便建个小平房，土地局就说违章，要给我推倒。这不是胡来吗？我们一天到晚在鸡场干活，盖个休息的简易房就不行？非得蹲在鸡舍里吃饭午休？” 大午接著说，“再比如，国家鼓励农民，用空置宅基地交换我们的商品楼，有利于闲散土地利用，也促进促进城镇化建设。我用置换来的土地指标建了九栋电梯房，也从土地局和城建局拿到了批文，政府还收了相应的税费。没想到，新任区土地局长，对前任领导批准的事情不认账，硬说我们是违章建筑，声称要给我们炸掉。后经据理力争，市领导介入协调，才算平息了纠纷，让我们再补交点什么“变更用途”差价，才算摆平了这场风波。如果地权界定非常清楚，土地用途监管也明白易懂，不留模糊地带。还会有这么多摩擦和纠纷吗？”针对这种模糊随意，我询问了体制内朋友，他们道出了其中奥妙，原来，随意性跟寻租空间成正比。随意性越大，捞钱机会就越多。所以，城市街道几乎年年施工，挖了修，修了再挖，每次施工都有回扣可拿。 走笔至此，顺便说说“十八亿亩红线”。记得2006年，胡温班子提出“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响亮口号。其出发点，是保证中国有足够耕地，可维护粮食安全，不被外国卡脖子。因篇幅关系，本文不想全面展开这个大问题，只提五点质疑，供读者参考。 第一，为什么十八亿亩？ 而不是十九亿，或者十七亿亩？是顶层拍脑门的产物？还是经过科学计算和沙盘推演？天则经济所的茅于轼教授，在大午集团的一个研讨会上曾表示，“十八亿亩红线”并无科学依据，而且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情况下，所谓红线未必守得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十分普遍。 第二，土地和粮食的关系，不能仅看人均耕地，还要从生产率和价格体系著眼。一方面强调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率又非常低，农民撂荒严重，宁可或外出打工或转营它业。原因何在？还不是因为规模太小，效益太低？既然耕地种粮没利润，甚至亏本，你如何把农民捆绑在承包田里，不许他们谋求更高收入？刚看一篇网文，说当年率先分田单干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如今又要合作化，回归大队和公社了。莫非只有强迫农民种粮供应城市这一条路？就不会思考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不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甚至还能吸引城市闲散劳力和农技精英，自愿到农村探索就业出路和发财机会？ 第三，随著经济起飞，中国粮食进口明显增加，并非因为中国人不会种粮，而是因为国际市场物美价廉，比自己耕种更划算。用出口挣来的外汇，进口国外粮油肉奶，不就是发挥比较优势吗？要改变这种对外依赖，需要扩大种植面积，提高效率，让务农的收入，跟其它行业大致持平，这不正是市场规律吗？当然，途径有两条。一条叫“拉美模式”，听任垄断公司并购土地，搞大种植园，逼迫自耕农破产，沦为打工仔。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高科技专业化，优质高效，但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稳，革命和政变频繁。另一条路叫“东亚模式”，见于台湾、日本和韩国，特点是稳定家庭土地私有，发展农会等合作组织，民主管理，公开透明，分享技术、金融和市场网络，研发精细农业，提高附加值，加工产销一条龙，也能实现规模效益，同欧美大企业一争高下。以目前中国走势看，没有鼓励社会自组织的意图，学东亚模式的可能性很小，而走拉美道路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中国曾经饱受饥荒之苦，数千万人为此丧生，所以对粮荒极度敏感。可是，根据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教授的研究，大饥荒从来不是粮食短缺引起，而是因为信息闭塞和流通不畅导致。当年，被浮夸风冲昏头脑的各级干部，欺上瞒下，不讲实情，让毛刘周等党国领导，根本不明基层情况，还继续粮食出口，强迫食堂开放。等到发现大批死人，已经铸成大错，巨轮难调头了。如果今后再有需求缺口，外国政府和粮商不会卡咱脖子。只要信息灵通，就算人道救援或贷款赊购，也不至于到饿死人地步。至于权贵集团囤积居奇发国难财，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重走集体化，风险有多大？我们觉得非常大。历史伤疤未好，农民合理致富的欲望受压，必然再现“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幽默。加上舆论一律，下情不能上达，那么，大饥荒的再现，恐难避免。 第五，如今高效农业兴起，且不说立体农业、室内养殖与无土栽培，更不说农业的工业化趋势，可以在高楼里产出各种水果、蔬菜、菌类和鱼虾，甚至直接合成香肠火腿等人造肉类（这里超市已经在卖），就说中国农村常见的大棚和温室，也在逐渐改变种植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极大提高复种指数，增加花样品种，提高经济效益。这些趋势，自然会减少对土地面积的刚性需求。假如依靠传统农业，以前需要一亩耕地养活一口人的话，如今也许只要半亩，未来可能更少。随著人口逐年下降，更多土地可退耕还林，还草，改善植被，优化生态，对可持续发展未尝不是好事。 “知识产权”与“技术保护” “知识产权”进入法律条文，是洋人的发明。起码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对此没概念。查阅文献才知道，人类最早的专利法概念，起源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希腊，比咱们早了两千多年。到1881年，清廷给郑关应发出第一个“专利”圣旨，对他的织布机给予十年保护奖励。到1898年，正式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似是中国首部 “专利法”，重在奖励，而非真正保护。法制不彰，何言保护？另外，圣旨在先，法规在后，看来也是历史传统。从北洋到民国，咸与维新，照抄西方，专利法规逐渐增多。翻开1949年之前出版的任何书籍，大约都能看到“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字样，说明出版行业，跟世界市场接轨。 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前朝留下的市场体制基本延续，周恩来为首的政务院，也颁布过一个《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可算毛时代的唯一记录。党国首次颁布《专利法》是在1985年，刚加入“国际产权公约”的时候，实为“入世”热身。从1950年到1985年的35年间，“技术专利”在中国绝迹，任何个人和集体的发明创造，都是党国功劳，与个人贡献无关。再看入世之后，屡屡同洋人发生产权纠纷，就不足为怪了。 能否制定货真价实的专利法，并严格遵守之，涉及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一是产权意识；二是司法制度。先说第一，我跟大午都认为，中国人并非天生无视知识产权，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百年“老字号”和“驰名商标”。比如同仁堂中药，东来顺涮羊肉，狗不理包子，王老吉凉茶，王麻子刀剪等等，说明中国人跟洋人一样，不缺创名牌的文化基因，消费者也同样，认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产品信誉。对知识产权最大的危害，其实来自莫名其妙的“共产意识”。戴上有色眼镜，看专利觉得刺眼：既然你资本家的企业都可充公，臭牌子又算什么？他们认为，知识乃人类共同财富，应该共享，凭什么保护？这种“共享”观念，在中国非常流行。比方说，“王麻子”刀剪热卖，于是涌现一大堆同类商标，难辨真伪，什么“老王麻子”，“真正王麻子”“真正老王麻子”等等。文革期间，百年老店跟名牌字号都销声匿迹。只有“同仁堂”和“狗不理”少数幸存，也都变身国营，直到如今。 再说第二，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是否完备，主要看两条：一是能否独立（或超然）于党派利益之外，做出独立裁判。如果像中国如今的做法，把公检法置于党的政法委之下，而政法委又听命于党委书记一把手，那么，所谓庭审，不过是按政法委内定的“剧本”，跑龙套走过场，装点门面而已。比方这次大午集团跟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党政司法显然偏袒国营农场。尽管所谓“国营”，其实早已变质，成为权贵家族的摇钱树，但打著“国营”旗号，属于赵家人自己圈子。你孙大午一个民企，胆敢挑战赵家人利益，岂不是找死？ 二是能否做到无罪推定，合理搜证，公开审理。完备的市场经济，当然离不开公正的司法保护。一旦立案，要给纠纷两造平等机会，允许律师会见当事人，在庭审中充分辩论，用证据说话。同时，开放民众旁听，欢迎媒体采访。凡属非暴力犯罪嫌疑，不应该突袭抓捕，制造恐怖，更不能违法关押，甚至以威逼利诱和刑讯逼供手段取证。能做到上述两条，市场经济就有司法保护，否则，所谓优化市场经济秩序，只能是画饼充饥。这里，我们用两个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来说明大午集团在追逐“资本社会主义梦”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一个是跟五粮液集团的商标纠纷。众所周知，“五粮液”是中国名酒，价格档次甚至超过“国酒茅台”。大午酒厂生产注册了自己的品牌“大午粮液”，销量不错。没想到，被五粮液集团在山东淄博提起告诉，说“大午粮液”有侵权嫌疑，因为听起来容易跟“五粮液”混淆。淄博中院判决大午酒厂败诉，要求大午集团赔偿五粮液集团百万罚金。大午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抗辩理由三条：第一，大午集团的所有产品，都冠有“大午”字样，比方大午饲料，大午烤鸡，大午甘泉，大午倔驴肉等等，大午酒类当然也不例外；第二，。他们在四川宜宾收购了一家原来给五粮液加工酒基的小厂，成为大午酒厂的基地之一。因酒基全部由纯粮酿造，所以，叫“粮液”货真价实，何来违法？高院认为抗辩有理，因此推翻淄博原判，大午酒厂胜诉。令人奇怪的是，终审之后不久，五粮液集团又出了一款新酒，叫“大五粮液”，听上去跟“大午粮液”完全谐音，显然有侵权嫌疑。按说，五粮液早已是响当当的百年名牌，又出何必再出个“大五粮液”？像当年的“老王麻子”，颇为搞笑，应该属于心理宣泄。大午酒厂主张，反告五粮液侵权。大午摇头叹息，主张作罢，“息事宁人算了！”。 另一场知识产权纠纷，发生在大午种禽研究院。他们跟中国农大合作研发的“大午金凤”粉壳蛋鸡，世界首创，市场前景看好。意外的是，他们聘请的顶尖种禽专家，农大教授杨宁博士，并未参与研发过程，但利用成果验收机会，涉嫌剽窃技术资料，去跟京郊另一鸡场合作，复制出完全一样的种禽，起名“京粉6号”，经“权威机构”批准，获得注册资格。其实那些参与评审的专家，都是杨宁的学生和下属。大午集团对此不满，把争议过程曝光给媒体，引致舆论大哗，开始质疑杨宁的学术品德，是否有“监守自盗”之嫌？当然，由于权位和利益关系链，大午的侵权控告未能立案，但杨宁的工程院院士评选，据说也受到影响。毕竟要经专家们投票嘛，学术品德和人望口碑，不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美方经常把“侵犯知识产权”挂在嘴头，甚至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级芯片等敏感技术，抓捕“千人计划”和“2025”的某些技术精英。中方则否认行为不当，反讥美欧等国技术封锁，打压中国的科技兴国战略。究竟中国有没有使用不当手段，强迫在华外企转让技术，以换取中国市场的肥肉？我们不必追究。据一位前驻外科技领事透露，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海外高科技，特别是国防科技，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合法还是非法？上级并不在乎，“最好做得滴水不漏，别让人家抓到把柄就好”。 这种不择手段的“拿来主义”，又让我想起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看来，后发优势的确能让国家弯道超车，中毒上瘾，自以为聪明，因此而忽略自己的教育科研体制弊病，不思改进，最终永远落后，跟在人家后面拾屁吃。如今，西方对华出口限制日趋严厉，技术保护和封锁力度加强，今后继续奉行“拿来主义”，恐怕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不知道这种外来压力，会不会令当局反思，从而痛下决心，在体制改革上谋求突破？从目前发展看，自我反思的迹象一点也没有，对外发泄与报复的趋势反倒十分明显。也许一场惊心动魄的摊牌式对决难以避免。究竟谁占上风？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资本的“广义化”趋势 共产主义祖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脏的东西”，即工人阶级血汗。因此，他对资本的定义，偏重于能否榨取剩余价值。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则从宏观经济的全过程著眼，把参与生产和流通的所有因素，都看做资本。于是，资本被划分成若干不同层次和成分，比如货币资本、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有形资本、无形资本、虚拟资本、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等等。 如果我们不拘泥学术定义，仅按常识判断，可以当作“资本”的东西其实很多，以资本拥有人为例，资金土地设备，固然是资本，特殊技能，超常智慧，丰富的想象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完美的信用记录，出众的“颜值”等等，无一不是某种形态的“资本”。各界名流，无论是否货真价实，只要名声大噪，拥有足够粉丝，就有明码标价的“出场费”，少则成千上万，多则数十万上百万，难道这不是资本? 再以物为例，物以稀为贵，稀缺性就是一种资本，可以按稀缺程度和市场需求待价而沽。听说有古董收藏家，为提高古瓷的稀缺度，故意把相同藏品永久毁灭，只留一件，独家垄断，为的是任意定价。再比如，上帝赐给人类空气，本来免费，不是商品。可北方雾霾改了规则。有钱人除了安装清洁机，还想享受自然的新鲜空气。有商家便去喜马拉雅山，收集罐装空气，运到北方牟利。类似例子还有“雪山矿泉水”和“冬虫夏草”等等。如果不考虑采集运输成本，就大自然的赐予而言，是稀缺性决定了它们的价值。 再以“信用”为例。信用本属道德范畴，是对诚信品德的一种量化，在市场经济中相当重要，非但签署合同与完成交易时必不可少，对于融资借贷更加重要。美国有独立的信用评级公司，对商家和个人信用历史追踪记录，量化成数字。好像800分以上算优秀，600至799良好，500至599较差，500以下糟糕。对于申请贷款（分期付款或者房屋按揭等）来说，难易程度和利息高低差别很大，显然可用货币量化。因此，我们认为，信用也是一种资本。 我跟孙大午经反复讨论，觉得“资本”定义可以适度宽泛，尽量反映时代特色，包括市场交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于是，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对资本重新定义如下：“所谓资本，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货币量化和自由交换，能补偿自身损耗，并可实现增值目的的所有财富、能力和品德。” 时代发展，资本多元 第二，通过货币量化和自由交换。资本特性通过市场交换体现，属于“市场经济”大前天下的小前提。虽有市场经济，但如不能用货币量化，难以定价，不进入交换过程，就是积压闲置，也不成其为资本。第三，补偿自身损耗。我们合理假定，任何资本的形成过程，都会有投入开支，也就是成本消耗。因此，通过跟别人的买卖交换，首先要考虑补偿原本损耗，谁也不想做亏本买卖，因此，风险评估必不可少。第四，可实现增值目的。如果交易的结果仅仅是收回成本，这样的生意也没有意义，仅能实现使用价值的转换，例如把斧头换成等值的麻布而已。在商品交换早期，分工刚开始，为维持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交换使用价值有其必要，但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当然，我们前文说过，根据李嘉图的分工理论和比较利益（也叫比较成本）说，因为分工本身能提高效率，所以，还是有利可图的。只不过，没有如今以增值为目标的商品交换那么明显和直接。 当然，也需要说明，“可实现增值”跟“能否实现增值”并不是一回事。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最后能否增值，是否达到预期目标，还要看其它条件是否具备，包括商品的性价比，竞争力度，售后服务，商业信誉，以及广告宣传等。大致规律，基本还是《资本论》所描绘过的那些经济规律，比如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等量资本等量利润），资本有机构成逐年提高（向不变资本倾斜），行业准入的门槛越来越高等等。 