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下）
陳沅森
（15） “玉壺吟社”案
1954年中共頒布第一部《憲法》以及後來多次修改，白紙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但“憲法”是為共產黨、毛澤東裝點門面、蒙哄國際輿論而制訂的，不是用於治國的。因此，它的許多條款只是從西方憲法中抄襲過來，根本沒有打算兌現，直至目前，仍不肯兌現。
在一黨專制下，人民只能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黨”特別關照那些處於生命活躍期、“不怕虎”的“初生牛犢”，不允許他們廣泛交友，不允許經常聚會，不允許民間自由結社……如果違反，不惜動用國家機器進行鎮壓。“玉壺吟社”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60年代初，我母親在銀盆小學教書，妹妹高考落榜後，與母親住在一起。有一段時期，妹妹忽然愛好起書法來，於是，某些星期天，我便去母親學校，和妹妹一起在教室里習字，臨摹碑帖。住在附近的高考落榜生Lz君來學校玩，見我們兄妹潑墨揮毫，愛好此道的他也參與進來，就這樣熟識了。
Lz君也是學文的，古典文學基礎深厚，舊體詩詞做得很好，我們一見如故。他將“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兩位好友Ly君、Yj君介紹給我。那時，我還沒有“搞臭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我認識的人越少越好。
Ly君住河東某設計院，家境甚好，有一間屬於自己的素雅的小書齋兼臥室。他愛美，牆上掛着兩幀古裝仕女圖，桌上擺着一尊造型優美、色彩鮮艷的仙女瓷雕。他研習陸羽的《茶經》，講究品茗。此君“詩憨”得可愛，每天晚上，焚檀香一注，煨珍茗一壺，展開線裝古本唐詩宋詞（古舊書店可買到），在虛擬的美人環侍中，想象着紅袖添香，一邊公子哥兒似的品茗，一邊挑燈夜課，很是愜意，瀟灑。
有一次，我們四人在銀盆聚談未盡興，乘小火輪去河東，約有半小時航程。Lz君和Ly君在輪船上討論某句古詩時，忘乎所以，聲音越來越高。我發現人叢中有一雙眼睛盯着，仔細一看，原來是打過交道的小公安便衣。他是跟蹤而來，還是偶爾相遇？不得而知。我沒有與他打招呼（公安規定路遇不打招呼），但立即意識到，應該將這三位新朋友告訴劉股長，於是，星期天便專程到了劉股長家。
劉股長關心的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態度。
我說：“這三人非常單純，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一心撲在古典詩詞上，都是詩迷。”
“他們對毛主席詩詞有什麼評價？”劉股長問。
“沒有聽說過，大概都能背誦。”那時候，新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我背誦如流。
劉股長指示：“密切注視，發現苗頭立即報告。你交朋友我們不限制，越多越好，即使這幾個人沒問題，通過他們搭橋，再認識其他人，就可能發現敵情了。”
劉股長的話，使我悟到，應該息交絕遊，認識人越少越好。同時使我悟到，線人的另一個作用就是協助公安對社會上的部分人進行一次篩選，“有問題的人”盡入公安囊中，剩下的基本“不敢反黨反社會主義”。這種不花什麼本錢收益很大的買賣，公安必定做了很多。因此，每個城市一定有相當數量的線人。
四人在一起學古人拈韻做詩，聯句，我認為那些詩純粹是一些風花雪月的應景之作，沒有意思。但Ly君覺得很好玩，應該成立一個詩社，將每次做的詩記錄下來，今後可以看到自己進步的足跡。
後來談到毛詩。他們認為毛詩很有氣魄，也可入流，但韻律不夠嚴謹，遣詞造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Lz君學書懷素狂草，也摹仿“老胖”的草體字，發現“老胖”書寫的條幅，其中有漏字、錯字。——純粹是一些技術上的“不敬”。
“老胖”是誰？原來他們談論毛詩，擔心別人聽去不好，隨意給毛澤東起了代號。Lz君用的是“老胖”，因為毛比較胖；Ly君用的是“老屁”，因為毛詞中有一句“不須????”。當然，平日也有一些家常牢騷話，但與“惡攻”、“反革命言論”差得遠。
更糟糕的是，在Ly君的力主下，詩社終於成立了。因為他酷愛品茗，有一把精緻、漂亮的釉下彩高檔茶壺，上面繪製的是一位含情脈脈的古妝仕女。那是他的寶貝，取名“玉壺”。每天抱着玉壺吟詩，故命名為“玉壺吟社”。
那時候，我經常去劉股長家，與他的老母，一位慈祥的老媽媽關係融洽。星期天在他家午餐時，將“玉壺吟社”向劉股長匯報了。
對於一個沒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小型民間結社，劉股長皺着眉頭思考了半天，拿不定主意。他說：“你先寫個材料吧。”
吃過飯，我便在餐桌上將匯報材料寫好。劉股長將材料送交市局後，引起市局高度重視，共產黨絕對不能容忍任何不經過他們批準的民間結社。大概當時案件數量不夠，市局破案湊數心切（共產黨什麼事都預先下達指標，我猜想破案也是有指標的），竟當作“反革命”案件批准逮捕了。
三位青年當然知道自己無罪，不是什麼“反革命”組織。因為使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家長通過某種過硬關係告到省、市高層，批示下來，予以平反。詳情我不知，只聽劉股長埋怨說：“是吧，我當初就說了，這個案子不成熟，霸蠻要搞！”
