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中）

（8） 第二樁“反革命”案件

破案後，我心情複雜，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夢驚醒，心驚肉跳，不得安寧！腦子裡像打仗一樣翻滾，矛盾重重，左衝右突，總是出現一些針鋒相對的提示：
為社會主義事業作了貢獻，應該感到光榮、高興！Vs 別捏着鼻子哄自己，不過是出賣朋友，出賣靈魂！
黨和政府挽救了你，應該聽黨的話，跟政府走。 Vs W君對共產黨、毛澤東的分析，是客觀正確、符合事實的。
不能被“反動言論”迷惑了，絕對不能同流合污。Vs 朋友們都抓起來了，自己卻去赴宴領賞，這是人幹的事嗎？
L 公安說“這麼多！”，真理似乎是在多數人一邊。Vs 不要讓思想成為脫韁野馬，那是非常危險的……

首長請吃飯後不久，接到通知，X月X日下午2時到毛家橋XX號二樓XX號房間談話。——心想，公安事真多，又是什麼事找我呢？猜不透。猜不透就不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渾渾噩噩，屆時去了便會知道。
通知就是命令，只能準時到達。毛家橋在南郊火葬場下面，到了那裡，看到大門口掛的牌子是“郊區公安分局”。上樓後找到房號，輕輕敲門，一位30歲左右、衣着整潔、眉英目俊的年輕公安便衣，開門熱情接待。面對面握手時，我發現他目光誠摯，微笑親切。
室內只有他一人。他客氣地請我坐下，泡了兩杯香片濃茶，遞給我一杯，然後坐下來與我促膝談心。
首先進行表揚：“聽市局同志介紹，這次破案有功。背叛剝削階級家庭，表現不錯。”但他隨即說明，“我們這些隱蔽戰線的工作人員，功勞再大，也只能當無名英雄。”
他自我介紹：姓劉名正文，是郊區公安分局政保股的。他說：“今後你直接與我聯繫，有什麼困難直接找我。”他讓我記下他的電話號碼和通信地址。
至此，我明白了：原來與我聯繫的公安都是市局的，我住郊區所屬嶽麓地區，現在把“隸屬關係”轉到郊區來，便於繼續控制、利用。——難怪劉公安笑眯眯的，原來笑里藏着……
見我比較拘謹，劉公安說：“我只比你大幾歲，我們就像兄弟一樣，友誼與合作是長期的。”
第一樁案件破獲後，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可以結束這種不正常的生活了。但隨後知道“不可能”，請吃飯、發獎金，都是先兆，今天謎底終於揭開，要長期為公安服務。——怎麼辦？沒有辦法，暫時只能服從。
劉公安繼續說：“我們要為社會主義事業一直干到老，干到退休，到那時回憶我們今天見面，就會感到驕傲和光榮。”
劉公安與眾公安不同，深謀遠慮，喜歡從長計議。我心想，你是國家幹部，到時候可以享受退休；我這個可憐的代課教師，到哪裡去退休？——剛想到這裡，劉公安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說：
“關於你的工作，我們研究後，安排在嶽麓印刷廠。你的字寫得漂亮，暫時去刻鋼板，[注12 ] 拿計件工資。我問了一下，那個車間去年人均月工資60多元，比我這個小幹部高多了，你的意見怎樣？”
嶽麓印刷廠是區屬企業，沒有一定關係還進不了，代課已經代煩了，不去咋辦？安排了不服從，行嗎？
我只能點點頭，表示同意。
劉公安將一張“嶽麓區工業辦勞動人事調配單”遞給我，一邊說：“這是臨時安排，今後還有考慮。你自己看中了哪個單位，只要不是黨、團員的機要職務，跟我說一聲，都可以安排。國營的也行，工資級別、轉正等問題，我們說了算！”
口氣真大，給我吃的“定心丸”，也很“甜”。我想，他不是吹牛，完全可以辦得到。但被公安捆得越緊，自己的自由度就越小，就得一輩子為他們服務。——他姑妄言之，我只能姑妄聽之。
後來得知，這位單線聯繫的新頂頭上司，是郊區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長。
就這樣，我成了嶽麓印刷廠（簡稱“岳印”）刻鋼板的工人，住車間樓上集體職工房。

上班不到半個月，就遇到了一位“反革命”。
那是個周末晚上，幾名職工在下象棋，我路過時“技癢”，觀戰一陣，見水平低劣正想走開，一位瘦高個青年進廠來，職工紛紛說“陳亞陸來了，我們不是對手，不下了”，便一鬨而散（實際是躲避肺結核病人）。這青年見我站在一旁微笑，便挑戰說：“來，我倆戰一盤。”我謙虛地說：“恐怕不是你的對手。”他尋覓棋友心切，大喇喇地說：“來，來，來，不要怕，輸了不過一盤棋嘛。”——頗有一點《水滸傳》裡“林沖棒打洪教頭”中那位洪教頭的架勢。
我慢吞吞地就座，不敢輕敵，抖出渾身解數，一連大敗他三盤。他滿臉尷尬，一邊訕訕地說“厲害，厲害”，一邊出門回家去了。
陳亞陸讀高中時因肺結核休學，幾年來一直沒痊癒，現在是個刻鋼板的個體戶，住在貼隔壁。一位青工說：“他常常吹噓，嶽麓印刷廠沒對手，你來了，跟我們出了一口氣。”
高考落榜後我瀏覽過兩本棋譜，水平稍高於一般民間棋手，但僅僅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本事並不過硬。
陳亞陸棋癮很大，過兩天看見我，邀到他家夜戰，我心不在焉，三戰二負。於是，他鬆了一口氣，搖搖頭說：“那天你連贏三盤，嚇我一跳，今天看來，水平也不過如此。”
兩人相對大笑。
由於命運、年齡、文化、棋藝旗鼓相當，一來二往，就混熟了。
一天晚上在他家下完棋，他突然問我：
“世界上，做什麼生意最賺錢？”
“不知道。”我從來沒有想過做生意的事，便照實回答。
“按照秦始皇生父的說法，”陳亞陸說，“生意不同，賺錢的數量級便不同；選中了某種生意，賺的錢就會成倍增長。”
“書生意氣，紙上談兵。”我當然知道秦始皇的生父是誰，不以為然地說。
“做糧食生意能賺多少呢？”陳亞陸全然不顧我的反感，像是自言自語。
“可賺十倍。”我應聲而答。
“做珠寶生意能賺多少呢？”陳亞陸又問。
“可賺百倍。”
話音剛落，兩人撫掌大笑，原來這是戰國末年呂不韋故事中的對話。[注13 ]　笑畢，陳亞陸說：
“我想做國家生意。”
當時象棋還擺在桌上，我便隨口答道：
“那我就做你的馬前卒吧。”
陳亞陸聽了，非常高興，正色道：
“好，一言為定！這是一本萬利、無本萬利的大事。”
我見他“來真格的”，擔心他誤入歧途，便隱晦地勸道：“呂不韋不是沒付本錢，最後付出了最大的本錢啊！”
“不怕，”陳亞陸說，“不成功，便成仁。自古以來就是這麼回事。”
接着，便對現實大肆鞭撻……
陳亞陸已經明說，他想“做國家生意” ——搞“反革命”組織。一個“癆病殼子”，哪有身體擔當那樣的重任？但他不自量力，使我陷入兩難境地——向劉股長匯報還是不匯報呢？
真應了L公安的話，“反革命”“這麼多！”出門走錯了路，碰的都是“反革命”。
那時，我已知道自己處於嚴密的監控之中，如果不匯報，萬一密報先到劉股長那裡，就糟了；如果匯報，又一樁“反革命”案件浮出水面，不知要連累多少人！
壓了兩天，猶豫不決，很是焦急。第三天，我去二樓排字車間找一個鉛字，C老師傅對我說：“你天天晚上在陳亞陸家下棋，他有嚴重的肺結核，知道不？”（我父是老肺病，一直沒有傳染給我，所以我不怕）我很奇怪，便問：“你怎麼知道我天天晚上在他家下棋？”C老師傅指指排字架後面的窗戶說：“你去那裡看看。”我走到排字架旁一看，傻了眼：窗戶對窗戶，一條小排水溝，把兩棟房子隔開，從這裡俯視，陳亞陸家的書桌（下棋處）一覽無遺。上周C老師傅晚上加班，在排字架間走來走去，看得一清二楚。
暗地裡，我大吃一驚。可以肯定，C老師傅不是監視者，如果他是監視者，就不會告訴我。但真正的監視者看到了，甚至竊聽了陳亞陸與我的談話，不向劉股長匯報，怎麼行呢？
我嚇得魂不附體，當晚在陳亞陸家下完棋，趕緊寫好匯報材料投入郵筒，只是把事情發生的時間推遲了三天。

