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私有化改革究竟造成了什麼樣的全面性嚴重後果?這種改革為什麼能夠基本完成?所謂的“主流學者”是如何像俄羅斯同行那樣搞洋教條的?應從蘇東劇變中汲取哪些教訓?把這些問題搞清楚,顯然有助於認識“主流學者”論點的實質和危害,搞好當前這場由“郎顧之爭”引發的國企改革大討論。

　　 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全面性嚴重後果

　　 什麼是私有化？俄羅斯的所有製法明確規定，就是“把國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業、財產綜合體、房屋、設施和財政轉讓，變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王正泉，《劇變後的蘇聯東歐國家》第317頁）。

　　 對於私有化改革的步驟，俄羅斯“私有化的總設計師”丘拜斯主編的《俄羅斯式的私有化》一書說：“俄羅斯的私有化從1992年開始實施，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指商業、服務業企業及小型工業和運輸業的私有化，已於1993年基本完成。大私有化是指大中型企業的私有化，其途徑基本上是實行企業股份化。大私有化的實施又分為證券私有化、貨幣私有化和個案私有化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從1992年7月到1998年底先後也已基本完成。”這就是說，國有企業70%私有化的目標，已經實現。同時，“自1997年以來，俄羅斯的私營部門創造了不下於70%的國內生產總值”（[美]庫欽斯，《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21頁）。

　　 這場私有化改革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主要有：

　　 （一）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繳給了國家財政，95%的私有化計劃收入不翼而飛。價值2000億美元的俄羅斯500家大企業實現的私有化收入只有72億美元。”（李新，《上海經濟報》1998年4月8日）

　　（二）帶來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俄羅斯科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前總統雇問亞列明科說：“十月革命前貧富差距為50倍，現在最上層的1-2%的富人的收入同貧窮人的收入差距，己經比革命前高了很多。”（吳易風，《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1期）“因為確保就業、醫療保健、住房補貼及其他更多福利的蘇聯社會經濟保障體系在市場改革的壓力下土崩瓦解，過去的十年對於千百萬俄羅斯人來說毫無疑問是痛苦的”（[美]庫欽斯，《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3頁）。

　　（三）搞亂了經濟秩序。《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國家年鑑（1996）》講，俄羅斯1991年—1996年的物價上漲了6188倍，其中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赤字嚴重。預算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1992年高達18%。”美國著名學者庫欽斯指出，俄羅斯經濟的“不斷再分配環境慫恿對資產的巧取豪奪、盜用行為，使資本流失、投資率低、進入市場障礙重重”（《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1頁）

　　（四）惡化了“三農”困境。“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農村損失3000億盧布”。“1998年農業產值相當於1986—1990年平均水平的54.8%”。“現在俄羅斯食品進口為42%”，使農業受到很大打擊。（文甘君，《憂鬱的俄羅斯在反思》第44、
218頁）

　　（五）浪費了很多寶貴資源。“基本生產資料受到很大損耗，程度達60—80%；產品中高科技產品的份額下降到0.3%；國民生產總值中82%系通過野蠻方式得到的自然地租；一切利潤（如果有利潤的話）都來自對自然資源的毫無吝惜的開採。”（馬也，《歷史是誰的朋友》第586頁）“改革年代投資量減少了75%。現在年投資量大大低於基金的年磨損量。這意味着吃掉以前幾代蘇聯人創造的生產潛力。”（[俄]謝維魯哈，《俄羅斯只能選擇社會主義》第二節）

　　（六）流失了大批優秀人才。“根據俄羅斯科技政策部的統計，1989—1991年，俄羅斯流失20萬高級專家”。“根據歐洲教育委員會的預測，在近期內，俄羅斯由於流失腦力勞動者造成的無形損失每年將達500—600億美元。”（張捷，《當代思潮》1997年第6期）

　　（七）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滿。俄羅斯一家國有企業的退休人員娜傑日達說：“那些改革派們天天喊改革，天天講民主、講自由。人民失去了政權，誰也管不了他們了。他們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搶劫國家財產了，可以民主地、自由地把我們幾十年勞動的成果拿走了。而我們這些普通勞動者卻一天一天地窮下去。如果我們不窮，哪裡會出現那些‘新俄羅斯人’呢？”她的話，有相當大的代表性。（文甘君，《憂鬱的俄羅斯在反思》第175頁）

　　（八）導致了經濟的大滑坡。連最積極推行私有化者之一的俄羅斯前總統會議成員沙塔林都不得不承認：“原以為私有化的企業在效率方面必定高於國有企業，現在看來並非如此。”（吳易風，《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1期）“1998年盧布貶值的確使虧損企業數量減少了，但僅此而已，仍有40%%的企業虧損”（[美]克利福德，《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54頁）。再加上其他原因，“1992至1996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0%左右，使經濟倒退了近20年。”（《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國家年鑑（1996）》第69頁）

　　（九）助長了消極腐敗之風。美國學者利亞在談到俄羅斯的消極腐敗現象時強調兩點：一是“為了創造外表效率而不解決實際問題的行為方式”；二是“部分官僚腐化墮落、喪失工作主動性和積極性、精神萎靡、士氣低落以及搞破壞的危險”（《俄羅斯在崛起嗎？》第81頁）。

　　 （十）腐蝕了社會肌體。“社會籠罩在一般犯罪、有組織犯罪、吸毒、賣淫之中。蓄意殺人者比蘇聯時代多一倍。400多萬人吸毒。”（《俄羅斯真理報》2001年12月28日）“現在，每三個俄羅斯人中就有一人心理有問題，這在十年中增加了50%”。“俄羅斯監獄的犯人是世界上最多的，每四個俄羅斯成人中就有一個人或其家中有一人蹲監獄。”（[美]特威格，（《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67、168頁）

　　 （十一）損害了民族尊嚴和國家安全。“俄羅斯的實力和在世界事務中影響力的下降，比現代世界和平歷史上任何大國的實力和影響力衰退都更快、更猛。”軍用機場破損40%，水陸兩用裝甲運兵車破損度為60—70%。“俄羅斯的防務預算只有80億美元，而美國的防務預算為3000億美元。”（[美]德米特里，《 俄羅斯在崛起嗎？》第210頁）

（十二）埋下了繼續發生災難的禍根。例如，人口的持續大幅度下降，分離主義傾向的增強，社會矛盾的加深，越來越多的民族工業被西方國家所控制，一些獨聯體國家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國際影響力的下降等等，都可能引發新的矛盾和危機。

　　對於俄羅斯近年來的經濟增長，庫欽斯等美國學者的看法是：“工業產量增長變化中大約80%可以‘解釋’為僅僅是因為石油價格的變化。”俄羅斯“除了維持中速增長外並無更大作為”（《俄羅斯在崛起嗎？》第140頁）。