這樣一來，便把我的身份暴露了。後來，“文革”期間，Lz君和Ly君帶幾個造反派把我劫持到蔡愛卿將軍（抓到軍區受批判去了）廢棄的公館，逼我寫材料，供他們徹底平反。趁他們去吃午餐，我翻牆逃出來，一口氣跑到河邊，躺在河堤青草斜坡上，仰望藍天白雲，進行激烈的思想鬥爭：寫，還是不寫呢？
那時正是武鬥高潮，“公、檢、法”已經癱瘓，處於無政府狀態。一方面，人民感到歡欣鼓舞，政治高壓暫時解除；另一方面，有些人頭腦發昏，仿佛共產黨已經垮台，可以為所欲為了，迫不及待地豎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佩帶搶來的槍支，橫衝直撞，參與武鬥，尋仇報復。像我這種“公安局的眼鏡”，首當其衝。許多人被打殘，打死，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就記述了一樁被報復者挖掉一隻眼睛的慘案。我不是說，這些人被打死、打殘，不應該，他們遭受報應，也許是罪有應得。但我認為應該在法制的軌道上（當然不是共產黨的法制，共產黨認為這些人沒罪）公開審判，進行定罪。否則，就可能發生私人挾嫌報復，第（14）節附帶說的“曹辛星命案”，便是明證。
仰望藍天白雲時，我突然問自己：這一片藍天屬於誰？——問題便有了答案。
這一片藍天仍然屬於共產黨，“鋼鐵長城”（軍隊）護衛着，天，還沒有變。——於是，答案出來了：暫時還不能寫。
我翻身爬起來，考慮大西門輪渡碼頭有造反派守候，便從靈官渡碼頭乘木筏子過河，避開人群走小路，步行到榮灣鎮劉股長家。劉股長一見我便說“小陳，趕快下鄉去避避風頭。”當時已停發工資，我身無分文。劉股長馬上將身上僅有的15元錢掏出來，叫我寫了一張領條。我連夜下鄉，在朋友家躲過了武鬥高潮。
算起來，我在中共統治下生活52年多，至少有十來次與死亡擦肩而過。為什麼大難不死，貽有神護？原來確實是神不讓我死，要留着我“沉冤伸”——將“沉冤”“伸雪”出來！
“陳沅森”（chényuánsēn）與“沉冤伸”（chényuāanshēn）諧音，“伸”字多一個“h”，南方人說國語，大多分不清“捲舌”“不捲舌”。
六十七年前誕生之初，冥冥之中，我父按照神的意旨，給我起了這個名字。
我寫了一部《佛懷煽仇錄》，揭露中共“土改”真相，為200多萬枉死的地主，伸雪了沉冤！
今天又寫了這篇六萬言左右的懺悔文字，為1000萬至2000萬冤死的“反革命”，伸雪沉冤！
[注23 ] “斯德哥爾摩症”是2005年興起的一個新詞彙，大意是“被壞人欺侮了，還認賊作父”。
[注24 ] 《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見《佛懷煽仇錄》（http:// /gb/nf2872.htm）第十一章結尾一段。這一章將題目改為《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利用農民的》參加“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獲二等獎。紙介質版本《佛懷煽仇錄》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東印刷釘裝公司出版（電話852-610-87990）。
（16） 劉正文先生
“搞臭自己”之後，我知道今後會交不到“朋友”，與公安打交道也會越來越少，甚至可能斷了往來。時間一長，公安偶爾記起這個人會問：這隻斷線的風箏，飛到哪裡去了？
其實，一隻斷線的風箏飛到天外，就是飛去爪哇國，也關他屁事。但“無產階級專政”不行，盯上了，“掛了號”，就得一追到底：這傢伙“階級本性”不可靠，是不是又有新的情況？
因此，我意識到，不能與公安斷音信，要經常聯繫，讓他們了解我“在想什麼，在做什麼”。
聯繫人不必選擇，就是“頂頭上司”、原郊區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長，後升任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長的劉正文先生。
回憶60年代初，第一次到劉正文先生的辦公室，面對面握手時，他“目光誠摯，微笑親切”。他的話至今仍響在耳邊：“我們就像兄弟一樣……”
劉股長沒有說謊，真像兄弟一樣待我。認識不久，就把我領到他家裡。
我不知道公安有沒有規定，是否允許將線人帶回自己家。我只知道，他不嫌棄我這“低人一等”的“賤民”，心中非常感激。
他有一位慈祥的老母和一位漂亮、賢惠的妻子，那時，他還只有一個兩、三歲的女兒。
更令人感動的是，第一次跨進他家，劉媽媽就留我吃飯。
那時候，剛從“苦日子”過來，物資並不豐富，到人家做客要知趣，快吃飯了趕緊告辭。主人家也會口頭客氣一句“吃了飯再走”，可千萬別當真，免得出現尷尬場面。而劉媽媽在打米下鍋時當面添加了一筒，並告訴我“這一筒是為你加的”，誠心誠意留客。
劉媽媽常對我說：“小陳，正文告訴我，你聽黨的話，追求進步，很好，你也要多幫助正文。”
劉媽媽如此關心，熟稔人情冷暖的我，此後多不空手拜訪，總是給老人、孩子帶點小小禮物。沒有“行賄”之意，而是禮尚往來。因此，我在他家長來長往將近40年。