[注12 ] 當年大學講義由教師編寫之後，再油印。刻字工人用鐵筆、鋼板將教材刻寫在蠟紙上，油印出來，裝訂成冊。嶽麓山下大專院校林立，講義需求量大，刻鋼板成為當年當地的一種職業。電腦一出，這個行業就消亡了。
[注13 ]　戰國末年，商人呂不韋從不同生意的賺頭不一樣發現，做“國家生意”賺得最大。於是，他用陰謀詭計使自己的兒子繼承了秦國的皇位（即秦始皇），自己當了秦國的宰相。後因秦始皇懷疑他，便服毒自殺了（付出了最大的本錢）。“做糧食生意”“可賺十倍”，“做珠寶生意”“可賺百倍”，是故事中的對話。

（9） 嚴密的監控

共產黨對所有的人都不信任，包括他們的“自己人”。對我這種“敵人營壘中”投降過來的人，不但要檢測匯報材料的真實性，更要鑑別我“反水”是真是假，因此，我料定，公安會對我進行監控。
早在攻破第一座“碉堡”時，他們就使用“美人計”，進行偵測。
那時，我在杜家塘小學代課，住學校，在家裡吃飯。家很近，從農民的橘園裡抄近路，五分鐘可達。
一天中午我拎着竹殼熱水瓶回家午餐，老遠就看見橘園裡有個女人的身影在躲躲閃閃。走近了，女人迴轉身來，滿臉尷尬地問道：
“請問，朱老師家在哪裡？”——啊，原來是個有幾分姿色的年輕姑娘。
“哪位朱老師？”我怕弄錯，反問她。
“朱XX，”她回答，“我是她的學生N，來看望老師。”
“哦，她是我媽媽，就在前面，不知她是否回家，你跟我走吧。”那時侯，母親在較遠的銀盆小學教書，回家的次數較少。
我把N帶回家，母親正巧回來了。師生相見，說了些噓寒問暖的話。請N一同吃飯，她以“吃過了”為由堅辭，我們吃完飯，她就告辭了。
她一走，母親便嘮叨：“不知N嫁人沒有？也不知她是否看得上我們這樣的家庭？”
我趕忙制止說：“媽，您對人家一點都不了解，少些非分之想吧！”
實際上，我是告誡自己不要有非分之想。那時，我已24歲，正是東張西望尋尋覓覓的年齡。但理智告訴我：即使N未嫁，如果出身“不好”，她要藉助性別這張王牌，嫁個出身好的，改變成份；如果出身“好”，我這隻“癩蛤蟆”，就“休想吃天鵝肉”了。
由於有思想準備，此後N頻繁來學校，我對她不即不離，故沒有“故事”發生。
N是個蹩腳的演員，接觸不久，便發牢騷，小罵共產黨，對我的境遇十分同情，三番五次煞有介事地感嘆“這麼有才華，不讓進大學，真可惜了！”說完，總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接續幾句。而我，總是笑而不答。——實際上，從她談吐的水平可以看出，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沒有“才華”。
一般在我晚上備課、批閱作業時，N悄然而來，坐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離去。校園外要經過一段人跡稀少的支路，我只好送她一程。青年男女在清風明月下漫步，同行卻異夢，絲毫沒有羅曼蒂克的感覺。
回味第一次見面她埋伏在橘園裡，要確定我母親已回家，要在暗中指認我並等到我回家午餐的時刻，要教會愚笨的N見到我不紅臉，應對自如……也難為了那位幕後指揮者。後來，母親了解到她已婚，便更厭棄她了。
我之所以不攆N，是要看看這句戲如何落幕。
N越來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談話，孤男寡女，同處一室，她突然往後一倒，仰天攤在被子上，投來一個媚笑，我趕緊把頭扭到另一邊。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讓再讓。
斷交的日子終於來臨。這天晚上送到分手的地方，她突然邀請我去她家，我不願去，她拉着我的手扭頭便跑，卻轉向跑到牆邊，自己背靠着牆，順手把我一拉，面對面地壓在她胸脯上。
月光照着她潔白的臉，烏黑的眸子裡漾着慾火，呈現出一種淫蕩美。
我呆若木雞，甚至嗅到她呼出的女性荷爾蒙芬芳，都使心不動。
她在等待什麼，十秒鐘後見我無動作，便用嘴唇在我的嘴唇上飛快一掠，像泥鰍一樣滑開，溜走了。
第二天，我看見她板着臉從學校辦公室走出來，彭校長跟在她身後，便知道有人慫恿她倒打一耙，惡人先告狀了。彭校長了解情況後說：“有天晚上我看見她從學校里走出去，感到情況不對頭，這是個街道上有名的破鞋，別理她就是。”
幕後指揮者先是想通過N引誘出我的“反動言論”，沒達到目的，又想把我的名譽搞臭。終於徒勞一場，白費了力氣。