不过，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有两大因素制约，使可变资本（薪水支出）的比例不至于下降太大。一是科技革命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节约人力投入，让薪水支出下降；另一方面，白领工人比例上升，推动薪酬标准提高。更重要的是，工会力量强大，集体讨价还价能力增强，也阻止人力资本下降。当然，美国工会有严重腐败问题，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一定制约，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但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仍呈水涨船高趋势。据我观察，四十年来，美国联邦法定的最低小时工资，已经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不足4美元，提高到如今10美元以上，在加州则是15美元。就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翻了近两倍。 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危机，中产阶级规模缩小，低收入阶层规模扩大，贫富差距有明显增加，基尼系数由1979年的0.35，上升到2020年的0.45（社会进入不稳定状态），其中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40%的社会财富。使得原本呈枣核型的社会结构（就是太富和太穷的人相对较少，而中产阶级比例较大，社会结构稳定，不容易动荡），开始朝金字塔型社会演变。金子塔的上端是极少数富人，却拥有巨大财富；中间（中产）阶级人数稍多，但数量和财富占有比不如从前；最下层贫困人口比例增加，占有财富比下降。以民主党控制、奉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闻名的加州为例，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口逐年增加，其中包括少数上班族，无法负担昂贵的房价，既买不起也租不起，只好在公园露宿。因此，不少中产家庭搬离加州，往物价相对低廉的外州迁移。这种趋势令人担忧，其中原因留待下文分析。 返回资本多样化主题。突然想起1982年，我在麻州大学经济系进修。跟我合用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叫佛里曼，漂亮的大胡子半尺长。有天，几个中国访问学者心血来潮，开车去夜总会看脱衣舞。对于来自中国，类似清教徒的中国学者来说，其震撼度不言而喻。几个一丝不挂的妙龄女郎，在台上翩翩起舞，毫无愧色。观众只要举起一美元小费，舞娘便过来“个人表演”，近到几乎贴身。舞毕，还拉开大腿上的松紧扣，请客人把小费塞入，再道谢一声，飘然而去。我跟佛里曼说起此事，感叹为何这些姑娘（包括我校两个女生）不去找“干净”工作，非要挣这份“肮脏钱”不可。没料到，大胡子笑笑，说出一番令我震惊的“经济学道理”。 他说“你这就差了！咱们天天分析供给和需求，都是市场行为嘛。只要双方自愿，就是公平交易。不能说脱衣舞挣钱肮脏，教授们挣钱干净，其实都一样，有啥卖啥，凭本事吃饭，都不过出卖商品或劳务，性质没区别。用经济眼光看问题，没什么奇怪。”无独有偶，昨天网友转来一贴，内有警察跟妓女的对话，发人深思。警察训斥：“你年纪轻轻，为啥要干这个？”妓女答：“工作找不到，摆摊你们砸，总得活呀，不干这个干啥？”另有网文，题目叫《性的经济学分析》，说“性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物权”。综合各种观点，很难否认，起码带有“交换目的”的性行为，有资本属性。联想起“门当户对”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说法，不由纳闷：莫非爱情、婚姻和婚外情等等，也包括“交换属性”？对这个复杂问题，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需要声明，我们无意夸大性产业对资本广义化的重要性。大午集团更明文遵纪守法，规定在本集团所有的酒店、温泉、按摩、歌厅等娱乐服务场所，禁止任何色情服务。我们只想举例说明，其实皮肉生涯，乃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经久不衰，任何国家都难免俗。与其遮掩搪塞，不如按国际惯例，纳入市场规范。比如在世界第一赌城澳门，法律规定性产业非法，所以警察经常骚扰抓捕，唯有在葡京酒店，警察不能进，估计赌王何鸿燊有官方特许。同为妓女，不同对待，有违市场原则和法制精神。在《博彩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我曾罗列性产业合法化的三点明显好处：一是设定合法“红灯区”，杜绝暗娼“遍地流莺”，减少对普通商业区和居民区（特别是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二是实行资格审查与发牌制度，取缔黑社会不法分子的渗透操控，减少犯罪，保障妓女的人身自由与合法权益；三是通过定期体检和其它防疫措施，维护业者和顾客双方的身心健康，预防性病、艾滋病及其它疾病的传染肆虐。 内涵外延，日趋丰富 以往经济学的著眼点，都从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分析，少从全社会经济运作的全局考虑。随著科技革命加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人类花在物质生产的时间逐渐减少，花在精神生产的时间明显增加。最早没有统一规定，许多工人每周被迫劳动劳动五六十个小时。后经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争取，才确定了每天8小时，每周6天。后来，48小时工作周逐渐普及，现在欧美国家大部分是5天40小时工作周。令人奇怪的是，在人均GDP世界排名超过许多欧美国家的澳门，居然还没采纳法定的5天40小时工作周。工联会（相当于总工会）主席在澳大演讲的时候，居然说“8小时工作日是发达国家的奢侈规定，澳门没有条件采纳。” 如今的欧洲，已有舆论呼吁，把工作周进一步减少到四天（32小时），将来或许三天（24小时），甚至两天。如果现有的生产线，全部由机器人操作，将节省更多人工。除少量员工用于管理、研发和维修，多数人可以给少数人提供后勤服务，使人类有更多时间花在度假、休闲、娱乐跟进修方面，既是生活享受，也是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如此一来，必然推动相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以美国如今的体育产业为例，每年创造的GDP总值接近5000亿美元,是农业产值的两倍。虽然美国是农业大国，潜力巨大。据说许多农田休耕，机械闲置，如果全部运转，可养活世界全部人口。即便如此发达，但产值落后于体育。如果包括演艺、游戏、影视和出版等行业，美国文化产业的规模更大。而按马克思的说法，文化娱乐业并不生产任何价值，只从其它产业所创造的价值中，分一杯羹而已。 还有保险业，更不被传统理论认可。我刚来美国时，听说银行的保险理财有那么多不同类型“产品”可供选择，非常诧异：怎么一种虚拟的金融服务，居然也有了“产品”，简直不可思议。后来想想，保险业卖的是什么？是“安全感”。为什么顾客要买？甚至必须买？（比方汽车险，属于强制险，不买你就别想拿汽车牌照。同理，房屋火险也是强制，没有它，就不能买房。）买保险是为了买“放心”，因此，“放心”和“安全感”，就成了商品，成了一种资本。如今老年人寿险，不但死后可以理赔，给家人创收；老人如果缺钱花，更可随时出售变现，怎能说它不是一种资本？ 当然，保险业的实质，类似银行的“零存整取”，把后人交的保费，发给需要理赔的人，有“互助会”的含义，也有投资股市，收取红利的成分。但它毕竟提供了难得服务，能解燃眉之急。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毛时代就弄不明白，硬是批判抵制。其理论依据是：保险乃“资本主义罪恶的剥削方式”，社会主义要反其道而行之，反正一切收入归国家，一切赔偿国家掏，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例如呼和浩特运输公司，五百多辆货车两百多辆客车，三十多年都没保险。遇到事故非常头疼，要由交警、公司和当事人三方，无休止扯皮，讨价还价，为此，设有专门的“事故办公室”，整天忙得团团转。 另一个外延扩大的例证，或许是“风险投资”。有人愿出巨资，冒打水漂的风险，投入到“想入非非”的各种“鬼点子”上。购买者是风险投资家，需拿真金白银，出售者是潜在“发明家”，有“可能”研发出某种新产品或新技术，这在医药行业最常见。最终是否成功，并无把握。虽经专家论证，但毕竟是新思路，未经实践检验，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我有个朋友是生化博士，在佛罗里达某公司研发艾滋病新药近三十年，直到退休也没出成果，白拿几百万薪水。当然，如果他研究成功，不仅投资可收回，股票更可蹿升。美国科研力量之雄厚，研发费用之高昂，产权保护之严厉，都跟这个因素有关。 尽管列举了不少例证，说明随著社会进步，原先的资本概念有扩大的必要，至于如何扩大，我们颇费心思，也没想出个满意的方案，可能因为我们学养不足，难以胜任如此专业的任务。所有，这里仅提供一个思路，希望各路英雄批评指点，拿出你们更有说服力的分类方案。 粗浅说来，我们觉得“资本”原先的三大分类，即人力资本（货币量相当于可变资本V）,货币资本（包括C与V），与实物资本的笼统划分，有点粗糙过时，可以进一步细化。其中，实物资本的概念不变，但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内涵，可以进一步细分。比方说，在人力资本中，是否可以细化为体力资本（以体力支出为主），智力资本（以技术管理研发为主），信用资本（诚实可靠）与天才资本（以文体艺术为主）。在货币资本中，是否可以细化为劳务资本（薪酬支出），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和专利资本（知识产权），等等。其中的信用资本和专利资本，既可属于公司，也可属于私人，视具体情况而定。 等价交换，本质不变 如此说来，难道人间就没有剥削和压榨行为吗？当然不是，举目望去，在缺乏自由平等，没有公平正义的现实社会，压迫，强制，欺骗和抢劫的丑恶行径，到处都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间的种种不平呢？有人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剥削，我跟大午的看法正好相反，我们认为是前资本主义（或者说反资本主义）因素作怪的结果，不让每个人自由发展，自由流动，包括地域、行业和社会流动，而是不合理的外在约束太多太重，包括（但不限于）儿童正常教育的欠缺，家庭出身对社会流动的干扰太重，缺乏同等就业条件，遭遇太多跟工作能力无关的额外限制，什么人种肤色、民族宗教、性别相貌、家庭成份、政治面貌、后门关系、户口种类等等，这些外在因素，都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市场经济条件。换句话说，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过错，而是前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历史残余，抵制和破坏市场经济的结果，是市场遭到扭曲变形，或者发育不成熟的表现。 令人奇怪的是，既然官方承认，市场，而且只有市场，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那为什么，实际行动不是规范和改善市场秩序，清除正当交易的障碍，反而为市场机制设置更多障碍呢？是真相信市场？还是以市场为幌子，实际反其道而行呢？比如大午集团，一路跌跌撞撞，所遭遇的法律障碍或政策纠纷，无一不是地方行政的乱作为，对市场规则的扭曲和破坏所致。许多违背市场原则的做法，常常披著“社会主义”外衣，但究其实质，骨子里是封建时代，甚至奴隶时代的产物。且看日益普遍的官员寻租行为和无所不在的裙带关系，如何破坏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 维基百科对“寻租活动”的定义如下：寻租活动，是指在没有从事生产的情况下，为垄断社会资源，或维持垄断地位，从而得到垄断利润（意即经济租）所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整个寻租活动的全部经济损失，要远远超过传统垄断行为。我问过许多民营企业家，他们用于应付寻租活动的各项开支（吃拿卡要，包括红包，消费卡，贵重礼品，借款不打条等等）大概占企业利润的多大比例？回答是，大约在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大午集团公司以拒绝送礼闻名，徐水官场流传的说法是：“想吃大午烤鸡很难，午字出了头，成孙大牛了。”大午表示，那是夸张。他的确对员工有约法三章，不许贿赂，避免职工跟官员双双犯罪。“但是，”大午又说：“人情世故我们还是懂的。送往迎来，应酬各种检查评比和会展，五星酒店宴会招待，都是我们开支。逢年过节送礼盒，食品酒类和温泉票等等，每份都得数百元。总额算下来，也占我们纯利润的百分之十左右，著还不包括给他们的优惠和折扣。如果企业为了应付寻租，每年都得花费纯利润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五，可以想见，企业保证盈利如何困难。尤其在实体经济领域，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大约在百分之十左右。在我们饶阳县城，有两家名气比较大的高档餐厅，先后被政府官员（打白条）免费吃喝到负债累累，关门歇业。难怪有些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资金投入房地产等容易赚钱的行业。 另一个是裙带关系：以前常说的裙带关系，往往只包括家人和亲属，如今范围已经扩大到秘书、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以及用钱色交易打造出来的利益共同体。为什么政府机关和国企官员人浮于事，机构越精简越庞大，叠床架屋，吃皇粮的人数严重超编，但办事效率反而日益降低？大约都跟裙带风有关。网上消息，说某某官员倒台之后，揭发他买卖官鬻爵，安排多人进体制内，占茅坑不拉屎。上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喝茶打电玩，拿著高薪福利，熬退休养老。还有人长年吃空饷，工资单上有名，却从来不见人影。 裙带关系的危害，不仅是养闲人，空耗国库，更糟糕的是他们德不配位，能力低权位高，严重降低行政效率。为解决这个问题，满清王朝想出一个变通办法，不让皇族和八旗子弟占据权位，尸位素餐，干扰施政（除非跟平民竞争，经科举而胜出），但给他们优厚的“爵位”，白拿银子不干事。为免永久遗传，同时还规定了“爵位递降，五世而终”，也就是官二代享受高爵，官三代中爵，依次递降，到第五代完全停止。这虽是封建王朝的土办法，但对国家发展比较有利，应该说，比陈云主张的“子女接班”更高明。 “极大丰富”？ 永无可能 人类需求， 分为两类 其实，这不是时间长短问题，也不是生产能力高低问题，而是人性本质和社会规律使然。说到底，人类需求其实分为两类，一类是生理（或者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安全等等，相对容易满足，“广厦千间，不过身眠七尺”。按现有生产能力，做到人人温饱应无困难。另一类叫心理（或精神）需求，也就是攀比：不能比人差，争取比人强。这种精神需求永难满足，只要眼界和能力所及，人们会不断寻求新奇、刺激、奢华、气派、超群，由此引发无边欲望和贪婪。 先看基本生理消费。如果以维持健康的科学标准算，从古至今没有太大变化，最大不同也许是，因为污染和农药激素化肥过量，如今食品安堪忧，需要补充维生素益生菌之类，争取多吃有机食品，其实这里也包含攀比因素，但大体上跟古人的需求差别不大。至于说到广告泛滥、漫天要价的“保健品”，能掏光退休老人积蓄，那已不属于生理消费范畴，应该归入心理消费类。有人主张，坚持粗茶淡饭，不知保健品为何物的普通劳动者，反而活得更健康。统计学上有个“恩格尔系数”，以食品开支占家庭收入百分比，来比较贫富程度。欧美发达国家多数是一位数（百分之10以下），中度发展国家百分之30以下，穷国则占百分之40-50，甚至更高。换句话说，收入越高，则食品占比越低。说明食品是刚需，相对固定，其它开支占比越来越高，相当部分属于文化娱乐休闲等，心理成分更多。 比方吃饭。中共的媒体经常渲染，美国多少人饿著肚子上床，穷人孩子营养不良等等，我感觉好笑。当然，跟北欧国家相比，美国福利不算好，只能说凑合。但决不像中共的媒体宣传的那么糟，起码比中国好许多。有人说，“只要能在中国活下去，就能在美国爬上去”，这话有点夸张。我的感觉则是，在中国混小康（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不愁）并不容易，特别是城市贫民和农村人口。如果六亿人月入不到一千，九亿人不到两千，按联合国公布的贫困线（人均每天1.9美元）计算，不过刚刚脱贫而已，算不得小康。而在美国，混入上流社会不易，但小康不难。首先，尽管美国流浪者有增加趋势，但没有儿童和65岁以上老人，因为老少都有国家福利，温饱基本没问题。