劉媽媽的確是一位傳統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擔任居委會主任，對“階級敵人”卻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類分子”來她家請示某事，劉媽媽訓斥時臉上肌肉繃緊，眼露凶光。唯唯諾諾的“四類分子”走後，劉媽媽又恢復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對我說：“小陳，黨教導我們，對階級敵人就要這樣。”——黨性對人性的扭曲，可見一斑。
許多次到劉正文先生家，與他談心時，總是不斷教導我“要聽黨的話，永遠走社會主義道路”。
他說：“小陳，你真幸運，如果當初我們公安不挽救你，現在必定關在牢裡。”——那時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症”患者。[注23 ]
他說：“你戰鬥在一線，與‘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強思想改造，否則，很容易被‘階級敵人’俘虜。”
陳亞陸判刑後不久，:他說：“陳亞陸也算幸運的，要是遲一點，已經完蛋了。現在新政策下來，‘反革命組織’的頭頭，發起人，一律槍斃。經驗證明，那些頭頭是改造不好的，刑滿釋放出來，繼續從事‘反革命’。”
他說：“你們真的要感謝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們一位無須報告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向主席建議說，那些階級敵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頑固的反動思想，這樣打來打去很麻煩，花費我們很大的力量，浪費國家錢財。不如乾脆向列寧、斯大林學習，把他們趕到山谷里，用機槍一頓剿滅。”——當年列寧、斯大林把一群群富農，連同他們的子女，包括抱在手裡的娃娃，一齊趕到山谷里用機槍剿滅，斬草除根。
“毛主席怎麼回答呢？”我打了一個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沒有回答。”——當時體會，確實如劉股長所說“毛主席寬宏大量”，後來研讀《毛選》，反覆思考，才知道這是毛澤東“棋高一着”，為“階級鬥爭”留下“活靶子”，樹立“對立面”，否則，一個巴掌怎能拍得響呢？
“這位首長可能是羅（瑞卿）部長。”我說。
“你不要亂猜，可以直接進毛主席房間的首長多着呢，這位首長還可以跟毛主席開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煙，他問毛主席您抽什麼煙？說着，就從沙發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聽裝大中華牌香煙抽起來……”
故事饒有興味，聽得我瞪大眼睛。
劉股長與我談話，“你們”“我們”涇渭分明。我總是感覺，他有一種職業敏感，對我不放心。
前面第（10）節，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時，突如其來的“忠誠考驗”，不一定是劉科長設計的，但他一定參與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當晚，劉科長到我弟弟家，問到我在百里之外長沙縣范林農機廠工作的地址，準備下鄉來見面，後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來。毛澤東逝世，公安無非是想搜集“階級敵人”的反應，我在偏僻的鄉下，哪知道什麼呢？如果是想了解我的思想動態和表現，則證明我仍是長沙公安關注的重點。
獲悉毛澤東逝世後，我獨自關在臥房裡腹誹，擬成一篇《討伐毛澤東》檄文的腹稿。[注24 ] 但我知道，“偉人”逝世，社會震盪，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夾緊尾巴，低調行事。那幾天，喜歡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歡講笑話的我，不講笑話，臉上憂憂戚戚，埋頭做事，但我擠不出眼淚。
果然，後來一位公社黨員朋友告訴我，他聽到一句“話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員在與書記研究追悼事宜時，明明說了“陳沅森”三個字。這位朋友後來又聽農機廠的幹部說，公安特派員到廠里轉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心中有數。
長來長往，關係密切後，劉正文先生一些個人隱私和家事，也不迴避我。他退休時因工資級別問題，產生了一點情緒。一天，特地打電話叫我去，拿出一份報告，請我斟酌。內容無非是與XXX攀比，要求漲一級。我勸他，報告不要交上去，一輩子兢兢業業，這份報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壞了，而且，達不到目的。他的女兒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進行勸導。
劉正文先生終於想通了，沒有提交那份報告，快快樂樂退休。
因職業需要，劉正文先生太喜歡喝濃茶，抽香煙了。案件一來，24小時連軸轉，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體內積累有害物質太多，終於抵擋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終年65歲。