　　 這種私有化改革為什麼能基本完成？

　　在蘇聯這樣一個GCD執政、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達70多年的國家裡，為什麼黨垮台、國解體、搞私有化改革等等，都能在總體上和平地進行？這是值得深深反思的。以下幾條，尤其值得注意。

——全盤否定過去，嚴重損害了GCD和社會主義的形象。 在戈爾巴喬夫大搞“徹底的公開性”後，以敵對階級為核心掀起的全盤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狂潮能夠成為主流，顯示出他們還有相當大的力量。古人云，欲奪其志，必先去其史。列寧說過，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看來，否定過去就意味着顛覆。這樣放手讓人家誣衊和醜化GCD和社會主義，自然會帶來嚴重後果。

——極力美化西方，使不少人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天堂”的幻想。否定社會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安德烈耶娃在被戈爾巴夫集團斥為“反對改革”的名文《我不能放棄原則》中說：“他們是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價值觀來取代工人階級集體主義價值觀，把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神化了，所以才把我國歷史說得一無是處，對所取得的成就閉口不談。”反過來說，否定蘇聯的成就，也正是為了搞“資”。經過這兩方面的反覆夾攻，終於使相當一部分人相信只有走資本主義道路才能使俄羅斯更強大，使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

——不少人上了理論騙子、政治騙子的當。俄羅斯科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克洛茨沃格說：“先是理論騙子，然後是政治騙子，說在全民所有制下，人民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不是真正的主人。他們當時提出要實行‘非國有化’。人們聽了，似乎有道理。後來他們提出，要使人民成為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真正所有者和主人，唯一合理的方案是讓每一個人同等地占有一份國有資產，給每一個人發一張證券。應該說，當時俄羅斯人接受了這一方案”。但是，“都不知道證券有什麼用。這時，跟政府官員聯繫密切並能從銀行借款的人，開始低價收購這種證券，票面面值是一萬盧布，收購價最低時是一瓶白灑的價格。等證券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之後，政府才宣布大企業實行股份化，人們可以用這種證券購買股票。曾被一瓶白酒暈糊過的人這時完全清醒了，認清理論騙子和政治騙子的面目了。但是，這一切都太晚了。”（吳易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第575頁）

——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意識形態多元化”，導致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甚囂塵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逐漸被放棄。這成為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輿論工具起了很壞的作用。戈爾巴喬夫集團的第2號人物雅可夫列夫把媒體稱為“改革的支柱”。他們“對報刊的領導班子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安排一些自由派人士擔任某些報刊的主編，使《星火畫報》等一大批報刊和電視成為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先鋒喉舌。”（張捷，《當代思潮》1996年第5期）

——把新自由主義當成了洋教條。一些人把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搬到俄羅斯，並且大搞對它的迷信。後來，這些人逐漸成為“主流學者”，影響力越來越大。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伊凡捷爾說：“笨拙地把弗里德曼的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和薩克斯教條用於俄羅斯，結果都一樣，都等於零。”（吳易風，《高校理論戰線》1995年第11期）例如他們搞的“休克療法”，就使經濟陷入混亂之中。

——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搞右傾機會主義。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就是他們極力淡化、虛置、否定的基本原理之一。美國前駐蘇大使馬特洛克說過：“當蘇聯領導人真正願意放棄階級鬥爭觀念時，他們是否稱他們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也就無關緊要了，這已是一個在別樣的社會裡實行的別樣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別樣的社會則是我們大家都能認可的社會。”（《蘇聯解體親歷記》第49頁）

——用假社會主義搞亂了真社會主義。赫魯曉夫不僅強調“盧布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和“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而且向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宣揚，蘇聯比美國更重視物質利益原則。可見他搞的實質上是一種掛社會主義“羊頭”賣經濟主義“狗肉”的“經濟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搞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則是一種背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這些假社會主義發展下去，必然導致葬送真正的社會主義。

——不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辦事，使問題越積越多。例如，在國有企業長期實行“一長制”，阻礙了經濟民主建設，挫傷了職工的主人翁積極性，逐漸喪失了政治優勢；忽視對原有體制中的弊端進行合理的改革，使市場調節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輕視農業及輕工業，影響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了爭霸世界拼命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等等。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不僅會使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而且會為經濟上的和平演變創造條件。

——有相當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思想基礎。所有制雖然變更了，政權雖然在我們手裡，但是舊社會的痕跡、資產階級法權還廣泛存在。所以戈爾巴喬夫一類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對於資本主義復辟的極大危險性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極大艱險性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去認識的左傾幼稚病，確實也會葬送社會主義，必須像鄧小平同志強調的那樣，堅決防止。

——大部分黨員成了順應主義者。“黨員不是根據思想、信念入黨，而是為了取得在國家機關或社會組織謀取優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入黨的。黨員心理近似日本公務員。”“大部分黨員是順應主義者。當改革成為當局的正式路線時，就順應領導層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日]褲田茂樹，《蘇聯解體之謎》第39頁）

——相當一部分幹部埋頭業務，不講政治。1985年尼克松考察蘇東以後認為，和平演變的時機已經成熟，根據是：”正在崛起的一代領導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實幹家”。他果然言中，幾年後便真的發生了這場大悲劇。這時在一些事務主義者看來，“既然國家變色了，政權易手了，‘上頭’以國家名義來推行私有化——資本主義，自己不搞就會落入悲慘境地，去看大門、掃大街（原蘇聯的許多部長、局長、校長現在當守門人、清潔工），‘與其讓別人當資本家，不如由我來當資本家’。”（喻權域，《對外學術交流情況》1998年第16期）

——不少黨員幹部把革命導師關於生產力的一些論斷當成了教條。實際上，不僅馬克思講過這些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這個“卡夫丁峽谷”，而且更重要的是實踐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國救民。這些黨員幹部不看這些，硬是把經濟因素絕對化、庸俗化為任何條件下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認為社會主義搞早了，回頭補資本主義的課是應該的，因而便容易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

——人民群眾不再把蘇共看作代表自己利益的黨了。“蘇共領導層一邊講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一邊卻由‘公僕’們隨意作出損害人民利益的決定。一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們接觸西方社會；一邊又把從特供商店低價購買進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學，作為自己的特權。這必然增強蘇聯群眾的逆反心理，以至認為其所有的說教都是虛偽的，搞到後來，甚至危及到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信仰。黨的領導人也因此威信掃地，成為民眾嘲諷、唾棄的對象。所以，沒有什麼比這種言行不一，比這種對自己和對人民的雙重標準，使領導層更失去群眾信任的了。當時的蘇聯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夠代表工人的占4%，認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認為蘇共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認為蘇共代表黨的官僚、代表幹部、代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85%！”（黃葦町，《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這樣在蘇共垮台時，怎麼能談得上人民像以前那樣用鮮血和生命去保衛？