其次，大多数美国孩子上的公立学校，从学前到高中享受免费教育，包括在学校吃饭。伙食标准不算高，但营养合理，能保证健康。第三，美国医保没有加拿大和西欧好，但比中国合理。总之，穷人和富人的生存压力都不大，最困难的是中低阶层。可以说，美国完全有能力做到人人安居乐业。没做到的原因，还得从制度分析。盲目全球化造成产业外移，失业率上升。反垄断力度不够，贫富分化加剧，都是原因。目前，美国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包括极右思潮出现，尽管我不认同，但理解它的原因。 有人反问：“你说人人争名逐利，难道就没有知足常乐，清心寡欲，拒绝攀比之人？”当然有，但不足以推翻我们的结论。第一，欲望高低和贪婪程度，固然跟品德与信仰有关，会在价值追求上有不同目标，但在渴望成功与避免失败的大方向上，并无不同。第二，就多数人而言，除了基本需求，还会追求名利地位，这个趋势，不因个别人反潮流而改变。有人甚至说，反潮流本身，其实是追求名利的另一种方式。就像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那是因为还没遇到“知己”而已。三顾茅庐之后，他欣然出山，发表著名的“隆中对”，显然对天下三分早开始筹划。第三，如果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通过正当手段公平竞争，那么，追求名利非但不是过错，反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市场健康的体现，应该保护与鼓励。这个话题，下文还会细说。 就基本生理需求而言，别说美欧发达国家能基本解决，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从能力上看，也应该没问题。如果政策得当，不但能做到人人温饱，也能解决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基本保障。比方说，停止在海外低效投资，把资源用于解决国内民生方面，改变户口分割和地域歧视，改革医疗资源的不合理分配，等等，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就能极大缓解，甚至全部解决。如果任凭权钱勾结，把资源投向少数权贵心理需求的无底洞，那么，无论国力再怎么强大，经济再怎么腾飞，贫富差距还会继续拉大，所谓“构建社会和谐”，仍是海市蜃楼。 资源有限，欲壑难填 还说马克思的“极大丰富”和“觉悟提高”。老马心中应该有两个假定：一是生产能力大到要啥有啥，要多少产多少；二是觉悟高到自觉劳动，不计报酬，轻松自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而且跟机器人一样，没有心理消费需求。先说生产力，老马此处忘了，生产力的高低，不仅受制于技术、设备和积极性，还受制于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就算部分能源和材料，可以人造，但无法相信，所有能源和材料都能摆脱自然局限，实现无限供给。比如珠宝首饰，女士们都爱收藏，为保值也为炫耀。如今经过高压高温等物理手段，现代“点金术”可让石墨“变成”钻石，那也是低档货，主要用于工业，做成首饰就不值钱。人们还是“物以稀为贵”，欣赏天然矿产。宝石如此，贵金属也类似，“无限供给”只是痴人说梦。 再比如汽车，你说它是必需品还是奢饰品？那得因人而异，在美国大多数地方，没汽车就没法工作生活；但对于生活中在传统农村的多数中国农民，它就属于奢侈品。去年回国探亲看到一桩怪事，兹介绍如下。如今农村姑娘出嫁，都向男方提两个条件：一是家中有车；二是城里有房，否则免谈。我问了本村几个姑娘，真有必要吗？她们都说“现在时兴这个”，否则被人“瞧不起”。明明在本村种大棚，有辆柴油“三马”就够了，根本用不著小汽车。可是有辆小车停在门口，哪怕很少开，也觉得“脸上有光”。在县城或市区买套房子，几十万元，很少去住（一年不过十来天），还得供楼交物业费。以目前财力，还仅仅是单元楼和经济车型，谁能担保，将来不升级换代成豪华车跟独栋别墅呢？所以说，心理消费是无止境的。 推而广之，就算人人都需要汽车，每人都分配给一辆。那汽车大小，新旧，名牌还是普通？价格可以相差百倍。其它诸如饮食、服装，化妆品等等，莫不如此。至于原本就稀缺，只能随时间减少、不可再生的名人字画和文物古董，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消费品，该按什么标准分配？归根结底，任何物质产品都是劳动与自然资源的结合（或者叫劳动物化）的结果。即使不计成本，以有限资源，填无穷欲壑，焉能满足？ 再以住房为例。国内高校住房条件，四十年来大致升级换代了四次。我教书的那间大学，当时扩招，新聘教师多，住房非常紧张，校方只好在周边乡村租平房，按人口多少计算，平均每人四五平米，还要合用公厕，这算第一代。后来盖起家属楼，四口之家，分到一小套两室，五六十平米，厨房很小，厕所蹲坑，不能洗澡，属于第二代。到九十年代末，第三次升级，扩大为两室两厅，面积近百平米，自己安装淋浴，可以冲凉，相当满意。最近十年又有第四次升级，当了教授，面临退休，又换成一百五十多平米的大单元，浴室宽大，设备齐全，双阳台种花养鱼，比国外条件不差。同事们谈起住房的四次升级，很少有人往后看，反倒议论高官大款的独栋别墅，前后有花园如何如何。我不由想起“人心无尽蛇吞象”这句话。如此攀比下去，还会继不断升级，由小洋楼到大洋楼，小花园到大花园，室外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厨师做饭，仆人打扫，私人保镖等等。这些不但需要资源保障，还涉及到成本核算，大群服务员，是要支付薪水福利的呀！谁来买单，难道不是问题？说来说去，又转回到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离老马鼓吹的“无阶级”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 反思老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因为计划经济不相信市场，不懂成本效益，疏于核算，才导致计划经济的浪费低效。说到此，不由想起赵紫阳1972年的一段往事，当时赵任内蒙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农牧业。托克托县（时归乌兰察布盟，如今归呼和浩特市）有个麻地豪扬水站，靠近黄河，如果四级扬水，可用河水灌溉几万亩良田。县委向赵汇报，希望要钱施工。赵和县里人算账：四级扬水多少成本，渗透比例多大，水到地头合多少钱一立方，浇地打粮食又是多少，亏本还是盈利？最后他说：“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看这地不种要比种好。”老赵说的是常识，自耕农都会算这笔账。可在“以粮为纲”的“学大寨”运动中，计算成本就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赵起草的“农牧业20条”，在内蒙遭到抵制。后调任四川一把手，才跟安徽的万里遥相配合，率先回归市场，终于开启惊天动地的农村改革。 听我提到老赵往事，孙大午感慨地说，“老赵知道农村实情，说话接地气。从苏东波巨变至今，和平竞赛的优胜劣败已经数十年，人心向背，昭然若揭。戈巴乔夫放弃共产，邓小平转向改开，都是向常识回归，向真理低头，敢为人民负责，是勇敢而非懦弱的表现。” 竞争博弈，利弊掺半 先说弊端。竞争会有输赢，激烈到一定程度，往往冷酷无情，你死我活，不择手段。商场、情场、官场、战场，莫不如此。但前文说过，人跟野兽的最大不同，是有智慧跟修养，所以才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基督信条。因此，规范化的市场经济，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比方责任有限公司，把公司跟家庭财产分开，就算破产重组，也有条活路。世界市场，则有“世贸组织”规定，要求按国际准则，合市场经济要求，不能以国家垄断力量，搞低价倾销，强买强卖，盗窃知识产权，设置贸易壁垒，操纵汇率等等。 当然，世贸有它自身缺陷，结构相对松散，审理投诉旷日持久，缺乏执行手段。就算裁决某国违规，要是拒绝执行，世贸也干瞪眼。于是出来新问题：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和有强制执行力的世界警察（联合国常备军）吗？这个问题看似遥远，其实近在眼前。如果不能解决，欧美自由市场国家，有可能另组符合他们准则的经贸组织，最终把世贸架空，让它名存实亡。 再说好处。上文提到，人类本质上半野兽半天使，有博弈冲动也有理性思维，就看如何调动积极性，同时控制消极性。积极性表现在人的奋斗精神和创造能力。假如没这个本性，一切勤劳节俭都无从谈起，也不会有钻研精神和发明创造，遑论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记得《人类学》专门有一章，分析智人如何超越其它灵长类动物，从而成为现代人类。当然还得重复一遍，我无意挑战人类来源的不同说法，对上帝创世说也没偏见，那毕竟属于宗教话题，我尊重任何宗教信仰。不过，目前各国通用的人类学教科书，还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主流，因此，我们暂且还按进化论的观点说事。 按照进化论观点，大约百万年前，有三大因素促成了智人的成功进化，最终超越其它灵长类动物，脱颖而出，成为现代人类，并创造出了人类特有的高度文明。第一是火的应用，既防卫又煮食，极大改善营养状况；第二是由四肢爬行改为两腿直立，促进四肢分工和手的灵活运用，也促进女性骨盆变化和生育方式的进步。虽然女性因此付出高昂代价，比方出现许多原先没有的妇科疾病，但对儿童的呵护时间，大大长于其它哺乳动物，有利于大脑发育；最后是第三，制造工具。猿猴也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但只有人类，才能制造工具，从木棒树枝骨器，到旧石器，再到新石器，以至后来的铜铁金属，等等。后来陆续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也不乏革命性突破，但对于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跨越性而言，都没最原始的“三大进化”那般关键。科学依据，来自一具名叫“露西“的女骨化石，在埃塞俄比亚出土，现存非洲某博物馆。 至于人类为什么有技术发明的冲动？我们想到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生存竞争法则，也就是达尔文说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规律处处可见，在商场特别明显。观察幼童为游戏输赢和规则争得面红耳赤，就不难明白博弈心理属于人的天性。当然，学者也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警告：对“适者生存论”不可过度解读，不能动不动就说“落后要挨打”。如今“丛林法则”已经过时，不是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可以无由头地吞并它国。国际社会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文明准则，不是谁拳头大就可以任意打人。不少小国寡民，论综合国力，在世界排不上号，但没有招谁惹谁，国民照样幸福安全。因此，上述说法可以改为“蛮横无理就要挨打”。第二个是知识的积累和传授。通过教育，后人在学习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可能举一反三，产生灵感，实现新突破。第三个是人类与生俱来并经后天熏陶的求知欲。既然与生俱来，为何还要经后天熏陶呢？与生俱来是指人的脑体发展潜能，后天熏陶是指对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两者缺一不可。观察幼童对玩具的认真专注，如何手脑并用，一丝不苟，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通过后天教育熏陶，人能产生思想，提出疑问，并千方百计寻求答案。所以最成功的教育，乃是培育儿童的求知欲和想象力，保护并鼓励他们“标新立异”，大胆质疑前人的结论，而不是压抑他们的独立思考，强迫他们规规矩矩死记硬背。 本章暂时谈到这里，下一章分析所谓“觉悟空前提高”，又是如何荒唐可笑。 “思想觉悟”，如何“提高”？ 回忆“思想觉悟”四个字，它似乎贯穿我们这代人的一生。但至今没人质疑：什么叫“思想觉悟”？应该由谁评价？怎么评价？也许透过我跟大午的经历，多少能看出所谓“觉悟”，意味著什么。我出生在抗战末期的1943年，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大午出生在1954年，集体化之前，没粘过旧社会的边。我们虽相差11岁，但有类似经历。我上初中的时候，赶上大跃进，在校园练过钢。1959年开始挨饿，农村中学缩编，不得已转到父亲工作的呼和浩特市，插班进五中初三，又逢学校“拔白旗”。后来才知道，那是乌兰夫在内蒙“反右倾运动”的一部分。全班学文件，人人查思想，轮流发言表态。同学问我河北农村大跃进实况，我这个“乡巴佬”不知轻重，如实介绍，说我们家乡五八年并没受灾，庄稼长势特好，只因男性去承德炼钢，秋收人手不够，玉米红薯烂在地里，所以后来才没饭吃。这些大实话，在我们农村中学人尽皆知，大家天天说，没人当回事。没想到呼和浩特“政治觉悟”如此之高，都被作为“反动言论”记入档案，成为我永远未能入团的原因。后来高考，尽管成绩不错，经同学评选，还荣获过“三（思想、学习、身体）好”“五（又加上劳动跟操行）好” 学生称号，但政审结论是“思想觉悟低，只可录取一般专业”，也就是“不宜录取机密或绝密专业”。当时我报考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属于“机密专业”，无奈之下，只好到师院念英语专业。后来才知道，六三年高考政策还算宽松，成绩占比大，像我这种“觉悟低”考分高的学生，好歹有个学校上。一年后的1964年，“阶级斗争”调门升高，“觉悟低”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基本都不录取。红二代们就算成绩再差，也可“保送”上好大学。 孙大午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到内蒙戍边，论政治表现和军事训练，他都很优秀，而且还因“舍己救人”立过军功，入了党，被选拔到干部培训班，准备将来提拔重用。一次部队行军拉练，他见老团长受过伤，腿脚不灵，就替他背了一会儿行李。岂料这件小事，被政治部主任挑了眼，嫌大午没帮他，是“瞧不起”他。此后每次讨论提干，他都给大午写“思想觉悟不高”的评语，让他提拔不成。因此，大午说，他参军八年，一直在干部培训班，穿四个兜的军服（士兵都是两个兜），既没当过一天兵，也没当过一天官，经历奇特。 “思想觉悟”怎么定义？如何量化？ 北宋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儒家天下观和君臣观，应该视为“觉悟高”的表现。同时代的水泊梁山，好汉们有不同价值取向，及时雨宋江有忠君情结，梦想朝廷“招安”，封妻荫子；黑旋风李逵则喜欢“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毛爷表示厌恶宋江而欣赏李逵，究竟如何评价他们的“思想觉悟”呢？ 百度百科大约意识到这个悖论，所以在定义后面，又加了个但书：“由于个人经验积累途径和认识活动等方面存在差异，觉悟也存在个性差异”。足见，价值观不同，觉悟标准不一，不会有抽象一律的标准。因此，所谓“思想觉悟”的说法，也被人称为“伪命题”。 说完定义，再看量度。尽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许多概念不好量化，但为说明性质和数量的关系，也常“编制”可以量化的概念，比方人的“诚实可靠程度”，可以用“信用度”评分表示。简单说来，就是根据一个人有无“赖账不还”记录确定。按时还本付息者，得正分；有拖欠逃票记录者，得负分。积累久了，个人或公司的就有了信用记录。只要输入报税号码，就能从信用公司查到积分高低。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公司属于独立民间机构，积分高低关系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申请信用卡、买车、买房、租房、贷款，甚至上学、谋职、签合同，等等，无一不查看信用记录。信用积分高的人，办事容易。而信用糟糕的人，则处处碰壁。 据说中国内地，也模仿西方信用制度，搞了个“社会信用体系”，把跟金融往来无关的内容也包括进去，比方闯红灯、穿马路，地铁吃东西等等（扣分）；献血、义捐、义工（加分）。具体如何加权，加减多少，尚不清楚。另外，也包括“思想觉悟”因素，例如发表官方不爽的新闻，有无上访记录等，也被包括在内。还借用摄像和人脸识别，侵犯隐私。怎么打分？由谁打分？都不透明。有人发现，因积分被扣，不能买机票和住旅馆，引起争议。问题在于，宣传口径经常改变，一旦政策拐弯，已经记录在案的信用积分，又如何及时修定？ 追求名利无过，手段正当就行 言归正传。以下转谈在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争名逐利”的正当手段，或者社会条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根据大午集团的实践经验，结合各方面资料信息，我们总结出如下三条：第一，建立比较可行的信用体系。这个体系，既包括硬性的法制约束，也包括软性的道德规范。比方欺诈行为，轻微的撒谎失信，或许属于道德层面，仅受舆论谴责。但给人造成伤害的欺骗行为，则可能构成犯罪，需要由法庭裁判。