劉正文先生病重時，我去醫院看望，獻鮮花一束。最後一次談話，仍囑咐我“不要反黨反社會主義”。
遺體告別時，他夫人告訴我，彌留之際，喃喃念叨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個就是我。在劉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還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無法尋求。
我絲毫沒有美化共產黨公安的意思，但劉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滅、人性尚未完全喪失的公安，他是一個孝子、好丈夫、好父親。但是，對於“階級敵人”，他絕不留情。
受“黨文化”的影響，在評價某一個人的時候，人們總喜歡臉譜化，好人永遠是面目端莊，器宇軒昂；壞人則永遠是齜牙咧嘴，醜陋不堪。人性是複雜的，大多數人具有雙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壞，也不是一切都壞，一無是處。我所見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長、L公安，他們都比我大幾歲，說不定讀過孔孟之書，至少小時候受父母舊禮教的薰陶，在家裡他們可能溫情脈脈，一旦到了工作崗位，便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
我所見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鑽進公安隊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隊伍，挨斗時一副可憐巴巴的樣子，“文革”後不知怎麼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擊“階級敵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輕微經濟問題“家庭出身偽軍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勞教，最多不過判一、兩年刑。但落到他手裡，重判7年。（見[注18 ]）任務完成後，Q公安到劉科長家“報喜”，我在座，他沒有迴避，洋洋得意地告訴劉科長，一副邀功請賞的“哈巴狗”嘴臉，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階級立場更堅定”。
劉正文先生16歲當公安偵察員，聰明機智，思維敏捷。我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中以他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偵察科長黃曉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劉科長一輩子為共產暴政服務，越能幹，對人民犯的罪越嚴重。
我來加拿大後寫了許多揭露中共罪惡的文章，消息傳到國內，一定震驚了長沙公安，使幾位離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鏡，悔不當初（沒有幹掉）！一方面，他們可能建議上級對我嚴加懲處；另一方面，可能將責任一股腦推到死人身上，責怪劉正文先生充當了我的“保護傘”。
實際上，擺脫公安控制後，我鑽研機械技術，研究發明創造，研討銷售學在微觀經濟方面的應用；三個孩子相繼出生，工作忙得不可開交，為掙錢養家糊口真正遠離了政治，哪有時間管閒事？……逢年過節去看望劉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謝他對我的種種幫助；另一方面，是讓“老領導”將我的良好現實表現傳達給公安局的其他領導，讓他們放心。
劉正文先生用“人性的”、“親切的”手段，羈絆我長期為公安服務；我在“靠攏黨和政府”的實際行動中金蟬脫殼，不露痕跡地擺脫了公安。他不是什麼“保護傘”，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滅的人。
[注23 ] “斯德哥爾摩症”是2005年興起的一個新詞彙，大意是“被壞人欺侮了，還認賊作父”。
[注24 ] 《討伐毛澤東》的檄文見《佛懷煽仇錄》（http:// /gb/nf2872.htm）第十一章結尾一段。這一章將題目改為《毛澤東和中共是怎樣欺騙利用農民的》參加“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獲二等獎。紙介質版本《佛懷煽仇錄》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東印刷釘裝公司出版（電話852-610-87990）。
（17） 分道揚鑣，脫“狗”復人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嶽麓印刷廠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壠一帶，除認識陳亞陸之外，我沒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記得當時左家壠藥店新來一位營業員，是個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學根底很好。我每次給父親檢中藥，在店堂里與他聊幾句，吐屬文雅，印象不錯。但隨後在路上相遇，他總是彬彬有禮地點頭微笑，卻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說相約深談了。看得出來，他得到了某種警報。