——人民群眾缺乏政治民主權利。既然連黨內民主都受到了嚴重破壞，使許多堅持社會主義的黨員幹部屢遭打擊迫Hai甚至被關進“瘋人院”，那麼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無疑更得不到保障了。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科茲所說：“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他們不能採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經濟大論戰》第4集，第355頁）

——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了領導權。西方學者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嘗試導致形成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集團和階級聯盟”，它由三部分人構成，一是“新興的企業家階級”，二是“積極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知識分子，三是“政治經濟特權階層，主要是中央政治經濟管理部委中的一些領導集團”。（李振城，《蘇聯興亡的沉思》第274頁）這個集團中最危險的，“是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着黨政機關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就是他們的代表。據美國調查機構的調查，這十萬左右的人中，“76，7%認為應當實行資本主義”。由於他們掌握着權力，所以儘管“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這些人還是使黨垮台、國解體，葬送了社會主義。（[美]科茨，《中國經濟大論戰》第4集，第353頁）他們為什麼非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科茨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答曰，這是因為“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一書中寫道：“極權主義制度（指社會主義制度）應當通過極權主義的黨來摧毀它，沒有別的辦法。”他們之所以能篡奪領導權，在於都是“變色龍”。雅可夫列夫在1992年回答憲法法院訊問時不得不供認：“我們過去說的是一套，想的是另一套，在進行幕後活動的時候又是一套，我們傳染上了虛偽和其他毛病。”（張捷，《當代思潮》1996年第5期）這就告訴我們，他們是蘇聯人民反和平演變鬥爭中最危險的敵人。這一點連西方政治家都看出來了。美國的布熱津斯基1989年在《大失敗》一書中判斷：“克里姆林宮出現一位修正主義的總書記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的特別嚴重的危險在於瓦解世界共產主義共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戈爾巴喬夫釋放出來的力量，很可能造成歷史的中斷，而不是歷史的延續。”

——西方施加了巨大的影響和壓力。尼克松公開鼓動：要以勢不可擋的壓力強迫戈爾巴喬夫“轉向”，以“接受肢解帝國、摧毀社會主義的改革”（《華盛頓郵報》1991年6月2日）經濟援助，就是他們施加影響力的一種重要手段。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私有化問題必須得到保證，否則，將難以有理由說服西方把資金大規模地轉移到蘇聯。”（《華盛頓郵報》1991年6月5日）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新思維”，葉利欽大規模推行的私有化，和西方的影響顯然有關。這就是說，不少援助，使他們逐漸受制於人，不得不跟着或被人家牽着鼻子走了。

　　蘇聯時期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季諾維也夫，回國後看到黨垮台、國解體以及私有化造成的嚴重後果時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並非由於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被相互勾結在一起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人為地破壞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悲劇》，新華社2004年版）尼加拉瓜前文化部長埃內斯托1994年在《美洲紀要》上這樣評價蘇聯解體及新自由主義在拉美等地的失敗：“失敗的社會主義是虛假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真實的社會主義；失敗的資本主義是真實的資本主義而不是虛假的資本主義。”

　　在這個意義上歸結起來說，蘇聯黨垮台、國解體並基本完成私有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在於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集團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推行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路線是根本，領導是關鍵。忽視這兩條，是抓不住要害的。

　　 “主流學者”是怎樣像俄羅斯同行那些搞洋教條的？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科院院長陳奎元提出：“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要反對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那種把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和個別結論當作教條的傾向，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另一種教條主義，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這種傾向在意識形態領域以及經濟社會變革中的影響力正在上升。”（《人民日報》2004年4月20日）這就是說，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首先要着重反對的，是洋迷信，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的右傾教條主義。

　　“主流學者”是一直把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里所說的蘇東劇變即“復辟”，硬說成是改革的。例如馬立誠、凌志軍說：“誰敢說俄羅斯改革失敗，誰就是反對中國的改革”（《交鋒》第273頁）。原因在於，他們是跟俄羅斯同行一樣搞洋教條的。認清這一點，既有利於汲取蘇東劇變的教訓，又有利於看穿“主流學者”的本質。

　　 他們同樣極力否定過去，否定人民領袖，進而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李慎之說：“出了個列寧，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斷了”，而到了葉利欽上台搞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才“重新接上”。（《懷念李慎之》，任不寐文）他還極其惡毒地誣衊全國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什麼“土匪”、“軍閥”、“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同上，戴煌文）。胡繩則陰險地把毛主席說成是“民粹主義者”。張五常攻擊：“共產制度的經濟劣跡，史無前例”（《經濟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何偉質問：“社會主義有優越性，為何現在還體現不出來呢？”（《中國經濟學的尋根與發展》第63頁）瘋狂鼓吹“告別崇高”的王蒙充滿階級仇恨地咒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20世紀的一大遺產正是理想主義的碰壁。”（《交鋒》268頁）

　　 他們同樣用各種假社會主義搞亂、取代甚至公開鼓動推翻社會主義。吳敬璉提出：“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特徵是社會公正+市場經濟，而不是其他思想。”（《交鋒》第421頁）李君如把 “兩個不問”即“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叫做“第二次”、“第三次”思想解放（《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魏傑說：

　　 “國有與非國有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與否的標準”（《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5日）厲有為公開為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作“補資本主義課”的階段製造根據：“我們現實的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前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交鋒》第361頁）由劉吉作序的《與總書記談心》一書說，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思潮“融匯聚合成為人類新文化，就是‘雙贏’，就是人類走向世界大同。這不正是GCD人的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的最後實現嗎？！”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第276、163、164頁）。李慎之威脅道：“不管現實多麼令人沮喪，我還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

　　 他們同樣仇視人民民主專政，主張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吳敬璉說，由於“GCD執政基礎的擴大，包括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出現的社會階層，都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現行憲法中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等規定，就顯得不合時宜了”（2003年6月6日《在青島修憲研討會上的發言》）他還極力讚揚：“俄羅斯的憲政改革是走在我們前面的”（《旗幟文萃》2004年1月號）。朱厚澤宣傳：“爭取自由的呼喚始終迴蕩在因不自由而歷經痛苦的千萬人中間。”（《懷念李慎之》）鍾偉志談到：“我們的社會應該從一個‘革命’的社會轉變到一個以成熟方式處理矛盾的社會。”（《經濟觀察報》2002年11月11日）任仲夷（官員或前官員參與理論論爭，這裡也作為學者對待）對記者發表談話，提出中國應建立西方國家那種政治體制：“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的和醜陋的”（《南風窗》2004年10月24日）。