第二位Y姑娘是個知識青年，她回鄉探親與我在公共汽車上萍水相逢。她拎着好幾個大包小包，我憐香惜玉，下車後幫她把兩個最重的包拎到她家門口。兩人交換了姓名，我把工作單位告訴了她。過幾天，她翩然來訪，塞給我一張約會的紙條。晚上見面談得很投機，分別時依依不捨。幾次夜遊後進入熱戀，花前月下，相擁相吻，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她沒有政治方面的挑逗語言，但總是向我推薦她的堂兄XXX，稱讚他“和你一樣有才華、有學問、有能力，希望你們成為好朋友。”她告訴我，她的堂兄在縣區，我們可以到他那兒去玩，也可以約他過來。她提了三次，我都沒吭聲，難道是讓堂兄來拿主意，鑑別我的學問和人品？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我發現Y姑娘屢屢言過其實，喜歡誇大其詞，對她講的話信不過。我沒有同意與她堂兄見面，也沒有拒絕。
很快，她又要下鄉去，相好得差不多要以身相許，卻不讓我進她家的門。離別前的夜晚，擁吻到最深沉時，她突然抬起頭來急切地說：“你得趕快逃跑，派出所要抓你。”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我像彈簧一樣鬆開她，問道：“你怎麼知道的？”她回答：“你別問，我是真愛才告訴你的，趕快逃跑，還來得及！”——氣氛陡變，不能徹底交心，情感溫度頓時降到冰點，不歡而散，從此分手，天各一方。
跑，跑到哪裡去？“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濱，莫非‘毛’臣。”跑了抓回來，罪加一等。
要是在以前，聽到這樣的消息，我會急得睡不着覺。現在，與劉股長談話不久，哪裡會有這樣的事？我置之不理。
不久，劉股長召見，問我是否認識XXX，我回答“不認識，但聽說過”，便把來龍去脈如實匯報一番。劉股長問：“為什麼不與他見面呢？”我回答：“Y姑娘有點誇誇其談，我還沒有定下她，不想讓他堂兄來考查我，耽擱幾天后，她沒再提，我也沒有再問了。”劉股長批評說：“干我們這行要聞風而動，像這樣的人很值得一見，你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機會。這次縣區破獲一個‘反革命’案，從XXX那裡搜出一份發展對象名單，上面有你的名字。”聽劉股長這麼說，我心裡一驚，以為劉股長說的是真話。但再一想，不對頭，既然“反革命堂兄”通過Y姑娘把我定為“發展對象”，她怎麼又說“派出所要抓你”呢？這是十分矛盾的。於是，我就實話實說，將Y姑娘要我“趕快逃走”的話，向劉股長匯了報。劉股長笑着說：“她胡說八道，女人的話真不可信。派出所憑什麼要抓你，我怎麼不知道？”
後來，聽說Y姑娘判勞教一年，是否因為這次“泄密”，不得而知。

連續用女人進行監控和試探，對我震動很大，也使我驚恐不安，疑心重重，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講一點點涉及政治的話，我就懷疑他是試探者。同時，也使我醒悟：無論怎樣“聽黨的話”，怎麼努力為公安賣命，他們永遠不會信任一個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此，我萌生退意，不想幹了。但“不想干”行得通嗎？“不想干”就證明你“與黨離心離德”，就是“背叛”，將受到無情的懲罰……

（10） 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

在嶽麓印刷廠工作期間，長期對我進行監控是熊第萸姑娘。她曾與我妹妹同學，妹妹說她成績死不好，一再留級。我見她雙眼滴滴溜溜，顧盼神飛，感覺她很聰明。她是排字車間的學徒，那還是鉛與火的活字印刷時代，依靠工人在字架上一個一個撿鉛字。
那時我年輕，精力充沛，比較勤奮，每天早上6點準時起床，學習一個半小時。不准讀“封、資、修”的書，便讀《毛選》、《毛主席詩詞》和報紙，有時練習書法。讀得無書可讀時，便學習漢語拼音，將毛詩、語錄一條一條用漢語拼音默寫出來……
8點鐘上班，熊姑娘總是早到四、五十分鐘，將坤包往自己車間裡一扔，便快步來到我的辦公室，與我切磋書法，談文學，或者談天說地……她的師傅悄悄說“小熊有意”，我笑了笑，不敢苟同。有一次，我上樓辦事，偶然從一個斜角見她竄到我的辦公室，急急忙忙打開抽屜翻尋什麼；另一次，趁我不在翻尋我的字紙簍……我心中有了數，啊！她，帶着任務。除了寫給公安的匯報材料，我沒有任何秘密。公安嚴格要求匯報材料的草稿紙，通通及時燒毀（丟到廁所糞坑裡都不准），以免泄密。因此，她找不到什麼東西，一次次徒勞。
熊姑娘全程監控我三年多。當我準備結婚把愛人帶到廠里亮相後的第二天清晨，辦公桌上發現一封無厘頭告別信，署“知名不具”，字跡工整，信里沒有具體內容，但在字裡行間浸潤着深深惋惜、留戀後的無奈之情……三年多朝朝（除禮拜天和節假日）相處，我已深深印在姑娘的心上，但她怎能愛上一個出身“不好”、公安長期監控的人呢。
2001年走訪一位岳印老同事，告訴我熊女士某天晨煉時突然倒地，咯血不止，急送醫院搶救無效離開了人世。我默默悼念，腦海里浮現出她年輕時的倩影，但產生了一個疑問：神為什麼安排她在清晨倒下呢？那是我們數百個朝朝相處的時刻啊！
除了上述異性監控，實際上，岳印的每一位黨、團員，每一位幹部，每一位出身“好”的積極分子，哪一個不用另一隻眼睛“關照”着我？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只有跟着芸芸眾生混日子，頭腦不想事，內心不容納半點“反共反毛”的思想雜念，才能苟活下去。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來臨，早已不為公安服務的我，又受到一次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
那時，我在一家民辦機械廠工作，已是一位能獨當一面的模具鉗工。一位訂購了幾套模具的顧客老章，到廠里來與我談產品質量，催促交貨時間。因“有求於我”，很自然地請我到茶館喝茶，去飯店吃飯，還送我兩小盒硬質合金（金屬切削刀具，比較貴重），慷慨而又大方。萍水相逢，如此友善，我當然心存感激，便與之日親日近了。每次會面聊天，老章總是時不時冒出一、兩句有關政治的話題來撩撥，但我絕不答腔。一方面，我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會再上當受騙；另一方面，我確實不願談政治，不想再惹麻煩。一天，我倆並肩步行去某地，他發表一通反共言論後，突然用肘拐碰我一下，壓低聲音問道：
“挖牆腳嗎？”
我心裡一驚！第一念頭是：真“反革命”，還是來試探我的？
我沒有吭聲，裝着沒聽清，等待他繼續發揮；他嘎然而止，不再說第二句了。
這可難為了我。如果是公安派來的探子，不匯報，就證明對黨不忠誠，重犯“知情不報”罪，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處理掉”；如果是真“反革命”，匯報後又要鑽入“碉堡”內部去攻破，繼續傷天害理，與人民為敵。
怎麼辦呢？前思後想，舉棋不定，焦慮萬分。一天半夜醒來，突然悟到“要用時間進行考驗”：如果老章是“動真格的”，下這麼大功夫來拉攏我，沒有聽到我的正式回答之前，不會輕易放棄，還會來繼續動員；如果老章是公安派來探子，已經完成試探任務，早已向公安匯報領賞去了，不會再來……
這個判斷應該是正確的。等了一個多月，不見老章的身影，我便向市局一科劉正文副科長（已升官從郊區分局調入市局）寫了一封信，詳述老章其人其事……沒有回音，也沒有召見。春節到劉科長家裡拜年，順便問及此事，劉科長輕描淡寫地說：“交給別人辦去了。”——這一回答，證實劉科長收到了信；同時可看出，老章是公安派來試探我的。稍稍分析便知，如果我提供的是“有價值”的情報，聞風而動的公安會立即召見，了解老章與我交往的過程，詳細記錄他的反共言論；雖然也可以“交給別人”去辦，但至少得口頭表揚表揚呀！
心裡一塊石頭落地了，我又一次經受了“黨和政府”的“忠誠考驗”：姓陳的脫鈎這麼多年，聽到“反革命”言論，仍向政府報告，這人也許改造好了。