還有幾位師院藝術系的大學生，也是打了兩次交道後，中斷往來……我不知道背後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對我敬而遠之。
我自己也特別注意，不與人往深處談。有時候遇到談文學的場合，只聽不說，不表現自己。要是原先，聽到談文學，便迫不及待地插進去背誦幾段經典古詩文，發揮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見”，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然後洋洋得意，飄飄然……有一次在某個場合，遇到一位瘦高個青年，聽說是翻譯家傅雷的小兒子，我馬上迴避了。
相當長一段時間沒有新的情報，劉股長也感覺變化很大，認為是陳亞陸、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準備給我換一個環境，調入嶽麓公園工作。當他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沉思良久——
實際上，去嶽麓公園，是我夢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職工宿舍在愛晚亭一帶，古木森森，鳥語花香，環境幽雅。嶽麓書院的藏書，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蹟，黃興、蔡鍔等名人墓廬，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塊像密碼一樣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夠你求索半輩子……但我能去嗎？換到靠近湖南大學的新環境，那裡是學富五車的教授們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學生如過江之鯽，讓他們一一落入公安設置的羅網，殺了我都不干。
在劉股長面前從沒有說過“不”字的我，終於鼓足勇氣怯怯地搖了搖頭。
劉股長許諾我可以選擇國營工作單位，曾閃過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選擇，我想去湖大或師院的圖書館，那裡有讀不盡的藏書。一是擔心捆綁得太緊，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沒有提過。
我想，要徹底擺脫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們安排工作。於是，趁“文革”武鬥前逃離岳印之後，便沒有再回頭。武鬥期間，停發三個月工資，回廠工作的通通補發；不回廠的，一律不補。——我只能無奈地接受後者。
“文革”中，由於動亂造成國家、集體經濟極端困難，雖然表面上仍舊大喊極左口號，但實際政策已稍稍放鬆，允許街道里弄、農村生產隊辦小型工廠自救。這些多如牛毛的工廠建立後，缺業務、缺原材料、缺設備……也缺少技術工人。於是，毛澤東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剛性社會”，在他還沒有死之前，就開始鬆動。只要身懷一技，便可任意流動，在流動中提高技術，在流動中自己漲自己的工資。
目睹技術工人吃香，我便下決心學習機械操作技術。
剛下決心，就認識了祖宗三代貧農的易富強廠長，他在撈刀河辦了一家機械廠，需要一位管理員兼保安，工資低，工作瑣碎，時間長，且沒有節假日。別人不願去，我去了。圖啥？圖的是有充分的時間和條件學技術。
那時我已結婚，年近而立，有一種“非學好不可”的緊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機床空下來，我便上去，幫廠里義務加工零件，藉以鍛煉自己的技術。記得母親打電話來，告訴我懷孕足月的妻子“發着了”，我在車床上已連續幹了36個小時，興猶未盡。趕忙回家送妻子進醫院產科，不久女兒便呱呱墜地。
除了操手藝之外，我還夜以繼日地閱讀各種工藝學、繪圖設計、機械零件……因此，技術長進很快，在城鄉小廠跳來跳去，幾年後達到“八級鉗工”水平。“改革開放”後在復刊的《機械工人》雜誌上陸續發表論文6篇……[注25 ]
“一技養身”之後帶着老婆、孩子滿天飛，甚至遠走高飛到離長沙城五、六百里的南縣三仙湖鎮，終於脫離了“狗”身份，恢復成堂堂正正的人，這時，長沙公安對我也就“沒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謹慎地“斷線不斷音”，每次回長沙，總是去看望劉媽媽，主動向劉科長匯報鄉下工廠的情況。我猜測長沙公安到三仙湖進行了調查，但無所謂，我與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經徹底世俗化。我一沒有收音機（避免懷疑收聽敵台），二沒有反動書刊，天天在車間裡繪圖設計，答疑解難，高技術，高工資，受到廣泛的尊敬，無懈可擊。再者，鄉下人淳樸，沒有那麼多鬼點子，對真正有知識、有本領的“長沙大師傅”敬愛有加，生怕又被別處挖走，絕不會講我半句壞話。