　　 他們同樣反對GCD的領導，叫嚷要容許存在反對黨。錢理群埋怨：“‘一黨專政’正是中國政治始終邁不過的一道坎。”（《懷念李慎之》）有些“主流學者”用假名在網上咒罵：“在極權主義社會，不是平庸的人當政，而是最壞的人當政”。“一黨專Zhi之國不開黨禁必亡黨，前有德國納粹黨的遺臭，後有伊拉克復興黨之覆轍，可作警示。”（《關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鄧伍文的文章講：“搞國家民主，很關鍵的一條是憲法得保障反對黨的自由。”（《懷念李慎之》）

　　他們同樣瘋狂地攻擊馬克思主義。李銳說：“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策略等。”（《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序言）張五常叫嚷：“在中國，馬克思的理論是奄奄一息了”。“關於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的概念，我曾用過三招兩式，使它‘片甲不留！”（《經濟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他還惡狠狠地說，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棺材上釘最後一顆釘子”（《亞洲周刊》2004年12月12日）。

　　 他們同樣極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用私營經濟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何煉成講；“我主張非國有化”，主張“廢除國家所有制形式”（《經濟學家》1996年第3期）王珏寫道：“市場經濟的一般性、普遍性、競爭性領域應當是民有經濟和民有企業的天下。”因此，“國有企業經營不好，需要‘國退民進’，經營好，也需要‘國退民進’”（《理論動態》2004年10月30日）。樊綱提出：“國有資本要從企業形態上退出，轉移到公共物品、基礎設施的社會保障上，比如建橋、修路等”（《2003年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發展綜述》，衛興華、孫詠梅文）。梁守民認為：“國企要改革，要把企業財產落實到每個實實在在的資本所有者身上，（這個過程稱之為‘民營化’或‘國退民進’只是個名稱、概念而已），幾乎已經成為全體國民的共識。”（《新浪財經》2004年10月21日）盛洪說：“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些公共財產就算他們的。”（《人民網》2004年10月2日）張寒松叫嚷：“我們認為，應鮮明地提出民營經濟主導論”（《經濟學消息報》1996年4月26日）。《中華工商時報》2001年元旦的評論員文章說：“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而言，民營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軍，實現角色切換，已不成其為問題”。“當民營經濟搶占了先機，更多地掌握了主動之後，經濟格局的演變將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張賢亮寫道：“咒語必須由另一個法力更強的咒語來破除，在現代社會，法力最強的咒語莫過於私有制萬歲！”（《焦點對話》第111頁）

他們同樣反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張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黨一再強調我國只能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于光遠卻公開唱反調：“我們要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後之分，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中華工商時報》1995年7月8日）張五常講：“私有產權是真正的市場的先決條件”（《經濟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厲以寧宣傳：“合資、外資企業產品主導市場，是市場競爭中的正常現象。”（《華商時報》1997年3月7日）張維迎宣稱：“我們還要強調一個觀點：任何一種組織形態，它是不是有效，我們只有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它”。“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界，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的研究方面已經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一個國家的資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間的力量、自由企業制度的力量來推進它的發展。”（《搜狐財經》2004年10月24日）

　　他們同樣堅持單邊發展觀，反對科學發展觀。馬立誠、凌志軍說：“物質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說到底，不是兩件事，是一件事。”（〈交鋒〉第357頁）厲以寧公開以狡辯的方式，反對真正解決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式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做苦力供養老二。但由於他們對大家都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有什麼不公平。”（《社會科學報》2004年4月22日，侯若石文）曉亮認為：“收入差距過大未必是壞事”（《2003年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發展綜述》，衛興華、孫詠梅文）。“主流學者”往往傾向於以資為本。吳敬璉宣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由‘老闆’進行，也就是由所有者進行。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股權送給‘打工者’（即經理）。”（《社會科學報》2004年6月3日，侯若石文）陸學藝等提出，私營企業主階層，是“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主導階層之一，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87頁）。

　　他們同樣宣傳自私是人的本性，倡導“私慾動力論”。王東京公開宣揚：“經濟人假定，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為什麼要這樣假定呢？因為事實即是如此。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文匯報》2004年6月6日）張五常大講：“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中國經濟大論戰》第8集，程恩富文）革命導師和我們黨，都一直強調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和國家利益，強調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是主旋律，田紀雲卻大唱反調，向人民群眾宣傳“個人利益是決定性的”（《毛澤東旗幟》2004年10月6日）。于光遠圖謀把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寫道：“我們非常缺少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中華工商時報〉1995年7月8日）。陳志武說：“人類歷史上最原始的、維繫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化的形式，企業組織形式最長的也是私有，因為這是最接近人性的。”（《新浪財經》2004年9月20日）

　　他們同樣主張培植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並把他們作為主導力量。厲有為提出，要“形成一個有產的勞動階級的大平台，社會上最富有的剝削階級和最貧窮的無產階級兩頭是極少數。這樣我們GCD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目的就實現了。”（《交鋒》第364頁）王延效的文章講：“‘如果不建立以私有財產制度為主體的產權制度，如何培育一個能夠支撐起民主和法制的中產階級？’因此說，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這一大方向不能動搖，對此不容有絲毫的質疑。”（《新浪財經》2004年10月11日）為了給培植新資產階級創造有利的環境，他們極力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和資本主義剝削的基本原理，例如吳敬璉講：“馬克思主義的分配論就是要素分配，勞動者拿了工資，他的貢獻是工資補償的，資本利潤是對資本的補償，所以資本是誰的，利潤就是誰的。”（《戰略論壇》2001年10月10日）劉吉認為，私營企業和僱工“並不註定就是剝削”（《2003年政治經濟學研究與發展綜述》，衛興華、孫詠梅文）。

　　他們同樣否認工人的企業和社會主人的地位，把他們打入社會最底層。張曙光說：“勞動者在商品和社會財富創造過程或勞動過程中所有的地位就只是其勞動力的所有者，而不可能成為企業或社會財富的主人。”（《經濟體制改革》1997年第2期）王珏認為，工人是主人翁只是一種“假定”，這種“假定不適合市場化改革的要求”（《經濟參考報》1997年10月7日）。周其仁寫道：“我認為現在上百萬工人下崗發出的信號是正面的。它告訴年輕一代勞動力，鐵飯碗是靠不住的。”（《經濟消息報》1997年7月25日）陸學藝等則將當今中國社會分為10個階層，把工人、農民、下崗職工打入第8、9、10的最底層。（〈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47頁）

