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進展———以毛澤東提出的十個哲學學術問題
為例 2006-3-7 陸劍傑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矛盾論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一、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合法性”問題說起
這兩年,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展開了一場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合法性”
問題的討論。這裡所說的“合法性”(Legitimacy)是指某一事物或某一活動具有
合現實性和合邏輯性,因而其本質被人們所公認、所接受。哲學思想研究的“合法
性”就是這種研究把握住哲學的本質,合乎學術規範和學科建設一般要求,為理論
學術界所公認、所接受。那麼,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為什麼發生了“合法性”問題
了呢?論者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一門哲學學科。
從意識形態方面說,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重視政治性,卻沒有相應的學術發展
,“少有學術性可言”;另一方面,從哲學學科說,雖然這些年來在學術上有所發展
,但關注現實卻嚴重不足,“隨着‘學術性’的勝利,‘現實性’卻被謀殺了”。由
此可見,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而言,“合法性”問題是發生在它的兩重特性
———意識形態性與學術性、或者說革命性與科學性的不能統一之上。以我之見
,存在着判斷上的片面性:應當承認,在現實的研究中確實存在強調意識形態性而學
術性不足、強調學術性又忽視意識形態性的問題。但是,做得比較統一的也有:中
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解決革命、建設、改革的問題,同時也推進着這一
哲學的學術思想的發展;許多學術工作者孜孜研究學術,同時也關注現實,關注革命
、建設、改革的政治;更可喜的是中國共產黨富有哲學思維的領導人,同中國富有
社會責任感的哲學家,兩者有着很好的合作關係。目前,一些雜誌所發表的討論馬
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合法性問題的文章,大多漠視中國共產黨的哲學思想,斷定它無
非是一些“領導講話”、“政治文獻”、“行動口號”,談不上是什麼哲學,即使
承認它是“哲學”,也沒有什麼學術性可言,未取得像樣的“學術進展”;同時也漠
視一些哲學學者出於關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實踐的熱情而對作為指導思想的馬
克思主義哲學所作的學術研究和闡釋;這樣,他們就對實現意識形態性和學術性之
統一的努力抱悲觀的態度。
為了科學地解決上述“合法性”問題,我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同黨內外馬克思主義
哲學家合作創立的,對中國人民現當代社會實踐起指導作用的哲學,稱為“中國馬
克思主義哲學”(ChineseMaxistPhilosophy),因為它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哲
學思想,是在中國實踐中學習、運用並從而加以闡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繼承和
發揚中國優良文化傳統,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之結合,因而具備了中國作風和中國
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集中和升華中國人民的實踐智慧,形成對馬克思主義哲
學的新闡釋和新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我看來,這一哲學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
學之革命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性)同科學性(學術性、理論性)在實踐基礎上的統
一。如果我們按照這種統一性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研究就是合本質、合邏
輯的,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的。
二、毛澤東提出的十個哲學學術問題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第一次革命”的領導人,又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哲
學家。回顧中共哲學思想史,1921年-1929年為其第一階段,這是學習馬克思主義哲
學併力求加以運用以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階段,李大釗是其卓越的啟蒙者;1930年
-1956年為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用之於中國革命
的具體實踐,確立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三大原則,實現
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中國化,創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是這一
哲學的奠基人,因此,黨的哲學思想也就稱之為“毛澤東哲學思想”。1957年-1976年
為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過程,“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繼續得到發展,到了“文革”則陷入中斷。1976年至今為第