我為什麼猜測公安進行了調查呢？
因為有一次到劉科長家，閒聊時他說：“三仙湖有蠻多長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許多長沙師傅。”
“你認識何XX嗎？”——他問的是何其善同學的大弟弟，我女兒的英語老師。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學教英語。” 我回答。
“為什麼每天聽美國之音？”
“可能是為了訓練英語聽力，三仙湖的人都聽美國之音。”
劉科長不做聲了，廣大群眾公開用大分貝收聽美國之音（鄉下干擾波較弱），法不犯眾。如果60年代長期“收聽敵台”，是當然的“反革命”。——“大家都聽”，我可不能聽，我要自律。
上面這段對話，使我猜測長沙公安到過三仙湖，通過當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裡的長沙人的表現。
那時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顯減弱，鞭長莫及了。原先捆綁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術特長的“四類分子”，紛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像游擊隊員一樣散落到群眾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緝犯，誰來找你呢。
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不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還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特別是公安系統中的政保部門，不管你是什麼情況進去的，其“潛規則”是只進不出。只要在裡面混過，決不允許你把秘密帶出來。我想，像我這樣全身而退的，不說唯一，有也不多。
歲月在不同方向改變着我們每一個人，雖然，冥冥之中神已經安排好命運，但在具體過程中，個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注25 ] 《機械工人》是機械工業部主辦指導全國工人提高操作技術、總結操作經驗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熱加工”兩種。1978至1982年，我以“陳工鉗”筆名先後發表“老師傅談經驗”論文6篇。
（18） 中共殺害了1000萬—2000萬“反革命”
通過以上親歷、親見、親聞和血淚的懺悔，把“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對大陸人民長達數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前面17個章節展開的場景和敘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殘酷無情的統治下，喪失了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犧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我親身經歷，配合公安破獲的四樁“反革命”案件，涉及十來位青年，人人遵紀守法，個個努力向上，如果允許繼續深造，還可能出現國家的棟梁之材。他們生於任何朝代，落在任何國度，都不可能成為犯罪份子。惟獨在中共統治下，要將他們逮捕、判刑、槍決……足見中共是一個與人民為敵的政黨，“人民政府”是一個與人民為敵的政府。
中共到底殺了多少“反革命”？很難統計。一方面，時間跨度長，從1951年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注26 ] 至1997年刪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計46年多；但實際上，從1946年起，中共每“解放”一個地方，腳跟還未站穩，就開展“清匪反霸”，殺害了大量“反革命份子”；而在1997年之後，又以“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殺害了許多不叫“反革命”的“反革命份子”，時間跨度要向兩端延長，甚至可以追索到中共武裝割據開始時期[注27 ]；這樣一來，簡直無法統計。中共發動的某些運動，從名稱上看似乎與“反革命”無關，但實際上是針對“反革命”的。例如，1952年開展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取締反動會道門”運動，殺害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數十萬，大部分應納入殺害“反革命”範圍。而且，毛澤東規定了“鎮反”運動的“殺人指標”：農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抓“反革命”曾有“五年計劃”，1955年5月17日毛澤東在十五省市委書記會上就定了個指標：“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心緣《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中共暴政統治時期[ 五 ]》）在司法實踐中《懲治反革命條例》可以任意解釋，配合政治運動的需要把一部分刑事犯提升為政治犯，比如“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強姦犯”、“反革命縱火犯”、“反革命搶劫犯”……又分為“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老反革命”、“新生反革命”……還有“公開處決”、“秘密處決”之分，等等，混亂不堪，反正是“階級敵人”，殺錯了也沒有關係。