以私人借款（借车，借房等）为例。在看重人情关系的中国社会，家庭成员和亲友之间，经常有借贷行为，张口容易回绝难，拉不下面子。但因此而发生的纠纷，数不胜数。相反在美国，就算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偶尔伸出援手，赠款赠车的事情会有，一般没有借贷关系。任何个人和公司，都靠信用和抵押能力，跟金融机构打交道，那属于他们的业务和商机。也许有人说，过度商业化显得冷酷无情，缺乏温暖。但另一方面，也省了人情债和经济纠纷。究竟哪种氛围更有利于市场经济与公平竞争？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绝对。比方华人移民盛行的互助会（俗称打会），就是一个乡亲情谊跟现代信用相结合的好制度，值得推荐。福州市长乐、福清、连江三县农民，以偷渡美国闻名，基本都在中餐馆打黑工，靠苦吃苦做积累资本。但他们有个“打会”的历史传统，联络几十上百乡亲熟人，根据内定制度，每人每年拿出一个月薪水，集中帮助一人，大家轮流获益。这种变相借贷，可让一人很快拥有几十万资本，够买下一个小店，开始自己当老板。当然，“打会”的前提仍然是“诚实守信”，获益者必须省吃俭用，按时间和利息条件，归还借款。一旦有人赖账“玩失踪”，体制就面临崩溃，“会长”得负责找到该人，施加惩罚，甚至闹出人命官司。严格说来，这种灰色借贷是非法移民被逼无奈的生存之道，法外制裁带有黑社会性质，但它也说明，就算重视乡亲情谊，也必须以“诚实可信”为基础。 第二，保持司法中立，踢球者不能当裁判。规范化的市场，要求交易各方具有平等市场地位，价格和条件完全由当事各方自行决定，不受外力干扰。发生争议，由具公信力的调解或仲裁机构全权处理，不得跟当事人任何一方有利益关连或冲突。调解无效，才会上诉到司法机构，按同样原则调查取证，充分听取双方律师的陈述和抗辩之后，做出独立判决。从立场中立原则来说，中国现行司法体系有严重缺陷。公检法由政法委领导，而政法委的头头，则是地方党委的政法书记。“未审先判”时有发生，所谓庭审，往往按政法委内定剧本排演，走走过场。比方说，这次大午集团和徐水区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大午集团代表的是郎五庄村委会和村民集体，国营农场代表的，是通徐水政府利益方。将来正式起诉和审理，无论原告是国营农场，还是徐水检察院，背后的利益关系方，都是徐水地方政府。而审理案件的法院，不管是徐水区还是高碑店市，都跟地方政府有利益瓜葛。换句话说，只要法院在政法委领导下，他们跟国营农场都属于同一利益相关方，也就是既打球又当裁判，怎么能做出公正无私的裁判？ 第三，创造维护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人生起跑线，关系到每个人从学校到谋职作，再到退休的全过程。人们常说，在生存竞争中，没办法保证结果平等，但力争做到起跑线平等。从政府责任讲，尽量给每个儿童大致相等的教育机会，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至于最后结果如何，要看个人努力和各种机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教育体系存在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房地产税。公校设置按家庭住址划分。富人区房价高，学区有钱，学校条件好，加上犯罪率低，因此成为好学区。尽管政府拥有一定“劫富济贫”功能，但难以解决学区差别。家长为给孩子找好学校，高价抢购学区房，跟国内情况类似。但美国没有户口鸿沟，也没明显的城乡差别，在远郊或乡下，公立学校质量反比贫民窟集中的大都市更好。不但中小学如此，大学也类似。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内的多数大学，都分散在各州的乡村，不像中国那样，高度集中在特大城市。 按说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发挥著更大调节功能，应该不让差距拉得太大。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先后在天津跟河北农村转过几次学，学校条件差别并不明显。1959年秋，我从河北饶阳中学转到呼和浩特五中，条件也差不多，唯一区别是饶阳县没电灯，晚自习用气灯，不但亮度低，每半小时就得爬上桌子打气。在贫困县饶阳，我是成绩平平的“普通生”，到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后，反倒成了拔尖的“优秀生”，这种情况，如今大约再难见到。 内蒙师院毕业后，我先分配在包头市十九中，教师们的备课文具，随时自己拿，没数量限制。后来去河套农村乌拉特前旗的新安镇中学，虽然离包头仅几十公里，但差别很大。连备课本跟粉笔都限量，跟包头形成鲜明对比。这说明，从文革年代开始，城乡差距已经拉大，教育经费苦乐不均。 我们在讨论中，还对比了中美教育的另一区别，那就是中国不鼓励，甚至打压成名成家思想。记得我们学生时代，有“成名成家思想”是“觉悟不高”表现之一。学雷锋，当“螺丝钉”，成为最时髦口号。但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在私人没相机的年代，“雷锋日记”中摆拍那些照片，显然是为他的“成名”而导演出来的结果。 美国学校则不然，从家长到老师，都鼓励孩子树立人生目标，小到行业选择（厨师、电工、画家、医生），大到出人头地（将军、总统、诺贝尔奖得主），都可成为孩子的奋斗目标。老美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会是个好兵。”只要孩子严肃认真，并脚踏实地朝理想努力，就应该称赞。对比而言，中国孩子如果说“我长大想当马云那样的亿万富翁”，应该不是问题，听说有北师大教授董藩授训学生“你们40岁如果挣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我”，可见鼓励发财已成时髦。但如果孩子说“我长大想当国家主席”，结果又会怎么样？还不得把家长跟老师吓死！ 回归“觉悟”本意，启发人性善念 总结本章主题，老马那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天堂”，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一方面，“物质极大丰富”是个伪命题，因为人类需求分两部分，就算基本生理需求可以满足，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它不但受制于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也因为，源自人性本身的探索欲望和发明冲动，不会停止。只要有创新，就会有需求，永无止境，除非社会停滞，人类灭亡。 另一方面，“觉悟空前提高”也是个伪命题。价值观不同，人生目标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一部分人认同的“觉悟高”，很可能是另一部分人鄙视的愚昧、迷信和盲从。同理，一部分人把独立思考和高瞻远瞩，视为危险的“离经叛道”，但历史经验证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正是他们的先觉先知，引领了时代的发展方向，这才是佛教宣扬“觉悟”的本意。 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很多，首要任务是回归社会常态，把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体制改革搞好，让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贫困进入小康，从小康达到富裕。让社会基层的每条“小河”都水源充足，充满生机，然后汇集成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这才符合“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枯竭大河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胡乱吹嘘的什么“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如果真有那种怪事，只能说明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大河的水开始往小河流了。我们奇怪，如此简单的道理，怎么宣传部长们就硬是不懂？这又让我想起197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开学典礼上，温济泽院长提到另一句人人会唱的歌词：“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出自今天有人还在唱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老温头说：“革命年代说的军民鱼水情，民众是水，党是鱼。鱼离不开水，水可以离开鱼。革命成功后，怎么民众成了鱼，党成了水？鱼水关系完全颠倒了？这是根本性的错误！”他的大实话获得热烈掌声。 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竞争过程中，如何才能限制竞争范围，不至于无限扩大，激烈程度也不至于损害可持续发展呢？我们认真分析了大午集团的分配模式，即“私有、公治、共享”六字箴言。当然，大午集团地处偏远，不得不在承包地里建设相对独立的农民新城，搞企业办社会。通过“私企立宪”，民主选举董事会和理事会，除了国家规定的“五险一金”，企业还有自己的内保、医保、子女入学优惠等福利制度，也对职工收入差距，设定了不超过十倍的限制，一步步朝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目标前进。 如果脱离大午集团的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泛泛而谈市场经济，难道竞争不会恶性发展，最终导致鱼死网破，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者走向垄断，最终伤害可持续发展吗？我们的回答是：不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资本主义数百年的发展史，以及中国改开以来半个世纪的经历，都说明自由竞争是把双刃剑，并非只有好处没坏处。最大的恶果是贫富分化，生态灾难，和平安宁受到威胁，最终导致发展不可持续。 有效制约恶性竞争的社会条件，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跟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社会和司法体系（简称市场制度），让竞争各方有序守法，不能胡来。国内市场如此，世界市场也同样。违规操作要受到有效制裁，大幅提高恶劣行径的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二是跟基督新教相关的宗教情怀和道德准则（简称市场文化），不道德行为虽然未必遭受制裁，但会受到舆论和良心谴责，最终失去消费者的信任支持，轻则股价下跌，重则破产停业。我们之所以欣赏基督新教，是因为认同韦伯对资本主义跟新教关系的精辟分析，但我们丝毫也不排斥其它宗教。只要主张信仰自由，众生平等，慈悲为怀，不排斥私有制和公平交易，所有宗教都应该平等对待，共存共荣。但对诋毁市场经济，剥夺私有财产，压制创新自由，阻碍要素优化配置的任何歪理邪说，都应该嗤之以鼻，并高度警惕。 宗教情怀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条件，还在于它能提供市场竞争之外的社会救济及其它慈善服务，其中许多是政府不愿意做，或者想做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方面的详细情况，留待下文分析。 如何定义“资本社会主义”? 第一，“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已有百年之久。不同牌号的“社会主义”有几十种之多，“市场社会主义”是其中之一。它的主要缺点，是回避私有制跟资本市场，仅在公有制范围内打转，希望借助市场因素，提高经济效率，临时抱佛脚，有点像邓小平、陈云倡导过的“社会主义市场”或者“鸟笼经济”。前提是不触动公有制，在一党专政不变的条件下，运用部分市场手段，摆脱物资匮乏。老邓说，资本主义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所以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云讲的更形象：市场经济的鸟可以松绑，但只能在“社会主义笼子”里飞。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有本质区别。 第二， “社会资本主义”也不恰当。跟社会主义有多种招牌一样，“资本主义”也有多种类型，像“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等，偏偏没有“社会资本主义”。《知乎网》有篇署名“潜龙”的文章，题目叫“社会资本主义：从对立走向统一”，似乎有个提法，主要观点是讲通过职工持股，劳资关系改变，为改变生产关系属性创造条件，有点类似大午集团的“公管”和“共享”，但不同于大午集团的家族独资，大午连股份制都不想搞，更别说职工参股了。因此，它跟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也有重大区别。另外，资本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它超越小生产（自然经济）的局限，已经具备社会属性，跟大午夫妇所说的“钱少属于个人，钱多属于社会”是同一个意思。马克思重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说“资本的社会性”明显扩大，甚至是对私有制的局部“扬弃”，因此，说“社会资本”等于同义反复。还有，我们说的“资本社会主义”，是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手段，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也可以说，起点（资本构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但过程（生产经营）有职工参与的“公治”，落脚点（利润分配）有劳动果实的“共享”，因而是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对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达到劳资共赢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叫“资本社会主义”，名副其实，如假包换。 现在谈定义问题。先要声明，下面定义，是我对去年讨论内容的大概表述。原本还要反复修改，再最后定稿。如今大午失去自由，我只能文责自负，独立承担批评和风险了。我尝试的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有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资本社会主义目标。 以下对定义的划线部分，略作说明。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们感觉社会主义“鸟笼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随著人口红利耗尽，生态危机加剧，运转成本提高，其局限性日益明显。以刚刚宣布破产的江苏省华西村为例，2004年暑假，我曾随留美经济学会前往考察，受过老支书吴仁宝的接待，当时已感觉那里气氛异常，不许入户访谈，村民也不许跟外人谈话，活像“现代化集中营”。一个靠数万外来农民工和数百亿国家贷款支撑的花架子，在老支书去世以后，居然又支撑十年，令人惊讶。最近，终因资不抵债和家族专权而爆雷。另一个样板是河南的南街村，也靠外来农民工和国家贷款支撑，曾经豪迈宣称：“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南街村能救社会主义”。书记王宏斌，投巨资试制永动机，跟科学较劲，以失败告终。南街村何时也宣布破产，大约只是时间问题。 昨天（2021年3月1日），新西兰自媒体《大康有话说》分析了排行前十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说他们有四条共同规律：第一，有个能人带头致富；第二，用土地优势快速圈钱；第三，雇佣大批廉价外来工；第四，以“社会主义”名义套取国家贷款，维持少数的高消费。一旦土地红利消失，产能过剩，农民工走人，资金链断裂，就算“能人”有三头六臂，也难挡 “泡沫”的必然破裂。 发展模式的外源性还是内生性，或者发展动力靠外因还是内因，是可否持续的根本问题。尽管毛的《矛盾论》说得明白，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在习惯计划思维，喜欢政绩速成的官员心目中，迷信调动资源，只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人间奇迹。这种依靠外来输血，忽略内生造血的行为方式，加上媒体弄虚做假，推波助澜，害苦了国家和普通百姓。 1966年冬，我们徒步串联去大寨，被“七沟八粱一面坡”深深感动。