　　他們同樣搞民族投降主義，主張當美英帝國主義的洋奴才。茅於式、許良英的文章寫道：“所謂現代化就是美國化。”（〈懷念李慎之〉）李郁的文章提出：“全球化要以西方文明為基礎”（同上）。張五常叫嚷：“我們都不希望港英棄港而去”（《經濟研究資料》2002年第12期，程恩富文）。李慎之竟然說出這種簡直令人不敢相結信的話：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跟着美國走，“給美國當孫子”（《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

他們同樣用理論騙子、政治騙子的手法騙人。 有些“主流學者”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比如，邢賁思當年曾是宣傳實踐標準最積極的學者之一，可是後來卻把臉一翻，在《人民日報》大講一種理論是區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座標”。劉吉作序的《與總書記談心》編者則更直接地稱之為“重要標準”（《解放日報》1992年5月7日）戴園晨寫道：“我們一開始並沒有解決改革目標的定位問題，只是解決了一個定向問題”。“比如向‘東’走，以‘天津’為目的地，但一開始並不提‘天津’而提‘通縣’，當到了‘通縣’以後再提‘廊坊’，最後才可能提出‘天津’。”他這是在公開誇耀“主流學者”一開始只提公有制和市場經濟可以結合，等被接受搞起市場經濟以後，再提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不相容，因此公有制應當退出競爭領域之類騙術，所取得的成功；是在公開嘲笑善良的人們受了他們那種一開始只提改革原有體制中的弊端，隨後只提私營經濟是有益補充，最後再提改革所有制、實行私有化的鬼蜮伎倆的欺騙，至今還沒有明白過來。可見，他們的得意忘形已經達到了極點。

　　 催人警醒的十大教訓

　　蘇東劇變，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挫折。但是正如一位俄羅斯學者所說：“隧道盡頭是曙光”。只要我們真正汲取經驗教訓，就必定能夠把壞事變成好事。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以下十條教訓，是特別催人警醒的。

　　第一，必須全面解放思想，徹底實事求是。全面解放思想，包括既要從土教條又要從洋教中解放出來；徹底實事求是，包括既要敢於對非主流思潮又要敢於對主流思潮一分為二，有一說一、有二說二。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對於主流思潮來說，尤其如此。就拿“主流學者”否認私有制有剝削來說，你實事求是地說明這種剝削的客觀存在以及否認剝削會帶來的危害，他們就不僅聽不進去，而且會給你扣上“思想不解放”、“極左”之類大帽子。而實際上，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在自己國家辦的私有制企業有剝削而不承認他們在中國辦的私有制企業有剝削，是說不通的；承認三資企業有剝削而不承認私營企業有剝削，也是說不通的。反過來說，否認私營經濟有剝削，就會導致否認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剝削制度，否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是被地主、資本家剝削、壓迫的階級這種客觀實際。這樣問題就太大了。人所共知，許多私營企業主除了明剝削，還有暗剝削，如偷稅漏稅、搞假冒偽劣產品、拖欠農民工的工資、通過行賄“送去一隻雞，換回一頭牛”等等。否認剝削，就等於說私營企業數萬億元的財富都是老闆個人創造的，而1億幾千萬工人（包括農民工）則是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的飯桶；就等於說是黃世仁、周扒皮這些地主老財養活了工人農民而不是勞苦大眾養活了他們。再說，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否認剝削無疑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民的革命史，就是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剝削、壓迫的歷史，否認剝削無疑就是否定人民群眾的正義鬥爭；GCD就是領導人民群眾消滅私有制這一剝削制度，實現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理想的政黨，否認剝削無疑就是否定我們黨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

　　可見，這是一條底線，突破了它，那就絕不是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反人民的自由化改革，絕不是代表而是背棄人民利益了。在這個特定意義上說，否認剝削當屬最大的不實事求是行為之一；把承認剝削作為“極左”加以打壓當屬最大的冤枉事件之一。當然，有些同志不承認這種剝削是出於怕影響私營企業主積極性的好心，因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應看到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鄧小平1981年12月12日在會見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副書記科隆博時說：“我們歡迎外國來投資、辦廠，這裡面有剝削，但這只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補充。”鄧小平認為“一個字都不能改”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私營企業雇用一定數量勞動力，會給企業主帶來部分非勞動收入。”十六大報告也承認有“非勞動收入”。這當中，無疑包括了剝削收入。可見如實承認這一點，同時實行正確的方針政策，就不會使私營企業主不敢賺錢。幾十年的實踐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只有做到全面、徹底，不在時間、空間上留空白，不對任何人物、事物實行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否則，那是會使我們的思想陷入新的僵化之中，使我們黨像後期的蘇共那樣不被人民看作自己的黨，使我們的領導幹部成為群眾眼中嫌貧愛富的官僚政客的。到了這一步，就非常危險了。

　　 第二，必須把人民江山的穩定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為此，應真正解決以下
六個問題：

　　（一）要如實承認敵對階級的力量還很強。鄧小平同志指出：“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來說，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是如此。

　　（二）要認清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同上，第383頁），這是鄧小平同志總結蘇東劇變得出的一條有特殊重要性的結論。資本主義復辟就意味着資產階級重新上台。看不到資本主義復辟、資產階級上台的可能性，是產生“一手硬、一手軟”，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軟弱渙散的根本原因。只有認清這一點，狠抓治本，才能真正解決“一手硬、一手軟”這個“老大難”問題。
　　
　　（三）要牢記列寧關於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常識的論斷。政治所以占首位，在於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階級的重大經濟利益只能通過政治來解決；在於政治是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鬥爭中的根本利害。因此，把政治作為統帥、靈魂來領導經濟，和在各項具體工作中以經濟建設這一項工作為中心並不矛盾，這正如黨既領導經濟建設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矛盾一樣。

　　（四）要弄通“一個階級把政權丟了，它發展經濟便會成為一句空話”的道理。像蘇東這樣發生了劇變，顯然談不上發展代表人民利益的社會主義經濟了。並且，原來的經濟成果，也成了重新騎在勞苦大眾頭上的老財們的“嫁衣裳”。

　　（五）要掌握社會穩定的實質。社會穩定實質上在於政局穩定，政局穩定實質上在於政權穩定。在這個意義上說，穩定壓倒一切實質上是人民政權的穩定壓倒一切。要使人民民主專政成為鐵打江山，必須把防止資產階級上台作為前提。鄧小平同志一直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發展生產力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和前提，道理就在這裡。

　　（六）要如實承認社會主義是一場社會革命事業。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社會主義不但要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大大發展生產力，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並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逐步消滅一切主要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會差別和社會不平等，直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革命。”暴力革命，只是社會革命的一項內容；奪取政權和對私有制進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第二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堅持反對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鬥爭、堅持反對否定GCD領導地位的鬥爭、堅持反對背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實質上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革命。劉再復等人大講要“告別革命”，說穿了就是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把勞動人民重新打入受剝削、受壓迫的社會最底層。可見，“告別革命”就是告別社會主義,停止革命就是開始復辟倒退。