四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黨以“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實踐主題,開闢了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推進到新的階段。
毛澤東的哲學是革命性與科學性、現實性與學術性相統一的哲學。對毛澤東哲學
提不出只有政治性而沒有學術性的指責。如果提出,那是一種虛妄。但是,我國馬
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些年青的朋友們,卻不甚尊重毛澤東哲學,特別是對它在學術
上的巨大創新性缺乏研究。他們常常輕率地藉口毛澤東晚年的政治錯誤而將毛澤
東哲學看作是單純政治話語予以貶斥。
(一)關於現實世界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
人們常說:哲學是理論化了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哲學則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
法論。這裡的“世界”範疇,中國哲學工作者當作不言而喻的前提而從未加以反思
。傳統的觀點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就是一般唯物主義者所說的“宇宙”或
“物質世界”。這樣的觀點是對的嗎?毛澤東有自己的解答。他是重視“宇宙觀”
的,但注意力的焦點在“現實世界”。在他的《哲學批註集》中寫道:人與自然的
關係,不僅是人生活在既成的自然界中,而且是人在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中生存着;人
與人的關係,同樣具有主體與客體關係的性質,就是說,對於作為主體的社會集團而
言,它的對象集團就是客體。這就是以人為中心的現實世界的實況:“同敵人鬥爭
,敵人就歸我們管了;同自然鬥爭,自然就歸我們管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
是以這樣的現實世界為對象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使命是要對現實世界
進行變革,使之革命化,“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
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二)關於辯證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動性”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到達恩格斯的後期被了解為“關於自然、人類社會和思
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這樣,辯證法規律就有一種在“自然”、“
人類社會”和“思維”中共存、而在哲理上從中加以抽象的普遍性。如果把“實
踐”僅僅了解為“人類社會”的活動,那麼,在作這種抽象的時候,“實踐”就被抽
象出去,因而人的能動性也就被抽象出去。這樣,辯證法中就沒有能動性的地位,更
談不上是“最重要方面”。毛澤東確認辯證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動性”,就構成了
對恩格斯定義的挑戰。但是,毛澤東又是承認辯證法規律的普遍性的。那樣就必定
要把這兩個方面統一起來。從這種統一中,辯證法是有其邏輯經線的,這就是實踐
中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辯證法就是實踐中主客體關係的辯證法;辯
證法又是有其邏輯緯線的,在主客體辯證法的展開中,作為主體的人,逐步把握貫徹
在主體、客體以及二者相互關係中的辯證規律,並把它變成一般方法論。我的這種
理解,是同黑格爾的《邏輯學》歷史地聯繫着的,又是同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改
造黑格爾所形成的辯證法思想相承續的。在這種經線、緯線的關係中,主客體關係
即主體能動性與實踐條件客觀性的統一是關鍵和樞紐,因而成為“最重要方面”。
我們了解和掌握了辯證法全貌,再去讀《矛盾論》,就會懂得毛澤東為什麼不把矛
盾規律自身的規定性———矛盾同一性和矛盾對立性的關係———當作矛盾辯證
法的“精髓”,而把矛盾規律的方法論規定當作它的“精髓”了。因為矛盾普遍性
不是獨立自存的,而是主體的一種觀念;矛盾特殊性則相反,它是具體地自存的,是
客體的一種實態;二者的關係恰是實踐中的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在《矛盾論》中,毛
澤東把主客體矛盾辯證法當作“精髓”,這證明:毛澤東在思想之深層確是把主客
體辯證關係當作辯證法之“最重要方面”的。
我們了解和掌握了辯證法的全貌,也就會重視毛澤東把“能動性”注入辯證法諸規
律的創新論點。在毛澤東看來,辯證法規律不是在人之外自存的。他在批閱李達《
社會學大綱》一書中寫道:“自然生長,就是在自然界也不對”,為什麼呢?因為自
然界是在人的活動中被不斷地改造和創造的,自然事物不但“自然生長”,也在“
人為地”生長。這樣,辯證法規律就是在人的活動中展開的。不但矛盾規律是在主
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被運用的,而且質量互變也是由人的能動的活動促成的。毛
澤東對此寫道:“在一個長過程中,在進入最後的質變以前,一定經過不斷的量變和
許多的部分質變。這裡有個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工作中,不促進大量的
量變,不促進許多的部分質變,最後的質變就不能來到。”需要補正的是:這種能動
的促進,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掌握可能性的幾率,做得適當而有度。
(三)關於“人造出歷史”和這種創造活動的機制我們的哲學教科書歷來都講人民
群眾創造歷史,而很少談論“人”創造歷史。這是哲學理論上的一種偏頗。毛澤東
強調人民群眾的歷史創造作用,但他並不忽視“人”在歷史中的創造者地位。1941年