当晚住在大寨南面一个叫赵庄的小村子，谈起大寨梯田，老支书淡然一笑，说：“那有什么稀罕？俺们这些山村，都是坡多地少，哪个不靠梯田吃饭？俺村没像大寨那样，把梯田修到山顶顶，就是因为人手不够，石头搬不上去。如果跟大寨一样，官家派个工兵营长驻，什么设备都有，俺们会比他们修得更好。”支书的话让我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大寨不是自力更生样板吗？后来内蒙被军管，碰到山西驻军某师长，跟他求证，果然属实，因为他们师的工兵营，就轮流执行过这项任务。 再后来毛爷过世，四人帮垮台，华国锋“让贤”，老邓复出，改分田单干，于是撤销对大寨的照顾，模范样板迅速褪色。但时隔不久，又冒出华西、南街等多个“坚持集体化”的新样板，老邓居然没取缔，既说明他有肚量，也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心里没底。后经江朱和胡温两朝连续输血，大环境有利，样板村们一度富得流油，红得发紫。但终因内生性造血功能不足，导致如今泡沫破灭。 比较而言，大午集团是私营民企，夫妇独资，平地创业，靠饲养和饲料起家，困难重重，没有贷款，也不靠股市圈钱，仅靠政策宽松和内生动力慢慢积累，实现良性循环。如今规模可观，初步建成供数万人工作学习休闲居住的康养小镇。论教育、医疗和生活质量，比城市不差。这里没有户口歧视，没有本村和外地区别，所有职工一视同仁，还能通过投票参与企业管理，把大午新城当自己家园。温泉城、游乐场、农业观光园，五星级酒店等等，在大瘟疫之前，几乎天天客满。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制约，还能持续发展壮大。总之，源自内生性的大午发展模式，充满生命力，显然比华西、南街等“模范样板”具有更大优越性。如果说，华西和南街，不乏某种“封建社会主义（或者前资本主义）”特征的话，那么大午新城的“资本社会主义”，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本意。唯一区别是，马克思要剥夺私有制，我们则主张保持私有制不变，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再通过职工与参与企业“公管”，最后实现财富“共享”。 法制约束的市场经济 第一，私人拥有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内的资本财产，依法决定投资方案，自由选择交易对象，决定交易条件，不因种族、性别、宗教、家庭出身和居住地点而受到区别对待。这方面，中国跟市场国家有显著区别，原因有两个：一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传统。千年朝廷观念深入人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官府查抄私产屡见不鲜：二是共产意识灌输，认为私人拥有生产资料是罪孽。就算集体化，也是低级阶段；完全国有，才算彻底革命。因此，三十年代“打土豪”，四五十年代搞土改、公司合营、“一平二调”，六十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最近，“割韭菜”之风再度兴起，都是同一根源。岂不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最活跃力量，“有恒产者有恒心”。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人都知道，大厨好干，老板难当。许多大厨有原始积累之后，都梦想自己开店当老板。但老板永远比大厨辛苦，否则就维持不住，更别说扩大经营了。一有风险难免破产关门，老板只好再去当大厨。 这里顺便说说限制人身自由的户口制度，它既不利于资本更换投资地点，也不利于劳力在地域和行业间的自由转移，所谓“最佳配置”从何谈起？有人辩解说，户口古已有之，这是对户籍变革史的无知。中国户口沿革是我的博士论文，所以知道区别所在。历朝户籍保甲制度，仅有三个目的：赋税、兵役和治安，没有当代户口制所附加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和其它福利。因此，包括日据时期在内，户口都没限制过人口自由迁徙和自由谋职。从1950到1955，我家户口在北京、天津与河北农村三番五次迁移，找好房子去当地派出所填张表就行，简单快捷。1956-1957，因为粮食定量供应，手续逐渐复杂，但没禁止。从1959年冬天大饥荒开始，才最挖成了户口隔离的鸿沟，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不取消户口隔离，就无法成为货真价实的市场经济。 第二，公司类别分多种，大致包括独资、合伙、和股份制的有限责任三类，在税收和责任方面有别，适合不同人和不同经营目的。规模较大的公司，一般选择责任有限公司，有独立法人地位，区分公司和个人财产风险。具体到大午集团，仍然是独资，虽然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名义上有股份，但实际“只对外不对内”，没有股权争议和分红问题。因此，大午集团的所有权，仍然是创业初期的“夫妻店”。大午之所以坚持独资不变，是因为他们夫妇有三个目的：第一，不想让子女和家人，为分拆股份而把公司搞垮。这样的悲剧大午见的太多；第二，他也不想包装上市到股市捞钱，只想做好实体经济，慢慢做大做强；第三，大午集团的口号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想在劳资共赢上探讨一条新路，实现他们“私有、公治、共享”的桃源梦，也就是“资本社会主义”梦。 这里想顺便说说欧美流行的NGO（非政府）和NPO（非赢利）两种公益性质公司，因为大午集团每年有大量经费用于社会公益，但没有注册为非赢利公司，不能享受本应得到的免税待遇，这是中外对待民办福利事业的一个重大区别。它们的注册方式和市场运作，跟赢利公司一样，只是挣来的钱不能分红，股票不许上市而已。以教育医疗为例，每年收到的社会捐赠数量，往往超过政府投入。原因何在？因为美国税法规定，非赢利机构可以享受免税优待。不但它们自己不用纳税，外人给他们捐款，也可以抵税。因此，老美常说，与其把税款交给山姆大叔（国家），我宁愿交给我信任的慈善机构。政府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议会有立法，民意不想政府太大，社会太小，这也是“大社会、小政府”主张的由来。这个办法，造就了数量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包括所有宗教团体，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私立学校和医院，以及其它帮助弱势群体的服务设施。它们雇佣大批人力和义工，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社会服务，对维持社会稳定和谐，居功至伟。如果中国也有类似制度，我们相信大午集团的医院、学校和养老机构，定会办得更加出色。 第三，政府不直接介入市场活动，但负责保护个人财产，避免垄断欺诈，保持司法独立与公正，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这一条说的是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按正常理解，政府代表全社会（或者超社会）的利益，它靠全民纳税养活，扮演维护、协调、裁判等超然角色，不应该在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更不应该亲自下场打球，与民争利。但奇怪的是，从改开以来，政府就没有摆对自己的角色，曾出现过政府、警察、甚至军队办公司的怪事，属于计划经济的习惯性深延。后来，中央三令五申，命令政府和军队停止经商，或改制成国企，或者承包（贱卖）给私人（自己人），表面与军政脱钩，但内部关系和利益输送，没有实质改变。至于官二代“自家人”组建军工、能源、航天、电信等垄断国企，在海内外叱吒风云，一方面坐享高薪，另方面连年“亏损”，既坑消费者，也损国家利益。 “竞争，只有开放竞争，才能降低价格并改善服务”，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常识，但在中国就是不灵。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包头电机厂“劳动锻炼”，当过三年车工，生产直流电机，给高炮和坦克配套，供应越南战场，因此对工序严格把关和质量检查印象深刻，由此产生对国企产品的盲目崇拜，认为国企不会、也不该搞假冒伪劣，反正工资也不跟效益挂钩，何必造假？后来才发现，那是毛年代的“政治第一”。如今，“利润挂帅，金钱万能”已成普遍信条。农贸超市固然伪劣横行，国企何尝不欺诈？越没竞争的行业，欺诈就越普遍。列宁早预言过，垄断导致腐朽停滞。商品垄断如此，权力、思想跟文化垄断，也如此。“劣币驱逐良币”是垄断的必然结果。如果从“资本广义化”角度看问题，权力、思想跟文化也同样有商品属性，只要开放竞争，让“买家”自由选择，假冒伪劣就没有市场。 第四，政府民选，靠税收运作，责任主要在社会服务领域，如学校、邮政、警察、消防、海关、质检和社保等领域，为市场竞争创造良好条件。世贸组织要求的市场经济标准当中，并未列明政体国体的具体形式，但市场经济要求的配套条件显示，没有人民授权和制约的政府，缺乏分权制衡，无法做到司法中立，难以保障自由平等，当然无法维护交易的公平公正与公开，因此我们认为，官权民授属于必要条件。既然政府靠税收养活，那么，政府除了合法征税，就不应该再另外创收，寻租活动应属非法。 中国的一大特色，是吃皇粮的队伍持续膨胀，越精简越大，已到纳税人背不动的程度。本应投入的正常运作经费，难以保证。比如警察办案，除非人命关天，一般民事纠纷与盗窃案件，都要交侦查办案费，否则不闻不问。至于排污是否达标，餐厅是否卫生，食品是否合格，鞭炮厂有无隐患等等，监管部门收费高昂（实为创收），不像美国那样免费，或仅收象征性工本费。更糟糕的是，办事人员借机寻租，吹毛求疵，吃拿卡要样样有。我在纽约州读研期间，常去福建人杨老板的自助餐厅吃饭。有天他打电话说有重要事情，原来是郡卫生局抽查到他的餐馆，发现几项指标不合格，让他立刻停业整改。我过去帮忙翻译，同时协商变通办法，因为离开门仅剩一个多小时，已有顾客在门外等候，十多名员工在厨房忙碌，如果此时停业，损失大不说，还让顾客失望，有损餐馆声誉。最后商定，师傅们围成两桌，听卫生官员讲解什么不合格？怎么整改？我现场翻译，并展示卫生局的彩色图片，鼓励现场问答。经过四十分钟讲解，约好一周时间整改，下周请他们再来验收。最后圆满收场，两位官员道别，杨老板请他们免费用餐，头头笑答：“我们有纪律，吃免费餐违法，要丢饭碗的！”送走二位，按时开门营业，第二周验收合格，从此相安无事。 对比美国卫生局，再看大午水质检测，同一口井的水，同样的检测指标，卫生局、国土局、质检局、食安局、工商局，三番五次，轮流上门，吃饭送礼，填表盖章，收费走人。大午说他们是“政府创收，官员寻租”，为什么不能一张单子各家分享？他们回答：这是“严肃执法”，“铁路巡警，各管一段”。鲜明对比，让我又想起张五常教授的名言，“交易成本跟财富增长成反比。哪里交易成本低，哪里就能快速创造财富。” 合理差别与共同富裕 一，财富增长与水涨船高：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是个动态过程，而非静态。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的消费心理和习惯看高不看低。扣除通胀因素，可支配的实际收入“增加容易减少难”。随著财富量的增长，调整分配比例相对容易，这也是大午人的经验总结。各分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益提高情况，按比例提取盈余部分，作为本部门职工的年终奖励。也向总公司上缴部分盈余，由总公司“劫富济贫”，帮效益差的分公司也适当发年终奖金，维持“基本平衡”，争取“皆大欢喜”。 二，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没有绝对平均主义的意思，也不像华西村那样，各家住一样别墅，开一样汽车，分同样的副食品等等，而是尊重自由选择。更非在本村，外村，外来劳工中划分等级，那非但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资本主义都够不上，而是变相的封建农奴制。大午集团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都按劳动法享受同工同酬，五险一金，还按工龄长短享受内部医疗和养老保险，以及选举权和被选权。当然，由于工种区别，能力高低不同，薪水福利会有一定差距，但我们对高低差距设定了10-15的倍数限制，不允许像某些企业那样，包括“社会主义国企”，让差距大到几十倍上百倍。 “资本社会主义”模式中，保障共同富裕的机制有两个，一个是企业制度，明确实行“水涨船高”政策，按企业效益逐年调升薪水福利，让劳资双方合理分享剩余价值。这方面的理论依据，已经在前文说过，那就是剩余价值并非仅仅被老板榨取，而是由劳资双方分享，否则产品过剩，剩余价值不能实现，马克思说的“道德标准”也无从谈起。另一个共同富裕的机制，是职工自己提薪水福利要求。感觉不合理的话，可以单独（或者集体）跟主管提出要求，或投诉到总经理，要求提高。这个主动要求的权利，不仅体现在签署劳动合同的时候，也可以在发放年终奖，调整下年度薪水等级的时候提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第二个机制是通过工会组织罢工，跟资方集体谈判。在大午集团，工人既可以单独提出，也可以集体谈判，这些权利都规定在《私企立宪》的条文中。 三，“资本社会主义”目标。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人们可以在概念上兜圈，莫衷一是，我们不想纠缠。按照常人理解，所谓“社会主义”不拘泥政治体制，而偏重于共享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其中包括公平、公正、人道、合理等等。1980年在社会院读研，研究生院首次聘请美国外教，名叫诺尔曼.巴克（Norman Bark），中文名白科文，记得他说过一句让我们吃惊的话：“在非社会主义国家，有更多社会主义。There is more socialism in non-socialist countries.”两年后来到美国，才知道他讲了真话。在号称“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福利与救助措施，的确多过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这里说的社会主义，不含意识形态偏见，仅就社会福利与人道关怀而言。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惠民措施，都有“普济众生，人人有份”的社会主义性质，比如公立学校有教无类，连非法移民的孩子，也照样到公立学校免费乘车、读书、吃饭，不需要身份证件，也不看什么转学证之类；所有的医院，尽管要求有医疗保险卡，但没有也照样看病。出院回家之后，再说如何付账，由谁付账问题。至于教堂等慈善团体每周发放免费食品，定期发放儿童衣物玩具，免费注射疫苗等等，这些福利措施，不叫社会主义叫什么？ 当时我想，欧美国家社会福利多，应该跟他们物质丰富有关，等中国富起来了，社会福利也会相应增加，只是时间早晚而已。遗憾的时，四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翻天覆地，从数字看，已经世界第二，进入中等国家行列。个别人腰缠万贯，出手大方，到处炫富，似乎中国已经富甲天下。可回农村老家看看，除了温饱基本解决,有几户盖了楼、买了车之外，其它状况基本如旧,反而出现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两极分化，犯罪增加等新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因素是否增加，不能光看人均GDP，还要看能否按资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要求，让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的“公管”与分配过程的“共享”。缺乏这两个参与，无论是美国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还是中国公有的“社会主义市场”，都无法实现“劳资共赢，水涨船高”的社会主义目标。 总之，我们觉得，北欧的自由市场经济，加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更符合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实现大多数居民的自由幸福安宁，这种认知，是我们探讨“资本社会主义”模式的原因之一。 研究马克思，超越马克思 朋友讽刺说，我们书生气十足，老在马克思框架内打转。如今党国官员，没人拿马列当真，就算真心想身体力行，也不懂什么才是马列。尽管毛本人读线装古书（《红楼梦》《资治通鉴》之类）的兴趣，远远大过读马列的兴趣（他亲口说过，一读《资本论》就睡觉），但毕竟在批林批孔那阵子，好歹还号召过读马列原著。再看如今领导，还有读马列原著的兴趣吗？然而，昨天朋友转给我一段南京大学某教授的视频，西装革履，口若悬河，继续高谈“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革命胜利日益临近…… 消灭私有，提高觉悟，产品丰富”，最终“如何如何”。 看来，靠吃八股吃饭的大有人在。马列教授、政治老师、宣传干部、媒体主管、思想辅导员等等，数量庞大，何止十万百万? 