70年代初，“001號案件”[注14 ] 爆發時，我住在下麻園嶺。由於居委會有人密報我是“可能的作案者”，引起公安對我進行一次暗查。多年後，鄰居才告訴我，那天晚上，一、二十個人站在前面菜園裡，唧唧喳喳議論，後來只派了治安主任和兩位婦女上樓來，與我見面，觀察動靜。第二天，趁我上班時，打開房門進行了一次徹底搜查。

考驗持續到90年代中期，前後有三位認識不久的青年，虛心向我請教時，發牢騷，講怪話，透露一點點想“搞組織”的意圖。當時我已50多歲，便名正言順地用“長輩”的口吻“教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黨的天下是穩固的；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到經濟領域去發揮。我沒時間也沒必要去搞清楚其中有無公安的密探，即便有，公安聽到我的話，也無可厚非。——那時早已“改革開放”，叫青年人去發財是黨提倡的正道，對無產階級政權不構成任何威脅。

從中共的歷史看，“不信任任何人”簡直是毛澤東的“專利”，也是歷次運動整人的根源。我深信，晚年毛澤東已疑心重重，走火入魔，草木皆兵，無人可以信任，並在高層實施了嚴密監控。用文件上的話來說是“偉大領袖洞察一切”，七老八十，窩居深宮，光看文件、聽匯報，哪能洞察？只有多渠道秘密監控，才能了解每一員封疆大吏是否忠誠。文革初始，毛澤東“點了名”的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就是有人密報張在私下講了毛的“壞話”。
監控，使人產生恐懼，使人的尊嚴、價值喪失殆盡，使八億中國人民全都匍匐在領袖腳下，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奴隸。在那樣縝密、細緻的監控下，人人自危，只能誠惶誠懇，徹底臣服。

[注14 ] “001號”案件：大約在70年代初，長沙市有人購買了十幾張毛澤東標準像，用刀子在每張像上劃一把叉，然後趁黑夜分別投入十幾個郵筒。公安接報後，如臨大敵，在全市開展地毯式摸查。詳見《笑泯恩仇》http://www.epochtimes.con/gb/nf3293.htm（08）《001號案件》。

（11） “引誘犯罪”、“真老虎”和“密捕”

陳亞陸這人是個“口頭革命派”，每次見面，總是空談他前一夜的種種想法，雖然時不時冒出一、兩句豪言壯語，但骨子裡還是膽小怕事的，瞻前顧後，畏畏縮縮，根本沒有W君那種“干一番大事業”的氣魄。一方面，顯示了他體質羸弱，性格優柔寡斷；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這種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誰敢不掂量掂量共產黨的份量！
他畏葸不前，我只能附和，並乘機起一點點阻遏作用，絕對不能把他往“反革命”邪路上引。但我也不能說得太露骨，以不暴露我的身份為度。
有一次，他考慮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感嘆道：
“這事要是六○年、六一年‘過苦日子’時干就好了。如果那時蔣介石反攻大陸，大家起來配合，共產黨早就倒台了。現在干，只怕是‘魚過裝壕’，沒有意義了。”[注15 ]
他萌生退意，我當然點頭稱是，表示贊成。
他的這些想法和言論，我都如實地向劉股長匯報了。
此後，陳亞陸好一向沒來找我，我也沒有主動去他家。
一天傍晚，劉股長來電話（廠里承接業務的電話，允許職工使用），叫我馬上到榮灣鎮嶽麓分局去，要快！我遵命，立即乘公共汽車趕到。劉股長站在大門口等着，立即把我引進二樓會議室。推開門一看，嗬！好多人，十來個，濟濟一堂。
原來是市局領導、郊區分局領導和嶽麓地區政保股的公安，在研究案情。領導發現陳亞陸案件停滯不前，臨時決定把我招去，動員和指導我如何迅速突破。
當年公安研究案情，大多喜歡抽煙，一支接一支，會議不散不熄火。我進門時，滿屋煙霧繚繞，瀰漫着尼古丁的嗆人氣味，證明會已開很久了。
我進門後，市局L公安、分局L副局長站了起來，我趕忙走過去，抓住他們伸出的手，握一握。L公安、L局長滿面笑容，一番表揚加鼓勵後言歸正題，叫我重新匯報一下案件的進展情況。
我如實匯報後，L局長問：
“陳亞陸想打退堂鼓，是真是假？”
“當然是真的。”我回答。
“不對，”L局長批評說，“你被階級敵人的煙幕彈蒙蔽了。階級敵人反對我們共產黨，是本質決定了的，不會改變。他以退為進，在觀察和試探你的決心。如果在這節骨眼上你表現消極，他就可能將頭縮進烏龜殼裡去了。”
“我總不能引誘他犯罪。”我喃喃地說。
“不是引誘犯罪！”L局長斬釘截鐵地說，“你現在是黨的隱蔽戰線的戰士，把階級敵人引誘出來，是你的光榮任務。前次，陳亞陸說他想‘做國家生意’，你馬上說願做他的‘馬前卒’，這個‘馬前卒’就回答得非常到位。你不這樣說，他就不會把下面那句‘一言為定’說出來。因此，你要盡最大努力，把他的心裡話掏出來，讓他‘魚’過了也要裝‘壕’。”
我低頭不語，時間像凝固了一樣，屋子裡很靜，聽到牆上的時鐘滴答滴答地響。
“你還有什麼顧慮？”
“‘馬前卒’一類的話我可以講，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不願意從我的口裡說出來。”我回答。
“不，”L局長又一次糾正我的看法，“為了挖出階級敵人，你講幾句也無妨，關鍵是不要超越他，不要講到他前頭去了。他講三分話，你就點點頭；他講五分話，你就講個兩、三分；他講八、九分，你就講個四、五分，目的是把他的話引誘出來。這有什麼關係呢，只要你心裡是擁護共產黨、毛主席的，就行了。”
其他公安七嘴八舌支持L局長的說法，鼓勵我進行引誘。紛紛拍胸擔待：“怕什麼！這是策略”，“保證沒問題”，“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顆紅心”，“我們公安說了算”……
“其實，陳亞陸只是心裡有些想法，僅僅同我說了，不像W君，並沒有發展組織。”我說出了我的擔心。
“發沒發展其他人，現在還不能確定；跟你說了，就是發展組織。這是一個隱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那麼惡毒地攻擊黨和毛主席，絕對不能心慈手軟。他不是紙老虎，也不是死老虎，因此，你不能麻痹大意，要做真老虎打，要做惡老虎打！”
我沒得話說了。
“你還要嚴密注視，有沒有後台老板？”最後L局長補充。
……
這次會議，用共產黨的話來說，是要解決我的“右傾思想”問題，鼓勵我引誘陳亞陸犯罪，把一個普通知識青年當作“真老虎”、“惡老虎”來打。當年，中共就是用“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來打擊手無寸鐵、分散單個“思想犯”、“言論犯”、“良心犯”的。
不過，L局長還是有些先見之明。
陳亞陸並沒有死心，恰巧就在公安開會的第二天，又來找我，晚上下棋後提出新的方案，應該先寫一個綱領，並要求我執筆寫出來。這一招相當厲害，顯示陳亞陸絕非等閒之輩：“你不是同意造反，願意入伙嗎？那麼，請拿‘投名狀’來。”[注16 ]
我當然不能執筆寫綱領，況且確實不知道怎麼寫，便順理成章地推脫：“寫一篇文章沒問題，但綱領怎麼寫？要寫些什麼，從來沒有考慮過。這樣大的事，我怎麼能勝任？還是你自己寫吧。”
理由充分，他無法駁斥，只好自己動手寫。
另外，陳亞陸還告訴我，與湖南大學一個“刻鋼板”的右派，曾多次探討“這些問題”，右派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但“暫時不同意與你見面，以後再說”。
這些情況匯報上去後，特別是陳亞陸的“綱領”寫了幾個晚上之後，公安認為案件已經成熟，決定“密捕”。
事後，我也考慮過，為什麼要“密捕”？你們中共是泱泱大國的堂堂執政黨，公安機關隸屬於堂堂的“人民政府”，打擊你們認定的“頭號罪行”，為什麼不公開執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派出着裝整齊、威風凜凜的公安，在眾目睽睽之中公開逮捕，起到“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志氣”、“打一儆百”的良好效果。為什麼要採用這種偷偷摸摸的方法？
答案仍然是“這麼多！”，做賊心虛。如果天天抓人，到處抓人，形成紅色恐怖，怎能體現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安定，歌舞昇平？於是，只好委屈公安在夜幕的掩護下，賊頭賊腦地把人逮來，把影響面縮到最小。
像陳亞陸這種情況，除了“不讓群眾知道，不造成社會影響”這個理由之外，完全沒有必要使用“密捕”。“密捕”顯示了共黨政權理虧、心虛、膽怯，顯示出他們制定的“法律”的虛偽性和“執法”的非正義性。