第三，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新自由主義。由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策劃的“軟戰爭”，核心是把推行新自由主義作為侵襲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論、政策武器，由於有些國家在“主流學者”的引導下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因而，帶來的問題特別嚴重。其中包括：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入極少數人的腰包，讓他們一夜之間非法暴富；失業問題日益惡化，大批工人喪失了勞動這一最基本的權利；分配不公問題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工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持續地相對下降；低端產品在惡性競爭中的大量出口逐漸變成國家財富流失到西方的一種形式，這種大規模的失血又導致國內再生產基礎的破壞，導致經濟不斷萎縮，並最先影響到農村，使“三農”問題積重難返；金融危機接連不斷，把正常的經濟秩序沖得一片混亂；由於社會階級矛盾本來已相當尖銳，再加上照搬西方的政治體制，使政局持續動盪，如阿根廷半個月便換了5位總統；民族企業陷入困境，國家的經濟主權和安全受到很大損害；國家的管理職能被削弱，經濟無政府主義泛濫成災；以物為本的畸形發展模式大行其道，走以人為本
的科學發展之路的主張受到排斥；助長了腐敗現象，使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日益惡化，等等。連《紐約時報》都不得不承認：“持續20年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實驗，正在越來越多的拉美國家遭到反彈”。“我們或許正在目睹一個時代的終結，9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終告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休克療法”的倡導者、美國著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變中國的方案，即在通過“產權清晰化”使國有企業私有化，進而在“用非國有經濟包圍國有經濟”的同時，發展“地方諸侯經濟”以“對抗中央的統制經濟”。其用心無疑是非常險惡的。但是實質上，這種方案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主流學者”壟斷話語權，使批判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聲音難以發出來。因為，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危害，是客觀事實，只要能夠充分擺事實、講道理，徹底揭穿它的畫皮，使其醜惡本質暴露無遺，它就臭不可聞了。

　　 第四，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方針。這就要求我們做到陳雲同志強調的“不唯書，不唯上，要唯實”，真正一切從實際出發。當前在這方面不可忽視的一種傾向，是用僵化觀念來理解鄧小平同志關於“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認為“左”在時時、處處、人人、事事上都是主要危險，都要把反“左”放在首先、着重、主要的位置上。由於這種傾向是以“左”的思維方式的重要特徵即絕對化、簡單化、教條化來看待問題的，是打着“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旗號進行的，欺騙性、危險性都特別大，因而非認真糾正不可。首先，鄧小平同志早在1983年就強調：“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7頁）。這就是說，任何時候都把“左”作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錯誤的。風波時，在北京等地，平暴即進行反對自由化的鬥爭，顯然是着重要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說，在任何地方都把反“左”作為着重要解決的問題，是錯誤的。胡耀邦、都在反對自由化上栽了跟斗，這就是說，在任何人身上都把反“左”作為重點，是錯誤
的。鄧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是“一手硬、一手軟”，其實質，是認為在思想政治工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自由化上，主要問題是軟弱渙散即存在右的傾向。這就是說，在任何事情上都把反“左”作為主要任務，是錯誤的。當然，鄧小平同志說過，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但從他把蘇東劇變叫做“復辟”來看，他認為最終、直接、自覺葬送社會主義的，是右的、自由化的勢力。因為和平演變實質上是右傾機會主義者的自我蛻變，俄羅斯現在的官員，多數便是由原來的GCD員蛻變而來的。可見，蘇東劇變最慘痛的教訓之一，是由於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本人右而身在右中不知右，當然談不上真正警惕右。由於當前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基本特點是搞洋教條，盲目崇拜和照搬新自由主義，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右傾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者竟能成為我國理論界的“主流”，足見其欺騙性之大，毒害性之深。我們一定要進行有效的鬥爭，以防止吃更大的虧。

　　 第五，必須用四項基本原則規範和指導改革開放。“改革”，可以說是20多年來使用率最高的一個詞，也是被搞得最混亂的一個問題。那些“主流學者”如厲以寧、吳敬璉等搞私有化的主張竟能以改革為旗號，長期以來幾乎壟斷學術理論界的話語權而且身居高位，因而被稱為“主流學者”，就說明了改革問題混亂到了何種程度。

　　 那麼，究竟什麼是改革呢？

　　 首先，改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這樣一種質的規定性，決定那種在經濟上搞私有化，在政治上搞西方民主化，在指導思想上搞多元化的傾向，不是改革而是“改向”即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或者叫做自由化改革。其實質，就是搞和平演變。

　　 其次， 改革的目的，有三個層次：一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二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及推進其他事業，三是通過實現最終理想共產主義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這種目的，決定那種“為了發展生產力可以不問‘姓社姓資’”的觀點，實質上屬於“補課（補資本主義的課）論”。

　　 再次，改革的動力，是人民群眾。如果不把人民群眾作為改革的真正動力即相信和依靠他們，使他們成為改革的主體和主人，而是真正相信和依靠“自由化精英”，那是必定會使改革開放逐漸滑向和平演變的。

　　 還有，改革的對像，是一切不適應以人為本的整個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的環節和方面，以及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中的一切環節和方面。其中，無疑包括市場經濟體制中滯後性、盲目性、自發性等弊端，包括毛主席早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就指出的領導機關中的資產階級腐朽作風，等等。只有既注意改革新生的社會主義體制中的某些不足之處，又注意改革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中那些弊端，才能按照社會主義改革觀的要求真正搞好改革。

　　最後，改革的標準，既包括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也包括他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不導致兩極分化、不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等等。否則，就會得出香港的生產力有所發展，便證明那裡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推行的是社會主義改革的之類結論。這樣，哪裡還談得上“一國兩制”？

　　可見，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自然也是改革之本；這些原則作為各項政策的基礎，自然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基礎；原則是必須遵循的準則，基本原則更是如此，自然能夠規範和指導改革。同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堅持馬克思主義，必然要求我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說，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集中體現；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的政策措施，應當為鞏固四項基本原則的地位，豐富和發展四項基本原則的具體內容服務；為了保證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方向並順利發展，必須用四項基本原則來規範和指導它。忽視用四項基本原則規範和指導改革，正是在改革問題上產生混亂的基本原因，應該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

　　 第六，必須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胡總書記提出的樹立科學發展觀，重要性在於它正確回答了什麼是發展、怎樣抓好發展這樣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
局，清楚地表明了科學發展觀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今後的實踐，必將進一步證明它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002年1月12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呼喚下一個偉大思想”。人民書寫的歷史將告訴我們，科學發展觀便屬於這樣一個偉大思想。