他们是否真信无关紧要，天天重复就害人不浅。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懂理论的吃瓜族，难免被忽悠得热血沸腾，真以为应该清心寡欲，不断“斗私批修”才能成正果。而追求正当权益，就是大逆不道的罪孽。所以，车轱辘话还得说，该辩的理还要辩。于是我给朋友回复：“该教授宣传味太浓，理论苍白，逻辑混乱，回避事实，不值一驳。我认为，还是‘资本社会主义’好。 走出《宣言》误区， 回归理性思维 马恩联名发表《宣言》（1848年）时，一个30岁，一个28岁，正是热血青年，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公义愤填膺，十分正常。20年后《资本论》出版（1867年）时，他们已到中年，思想更为成熟。到《资本论》二、三卷出版（1894年），老马去世，老恩暮年。后来的第四卷（也叫《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他们的信徒考茨基于20世纪初编辑出版。这套《资本论》巨著直到今天，仍在全球影响深远，继续被列为大学参考书。奇怪的是，在“坚信马列”的神州大地，已经没人对它感兴趣了。社会院马列所前所长苏绍智先生晚年，因双目失明，想减价处理他的藏书，包括全套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卷），被北京旧书店“一口拒绝”，理由是“没人看”。 追根朔源，共产思想基础，来自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它既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也是左派思潮一度泛滥的罪魁祸首。作为社科院世界经济理论专业的硕士，我仍然肯定马的劳动价值论。因为它揭示了，只有人的活劳动，即体力和脑力支出，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它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土地（含原材料）、设备等等，都只能转移原有价值，不能创造新价值。因此，劳动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是生产力飞速发展、经济无限扩张的原动力。当然，马克思并非提出剩余价值论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有英国古典学派研究过剩余价值，但马克思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从劳动价值论开始推导，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商品的生产过程，交换过程，流通过程，以及劳动价值的最终实现（只有卖出、并被消费的商品，才能完成价值的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扩大再生产，从手工工场到现代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扩张，从工商业资本到银行资本，最终过渡到财政资本，股份制出现，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性经济危机，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等，由此形成马克思理论的整个体系。 我倾向于肯定这一理论的前半截，但质疑后半截的资本主义危机部分，特别是由此导出的所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即资本家积累财富，工人阶级积累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结果生产过剩，不得不用销毁产品和设备的方式，甚至发动战争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来调节矛盾，重新分配资源，从而开始另一个新的周期循环。 这后半截理论（即两极积累、无产阶级贫困化、革命与专政等等），基本上是马恩列斯毛革命理论的核心支点。马、恩健在的时候，资本主义曾经出现过周期性危机，但到二战之后的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时代，商业周期仍在，但周期性危机，已不像从前那么具有破坏性。起码我在我亲历的近40年间（1982-2021），我没感觉到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的巨大震荡。国际分工条件下的世界市场，也普遍存在经济周期，有危机、复苏等跳跃和起伏，也常常表现为滞涨（停滞膨胀：即高物价和高失业同时存在），中外各国都一样。主要原因是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性。只有和世界市场相对隔绝的古巴、朝鲜等小经济体，没有明显周期性，但有长期贫困和短缺经济（以排长龙为标志），跟毛年代的定量供应一样。 可惜马、恩二位，没看到世界市场的最新趋势，如今欧美市场经济，因预测能力和促销手段改进，基本没有产品过剩和大量积压，反而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倒是产能过剩。空喊内需，就是刺激不起来，不得不依赖外销。如果马恩活到今天，他们会修正原来的结论。据苏绍智老师说，其实晚年的马、恩，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的缺陷，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所流露，可惜没有往前发展。如今，这个任务，要由后人完成。说到底，发展马恩理论也不神秘，只要沿用《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方法（即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一致性），再加上现代经济的活教材，可以顺理成章地突破马克思贫困化理论的局限，进而否定《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断言与共产社会的空想。 “初心”何处寻？ 重温《资本论》 以我曾经当过车工的包头电机厂为例，那时虽然讲究政治挂帅，反对利润挂帅，但国家计委和一机部有规章，要求成本核算，年度上报。我问成本会计，我们车工的成本怎么计算？他说一个人工（八小时）按50元人民币算。每月24天，月产价值1200元。我师傅孙世林四级车工，算中等工资，月薪54元，只占他劳动成本的4.5%，扣除公费医疗和廉租房等福利，起码有90%以上，都无偿给了国家。相对而言，美国工人的薪水福利，一般占成本核算的45%。换句话说，如果说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率”是45%，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剥削率”是美国的两倍。 当然，经过40年改开，如今中国低薪优势逐渐丧失，加上贸易战影响，许多外资往人工更低的东南亚转移。大午集团目前人工占约占成本的25%，计划先提高到30%，五年后再到40%，逐渐跟欧美市场经济接轨。 老美的“剥削率”之所以低，原因简单，就是工人自由流动跟自由结社，既可以用脚投票，也可以集团谈判，用罢工等手段要求等价交换。民选政府不可能站在资方立场打压工会，只会协调劳资冲突，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如果资方觉得太吃亏，公司会赔钱，破产倒闭，工人失业。 中国之所以“剥削率”高，原因也简单，因为没按马克思说的市场经济套路走，而是另搞“国家社会主义” 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意思相近）。工人没工会，不能自由流动，形不成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批农民工，处于半奴工状态。这种把报酬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前资本主义做法，有违“等价交换”，虽然有利于对外倾销，但不利于提振内需。 《资本论》第一卷说的清清楚楚，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必须具备三个前提：一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现代化大生产都如此）；二是劳动者成为完全独立的自由人，可以自主决定把自己的劳动力买给谁和买给什么地方（户口等级约束之下就很难实现）；三是法律保障市场交易的公平合理，即大致合理的等价交换。假如交换不等价，劳动力的拥有者（工人）有权利组织工会，通过罢工来迫使资方回归市场原则。只有民主国家的政府，才有意愿和能力，只当裁判，不与民争利）。当然，劳动力具有一个独特的使用价值（其它生产要素都不具备），那就是除了劳动力自身的成本（即工资）之外，它还能生产出一个多余部分，就是剩余价值（或盈余）。假如不产生剩余价值，老板付给工人多少，赚回来的还是多少，一点利润也没有，那还办企业雇工人干什么？ 如此一来，工人的薪水，必然要和他支付给资方的劳动力等价，也就是说，他挣来的工资和福利，必须足够补偿他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三项：他的个人消费，家庭消费，子女教育，否则无法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持续供应）。马克思进而分析，工资的标准，还必须包括生理因素和道德因素。生理因素就是能恢复已经消耗的脑力体力，道德因素就是水涨船高，消费标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比方说，老板开十几万元的豪华轿车，工人也得开几万元的大众化小车；老板住别墅小楼，工人也得住有空调和暖气的单元楼，等等。也就是说，虽然财富的积累多少不同，消费档次不同，但差距也不能大到难以想象、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谓道德标准，说白了，也就是能“说得过去”，“看得过去”。这正是孙大午理想中“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相反，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走高，贫富悬殊拉大，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资本论》都有答案。 再者，老板和工人的利益并非完全对立，你死我活，而是生死相依，休戚与共。道理也简单，老板的产品必须卖出去，物化在商品里面的剩余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假如堆在仓库没人买，老板怎么榨取剩余价值？怎么发财？而广大的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不光是生产者，也是消费市场，所以老板的生产，说到底是为全体居民生产，为多数人生产。早在上个世纪初，汽车工业刚起步的时候，多数厂家为富人造豪华车，认为汽车是奢侈品，不是给工人用的。唯独福特独具慧眼。他声称，汽车并非专供富人享用，他的目标，是每个工人都要开一辆福特车。最后通过研发大众车型，批量生产，降价和信用促销等手段，打败竞争对手，成为汽车大王。如今在美国，就连流浪汉，都认为汽车是必需品。我目睹过美国首都的流浪汉大游行，居然有十多万人从全国开车，赶来参加。汽车石油如此，抽水马桶和洋房如此，其它消费品也莫不如此。对比中国空置的住宅楼，积压到“鬼城”规模，不但建造它们的农民工住不起，就连许多白领也买不起，养不起。就连我一向钦佩的任志强先生，好像也说过“房子不是给穷人盖的”一类混话。空喊拉动内需，究竟谁的内需？只管百分之五的富人？你怎么拉动？不知官员和开发商们，何时才能具有福特先生百年前的胸怀和眼光？ 又临十字路口，期待二次解放 1，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且较为理想的一种资源配置体制。这跟党国近年来表达的观点基本一致，说明官方已经承认：市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 2，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条件。换句话说，没有经济自由，也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个人自由是等价交换的前提。虽然顺序有别，但意思大同小异，可说互为因果。按“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关系说，当然经济是基础。但如果人身自由都没有，何来财产自由？ 3，私有财产制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或者说，没有法律保障下的私有财产制度，必然会通向剥削、压迫与奴役。这是哈耶克全书的中心议题。 4，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自由。这句话是高度概括。我们知道，没有普选政府和分权制衡，没有结社自由跟舆论监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有人批评中国，有法律（条文）而没法治，就连根本大法《宪法》，也是每次换届都修改，更别提其它法律条文来。如此频繁变更，再加上有法不依，人情比法大，所以难保公平竞争。 5，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约束之下。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政府应该首先把自己置于法律监管之下。记得改开之处，彭真任委员长，力主完善法制。社科院就有过“党大法大”的争论，争来争去，无疾而终。最后，多数人接受了“党在法律监督之下行使领导权”。但实际实行的是什么制度？政法委，纪委，监察委等党的机构，是依法办案吗？孙大午全家和企业全体高管，仅仅因为土地等民事纠纷，就被异地公安半夜抓捕，据说是两级政法委联合办案，先抓人再搜证，依据什么法律条文？ 6，“自由放任”理念是对自由与法治的最大危害。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往往把人家说成“自由放任”，有钱人想干啥干啥。岂不知，他们的法治规范，往往比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为有效。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首次访问华盛顿，看见街道整齐，别墅排列有致，好奇地问，“这些住宅都是政府建的吗？为什么规划如此整齐？”陪同的美国大使说：“不是，那都是私人住宅。一百年前就规划好了。”可见，在老戈心目中，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规划，资本主义自然是“无政府”状态。 7，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错误的思想，才导致灾难不可避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要避免错误思想误导，任何人为灾难都可以避免。只有当错误观念控制了社会走向的时候，灾难才是不可避免的。把这话套用在三年大饥荒上，非常准确。当年大跃进的狂热，冲昏了所有人的头脑。灾难开始的时候，地方官员又阻挡信息流通，下情不能上达。等毛、周拐弯抹角才知真相的时候，大错已经铸成。 如今有股思潮，否定邓、胡、赵的改开政策，试图为华国锋洗白，说华才是改开的真正功臣。我非党史专家，不想胡猜乱想。但毕竟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华的确参与了抓捕四人帮，但并由他主导。幕后策划似是叶帅、王震、汪东兴等人，包括老邓在内的其他人，也应该知情。因为那是多数老人的共识。据社科院传闻，是叶帅先把汪东兴、张耀祠和8341部队搞定之后，才通知华，万一华反对，就连华一块抓“五人帮”，没想华欣然同意，于是摇身一变，成了“英明领袖”。这跟民国总统黎元洪，阴差阳错当了辛亥起义“功臣”一样，属于歪打正著。 此后，大权独揽的华也非真心支持改革开放。先掀“学大寨”新高潮，又大建化肥厂，搞进口成套设备的“洋跃进”，还有“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伪造“你办事，我放下”遗诏（据张玉凤揭发）等等。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恢复高考等方面，跟多数老人帮没共识。所以才促成十一中全会和老邓复出。当然，为捧邓而抑华也不对。如果老华继续当政，估计也干不出整肃胡、赵，自断左膀右臂，六四大开杀戒的蠢事。据说老干部袁庚先生，当年曾率解放军南下，接收深圳等地。文革之后复出，被老邓派往深圳筹建特区。有亲友问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如今要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家都请回来，那当初干嘛要把人家赶跑呢？”老袁沉思良久，无言以对，只好说：“总不能让老百姓永远这么穷吧！”