在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非常尖銳的時期,毛澤東在《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
中宣示: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造出的。1949年在“五評白皮書”中所說的話更是眾
所周知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
,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這兩處,毛澤東都用了“造”字而沒有說“創造
”。“造”在英文裡是make,就是製造、構成之意;“創造”則是create,具有創新
之意。馬克思所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英譯本譯為menmaketheirhistorythemselves。
(KarlMarx、FrederichEngelsselectedletters,foreignlangugespress,peking,p102)就
是說:“創造”是有二義的:make意義上的和create意義上的。
毛澤東不僅確認人是歷史創造者,而且在他的大量著作中闡述了歷史創造活動的機
制。毛澤東把歷史創造過程理解為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這樣,他就把
通常所說的認識論提升到人的歷史創造活動上來研究。在這個意義上,他突出的不
是反映的認識論,而是規範的認識論。這種規範的認識論直接同人的歷史創造活動
聯繫在一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但卻最為哲學理論家們所忽視。列寧在1914年
11月寫的《卡爾·馬克思———傳略和馬克思主義概述》一文中說過:革命政黨的
規範性認識亦即“策略”的制訂與實施十分重要;馬克思正確地認為,唯物主義缺
少這一方面,就是不徹底的、片面的、毫無生氣的唯物主義。毛澤東對克服這種“
唯物主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一,他認為,規範性認識是社會實踐的直接前提
。他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是人在建築房屋之前
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後說:“我們要建築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
革命的圖樣。”第二,他指出:規範性認識是全部創造歷史實踐活動的關鍵環節,用
他的話說就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為什麼不說“理論是黨的生命”,而
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呢?就是言其重要。第三,他提出:規範性認識的建立
過程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過程。就是說:人民群眾創造歷
史是通過凝聚出科學的規範和執行規範的實踐來進行的。這樣提出和論述哲學問
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四)關於人類實踐面對的“可能性空間”
在原來的教科書體系中,“可能性”範疇完全是本體論範疇,指的是外部世界的“
現實”中所蘊含的向未來變化的幾個並存方向。就是說,“可能性”是自在的,與
人的實踐活動無關。正因為這樣,“可能性”範疇在諸多的哲學範疇中並不具有更
重要的地位。可是,這種哲學觀念已經遭到了多方面的挑戰。西方的生存論哲學,注
重人的生存活動,而對人的活動而言,周圍條件提供了怎樣的可能性是至關重要的
。這樣,“可能性”範疇成為生存論範疇,而其邏輯地位也大為提高。存在主義的
最著名代表海德格爾說:“此在(按:能對“存在”發問的、作為主體的人)不是一
種仿佛能做這事那事為其附加成分的現成的東西,此在原是可能之在。此在一向是
它所能是者;此在按它所是的可能性來存在。”按此論點,“可能性”不再是單純
的客體性,而是含有主客關係在內的人的活動及其所是的可能性了。在中國,毛澤
東生活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鬥爭中,他接受和張揚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進而
他把可能性範疇提升為實踐論的範疇。在他看來,可能性不再是客體自然生長式的
變化方向,而是人的實踐活動發展的並存待定的方向。因而,具有特別的重要性。
進一步,他看到並把握住這種實踐可能性的矛盾性。1942年,毛澤東在總結反對第
二次反共高潮鬥爭的經驗時提出:在人的實踐中,“向着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準備
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着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
現實性的一個條件”。這段論述,蘊含着非常重要的哲理。第一,它指明:作為可能
性,它必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對於任何一項實踐,單一的可能性只是與之矛盾的其
他可能性的幾率在實踐已接近於它的目標時逐漸趨零的表現。第二,它指明:可能
性不僅是一個事實判斷,而且伴隨着價值判斷。這就是上面所引論述中所說的“好
”的可能性和“壞”的可能性。第三,它指明:可能性是帶着“量”的規定性的,並
且是有等級的。上引論述中的“最”就是量的等級概念。第四,它指明:可能性不
單是有其兩極的,而且是在兩極間有其中介的幾率分布的。這四點,我們可以用一
個新的範疇來概括,這就是“可能性空間”。
毛澤東在實踐體驗中把握“可能性空間”範疇,並不是偶一為之的,而是具有一貫
性。例如,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論及“革命的前途”時說,中國
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又一方面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
