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追求3
朱雨心

五四運動打“賣國賊”，與文革斗“走資派”或斗“黑五類”是一樣的，都是革命群眾單方面給人安個罪名，然後，不由分說，私刑整人。這是“民主崇拜”的特徵。一個正常的文明國家，打人、殺人，那是政府的特權，輪不到革命群眾動用私刑。然而，毛主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讓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廢除了政府打人、殺人的特權，用“群眾專政”取代政府的“公、檢、法”。這，其實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所追求的“民主崇拜”的最高形式，是邏輯的必然，任何一個真正搞“民主崇拜”的人，而不是口頭上講“民主”的人，最終都一定會走到那一步。而只要朝野同時都信仰“民主崇拜”，文革就隨時都能發動。要“阻止 文革的再來”，只有把抽象的廣大人民群眾“請下神壇”，還原成千千萬萬的具體的阿貓、阿狗、阿Q；認識到：其實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法力，大家湊在一起成群眾的時候，通常不是變的更有智慧，而是變的更傻。

當年的曹公館，有數十名武裝警察守衛，居然一槍不放，任憑學生沖入曹公館打人、放火。可見“民主崇拜”在那個時候就已經深入人心了。而那時，還沒有共產黨呢。那種以崇高的名義，胡作非為的習慣，不是從共產黨那裡來的，而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固有品質。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不是共產黨培養的，而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培養了共產黨，也培養了產生文革的“土壤、氣候”。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教壞了共產黨，不是共產黨教壞了那一代識字分子。

共產黨自認為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實，那最多只是共產黨人自己的主觀願望。實際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那是資本家階級；貧下中農的先鋒隊，那是地主、富農。共產黨其實是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先鋒隊。黨文化也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套用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話說：我們的黨文化，是由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創造，為廣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利用的。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文化。無產階級，並不滿意，並不欣賞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貧下中農嚮往的是地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工人嚮往的是工廠主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化，其實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自己對對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的揣摩而臆想出來，並硬塞給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的，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並不喜歡它。

五四以來整整一代識字分子的追求，對廣大下層的“勞動人民”本來是沒有什麼影響的。下層“勞動人民”的道德是從土改鬥地主起敗壞的。共產黨當政前千百年，人民都可以擁有土地、財產。做地主，歷來都是正當的事。不但地主認為做地主是正當的事，而且貧下中農也認為做地主是正當的事。凡是勤勞、本份的貧下中農，無不希望積攢家產，有朝一日，也能做上地主。只有懶漢，才不積極努力爭取做地主。地主出租土地，收租子，或是雇用長工、短工，無論貧下中農還是地主都認為是正當的事。做地主這件事，沒有任何過錯。憑什麼鬥地主呢？

就算按共產黨的是非標準，做地主有罪，哪也只能治這個是非標準頒布以後的地主的罪呀，怎麼能按你今天的是非標準，去斗以前的地主呢？然而，這種邏輯，卻是從鬥地主到斗走資派一直沿用的邏輯。沒有這種邏輯，就沒有文革。

當年不但沒收了地主的財產，還鬥了地主。沒被斗死的地主，之後幾十年都受迫害。後來也不過是給昔日的地主摘了“帽子”，無非是在法律上，或國家政策上，不再正式迫害昔日的地主而已，既沒有向地主賠禮道歉、也沒有給地主“平反”，更沒有補償政府幾十年迫害給昔日的地主帶來的物質、精神損失。對於反面人物，政府更本就不講道理。這也是文革時用的邏輯。

許多描寫土改的小說，都有貧下中農開始對分地主的家產並不熱情的情節。當時，有許多人是覺得白拿別人家的東西，是做壞事，心裡既害怕、又羞恥。於是，黨便“發動群眾”，提高群眾“覺悟”，用“民主崇拜”和“進步崇拜”這兩個崇拜，推倒所有想要推倒的既有倫理道德，建立任何想要建立的新的是非標準。硬是把人們心中對做壞事的害怕和羞恥給消除了。再用地主的財產，收買人心，驗證了以前心中的害怕和羞恥的不必要，把本來的安分良民教育成“革命群眾”。文革的土壤、氣候就是這樣開始全面形成。

貧下中農雖然在土改時分了地主的地，一則，貧下中農確實需要土地，二則，那是政府分的，不拿白不拿，但是，貧下中農並不熱心於鬥地主。土改後，儘管政府的政策、法律，仍然是迫害昔日的地主，一般的貧下中農並不怎麼作賤地主，基本上是和睦相處。不時作賤地主的，大都是那些追求“進步”的識字分子。廣大的識字分子，對“民主崇拜”和“進步崇拜”這兩個崇拜的熱情，那是遠遠超過貧下中農，更喜歡用這兩個崇拜，來推倒所有想要推倒的倫理道德。所以，廣大的識字分子的道德，甚至比貧下中農還要差，比貧下中農還要不講道理。識字分子們搞文革,斗“走資派”與斗“黑五類”，自然比貧下中農鬥地主更加殘忍、更加瘋狂。真正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土改後，中國出現了等級社會，有了賤民，實行了人壓迫人的制度。這些，本是無比反動的東西。廣大的識字分子卻把這些視為是“進步”，而為這樣的“新社會”歡呼雀躍。若不讓“走資派”和那些識字分子嘗嘗文革的滋味，那真是沒有天理了。到文革前夕，等級社會、賤民、人壓迫人的制度，不僅沒有取消的跡象，而且是變的更加正規化、制度化，等級社會與賤民制度更是向世襲的方向發展。文革前的社會，本來就是一個反動的社會，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一段時期。文革，並不是把一個好的東西給弄壞了，而是一個本來就壞的東西的惡性發作。從鬥地主到文革，是邏輯的必然。鬥地主所用的理論、邏輯，與搞文革所用的理論、邏輯，是一樣的。要反思的，首先是鬥地主，然後才能是文革。（未完待續）2006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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