劉股長招我去，交代了“密捕”方案：晚上9點鐘左右，把陳亞陸從家裡帶到就近的湖南師範學院南院體育場。
我遵令執行，晚上8時半，到陳亞陸家裡，邀他出去走走，他便跟我一起走到常去的體育場。體育場內，夜幕下有幾對男女的身影在晃動，仿佛在戀愛。有一對從我們身旁經過時，聽到男的提高聲音說話，是劉股長。——事後劉股長告訴我，他是故意提高嗓音，跟我打招呼。公安動員了藝術系幾位“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女生，每位公安配一個，裝扮成情侶接近“罪犯”。女大學生們看到公安當場抓捕兩個“壞蛋”，驚奇得不得了。她們為“黨的事業”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感到非常光榮，興奮得終身難忘。

我和陳亞陸進入體育場後，坐到一個木架上。他告訴我：“綱領初稿已經寫完，明天謄正一遍，再給你看……”
剛說到這裡，便看見前後左右迅速圍攏來幾條黑影，我聽見劉股長大聲喝道：
“什麼人？舉起手來！”
遠處樓房的燈光映着，幾支黑黝黝的手槍，對準着我們。
我和陳亞陸慌忙站起來，乖乖地把雙手舉過頭頂。幾位便衣一擁而上，將兩人戴上手銬，塞進停在路旁的吉普車裡，一邊一個便衣，拽着胳膊，拎着衣領，一溜煙開進了榮灣鎮嶽麓分局，在一間燈光雪亮的房間裡宣布逮捕……
劉股長對付陳亞陸，一位小公安對付我。宣布逮捕後，各人在逮捕證上簽字。擺在我面前是一張白紙，我拿着小公安遞過來的鋼筆，裝模作樣地在紙上畫了畫。陳亞陸簽字後，我看見劉股長從他內衣口袋裡搜出幾張摺疊的紙，劉股長問“這是什麼？”聽見陳亞陸老老實實低聲交代：“綱領。”……接着，就押到後面牢房裡去了。
陳亞陸一走，幾位執行任務的小公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演戲，真像演戲一樣，但是，是演出一幕殘酷的真戲。在陳亞陸驚恐的眼神里，公安像天兵天將神奇地降臨，一舉將他剛剛寫好的“綱領”繳獲……
我笑不起來，呆若木雞，臉色慘白……一位小公安:關切地問：“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清醒過來。[注17 ]

[注15] 壕，原意為“小水溝”，農民借用這個詞稱“安裝在小溝流水裡的一種篾制捕魚工具”，流水可以從“壕”中通過，魚蝦進去後無法逃逸。“魚過裝壕”為長沙方言，意為“魚群已經隨流水過去了，再安裝‘壕’捕不到多少魚”，比喻“最佳時期過去，再做某種事意義不大”，有“不大想干”、“可干可不干”、“勉強幹一下試試”等意思。
[注16 ] “投名狀”類似於名片，但內容比名片豐富。古人拜見某位長官，希望在他那裡謀個職位，便將一紙履歷交上去，這張紙便叫“投名狀”。《水滸傳》中林沖、楊志先後上山落草為寇，山大王要考驗他們是不是真心背叛朝廷，便要求他們下山去殺一個人將人頭獻上，先犯下一樁罪表示義無返顧，也稱“拿投名狀來”。
[注17 ] 上世紀末，偶爾獲悉陳亞陸逝世的消息，默默誌哀，哀其不幸。刑滿釋放後，他曾在長沙市北區一家民營公司工作。

（12） “公安局的一條狗！”