展。在兩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競爭的過程中,中國就有了兩種可能的前途。在
有利的國際環境之下,“便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最後結果,避免資本主義的
前途,實現社會主義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極大的可能性了”。這裡所作的分析又一
次證明:毛澤東所說的“可能性”是實踐結果的多種可能性;人類生活的進展過程
就是各種可能性競爭並把一種合乎社會進步要求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過程;而各
種可能性均有其幾率。毛澤東所說的社會主義前途的“極大可能性”也就是帶有
極高几率的可能性。
(五)關於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和實踐指導規律
人類歷史有無客觀規律、有怎樣的規律、如何形成如此這般的規律?這是歷史唯物
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般哲學世界觀的一個根本問題。假如人類歷史是
沒有規律的,那麼,世界具有普遍規律之議就會被否證。
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看,有三個論點是必須加以確認的:其一,人類歷
史有其一般規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
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
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社會的政治、法律
、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其二,人類歷史在其各個生產方式
和社會形態之中,又有特殊的運動規律。其三,所有這些規律都不是強加於人的活
動的,相反,它們恰恰都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不但具體的局域性、階段
性的特殊規律是人的實踐的規律,而且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也是人的實踐的規律。
因為除了人的實踐之外,歷史就什麼也沒有。
在揭示歷史規律的實踐性方面,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嶄新範疇,這就是“實踐指導規
律”。他原指的是“戰爭指導規律”,見之於他的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與《論持久戰》。“戰爭”是一種實踐形式;“戰爭”有其指導規律,其他實踐
形式無不如此;這樣,“實踐指導規律”的概念也就成立。實踐指導規律的形態是
決策,即戰略和策略。它之所以具有“規律性”,是因為正確的決策必定是使主觀
指導符合客觀實際,二者在獲得確定效果時,建立起了非如此不可的客觀必然聯繫
;而在主觀指導方面,必定又使目的和手段二者建立起客觀必然聯繫,否則也要失敗
。實踐指導規律在實踐過程的展開並達到確立的目的,這時它就轉化成為“實踐活
動規律”。人的實踐活動中實踐規律的連續展開,構成一個長期實踐過程的特殊的
具體的客觀規律。中國革命從發動到發展,從曲折到勝利的歷程,活生生地證明着
人們創造歷史的機制。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起初是被動地甚
至是被迫地走出的;後來在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
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對其客
觀必然聯繫加以論證,成為實踐指導規律並轉化為實踐活動規律;當中國革命按此
規律進行到達勝利的時候,人們當然會承認,在中國社會條件制約下,中國革命有其
客觀規律。
在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的過程中,就其主流而言,總是從發現實踐指導規律到轉變
為實踐活動規律,再到成功之時形成客觀運動規律。在這樣的過程中,人類逐步把
握住社會歷史的一般規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立,概括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理
。從此之後,由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建設事業,當着需要把握實踐指導規律
的時候,就可以用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社會歷史的一般規律的理論為指導來做。
其集中表現就是用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為決策的準則並以實踐的結果來檢驗關於
實踐指導規律的知識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有效性。毛澤東曾經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並
且反覆地強調出這一點。他的論點是眾所周知的:“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
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
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這裡,潛在着這樣的深刻理論:社會歷史的一般規律通過生產力標準規定和約束着
具體實踐,實踐指導規律的發現、實踐活動規律的展開、社會歷史中特殊規律的形
成,這也是社會歷史的一般規律之存在的證明和作用的機制。
(六)關於社會歷史中特殊規律的統計性
自從1924年-1926年間產生量子力學之後,科學界公認:自然事物運動的規律有兩類
:一類是因果對應的、時空上可以確認其軌跡的動力學規律。它是宏觀物質運動中