中共究竟殺害了多少“反革命”？是一個n元n次方程。難點在於中共刻意隱瞞、銷毀殺人罪證，沒有公開的歷史記錄。有待中共解體檔案解密後，綜合各方面的情況，由專家建立模擬數學模型，花相當長的時間進行研究，才能得出比較準確的答案。目前我的估計是：至少1000萬，可能達到2000萬。——到底應該怎樣統計？請大家分析，指正。
概括地說：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澤東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義；
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瘋狂“大躍進”、餓死4000多萬農民前後，形成了一個起義高潮和當局鎮壓高潮；
中共把這些人和這些小型組織定性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
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完全是毛澤東荒謬絕倫的政策逼出來的；
中共把這種“思想異端”、“不同政見”的大量、小型人民起義（即政黨活動），視為威脅共產黨政權的頭號“罪行”，絕對不能讓他們聯合起來形成滾滾洪流，務必各個擊破，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用“組織反革命團體罪”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進行打擊，其打擊面之廣、打擊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遠遠高於殺人越貨、縱火投毒、強姦搶劫等刑事犯罪；
當年，只要敢於把常識、常理說出來，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來打擊、消滅這些單獨、分散的個人和幾個人的小組；
採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眾專政”、“突破薄弱環節”和“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群眾專政”實質上是通過洗腦、利誘、脅迫全體大陸人民成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權力為頭等大事和“光榮”任務；
如果破獲100萬個“反革命組織”，“碉堡”內就曾出現線人100萬人次，而“反革命組織”的數量遠遠超過百萬；
中共指使、鼓勵特務和線人“引誘犯罪”，把手無寸鐵的“思想犯”、“言論犯”、“良心犯”當作“真老虎”、“惡老虎”來打；
大約從1964年開始，中共實行“反革命組織罪”“首犯（發起人）一律處決”的新政策，原因是：“經驗證明，這些人死不悔改，刑滿釋放後，繼續從事‘反革命’”；
當日常性、持續性的撲殺仍無法鎮壓反抗勢頭時，便開展“一打三反”以“運動”的方式大規模集中撲滅燎原之火；
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組織，統統在萌芽狀態就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毫不留情、一個不剩地消滅乾淨了；
中共認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
公安部門的“執法”手段為：極少量公開逮捕，大量“密捕”；
進一步採取“密訴”、“密審”和法院秘密判決，除極少數在破案過程中群眾已知曉的、“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例張貼布告外，其餘一律不出布告，嚴格保密；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進行了大量秘密處決；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錯案；[注28 ]
時間跨度從1951年2月21日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開始，到1997年刪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後持續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刪除後，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繼續迫害中國人民；