　　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樹立以人為本的新觀念，自然決定我們必須更新以物為本的舊觀念。以物為本，見物不見人，發展下去就會逐漸滑向以資為本，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在社會主義社會處理人與物的關係時堅持以人為本，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時必然會以民為本。胡總書記指出：“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則是發展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目的和歸宿”；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說到底就是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工作必須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就是說，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目的、根本任務、根本動力、根本標準。這就要求我們堅持“人民主體論”，不僅尊重人民的實踐主體地位，而且使人民真正成為利益的主體、享有改革發展成果的主體；就要堅持“人民主權論”，使人民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力，都得到進一步的直接體現；就要堅持“人民利益標準論”，使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包括改革和建設在內的各項工作，都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就要堅持“人民利益價值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最高價值追求，看成人生的最大意義。在這個特定意義上說，胡總書記所強調的以民為本，是一種新民本主義。它的實質是指，人民是社會主義發展之本，社會主義是人民的主義；社會主義與新民本主義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發展目標、動力、標準的全面性，即把經濟、政治、文化作為統一的目標、動力和檢驗標準，實行目標、動力、標準的整體性，反對片面、單純甚至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標、動力、標準的錯誤傾向；必然要求我們堅持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發展的協調性，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在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中向前發展，反對“ 一手硬、一手軟”甚至為了經濟的一時發展而犧牲政治、文化建設的錯誤傾向；必然要求我們堅持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持續性，使國家長治久安，使人民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都得到保證，反對“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為了一時的穩定而不顧長治久安的錯誤傾向。概括起來，就是要樹立科學發展觀，破除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標、動力、標準的“單邊發展觀”。

　　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當前應堅決糾正和以資為本相聯繫的“兩個不問”的錯誤傾向。

這是因為，在經濟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致只把私有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逐步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導致經濟無政府主義滋長蔓延，市場秩序嚴重混亂；導致諸侯經濟繼續座大，中央的宏觀調控措施受到抵制；導致過度依賴外資、外貿，使國家的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受到損害。

　　 在思想文化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致使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如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餘價值論、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的唯物史觀、以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等等被否定；導致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主旋律地位被否定，使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泛濫成災，使“私慾驅動論”橫行無阻。

　　 在政治領域，這種傾向必然導致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使工農基本群眾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弱勢群體；導致黨員幹部逐漸官僚化，使黨群關係越來越疏遠；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把西方那種三權分立、多黨制式的政治體制看作進步的“民主潮流”，而把絕大多數人享有當家作主權利的人民民主看作“極權主義”，從而使人民政權的權威受到嚴重削弱。

　　 這種傾向的影響力之所相當大，當然在於他們打的是“改革”的旗號，在於一些人盲目求富而容易受騙等等，但根本原因之一，是它迎合了既得利益集團中一些人的需要。厲有為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班上大講“補資本主義課”那一套，竟能贏得相當一部分人的掌聲；王東京不僅長期地到處宣傳新自由主義，而且把它公開在報刊上發表；大名鼎鼎的新自由主義宣揚者竟然在北京被炒作出“張五常熱”等等，都說明他們已囂張到了何種程度。有句外國諺語說得好，上帝讓誰滅亡，首先讓他瘋狂。“主流學者”中一些人便已瘋狂到了頂點。但物極必反，他們公開宣傳私有化、多黨制、指導思想多元化，便成為自由化分子，至少是自由化的盲從者。這些人的狐狸尾巴被抓住以後，儘管會拚命反撲，但畢竟是紙老虎，終究是逃不脫失敗命運的。

　　 第七，必須走好避免陷入“周期率”的民主新路。在延安時期，黃炎培先生曾問毛主席，GCD如何避免陷入一些政黨“其興也勃”，但幾代之後便逐漸消極腐敗，喪失鬥志，“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主席答，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

　　在蘇東劇變中， 雖有82%以上的平民群眾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卻由於“自由化精英”掌握着政權，使資本主義終於得以“復辟”。這個血的教訓告誡我們，民主問題的要害，是什麼人掌握民主權力，用這種權力幹什麼。政治民主的關鍵，是保證人民群眾有切實的權力，能夠選出胡總書記突出強調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好幹部，並能罷免以權謀私、消極腐敗、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幹部。這是既實在又過硬的一條，因而應成為衡量民主程度的根本標準。否則，政治民主便多半會成為一句空話。

　　由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商學兵即平民的根本利益與社會發展規律是根本一致的，因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把他們的民主權力放在決定性的地位，而絕不能用“精英民主”去取代、否定平民民主，絕不能容許“精英”們像蘇聯的同行那樣由以權謀私發展到以國謀私，為了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而讓絕大多數人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政治體制改革，要堅決衝破“自由化精英”設置的種種障礙，積極穩妥地向前推進。他們認為，由於經濟文化條件的制約，不宜推進直接選舉。然而，在經濟文化都相對落後的農村尚且進行了“海選”，在城鎮、機關、學校等單位，為什麼反而不能搞？他們還常常把不利於政局穩定作為阻礙民主建設的藉口。然而，擴大人民民主，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恰恰是防止自由化分子製造動亂、暴亂最可靠的保證。

　　由於數千年來一直掌握政權從而使剝削階級具有強勢地位，並且舊傳統也是一種特別頑固的力量，再加上國際上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技術尤其是軍事上占相當大的優勢，從而能夠確保資產階級政權不動搖，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才敢於搞多黨制、普選制之類。即使這樣，它還要在憲法中規定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對於靠選舉上來的偏左一點的政權，往往通過軍事政變、暗殺、經濟制裁等手段拚命推翻。上世紀被選舉上來的智利總統阿連德，就是被美國策動的軍事政變置於死地的。這就充分證明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把西方民主當作當今世界的進步潮流，真是可悲可笑得很。當然，它那些法制化的程序和形式，也確有值得借鑑之處，但對其階級實質，則必須首先看透。

　　列寧之所以把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衡量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毛主席之所以說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道理就在於，離開了它，革命政權馬上就會被敵對階級奪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隨即就會喪失。戈爾巴喬夫搞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背棄無產階級專政，很快導致了黨垮台、國解體，就是明證。看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正義性，是連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都不懂的庸人；把搞西方民主那一套當作進步潮流，則是十足的右傾幼稚病。