的客觀必然性的表現。一類是非線性關聯的、沒有時空確定性的統計規律。這是
微觀物質運動中的統計必然性的表現。前一類規律是偶然中的必然;後一種規律則
是大量偶然事物集合中的概率分布。但是,還沒有哪一個人提出過社會歷史規律有
無統計性的問題。
很令人驚奇的是毛澤東在1936年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以自己
的方式,表述了中國革命戰爭過程中的可能性分布,涉足於社會歷史規律也具有統
計性的學術領域。他首先分析了中國的國情和特點,找到了實踐的客觀出發點;然
後指明:這裡,“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前者“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
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後者“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
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他
認為: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
我們看到:這個根本規律是一個特定的幾率分布:a.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可能的
,這種可能性應當是隨順利條件的增強和困難條件的減弱而不斷提高其幾率的;b.中
國革命戰爭也有失敗的可能,其幾率是“非零”的,這種可能性的存在是由於敵我
力量對比的懸殊和主觀指導難免發生錯誤;c.中國革命戰爭的速勝是不可能的,其
可能性的幾率為零。顯然,作為動態的規律,由上述三種可能性組成的“可能性空
間”的結構是變動的,當第一種可能性的幾率上升到接近100%時,勝利也就到來了
。這樣的統計性規律,在人類的具體實踐中是有普遍性的。因為作為具體實踐,都
面對着客觀實際;都有成或敗的多種可能性;都需要實踐者經過不斷努力來增長有
利條件,減弱不利條件,才會在實踐中到達勝利。這就是說:不但自然界的規律具有
統計性,而且社會歷史的具體過程中的規律也有着類似的統計性。顯然,這是馬克
思主義哲學學術上的一個重大發展和創新。
(七)關於矛盾結構的中介性
矛盾結構具有中介性,這個哲學思想的原創權屬於黑格爾,他是這種中介思想的集
大成者。我國著名哲學家張世英對黑格爾的“中介”範疇作了這樣的界定:“‘中
介’有間接、憑藉、工具、手段或中間過程、展開過程等等含義”,我體會,黑格
爾“中介”範疇的基本意義是矛盾關聯的“間接性”。什麼樣的矛盾聯繫具有間
接性呢?至少有這樣幾種情況:a.作為矛盾雙方相互關係的“中介”關係,即是對立
面“互為中介”;b.作為矛盾雙方的居間聯繫的“中介”狀態;c.作為普遍聯繫的
實現者的“中介”環節。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了黑格爾的中介思想
。尤其重視在矛盾雙方之間、具有“亦此亦彼”性質並居間聯繫的“中介”。
毛澤東著作中具有非常繁茂的中介思想。雖然他本人沒有作出中介辯證法的哲學
概括,但他以大量中介現象的論述,提出了關於中介的學術問題。第一,在反映的意
義上,他把握住了世界和中國的大量實存的中介現象。在國際問題方面,他的“中
間地帶”論是極為著名的。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世界格局中,在美蘇兩極
之間存在着廣大的中間地帶。在國內關係的判斷中,更把握住了兩極之間有其中介
的事實:就國情而言,19世紀中葉之後的中國,既不是封建主義國家,又不是資本主
義國家,而是又有封建主義又有資本主義的中介性國家;就階級關係而言,中國社會
“兩頭小、中間大”,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是少數,無產階級也是少數,大量的是
中間階級包括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就人民內部的力量組合而言,是
先進分子、中間分子、落後分子的三重組合;就各種實踐而言,都分為三種實踐樣
式。進攻和防禦中間有相持,團結和批評中間有妥協;發揚中國文化傳統和接受西
方文化中間有亦中亦西的結合,等等。只有建立起這樣的矛盾具有中介性的觀念,才
有正確的思想方法並正確把握客觀實際情況。第二,在規範的意義上,毛澤東結合
中國的國情,採取承認中介性、利用中介性的實踐方針。在政策策略上,毛澤東最
強調團結中間勢力、爭取中間群眾;在戰爭藝術上,毛澤東發明了中介戰法。他在
1947年8月,兩次致電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認為必須區分三種戰法:殲滅
戰,擊潰戰,“亦此亦彼”的半殲滅半擊潰的戰法。說:“在敵軍分路向我前進,每
路距離不遠,或分數路在我軍前進方向上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遠之條件下,我軍
應當採取給敵以殲滅性打擊的方針,……不以全部殲滅敵軍為目標,而以殲滅其一
部、擊潰其另一部為目標”,並明確指出:這是“半殲滅半擊潰的作戰方針”。值
得我們注意的是:毛澤東的價值觀念也是有中介的。他認為:沒有絕對好的東西,也
沒有絕對壞的東西,事物對人的價值往往是兩重的、中介的。
(八)關於對立面的對立性與同一性均具有既絕對又相對的性質
在唯物辯證法的諸基本規律中,矛盾規律具有“統攝”的地位。矛盾規律的內涵是
矛盾諸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都把這一關係概括為矛盾的同
一性和矛盾的對立性或鬥爭性、排斥性之間的關係。對於這一關係,列寧在《哲學
筆記·談談辯證法問題》中,作了兩點概括:其一,對立面之間的同一性是相對的,而
鬥爭性是絕對的;其二,相對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對的。對於客觀辯證法說來,相對
中有絕對。對於這兩點,前者為人們無批判地肯定,後者則始終未得明晰的解釋,究
竟何為“相對中的絕對”,歷來眾說紛紜。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沿用列寧的論點
,並作了自己的解釋。
《毛澤東哲學批註集》出版之後,人們驚喜地發現:他對這一哲學問題作了全新的
規定。原文是:“依一時說,統一是絕對的,鬥爭是相對的;依永久說,統一是相對的