罪過，罪過，罪過！
喪德，喪德，喪德！……
公安利用我這個活生生的人做誘餌將陳亞陸“密捕”後，一向身體健壯的我，真的病了一場。頭痛頭暈，感冒發燒，渾身冷汗直冒，幾天臥床不起；深更半夜，屢屢從噩夢中尖叫而醒。捫心自問，良心發現，痛苦不堪，我已成了不齒於人類的????堆！
如果說，第一樁案件還勉強有理由推脫，是公安逼迫干的，那麼，第二樁案件就沒有多少理由可以卸責了。你堅決不做公安的????，陳亞陸絕對不會被逮捕——這是一種令人髮指的罪行，將來要清算，會遭報應的。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心焦如焚。想到了“死”，不是自殺，而是被殺。
如果直統統地宣布“不幹了”，冷酷的公安絕不會因為曾經“有功”心慈手軟而赦免，因為你知道的太多，最終會找個小小的由頭滅口。這是當特務、做線人再翻悔退出的必然下場，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撤退是鐵定的，就是冒死也得撤退。問題是如何不露痕跡地撤退，儘量爭取死裡逃生。人生走到考驗我智慧的關鍵一步，動員了全部腦細胞快速運轉，經過一番苦苦的晝思夜想，終於悟出了道理。
我冷靜地進行了分析：
在第一樁案件中，W姑娘為什麼選中我為發展對象？是因為信任我。她為什麼信任我？是因為她了解我家庭出身“不好”，了解我的祖父、父親以及本人的情況。
陳亞陸為什麼見面幾次就將真心話告訴我？是因為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出身、本人情況後，認為這個人“可靠”。
那麼，反過來，如果讓所有接觸我的人都認為我“不可靠”，甚至懷疑或聽說我是公安局的“眼鏡”，就沒有人向我講真心話了，我也就“發現”不到“反革命份子”了。
這就叫“與其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對！就這麼辦，釜底抽薪，先把自己搞臭。
真正要“搞臭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能逢人遍告“我是公安局的眼鏡”，那樣只會適得其反，暴露了“不想干”的意圖，公安知道後仍然不會放過你。只能瞄準某個機會，採用穩妥的、審慎的辦法，讓透露的消息在暗中傳遞開來。
冥冥之中如有神助，突然遇到一個極好的機會。
快過年了，一天下午去嶽麓區政府辦事，遇到工業書記，區長正叫他打電話調岳印廠會寫毛筆字的人來寫橫幅、標語。工業書記見到我說：“小陳，你來得正好，趕快把標語寫了吧。”頂頭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從的，況且是光榮的“政治任務”，輕車熟路，立馬動手。
光給區政府寫橫幅標語（此前我已盡過一次義務），不能達到“搞臭自己”的目的。巧就巧在嶽麓公安分局管宣傳後勤的來了，他正愁沒人寫標語，便央求我幫幫忙。任務已經很重，我不想答應，一看是公安的，馬上滿口應承。腦筋一個急轉彎：好機會！把我寫的字貼到公安局裡里外外，不是一個明顯的信號和警告嗎？真是妙不可言。
我盡最大努力，奮戰通宵，將兩個單位的標語、橫幅、對聯（總數將近100張）寫好，在晨曦里乘頭班公共汽車回家去睡覺。
第三天，路遇易啟坤君，他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一字一頓、輕蔑地說：
“我知道你是什麼人了！”
我默不作聲，聽候第一場“正義的審判”，這正是我需要的結果。
“你的字燒成灰我都認得！” 易啟坤君咬牙切齒，恨恨地說。——現在我還記得，當年嶽麓公安分局大門口貼着我寫的門聯，是一聯毛詩：“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
“我會看到結果的，我會看到你的下場的！”易啟坤君的臉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眼裡射出憤怒的火光，拂袖而走，從此斷交。
易啟坤君是我父親同事的兒子，比我小四、五歲，高中畢業通不過“政審關”流落社會，自學中醫謀生。當年許多青年都學寫舊體詩詞，他聰慧過人，自成一格。他寫的詩詞吟誦起來如行雲流水，大有唐風宋韻，是截至目前為止我見到所有寫舊體詩詞的現代人中，寫得最好的民間詩人。當年，他經常與我談詩論文，研討書法。易君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向他解釋當年我的苦衷，不能讓他分享這篇文章了。
第二位獲悉消息的是何其善君，他的大弟弟與易啟坤君同學，因而很快得到消息。何君是我初中同學，音樂怪才，少年時期就能玩十多種樂器，其二胡拉的《二泉映月》等曲子直追瞎子阿炳。他沒有與我絕交，而是處處設防，發現有人接近我，便向那人發出警報。何君表面上嘻嘻哈哈，暗中對我深惡痛絕。90年代中期，何君不幸罹患肝癌逝世後，Z君才告訴我，當年有一次我與他一同登上一處六層高樓，憑欄遠眺時，他幾次想把我推下去，終因膽怯殺人而沒有動手。[注18 ]
“臭味”四處散發，消息不脛而走，擴散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還用“個別交心”的方法進行擴散。
那時候，我與小G同住一間房，他比我小几歲，共青團員，轉業軍人。小G只有初中文化，比較單純、友善，我倆常常睡前談心。一天晚上，我將為公安服務的事告訴了他，表示“堅決背叛家庭，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請他多在政治上關心、幫助我，也請他“嚴格保密”。不久便獲悉，消息已擴散到小G哥哥（高中文化）的朋友圈中。
“文革”開始後，小G是保皇觀點。我在湖南大學看大字報，看到毛澤東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中讚揚了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行動”，晚上轉告小G，毛主席支持造反派，並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小G立馬180°大轉彎，緊跟偉大領袖鬧革命，成為嶽麓地區最先造反的“工人階級”，自封“湘江風雷嶽麓戰團”司令，穿上軍裝，帶上新結識的漂亮造反女友，威風凜凜地橫衝直闖，揪斗走資派。1967年武鬥期間，小G對我提供了充分的保護，這是後話。
岳印黨支部周書記是個“土改根子”，文化較低，說話粗俗，開口閉口“三擔牛屎六箢箕”。我便以“追求進步”、“向黨交心”的方式告訴了他，希望他暗中在黨、團員中擴散，再擴散到群眾中去。周書記擴還是擴散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在黨團員大會上罵道：“陳XX啵，不過是公安局的一條狗！”——周書記是老黨員，理應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他這樣罵，不是拆公安局的台嗎？但他罵的話，幾乎代表了所有人的看法。這樣，就反證了公安“聽黨的話”，“為社會主義事業作貢獻”……種種說法的荒謬性和虛偽性。
消息傳來，我又氣又急又羞愧，好幾晚上沒睡着，真想告訴劉股長通過區黨委訓他一頓。後來想通了：第一，自己本來是公安局的一條狗，人家實事求是，只是說得太形象了，並沒說錯；第二，擴散消息是你的本意，他這樣罵擴散得更快，實際上是幫助你；第三，他以前不知你的底細，是你自己告訴他的，劉股長認真追究起來，可能暴露擴散意圖；第四，被別人罵成狗，比當真正的狗“去咬人”，好得多；第五，你是不想做狗，才被別人罵成狗的，今後可以脫離“狗”身份，應該感到欣慰……於是，我轉憂為喜，暗暗表揚周書記：罵得好，罵得對，罵得及時！
就這樣，“黑角彎里吊頸——自寬自解！”我終於成功地跨出“搞臭自己”這一步。