如今，中国实力明显增强，谁要说跟改开政策无关，恐怕连傻子也不信。 但问题是，当年改开带有临时抱佛脚的实用主义色彩，既不彻底也不配套，因此积累了种种新矛盾新问题，让如今的中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究竟是倒退回集体化和计划经济？还是进一步深化改开，完善法制，向真正的市场体制靠拢，最终跟国际规范接轨，从而化解内外矛盾？应该是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记得芦笛先生有句名言，大意是说“国人之蠢，表现在连犯错误都不会犯新错误，老是重复旧错误，在原地打转。” 总之，由于大午新城遭遇种种挫折和阻力，我们亲身感受到改革面临十字路口，方向不清，道路不明，所以不揣冒昧，把思考已久的“资本社会主义”议题，亮出来献丑，希望得到高人的批评指正。 探索“资本社会主义”新路 我跟大午新城结缘，源自我的农村背景与户口研究。因为我的户口经历曲折反复，加上以户口做博士论文，所以对三农问题特有兴趣。当我知道孙大午首次遭受牢狱之灾，就开始关注大午城和大午人的命运。2020年春节前后，我旧地重游大午新城，重点参观开业两年的医院和刚起步的养老公寓，对他们的建设速度印象深刻。自2004年出事到现在，他们的产业规模已经翻了几倍，年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起码15%，有时高达25%。难能可贵的是，实体经济风险低，没外债，信誉好，食品、酒业、饲料、教育，医疗等方面，在保定颇有名气，还研发出名牌种禽“大午金凤”，应该属于农牧方面的优秀企业。 互为劳动，帮农民实现梦想 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如何让不盈利的养老事业自负盈亏，实现 “良性循环”？我提议，可否借用日本首创的“时间银行”概念，试办“乡村养老合作社”？这个想法来自三方面启发： 第一，大午集团有过缓解资金困难的“粮食银行”经验，如今可否扩大到养老领域？据司马英华所著《风雨孙大午》一书记载，当年大午饲料厂遭遇资金困难，没钱收购玉米；另一方面农民卖粮难，有人愿意把玉米佘给大午先用，以后给钱。于是大午给他们打借条，承诺“就高不就低”：如果以后玉米涨价，按高价支付；万一降价，还按借条上的价格支付。还有些人，到结帐的时候不急用钱，也继续存在大午账上，大午支付的利息比信用社略高。这就是“粮食银行”的由来，也成为后来“非法集资案”的肇因之一。大午说，此事让他发现，这种临时“通融”手段，其实反映了经济关系中“互为劳动”的本质。换句话说，种玉米的劳动，交换做饲料的劳动，兑现可以延期，并支付一定利息，可谓互利双赢。 第二，目前中国养老难题之一，是资金短缺。一方面，让人满意的养老机构太少，收费又高，普通工薪族都难以负担，更别说低收入的农民了。养老院缺钱，说到底是缺少购买人力和物资的必要经费。国家投入偏低，社会调节缺失，教育、医疗、扶贫和残疾人福利等方面，也面临类似困境。 第三，另一方面，中国又明显存在资源浪费。比如人工浪费，无论城乡，都看到闲散人群。产品积压，产能过剩也是资源浪费。我们能否把闲置资源变成“时间存款”（或劳动工票）？让现在的养老人员先利用起来，解决眼下资金困难？也让贡献人力和财物的义务人员，获得一张储存卡（类似信用卡），等他们养老时可以刷卡消费？如此一来，利用“时间银行”，就可把当下的养老消费跟未来的养老消费结合起来，岂不是一举三得？一能缓解当前养老资源短缺；二能把浪费的资源充分利用；三能储备未来养老人员的支付能力。 大午表示，这个理念跟“粮食银行”的道理相同，都是劳动交换和延期支付，从理论上应该可行，他非常支持。既然日本人有现成样板，我们也可以试验。不过，它涉及到一系列社会政策，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比方说，养老合作社的营业执照归哪里审批？有没有批准与否的政策依据？印制“时间储存卡”或“信用卡”，会不会被视为变相吸纳社会资源？搞变相货币？在法制不严密、政策解释过份随意的情况下，就怕我们的想法过于天真，施行起来阻力重重。尤其是，如果我们搞的比较成功，民众口碑超过官办养老院时，面临的打压可能更多。“武大郎开店”，“我搞不好也不能让你搞”，是许多地方官员的心态。 在讨论新型养老院的时候，我们又碰到另一个难题：如何培训护工？我参照美国培训护工的通用教材，给北京慧康研究院编写过一个教材大纲，同时送给大午集团参考，因为大午也有试办家政与办护工培训的打算。大纲提到，专业护工应该严格培训，经过实习考核，持证上岗。除了就业指引，还应该负责管理，监督服务质量，受理养员和护工双方的投诉。这些做法，不但美国护理公司普遍实行，就连在港澳台工作的菲律宾护工（俗称菲佣）也普遍实行。前不久有消息，说菲律宾跟中国达成意向，准备向中国输出十万菲佣，月薪万元。我问大午，咱们如果培训，是否能跟菲律宾护工竞争？ 大午苦笑著说，你别太书生气。菲律宾护工有组织有纪律有法律保护，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有两国协议，发生纠纷涉及外交。咱们要办护理公司，属于内政，身份档次没人家高。比方说，如果有护工控告雇主性骚扰，但那家人背景过硬，咱们管得了吗？没中立的司法体系，那官司咱们可纠缠不起。所以说，菲律宾人能做到的事，咱们未必能。他的话触到了根本症结，让我无言以对。 如今大午集团二次出事，我们计划中的养老议题只好中断。在大午重获自由之前，我连继续回国考察的兴趣也烟消云散，让我不由想起苏绍智老师跟我最后一次见面说过的那句肺腑之言：“这个政权如此强大，强大到什么都想管；但又如此懦弱，懦弱到什么也做不成。” 2，被逼改制，除隐患长治久安 有位曾任河北省府副秘书长的朋友，知道上层对大午偏见很深，劝我少跟大午来往，预言“他们早晚还要出事”。他说，办企业就老老实实办企业，“闷声发大财”得了，为什么独出心裁，搞什么“私企立宪”“三权分立”，让官方心里发毛？“宪法”是国家大法，企业怎么能立？我听了很诧异，原来党官如此无知，只好给他讲“宪法”的原本含义。我告诉他，“宪法”这个词跟它的理念，是从海外引进的，在英文里跟“章程”同义。我在纽约大学读博的时候，两岸三地同学，原本属于同一个中国同学会。后来台湾学生揭发，他们会长是个“职业留学生”（当时台湾国府习惯这一套，而大陆领馆和学生还没立刻学会。如今台湾放弃了，大陆又继承了国府的“光荣传统”），有意排斥大陆同学，我们倍感屈辱。于是我跟几个同学酝酿，发起组建中国大陆留学生联谊会，并获选为首任会长。在学生总会注册登记的时候，需要起草一份我们的“宪法”（Constitution团体章程）。原来“宪法”这个词，在美国极为平常，随便一个破公司，也必须填写预先印好、格式固定的“宪法”，无非就是组成人选，如何分工，经营项目等等。既然宪法跟章程同义，人家大午集团凭什么就不能立宪？ 顺便一提，因为这件事，国府把我打入另册，怀疑我是“共特”，把我排除在首批留学生访台名单之外。六四屠城后，我们组织游行抗议，并参加芝加哥的全美学自联大会，又惹恼中领馆，怀疑我是美国特务。再往后，我先后去自由亚洲电台和澳门大学工作，荣获“中美双料特务”美称。当我带澳大学生去台湾观选，又去北京清华大学参加暑期班以后，才从朋友口中得知，我又上了国安的“美台双料特嫌”名单。合算下来，我荣膺美中台“三料特务”桂冠。心里纳闷：为何身为华人，哪怕入了外籍，也非得被粘在某个政权的“皮”上不行？难道就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这段经历颇有戏剧性，那群华人学生中，出过几个两岸四地赫赫有名的女强人，比如台湾人苏庆黎（《美丽岛》杂志主编）、美国人艾琳达（施明德前妻）、大陆人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等，多少都跟我的“特务头衔”有关。等我有空写出来，供诸位消遣。 言归正传，大午“私企立宪”中的“三权分立”提法，也非什么禁忌，而是他们被逼迫出来的一种无奈选择。首先，“权力划分，相互制约”是任何社会组织的通例，包括中共在内， “三套”“五套”班子是怎么来的？哪个团体或政府机构不搞平衡制约（哪怕仅仅形式上的）？非得“一元化”，“一言九鼎”才好？干脆直接回复帝制，岂不更好？ 再说了，大午2004年遭受牢狱之灾以后，是戴罪之身（缓刑），不能担任董事长。而临时代理的长子孙萌，力不从心，急需找能胜任的董事长跟总经理。万般无奈之下，大午才想到三权分立和开放选举。为什么在原先两权（董事会负责决策，理事会负责执行）分立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监事会（负责监督）？主要原因来自大午夫妇对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长远思考。多数家族企业，都会面临老一辈创业者去世以后，后辈人发生争权争产问题，从而导致散伙甚至倒闭。他们想把家族产业交给职工代表管理，让它变成永久的社会企业。但是，为了保证家族成员能继续享受部分企业成果（即按章程规定，分享部分利润提成），同时保证企业运作合乎“私有、公管、共享”的立宪精神，所以由家族成员推举监事会，负责监督章程执行，参与纠纷调解，但不参与企业的决策和实际管理。 再说为什么开放职工参选？大午的考虑是，既然把企业交给社会，就应该让全体职工参与管理，有权投票，选举他们信得过的负责人，这不仅是职工的民主权利问题，还有领导人的权力来源问题。如果像创业初期，或者其它民企那样，从逐级任命管理人员，下面的干部认为权力是老板跟给的，容易对上恭敬，对下蛮横，甚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等老板发现上当，已经造成损失。与等级授权制相反，让工人选举领导人，权力自下而上，职工会把选贤任能跟他们个人利益相联系。只有把能人选出来，才能让个人收入随绩效增加而提高。基层群众最了解候选人的能力和品德，一般不会看走眼。而等级授权，则可能把权力交给野心家（两面人）。 据纪微涟编著的《大午立宪》一书记载，央视名嘴崔永元，应邀参加了2013年的第五次换届选举，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大午集团是民企，而且是家族企业，改选董事会却采用了民主投票的方式，先行一步先先进。”连用三个“先”字，获得热烈掌声。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检验，这套制度在大午集团行之有效。从公司规模和效益的快速增长，说明它有很强生命力。当然，外界有人对“私企立宪”存疑，认为它不好推广。我自己也对大午谈过，我对“私企立宪”的生命力究竟如何，多少还有点担心。相信情况，下文细表。 3，观点有别，勤交流取长补短 有朋友问我：你跟孙大午交往多年，难道没有过争论？所有观点都一致吗？当然不是。尽管我们有某些共同点，特别在关注农村方面，好听点是“乡土情结”，难听点是“农民意识”，但毕竟经历有别，教育背景和生活环境不同，不可能没分歧。本章列结尾之前，就谈谈我跟孙大午的主要分歧，或许有助网友更好了解大午集团发展的来龙去脉，并预测大午案的未来结局。我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四方面。 一，如何评价大午集团“私企立宪” 的实际效果？ 我没机会亲临换届选举，只赶上过一次中层领导的初选大会，印象比较好。各位自荐和推举出来的候选人，轮流发言。有些人首次当众讲话，不免怯场，但都很真诚并自信，跟我在台湾观选的印象类似。有人批评台湾普选，说互相攻击，拉拢选票，甚至黑金操控等等，总之水平很低。我反驳道：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也是一种文化，需要由低到高循序渐进。而且，除了在实践中学习摸索，逐步提高，没有其它更好办法。抗日时期的晋察冀边区，连区长县长都普选，候选人背后放个碗，投票人排队走过，往碗里丢豆子，豆子多者当选，就这么简单。如今的大陆，难道文明素质还不如八十年前？村委会选了几十年，停滞不前，有长进吗？我前后共有五六次去台湾观选，感觉进步明显。两派互敬，文明守法，没见多少人身攻击和贿选行为。反观2020年美国大选，秩序混乱，族群撕裂，透明度和公正性，远没台湾好。我建议号称民主大哥的美国，应该派人到台湾，学习人家怎么开票唱票。 大午对他们的选举制度颇为满意，说如今可以撒手，企业运转不用他们夫妇操心了。我回答说：“效果如何，现在难下最后结论。因为你们夫妇第一代创始人，目前还健在，在重大议题上有一言九鼎的权威，也是孙萌新班子的主心骨。你们假定完全不参与，能否正常运转，还需要检验。我倒有个主意，能帮你检测，那就是到国外度假一年半载，连手机也不用，看集团是否正常运转。如果不行，说明你们事实上还在垂帘听政阶段。”大午苦笑一下，说“目前还不行，争取以后行”。 二，如何对看待美领馆多次拒签孙大午？ 第二个分歧是如果对待美国领馆拒签孙大午的事情。要按说，大午是知名度很高的民营企业家，又经历过牢狱之灾，多次登上英文媒体，《纽约时报》曾经把他比喻为中国农民的罗宾汉（英国农民起义领袖），申请去美国考察的商务签证，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不幸的是，他第一次申请就被拒签了。原因也简单，申请表上明明要求带上能证明“没有移民倾向”的所有材料，包括自己银行的存款证明。可大午就是没带，还说“我们公司有上亿资产，还用证明我个人存款吗？”于是被拒签，让回去再准备。首次拒签之后，签证官往往特别警惕，而大午又漫不经心，难免态度傲慢，于是二次被拒。他当然有气，朝后面排队等候的员工一挥手说，“既然我这个带队的去不成，你们还排队干什么？走人！”于是一伙人哗啦撤离。这事激怒签证官，说签证申请是个人权利，你不应该剥夺其它员工的申请权。于是，后来又被拒签过一两次。大午怒气未消，亲自给奥巴马总统写信，抗议签证官“蛮横无理”，希望美国修改签证规矩，能对民营企业家给予特别照顾，等等。他的信当然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此后他赌气说，今后绝不再申请美国签证，除非美国领事主动把签证送到他家。我说，那几乎不可能。你不了解美中文化的重大区别。美国人公事公办，基本没有人情因素（其实也非绝对没有，只是非常罕见），而中国人办事，往往看人下菜碟。再说，多数美国签证官缺乏中国知识，谁知道你孙大午是怎么回事？ 三，如何认识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场的正常功能？ 孙大午对于家族独资企业比较满意，认为适合中国国情，容易调动员工积极性。而股份制的大型公司，不适合中国农村市场。尤其上市圈钱的股份制大企业，靠职业经理人全权管理，既不对企业职工负责，也不对多数小股民负责，只关注大股东的短期利益，因此弊多利少。对他的上述看法，我表示部分同意，更多不同意。如果说的是不健全甚至不正常的股份公司和股市，比方中国大型上市国企和股市表现，明显跟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从统计数字看， GDP总量增幅很大，但股指长期在3000点徘徊。股市内幕复杂，大户稳赚，散户被割韭菜。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午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推而广之到一般股份公司和股市，则不但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理由有两个：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对股份制高度评价，说它是对私人占有的部分“扬弃”，也就是部分克服了独资私有制对经济的制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实际情况看，目前世界五百强，大多数是上市的股份公司，绝非偶然。 第二，凡属健康的股份公司，通过股市融资能推动科研和刺激生产，把效益好的生产项目做大做强。而投资人通过股价上涨和提取红利，也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我曾给澳大学生讲过赌场跟股市的本质区别：对炒家来说，在股市投资跟去赌场投注，似乎有类似的刺激和风险；但重要区别在于，赌场的资金总量不会增加，只是重新分配。而股市的资金总量，是随著股指上升而增加的，原因就是股市资金跟经济发展结合，经济总量上升，股指就相应上升。不信你可以把道琼斯指数的发展轨迹拿来检验：如果你有足够资金，按道琼斯指数购买股票组合，并且保持足够长时间（十五年以上），那么你的投资稳赚不赔，永远如此。所以，投资股市远比赌场下注更健康，风险也更小。 四，如何预测大午模式的可复制性？ 近年来，大午集团新增了一个“传承公司”，以“走出去请进来”，讲座培训方式，宣讲大午私企立宪的过程，讨论相关的经验教训，反应比较热烈。参加研讨的人员，多数来自家族企业，也有学术研究机构。大家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大午企业办社会的发展模式，以及私企立宪的经验摸索，其它地方和其它企业是否可以复制模仿？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个问题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讨论： 第一个层次：大午集团的企业办社会（社企合一）模式，其它地方有没有可能模仿？社科院资深学者资中筠教授认为，没什么可模仿性。我个人认为，要看具体情况，如果别处也有类似农民企业家，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企业办得相对成功，经济效益不错，当地又没有配套的行政系统和社会服务设施，那么，他们学习大午经验之后，有可能从中获得启发，也把原本的家族私人企业，往社会企业方向靠拢。假如地方政府认为，当大午镇的人口达到建立乡镇的规模，有必要建立通常的党政人大政协等五套班子的时候，政企分开恐怕不可避免。但如何分开？