,鬥爭是絕對的。絕對謂占統治地位。”“說鬥爭無條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
久性,不是說具體的矛盾。”“統一即事物的暫時的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暫時是絕
對的,這才是列寧‘相對中有絕對’之意。”在這裡,毛澤東對列寧的第二點作出
解釋,從而也就否定列寧的第一點的絕對性。我認為:這是唯物辯證法中具有根本
性質的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本於中國實踐的。實踐中的自在的辯證法反映為毛澤東的自覺的辯證
法。在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就國共兩黨而言,有着深刻的對立性。中國共
產黨處理這個矛盾,按照實踐的經驗和要求,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
。有理就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就是“勝利”原則,若要反抗
,則必須打勝,才可抑制對方的反共氣焰;有節就是“休戰”原則,只要對方停止反
共行動,對抗即告終止,兩黨兩軍仍然致力於團結抗日。這個方針,保證了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進而保證了全民族抗日戰爭的勝利。毛澤東正是從這樣的
以及其他類似的實踐中提升出新的哲學概括:在事物的安定、統一需要保持才能取
得實踐成功的時區內,矛盾雙方相互聯結的特定同一性必須保持,不容破壞,這時,它
就有了絕對性;而一切鬥爭性的展開必須以此為限度,反而失去了絕對性。當然,具
體事物沒有永恆的生命,它必將讓位於新事物,而打破舊的統一性,建立新的統一性
,依靠矛盾雙方相互排斥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矛盾的鬥爭性導出事物的質變和物
質運動生命的永恆。
毛澤東的新哲學觀念,對於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具有巨大的指導價值。對人民內部
的思想政治上的矛盾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這就是說,對於
人民內部,“團結”這種同一形式是絕對的,而“批評”這種鬥爭形式反而是相對
的,是為了團結、服從團結的,脫離團結之約束的過火的批評是以為批評具有絕對
性的批評,但在實踐上卻是不允許的。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變革與社會穩定
之關係的處理也須如此。社會變革是矛盾排斥性的展開,它總在排斥一些東西而確
立一些東西;社會穩定則是矛盾同一性的維護,社會變革只能在社會可以承受的范
圍內展開。過分強烈的社會變革,一旦導致社會穩定的破壞,則變革本身也就被破
壞。在一切需要穩定發展的事物的生命區間,矛盾辯證法的真諦就是如此。
(九)關於創造新事物的矛盾建構
矛盾辯證法歷來被理解為反映的辯證法,它僅僅是描述和反映客觀世界的矛盾實況
的方法。但在毛澤東那裡,它同時又是或者說更重要的是評價的方法和規範的方法
。在運用矛盾分析方法來制訂決策的時候,毛澤東的一個創新就是把矛盾方法進一
步了解為建構的方法。
毛澤東在1958年多次提出和論述“設置對立面”的問題。其內涵包括如下諸方面
:其一,在“反映論”意義上的“設置對立面”。被反映的客觀事物是矛盾的;反映
者的認識是多樣的。人們可自覺地凸現對立意見進行比較,達到一元性的真理性認
識。其二,是“決策論”意義上的“設置對立面”。1990年1月24日,陳雲對此作過
闡述:毛主席“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聽一聽不同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
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
其三,在“建構論”意義上的設置對立面。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但具有加以創造
的物質條件,如修水壩,可以用人為辦法設置對立面。用現在通行的哲學概念,這就
是創造新事物的矛盾建構。按照邏輯,創造任何一個新事物,都會產生一對、一組
新的矛盾,新事物形成過程,就是矛盾建構過程;按照事實,無數創新的工程都在真
實地建構矛盾。
(十)關於人和人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毛澤東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生活和戰鬥在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嚴酷鬥爭環境中
,他在國內外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是最重視、最強調“人民”的意義的。就世界觀
說,他堅定地確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就價值觀說,他不渝地堅持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黨的一切工作和一切鬥爭的目的。他是客體性的世界觀和主
體性的價值觀的統一論者。他提出兩個“最高標準”:一個是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是檢驗一個政黨及其政策的最高標準;另一個是為最廣大人民謀最大利益是共產黨
一切思想和行動是否正確的最高標準。在當代中國,講“以人為本”,基本上仍然
是講“以人民為本”。
毛澤東也有關於“人”的許多觀點。第一,他曾堅定地認為:人是世間一切事物中
最可寶貴的,歷史是人“造出”的。人高於世間一切事物,人是歷史創造者,這是毛
澤東的非常寶貴的人學觀。第二,他曾明確地指出:共產黨人應當堅持黨的立場、
人民的立場,但他首先是一個人,要堅持人的立場。做人的時代標準,應當也是共產
黨人做人的標準。1937年10月10日,他在關於處決黃克功的一封信中沉重地說:黃
克功因逼婚未成而打死女學生劉茜是“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