　　從當前的實際情況看，加強民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拓寬上下溝通的渠道，切實保證中層即省地縣、部局處的過濾機製發揮積極作用，防止它起消極作用。要防止它一方面起“頂門槓”的作用，使基層特別是普通工、農、商、學、兵的呼聲和意見，不被拒之門外或被“過濾得變了味”，而讓黨中央、胡總書記能直接了解到；一方面起“腸梗阻”的作用，使中央精神不被阻滯在文山會海里或不被“歪嘴和尚把經念歪”，而能不走樣地落實到最底層。蘇東的實際情況證明，“精英”們的看法和平民百姓的看法，往往有所不同甚至根本對立，如果誤以為他們能完全代表人民群眾的意見，那是既非常危險又非常容易犯的一種錯誤，值得我們充分注意。

　　第八,必須真正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蘇東和我國以至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有許多條，最根本的是這一條。

　　如果說戈爾巴喬夫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是側重於從政治方面即通過背棄無產階級專政和黨的領導，來否定真正的社會主義的話，那麼也可以說我國的“主流學者”是側重於從經濟方面即通過用私有製取代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來否定真正的社會主義的。他們的理由，就是私營經濟有利於生產力發展，而有利生產力發展的就“姓社”，就是社會主義。其依據，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個有利於”和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實際上，鄧小平是從根本目的、根本任務的角度來談社會主義的，因而不能僅僅把這些當作區分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標準。否則，就像前面說過的那樣，無法正確回答“能否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經濟有所發展，便說那裡變成了社會主義”的問題。因此，把“三個有利於”、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五句話、四項基本原則結合成一個整體，才是區分社會主義制度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正確標準。

　　可見，不看制度上的本質特徵，是無法正確區分社會制度的。“主流學者”明明知道這一點，卻把“社會公正”、“市場經濟”等等可以作各種解釋，連社會民主黨甚至西方國家都能夠接受的東西，作為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徵，其用心是十分險惡的。因為它的欺騙性特別強，所以危害性便特別大。對此不公開批駁以澄清是非，是萬萬不行的。

　　同時，這也說明，完整、準確地理解和掌握革命導師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斷，是何等重要。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們的實踐來看，我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指的是為完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並建設高度民主和文明的歷史使命；為走好以人為本，全面、協調、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而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的社會。

　　建設好社會主義，在現階段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正確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三個奮鬥目標”的基本路線。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把思想統一到科學發展觀上來，使黨中央、胡總書記用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戰略決策真正落到實處。這樣，我們就必定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九，必須明確我們現在究竟處於什麼時代。時代的性質，是我們對國際階級結構及其矛盾關係的長期判斷，因而它是制定路線和戰略方針的根本依據，如何認識它，自然很重要。從赫魯曉夫搞“三和兩全”（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全民國家、全民黨）到戈爾巴喬夫搞“人類利益高於階級利益”的新思維，再到我國“主流學者”搞中國和西方國家“三共”（共存、共贏、共榮），實質上都把當代看成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然而，和平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據美聯社的調查報告，二戰以來爆發了近800場局部戰爭。日本報紙指出，在西方國家，“將先發制人的軍事進攻合法化的‘新帝國主義論’正日趨抬頭”。伊拉克戰爭表明，美國已到了敢於公開拋開聯合國想打誰就打誰的地步。種種跡象表明，在伊朗、朝鮮半島、台海等地爆發戰爭的可能性，正日益增加。這一點，在兩三年後便更加明顯。同時，發展問題變得更嚴重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之後所造成的兩極分化、金融危機、經濟衰退、社會動盪、戰火不斷等等，嚴重阻滯着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美國教授邁克爾在《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一書中說：“正是這種富裕國家及貧困國家的富裕階層的人口、日益增加的財富與奢侈的自私的消費習慣結合起來，才是世界的主要問題。”鄧小平同志根據世界發展的客觀實際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3頁）。他還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同上，第383頁）。這就是說，我們所處的仍然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林炎志認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是當今歷史階段的主要矛盾”，是正確的。當然，各國人民是要求和平與發展的，但客觀現實還不盡如此，所以才是“問題”。硬說現在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顯然既違背鄧小平同志的原意，又不符合世界現實，還會瓦解自己的鬥志，助長敵對勢力的囂張氣焰。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如果這樣認識時代問題，必然導致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像蘇東那樣把自己搞垮。蘇聯解體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揚言：“與中Gong打一場跨世紀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最終摧毀中Gong政權，在世界上徹底消滅共產主義制度”（李振城，《蘇聯劇變的沉思》第469頁）。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我們被和平曲唱得昏昏欲睡，那是會給中華民族帶來一場大災難，成為千古罪人的。

第十，必須把黨的建設作為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來抓。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搞好社會主義事業，既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又要以黨的建設為關鍵。加強黨的建設，提高執政能力，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要按照黨中央的部署，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手進一步硬起來，切實開展對於“自由化精英”的鬥爭。 這些“自由化精英”由於掌握着一部分權
力，能夠對反對他們的人進行打壓，所以特別猖狂；由於腐敗行為已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少人成了百萬富翁，所以特別貪婪；由於長期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已習慣於用“右色眼鏡”看問題，所以特別頑固；由於多年積累的政治經驗，很會當“變色龍”，所以特別狡猾。 胡鞍鋼認為：“導致腐敗的主要根源來自黨內和政府內部已經形成的、錯綜複雜的、擁有各種利益和影響力的各類利益集團，其中，相當一部分官員或集團已經蛻變成如同前蘇聯的官僚特權集團，他們最大限度地維護和實現自身的利益，也成為阻礙改革和反腐敗的最大的阻力。”（轉引自《中國十位著名經濟學家批判》第275頁）不排除這個阻力，一切都無從談起。我們黨是從無數艱難險阻中發展壯大的黨，不僅有堅如鋼鐵的信念，而且有力挽狂瀾的膽魄。在今後的10年這樣一個兩個中國之命運生死博殺的關鍵時期，她一定能夠排除萬難，奪得勝利。

　　綜上所述，可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鬥爭，歸根到底是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還是為極少數剝削者謀利益的問題。社會主義之所以以“社會”為主義，在於它是以實現集中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人民根本利益為根本目的、動力、標準的社會。在現階段我們必須堅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正是因為它能給人民根本利益提供保證。所以，當前這場國企改革大討論，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強烈關注。據新浪網統計，20多萬網民中90%以上支持香港教授郎咸平關於制止在國企改革中使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呼籲，就說明了人心之所向，民利之所在。這件事和許多情況一樣表明，人民群眾決不允許蘇聯那種黨垮台、國解體的悲劇在中國重演。有首歌曲唱得好：“沉睡百年，國人今已醒”。這是指中國人民開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鬥爭。在今日之社會主義新中國，則可以說是“雄獅警醒，萬民已出手”。人民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人心向背決定事業的興亡。人民群眾把社會主義看成自己的事業，把GCD看成自己的代表，我們的勝利就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作者為中央黨校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