[注18 ] 何其善君的故事，詳見《笑泯恩仇》（16）《非分之財》。

（13） 兩位失學的天才知青

敘述是線性的、平面的，事情只能一件件交代；但事物發展是多維的、立體的，許許多多事情同時交叉發生。公安把我安排在岳印前後，還發生、牽涉了兩樁案件。

1954年，我在“長沙市第十初級中學”（1956年併入師院附中）讀初二，結識了讀初一的同學李良。當年我們不約而同地迷上了武俠小說，常常交換書籍偷偷閱讀。
有一次，學校來了公安人員，各班進行突擊默字，默寫一些簡單的常用字。這套鬼把戲在讀小學時，大多數同學都經歷過，心知肚明是發現了“反動標語”。將這些默寫的字按原順序排列，就是那條“反動標語”的內容。默寫的字條交上去後，公安人員通過筆跡鑑別，便可查出作案者。
這次，學校還組織各班學生，排隊進入男廁所參觀，接受教育。我看到，最裡面蹲位的間板上寫着：
“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注19 ]
這次默字後，李良便不見了，將近十年後相遇，李良才告訴我那條標語是他寫的。當年對年齡小的學生沒處分，只是將他轉學到十一中去了。
這種檔案袋裡有“現行”污點的學生，莫說出身“不好”，就是“出身好”，都在特別關照之列。李良家庭出身大地主，他的一位不知隔幾代的老祖宗，是曾國藩湘軍的一員大將，在與太平軍的“三河戰役”中全軍覆沒，犧牲了。後來讀歷史傳記，才知道這員驍將名李續賓。李良的父親曾接受過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特別考驗，蒙着雙眼爬上一座高峰，走到一處“萬丈深淵”懸崖邊，命令“為了黨國的利益，往下跳！”跳下去原來是一個事先挖好的沙坑，毫髮無損，得到重用；不敢往下跳的，不予錄用。他的父親跳了，後來去了台灣，還是在勞改？不知道，反正沒見過。
李良的爺爺是中南礦冶學院教授，當年70多歲了，老態龍鍾，行動遲緩，由一個保姆服侍。李良可能是爺爺撫養大的，高中畢業後在家自學數學。我在杜家塘小學代課時，他來過學校，到岳印工作後廠房在馬路邊，來的次數更多了。
當時，李良告訴我，只用一年多時間，已學完高等數學全部教材，現在自學“數論”。我問他，那麼多題目都做完了？他回答說，許多題目好像原來都見過，一看就明白了，解題速度特快。他獨自解答出一個什麼猜想，把論文寄到中科院數學所，回信告訴他，答案正確，但已由法國一位數學家在1938年解決了，鼓勵他繼續努力。當年沒有計算機檢索，又沒有導師，這種重複研究難免。但全憑自學達到那樣的高度，沒有夙慧，腦子裡沒有大量數學細胞（即天生切近數學的才能），是無法企及的。我估計，照這樣速度學下去，能很快升堂入室，甚至具有解決世界級高難度猜想題的潛能。如果能夠沉潛到“改革開放”“尊師重教”的時代（那時人才奇缺），至少像李慰萱（見［注5］）那樣，夠資格聘用為大學數學教師。
然而，遺憾的是，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況下，李良坐不住了。當他找到我，在師院南院空曠的體育場，發了一大通牢騷，沒等他說出“難聽的話”，我四周看看，近處無人，便冒着極大的風險，義正詞嚴地警告他：“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具有染指政權的思想傾向”，“現在特務多如牛毛，任何輕舉妄動都會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聲色俱厲嚴重的警告，可能嚇阻了他的某種萌芽思想，此後，他再也沒有說過類似的話了。
為挽救這位數學天才，我多次勸說，說得太露骨，以至引起他對我真實身份的懷疑。
一次，他說：“在共產黨的高壓統治下，生產力還是提高了。”
我回答：“生產力提高，是好事嘛。”那時我確實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
他說：“比如一個氣球，往裡面打氣，脹滿後，從氣嘴裡放出來，所有的分子都朝一個方向運動，形成很大的壓力……”
我趕忙說：“好呀，大家都做這種分子往一個方向跑，有什麼不好呢？”——我希望他順着共產黨，混入芸芸眾生，別朝反方向運動。
哪知他鼓着眼睛瞪我半天，仿佛辨認一個無法理解的外星人。然後，鼻孔里出冷氣，鄙夷不屑地說：
“哼！人各有志，不可強求。”
又有一次，為長期找不到工作，大發牢騷。我介紹他去代課，不願去，流露出“孤注一擲”的念頭。
我勸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鍥而不捨，可大器晚成。不要小視自己，何苦呢？”
他鼻孔里又出冷氣：“哼，到時候，一包火柴，便解決問題了。”（吞服火柴頭自殺）
李良的性格中，缺少點能屈能伸的氣概，太多了不屈不撓的倔強，不願隨大流，不大聽勸告，不斷朝反方向運動，終於釀成了人生悲劇。

石惠澤是中南礦冶學院教授的兒子，湖南師院附中60屆的高才生，聰慧無比，智商極高。他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都說“我們家就看老三的了”。高中畢業後高考因同樣的原因落榜。我去過他家一次，他的父親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堆舊書，每一冊發黃的舊書的“書頂口”，[注20 ] 都寫了“君子自重”四個楷體字。他家與李良家相隔一箭之遙，兩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在自學的過程中，不知怎麼一來，石惠澤不合時宜地迷上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這方面的閱讀量相當大，許多外國人名、書名，我聞所未聞。聽他談話，旁徵博引，滔滔不絕，沒有我置喙的餘地。由於過目不忘，才具甚高，有點目空一切。某次他來杜家塘小學，適逢一位女教師請產假，學校找不到人，我便介紹他代了兩個月課。反映是：講課生動，很受學生歡迎。

古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毛澤東時代“男子無才，方可保命”。
李良那種只適合搞科研的書呆子，如果循序讀大學、研究生，進入數學所，肯定能出成果，甚至是大成果；石惠澤如能進入社科院亦然。但他倆生不逢時，社會刻意逼仄失學青年的生存空間，在理想的幻滅中自輕自賤，急於求成，兩顆天才的極具希望的未來之星，終於被“扼殺天才、殘酷無情的時代黑洞”吞噬了。

[注19] 這句“反動標語”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有一個自稱為戴季陶的‘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
[注20 ] “書頂口”：書籍被裝訂的一邊叫“書脊”，跟書脊相對的一邊叫“書口”，上方叫“書頂口”，下方叫“書底口”。

（14） “李良、石惠澤叛國投敵案”

還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澤的同班同學曹辛星，讀高中時曾在《詩刊》上發表過兩首小詩。他進入左家壠蔬菜公司工作後，很快世俗化，不談學習，只談女人。與岳印的一位姑娘談戀愛鬧僵分手後，告訴我“她屁股上某個部位有一塊什麼樣的疤”，說的活靈活現。按說此君應該平平安安，沒什麼問題，但他命不長。“文革”武鬥時，一位曾經有過小嫌隙的鄰居把他誘騙上山，掏出手槍一槍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頭求饒，但心狠手辣的鄰居沒有饒他。又按說此事神不知鬼不覺，這鄰居青年也應該沒什麼問題。但他殺人後回到工廠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語：“老子今天幹了一件大事！”這句話被一位積極分子聽見了，“文革”恢復秩序後追查這位“老子”，“那天幹了一件什麼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紅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冥冥之中，因果報應，自有定數，此處不贅。