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
的行為,如果赦免,便無以教育黨,便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
一個普通的人”。第三,他曾反覆地強調:中國革命是為了民族解放,階級解放,也
是為了“個性解放”。他深刻地指出:獨立性、個性、人格是一個有意義的東西,這
是財產所有權的產物,革命就是要還財於人民,使人民有了個性、自由和人格。他
引《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指出
“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
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第四,他在民
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戰爭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仍然記住馬克思主義的人學目標
,樂觀地展望將來那實現“整個的人類之愛”的時代。毛澤東關於“人民”和“人
”的上述思想,是寶貴的思想資料,是值得現在的人們歷史地加以研究的。
三、毛澤東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進展是極可貴的
(一)以上十例,只是說了毛澤東那個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進展的一
部分。毛澤東提出的其他哲學學術問題還有許多。諸如:人的價值追求與實踐結果
的關係問題;政治、經濟、軍事的實踐任務在一定歷史階段是第一位重要的,但歷
史過程中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才是決定社會革命和發展的根本力量;在生產力和生
產關係之間有“生產方式”作中介和兩種“生產關係”的問題;社會歷史實踐的一
般規律的問題;全部哲學在一定意義上都是認識論的問題;認識過程的兩個飛躍具
有中介性的問題;認知結構的形成及其改造的問題;等等。
(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進展的中心點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論上。實踐是
現實世界的基礎;人在實踐中創造歷史;實踐中的主體客體關係是辯證法的精髓;人
在實踐創造中必須把握“可能性空間”、制定“實踐指導規律”;在人的具體實踐
中展開的歷史規律是具有統計性的規律等等,無一不是把握、堅持、發展馬克思主
義實踐論和實踐辯證法的。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進展有着三種形態:一種是顯性形態,直接陳
述創新的馬克思主義學理;一種是隱性形態,直接地看是某種實踐原則,某種政策策
略,但它們的創新提出,卻隱含着深刻的學術思想;一種是半顯半隱的形態,它初步
地形成了新哲學觀念,但“水面下面的山體”———深層學術思想卻未表現出來。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但在其形成過程中吸納黨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學
術成果,而且在其不斷發展過程中,也需要專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加以闡發
,特別是其非顯性內涵,更需要他們去揭示並使之顯性化。正是在這樣兩方面,“中
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同黨內外廣大馬克思主義哲學
家共同創造的,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這一哲學自身的顯著特點。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證明:對於以實踐論為核心、以實踐地
認識和改造現實世界為使命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它的學術內容是在豐富多彩、曲折
反覆的充滿哲學靈性的實踐中吸收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如果不關注實
踐、進入實踐,在實踐中思索、總結,那麼,它就會僵化,就會失去學術發展的可能
性。脫離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發展,或者停留在概念組合的範圍內,或者
藉助於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念的幫助而變形,都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
在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應當尊重從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中形
成和發展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成就。把握其顯性觀念,開掘其隱性內
涵,闡發其半顯半隱的思想,從而展開其哲學創新的全貌。
陸劍傑,中共南京市委黨校教授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1期
*** 回應主帖
*** 返回論壇
跟帖目錄:
1. 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論文 - qlh 01:08:43 07/24/2006
原 帖 [ 0 ]
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論文
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論文: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矛盾論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