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服务配套，应该怎么解决？原有的建设投入如何合理补偿？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层次：家族企业变为社会企业，还涉及企业利润分配难题。如果保持原来的家族私企，依法纳税之后，利润分配属于自家私事，政府和外人无缘置喙。改为社会企业之后，董事会大家选，自然会对利润分配去向和比例发表意见。比方孙氏家族成员享受生活补贴这事，谁应享受？补贴多少？延续多少年？等等，都可能引发争议。这件事可参考清朝对八旗子弟授“爵位”的前例。那也是照顾功臣后代，用金钱名誉阻挡他们参政，等于刘会茹说的“享清福”。但同时规定“爵位递减，五世而终”，一代比一代减少，到官五代以后，就不能再“白吃皇粮”了。后代继续游手好闲，结局将会很惨。大午表示，这个问题值得他们认真考虑。 第三个层次：在公司注册和财会制度上，也缺乏明确的法规条文。家族成员从出生到过世，终生享受生活补贴的事情，还涉及到相关财务法规。当然，我对中国现行的民企记账报税，不甚了了，不敢妄议。网上说，无论民企还是国企，普遍有两套帐目“真账内部使用，假账应付审计”。假如在美国，给家族成员发放补贴没法入账，因为不合税法。作为替代物，他们普遍建立信托基金，按照非赢利机构规定，特殊资金供特殊用途。只不过，信托基金的规范也好，特定资金的受益人也好，也要符合税法规定，该报税的一定报税，否则会面临严重制裁，包括罚款和坐牢。把不同性质的资金和财务分开处理，才有可能避免未来的麻烦。 当然，如果中国自上而下，还没有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单靠某一个公司内部，难以单独完成上述改革。假如大午集团，因为这场牢狱之灾而烟消云散，我们开启的“资本社会主义”探讨，到此也就画上了句号。反之，如果目前陷入的法律纠纷能妥善解决，大午和家人重获自由，可以继续经营他们家族企业的话，往后的改革任务会更加艰巨。但我相信，以孙大午的顽强个性和坚定理念，他还会炊簧幔绦费啊白时旧缁嶂饕濉钡摹按笪缣以疵巍薄＞烤鼓闹挚赡苄愿螅壳胰梦颐乔淌滓源� 结语：资本社会主义，农村复兴的光明正道 上文提到，我跟大午的探讨，限定在中国农村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民企范围内，没有以偏概全的意图。但我们坚信，“私有、公管、共享”六字方针，有普遍意义，可以供其它企业学习参考。大午对此表示，“搞企业管理是一种实践，说不上向谁学习，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从实践中摸索，适合你企业发展的，就是最好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你就是成功的企业家。”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认为，企业制度，特别是私企制度，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制定，不应有统一模式。“私企君主立宪制是一种比较新的企业模式，有它的独到之处。”通过与华西村、南街村这类“社会主义样板”的对比，让我们更坚定相信，大午新城发展模式，不失为复兴中国农村的一条光明正道，因为它代表中国农民“求公平，要富裕”的强烈追求，任凭什么压力，也无法让它熄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稍有气候变化，顷刻满眼葱绿。希望地方当局不要罗织罪名，借故扼杀华北平原上这个欣欣向荣的祥和社区。 一，总结回顾主要观点 接著分析市场经济两大前提。第三章“人尽其才”，说的是“人”作为生产要素最重要部分，如何才能自由流动，包括不同地域、行业和社会等级之间的流动。我从“社会流动”这个社会学概念，说到企业家的“自由决策权”，最后分析我体会最深的“户口隔离”制度。承认它在计划经济年代曾经有过一点正面作用，尽管付出了几千万农民的生命代价。但如今，户口制已经堕落成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病之一。最后一小节，顺便谈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即劳工生存状况，它无疑跟“人尽其才”关系密切。第四章“物尽其用”，说的是其它生产要素流动。先胡诌了一通什么叫“最佳配置”，谈到林毅夫强调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论”，也算是对“弯道超车论”的一种反思吧。接下来是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包括对十八亿亩红线的五点质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同意杨小凯和文贯中两位教授的土地私有化主张。再往下，谈了“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问题，试图追根朔源，理解为什么国人屡遭洋人病诟，一是产权观念缺失，二是司法体系落后。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光彩的“拿来主义”还会继续大行其道，外国公司反感是一方面，国人自己的研发热情会继续遭受打压。本章最后，举了大午集团两个产权纠纷案例，一个是“大午粮液”的商标专利，一个是“大午金凤”的种禽研发专利。 第五章试图扩大资本定义范围，重新定义资本如下：“所谓资本，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货币量化和自由交换，能补偿自身损耗，并可实现增值目的的所有财富、能力、品德及信誉。”接著，回顾了时代发展与资本的多元化趋势。当然，这也跟商品多元化趋势密切相关，以前不认为是商品的东西，现在也纷纷商品化了。最后，我再次强调，无论商品和资本的内涵外延如何扩大，等价交换的原则不变。权钱交易、裙带风与寻租行为，是破坏等价交换的主要祸首。第六章主要批判“物质极大丰富”，指出人的需求分两类，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因为资源有限，而人的欲壑难填，因此，相对于心理需求的“供应短缺”是永久性的，围绕短缺的“竞争博弈”不可避免。不过，对恶性竞争加以防范的同时，我也充分肯定 “竞争博弈”的正面价值，没有博弈激励，社会就失去发展动力。第七章批判所谓“思想觉悟极大提高”，先从“思想觉悟”的定义和量化分析入手，结论是没法定义，更难量化。接著为正当光明的“追求名利”正名，认为只要手段正当，能客观评估理想跟现实，追求名利乃是人的天职和成长动力。最后，回到“觉悟”的宗教含义，我主张启发人性善念，坚守平等博爱思想，远离成王败寇的丛林哲学。 经过前面七章的铺垫之后，进入第八章,对“资本社会主义”定义。我尝试定义如下：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与社会管理模式：它主张保护私有财产，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分权制衡的管理分工，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财富增长过程中，水涨船高，劳资共赢，最终实现“有差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接著，分别说明定义的范围界定，为何是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和社会管理模式？外部参与法制化的市场竞争，内部实行分权制衡的分工管理，及多元平等的社会文化，最后，随财富增长，劳资共赢，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有差别的共同富裕。我们对比了大寨、华西、南街等“社会主义样板”跟大午新城的根本区别，前者属“外援型”，靠外来资源支撑，终难持久；后者靠“内生型”积累，有可持续性。第九章，回顾马克思理论的对错。这个问题之重要，不仅在于它如今还是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也由于它在西方有死灰复燃之势。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分析方法，是我们认识“资本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但《宣言》对资本主义危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大胆预言，却是主观拟断，不符合《资本论》的逻辑推理。“资本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往前推导的必然结论。最后，介绍了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把它的主要论点罗列为七条，基本对应“资本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第十章算是本系列的总结，展示大午模式的艰难曲折。先从粮食银行说起，联系到我们计划开办的养老事业，实质是农民互换劳动的原始手段，但却面临诸多刁难与打压。接下来解释孙大午为什么要尝试“私企立宪”？因为他被逼无奈，并非别出心裁，或有政治野心，他只想通过改制谋求企业的安全长久，避免其它家族企业人亡政息的共同命运。最后，我如实罗列并大概分析了跟孙大午在若干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如果有机会继续探讨，我们还会争论下去。究竟谁是谁非，请读者自行鉴别。 二，突出几点“可能的”新意 1，分清真假剥削。只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谓“剥削”，并非真正的剥削。只有打著“社会主义”旗号，以国家名义，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巧取豪夺，才是真正的剥削。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认为，等价交换本身，已经包含了剥削因素，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向资本家提供无偿的剩余劳动。奇怪的是，在美国左派教授的讲坛上，也相信这个说教。我们则认为，劳动者并非无偿贡献全部剩余价值，他们自己也会分到一部分，否则，那部分剩余价值就没法实现，也不符合马克思说的“劳动力价值的道德标准”。 2，等价交换的永恒性。资本主义市场的等价交换，不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方式。其他配置方式，将损害等价交换原则，增加交易成本，导致压迫、剥削和贫困，也就是哈耶克说的“通往奴役之路”。这个观点，否定马列原来的信条，认为物质极大丰富和觉悟空前提高之后，就不再需要市场交换。原因在于人的心理需求，永无满足可能，除非人类毁灭，发展停止。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赘。 3，资本广义化。随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时代来临，商品中包含的简单劳动明显下降，复杂劳动迅速上升，因此我们主张，对资本定义应该宽泛化，尽可能把所有用于市场交换，可用货币量化，并能提升自身价值的生产要素，都能包括进去。因此我们建议，把人力资本细化为体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并增加信用资本、天才资本、劳务资本、风险资本和专利资本，等等。 4，市场广义化。我们所说的市场广义化，是把一般商品劳务的自由选购范围，扩大到其它需求领域，例如文化市场，媒体市场，宗教市场，理论市场，选举（民意）市场等等，允许各家各派遵循同一个宪法指引，自由竞争，任凭“消费者”评头品足，褒贬是非，自由选择，并甘心“为此支付”情愿的“价格”。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也刚刚涉及，所以在正文中不能充分展开，待有机会再议再写，此处点到为止。 5，资本的“私有”与“社会主义”目标如何兼容？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就是“私有、公治、共享”六字方针中的后面四个字：“公治”和“共享”。具体实现手段靠两种机制：用普选机制保证职工参与管理，用协商机制（包括罢工抗议）保证工人在瓜分剩余价值时，有能力讨价还价，最终获得合理份额。我们已经分析过，价值规律本身，已经包含在剩余价值的瓜分过程中，有工人的份额；另外，还有工会集体谈判的功能保证。应该说，没有阶级力量的对比、平衡和制约，光靠资本本身，不会自动保证职工获得合理份额。马克思讲的“道德标准”，还需要依靠工人阶级的主动争取。缺乏后者的功能，也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三，欢迎网友批评质疑 从国内民企面临的严峻局势看，以私有制为特征的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究竟在中国还有没有生存余地和发展前途？中国经济的国进民退趋势，何时伊于胡底？中国民营经济遭遇的首次共产，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再到全部公有，最终导致三面红旗和三年饥荒，创痛犹在，殷鉴不远。假如今天的民营企业，再遭二次共产，前途又会如何？如今已现端倪。看看随处可见的弃耕良田，日渐萧条的世界工厂，快速增加的失业人口，难免悲从中来。假如再来个一刀切，废弃土地承包，变相恢复公社大队，就算中国农民无力表达不满和抗议，我也敢断言，他们的生产热情，定会一落千丈。“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历史将重演，包括粮食在内的消费品短缺，会再次降临。当年有毛的威望和高压，政风大体清廉，如果不算极少数人的特供，起码粮油布票，可保平均。如今特权横行泛滥，只怕连定量供应的表面公平，再也做不到了。因此，现在讨论民企和个体经济的未来命运，应该不是杞人忧天。 说到悲凉处，不由想起老友杨小凯对宗教的评价。我跟他一样，都在无神论熏陶下长大，对宗教天生怀疑抵制，直到归化外籍，又罹患癌症，百般无奈下，才接触圣经，逐渐改变信仰，最终成为信徒。他去世之前，有篇宗教感言，谈他为何转变信仰，并对经济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提到，经济“制度的来源不是科学，而是宗教”我感觉有一定道理。说到底，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规律的启发，而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感悟，需要灵性启发，也就是神的召唤。例如：当年英国货船，从非洲往美洲运黑奴，运费以上船人数计算。船主不管黑奴死活，任意打骂虐待，克扣伙食，缺医少药，死亡严重，有时高达五分之一。人贩子被迫亲自监督，教育船员要“讲人道”，但收效甚微。后来接受经济学家建议，改变交易条件（即制度），运费由“上船人数”，改为“下船人数”计算，把“人道与否”跟运费多少挂钩，一举解决了虐待问题。 再比如，当年国际贸易遭遇难题：先交货怕收不到款，先付款又怕收不到货。于是出现“信用证贸易”，买卖双方各找自己的代理银行，由买方出具不可撤销的信用证。银行收到信用证之后，才通知卖方装船；买方收到货物并检验合格之后，再通知银行兑现货款。这类巧妙的制度安排，都非科学推理的产物，而是实践中摸索的“神来之笔”，说它是上帝的安排，也不为过。以此类推，让我想到经常发生的民工讨薪问题，据说政府工程也不例外。我在澳门期间，也见过建筑物上贴满“有汗出，无粮出”（粤语）的讨薪标语，不由纳闷：明明不难解决，为什么政府不管？建立“工薪险” 制度，并非难事：所有工程勒令购买“工薪险”（比放说保费占薪水总额1%），否则不许开工。建筑商出保费一半（50%），承包商出少一半（49%），工人象征性出百分之1%。万一发生欠薪，保险公司全额赔付。如此一来，不但化解了欠薪，还能推动保险业发展。 在宗教问题上，孙大午跟我不同。他的父母亲都信教，一个佛教，一个道教，但他自己从入伍到入党，一直坚信无神论。因此，本系列涉及宗教议题的部分，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跟大午无关。杨小凯说，市场经济决非什么人的顶层设计，也非科学理论的推导，而是人类社会依照神的旨意，逐渐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最优配置”方式。马列信徒心血来潮，凭空想象出消灭私有的国家指令型计划划经济，并冠以“科学社会主义”美称。可惜，经过多半个世纪的痛苦教训，终于不得不放弃，再改回市场经济老路。然而，继续顽固坚持错误理论的人还不少，试图二次消灭私有制的人还在。大午集团和其它民企面临的严峻局面，说明我们再度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因此，我不得不把以前说过的车轱辘话，再搬出来反复说，虽然知道，“说了也白说，不说白不说，白说还得说”。 最后，祈求上帝保佑大午家人和他的员工，能在困境中坚守良知，静候法律的公正判决，早日恢复自由，重回大午新城这个好人相聚的地方，继续互换劳动，积累财富，最终实现他们的“大午桃源梦”——“资本社会主义”美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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