像李良、石惠澤那樣的失學青年，早已納入街道居委會的監控範圍。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遠遠看見一個中年婦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窺，聽到腳步聲，慌慌忙忙走進隔壁家，又在門縫裡偷窺我。我乾脆過門不入，徑直前行，仿佛一位過路人。此後，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會把我的名字列入常來常往的黑名單，萬一李良他們瞞着我幹了什麼，怎麼說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訴李良有鄰居偷窺，他本來就懷疑自己被監視。萬一他與鄰居扯皮把我頂出來，劉股長那裡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勸告他的話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間（那時我還沒有“搞臭自己”），他也懷疑我。
一天， 他突然用兇狠的態度“審問”我：“你說，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其實，這問題並不難回答。一則是突如其來，二則是他態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幾秒鐘沒答上來。
“好的，我知道了！”他丟下這句話，扭頭便走了。
過了十天半個月，我在師院新華書店翻書，他進來看見了，邀我“到後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幾十米高的無名小山，長滿了丈余高的小松樹。走到半山坡，見這裡遠離馬路，說話沒人聽見，便想坐下來再與他談談心，勸他回到數學殿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解數學題”。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繼續往上爬。又爬了幾十步，我實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說：“爬上去幹什麼？又沒有什麼名勝古蹟。”哪知他堅決得很，非爬到頂峰不可，我無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頂峰，絕無人跡，團團松樹遮蔽了我們，馬路上汽車聲音都聽不見了。
“你說，”李良左手撐在一棵松樹上，右手放在身後，面對面，目露凶光地審問我，“你的工作是怎麼搞來的？”
我用平靜的聲音，按早已考慮好的回答，是我父找區政府一個熟人推薦的，要求字寫得好。
“撒謊！”他惡狠狠地說，“有人說，是派出所安排的。”
“????！”我鎮靜自若，反問他，“派出所憑什麼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為主，問他“你願不願意刻鋼板？”“如果願意，我可以分出部分業務，讓你在家裡干，每月保證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幹不了，字寫得並不差，但由於深度近視，不耐煩寫密密麻麻的小字，習慣於龍飛鳳舞畫大字。
他像泄了氣的皮球，臉上的劍拔弩張不見了，連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錯怪你了。”
接着，他從身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說：“今天你如果還像那天一樣回答不出來，我就宰了你。”
我處變不驚，責怪他說：“那天你那麼凶，嚇得我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他又笑眯眯地說：“對不起，對不起！”
下山與他分手後，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來，好險！要不是鎮靜自若，後果不堪設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審問我的同學、朋友，報了他的名字外，從來沒有將他的言論匯過報。相反，總是勸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將仇報……為保護數學天才，避免麻煩，這一次，我又隱忍了，沒有上報，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當線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對象幹掉”。

“搞臭自己”後，我只嚴密注視公安方面的動靜，根本沒提防來自群眾一方的懲罰，之所以多次大難不死，只能歸結於“命大”。實際上，特務機關對線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負責任的，他們根本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萬一被害，能破案當然也會忙一陣子。抓不到兇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絕不會公布被害的真實原因，絕對沒有“撫恤金”。因此，在這裡我向年輕人提出忠告，千萬不要貪圖一點點小錢為專制集團賣命。——在加拿大滿地可監控、跟蹤、加害過我的華人青年，打過照面的約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滅，走投無路的李良和石惠澤，暗中策劃“逃蘇”，到蘇聯去組織“馬列主義新政黨”。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澤的鬼點子。因為李良對社會科學一竅不通，而石惠澤讀了許多馬列的書。
實際上，此路不通！一方面，邊防卡得緊，如果沒當地人接應，外地口音的人離邊境上百里便會被盤查，逮捕。
另外，蘇聯當時的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頭頭出身，目光短淺，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蘇的人組成中共黨的反對派，除了讓逃蘇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適的人訓練成特務，然後派回中國搞情報，搞破壞。而那些派回國的“蘇修特務”，沒有一個能夠長期潛伏下來，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注21 ]——與共產專制國家把人當作工具不同，紐約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詩歡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實際上是各路精英匯聚，把美利堅合眾國建設得富強繁榮。

李良、石惠澤策劃“逃蘇”始於何時，我不知道。快動身了，李良來找我借錢。問他借多少？他說出一個我無力承擔的大數。說實話，他沒有工作，不能指望他還錢，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資，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語，待他知趣，慢慢遞減。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蘇”的事告訴了我，希望看在“重大決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這下更不能借了，借錢給你“逃蘇”，事發後，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線人，也會受到懲罰。以現在這種身份，重犯“知情不報”罪，進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別想活了……
我面露慍色，斷然拒絕。李良木然，不知怎麼惹怒了我，紅着臉，訕訕地走了。
我知道，固執的他，已無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擔心另一條監控渠道先我而報，於是，當晚就將匯報投入郵筒。
由於經濟困難，出發前，李良還是跑到廠里來向我借錢。這次知趣了，只請我支持，不提數字，不論多少。我已請示過劉股長，“借”給他15元人民幣。

什麼時間走的？怎樣抓的？我不知道。後來，劉股長說：“李良曉得你為我們工作，說我們採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辯護振振有詞，或者是遇到了比較開明的法官，判處較輕。我是35年後從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向土匪》一章獲悉李良的信息的。這一章從側面對他進行了一些生動的描寫。書中說李良是大學生，傳聞失實；又說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蘇”（往北）來掩蓋他們南下的意圖？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頒布的《公安六條》明文規定“勞動教養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不准參加串聯……不知什麼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李良、石惠澤竟在洶湧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組建長橋農場勞教人員的造反組織“長沙青年”，擔任什麼“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長沙軍管會打擊造反派，第一批槍決數十名“罪犯”的打頭第一個就是“長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澤東親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一打三反”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勢降臨，當局動用“國家機器”（軍隊和公、檢、法），在全國範圍大規模鎮壓“反革命”，大批量集中處決潛在的政治對手，於是，石惠澤、李良就難逃一劫，只能飲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澤、李良的“罪狀”是“文革”中“造反”、“私設公堂”種種，但畢竟“逃蘇”是起因，“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無可推諉。雖然罪惡的子彈打在他們的胸脯上，但擊中的卻是我的靈魂，等同身受，痛苦終生，永無寧日。我的雙手沾滿了他們的鮮血，無論怎樣懺悔，都無法贖愆。從此，“惟將終夜長開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會我多次勸告、愛護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鬥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檢、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變成一座“空城”，呈現出一種暴風雨前的異樣寧靜。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絕對不能呆在嶽麓印刷廠，只有潛入河東市區，採用“燈下黑”計[注22 ] 混跡於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過一劫。當時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裝把守，整個江面無一船隻通行。於是，繞道從上游靳江河渡口，匯集幾個必須東渡的人一起花重金買舟，強行渡河。尚未靠岸，雨點般的子彈便落在船舷兩邊。接着，一隊荷槍實彈的造反派從小山上衝下來，命令我們高舉雙手上岸，押進司令部進行甄別。我提供“湘江風雷嶽麓戰團”司令部的電話號碼，司令小G接到電話後，立即說“是我們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親自開車來把我接走，對我提供了有力的保護。當晚在長沙市中心的商業局、輕工局二樓（五一廣場西北角）“湘江風雷嶽麓戰團”司令部打地鋪。當時並不知道“長沙青年”司令部設在同一棟樓的五層，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澤在這個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馬坡嶺搶槍，如果我去了，就會劈面碰到他們，真是驚險萬分，命懸一念。當造反派渡過湘江打到河西時，李良親自帶一隊人去岳印抓捕我，並留人守候一個多月，始終不見我的蹤影。那時，稍有一點差池，我便一命嗚呼了。冥冥之中，沒有神靈護佑，能活到今天嗎？（待續）

[注21 ] 政治家列寧“輸出革命”，派出顧問、用大量盧布幫助建成的中國共產黨，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政治家斯大林繼續用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援中共，指揮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華，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解除了二戰中蘇聯東部的後顧之憂。無論列寧和斯大林為中共用了多少盧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蘇的人上十萬，卻沒有出現與中共同名的反對黨。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質，相比列寧、斯大林有天壤之別。
[注22 ] “燈下黑”計：古代夜晚用油燈或蠟燭照明，燈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計意為：最危險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

原載《大紀元•連載》【 /gb/nf3532.htm 】（200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