半個多世紀，前後一共關押、勞教、勞改數千萬“反革命份子”；[注29 ]
其歷年公開處決、秘密處決、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總人數，沒有統計數字，估計至少1000萬，可能達到2000萬；
黨、政系統全面特務化的中共，將“日常化、合法化殺人”作為“國家機密”，封鎖新聞，所有媒體一律不准報道……
中共政權對治下人民這種政治迫害和群體滅絕，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殺人最多的“國家犯罪”！
我們要舉頭問蒼天：“這是為什麼？”“這是為了什麼？”
“這是為什麼？”——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用武力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後，所作所為不得人心，人民紛紛起來反抗，便窮凶極惡地大規模地持續屠殺，以保住他們的政權。
“這是為了什麼？”——是為了確保暴戾專橫的罪魁禍首毛澤東的獨裁統治，為了保住這個現代皇帝的權位，以便他繼續胡作非為，繼續蹂躪、殘害中國人民。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較之於1946-1949的三年內戰，其慘烈程度，殺人數量之多，毫不遜色，可以說，正是依靠這種悄悄的、闃無聲息的鎮壓，中共才得以維持其統治。
尚須交代的是，槍決“反革命份子”時，中共對“死刑犯”極盡侮辱之能事。
首先是遊街，十多個或數十個“立即執行”的“死刑犯”，人人背後插上“亡命標”，胸前掛着打紅叉的“罪行牌”，五花大綁，站在卡車最顯眼的位置上，一邊一個彪型大漢揪着胳膊，防止“罪犯”反抗和往下滑；脖子上圍着一條毛巾，防止“罪犯”呼喊反動口號；只要“罪犯”張口，從後面把毛巾一勒緊，便喊不出聲了。數十輛卡車列成長長一隊，前導車的頂棚上架着輕機槍，兩邊是全副武裝的士兵或民兵。街道早已戒嚴，布滿公安、便衣；街道兩旁人山人海，規定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和街道居民，所有的人都要觀看，以便“接受教育”，十足的“殺雞儆猴”，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與血腥。
在刑場上執行槍決時，一定要讓“罪犯”跪下。“罪犯”強着不跪，由兩旁的“副劊子手”揪着上身，後面的劊子手一腳踹在膝後彎上，“罪犯”便身不由己地呈跪姿。有的罪犯不願意呈跪姿受戮，順勢往前倒，但兩旁的“副劊子手”揪着，不讓倒下。當“副劊子手”突然同時鬆手的一瞬間，前後幾台照相機同時閃光，槍也同時響了……所以，隨後張貼在宣傳欄里的照片，“罪犯”受戮時統統呈跪姿……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死刑犯”的人格被嚴重侮辱，意志被暴力強姦。要知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違背赴死者的意志是不人道的，是有罪的。中共黨魁瞿秋白受戮前 ，行刑官尊重了他的意志，讓他趺坐在草地上，從容赴死……[注30 ]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此殘酷鎮壓的主謀和總指揮是誰？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能光看表面現象，要從受益的角度進行分析。即：誰是這一切行動的最終、最大利益獲得者？毫無疑問，從幾十年鎮壓中得到最大好處的是毛澤東，保住他的皇權直至壽終正寢。
人們可以從1970年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窺見端倪。[注31 ] 大致經過是周恩來將各種文件、信件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批示“照辦”二字後，迅速下達全國執行。毛澤東隱藏在幕後，周恩來在前台上竄下跳。實質上，這是毛澤東的一貫陰險做法。他老謀深算，在幕後策劃、指揮、操縱，讓別人在前台充當打手。事情辦好了，歸功於“偉大領袖”；辦砸了，你們去找替罪羊。所以，“文革”後，“偉大領袖三、七開”，一切罪責由“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承擔。
最近，陶洛誦女士在《自由聖火》網絡發表紀實文學作品《生之舞》（第12章）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話：“遇羅克被槍斃的最後決定，是由公安部長謝富治上報毛澤東，毛親自批准槍決令的。”——陶女士沒有說明消息的來源，但我對此深信不疑，像遇羅克那樣掀起驚天巨浪的聞人，除毛之外，誰都不敢承擔“殺”的責任。——希望知情者提供這一說法的佐證。
由此可見，上述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殺人最多的“國家犯罪”的主謀和總指揮是毛澤東。
紀念這1000萬—2000萬冤死的“反革命”，目前的最佳方式是發表文章。從文檔暴光、案例公布、民間調研、尋找失蹤者（中共採用“密捕”、“秘密處決”等手段，必然存在失蹤者）等方面，繼續揭露中共的罪惡；弘揚“反革命”們不畏強權，反抗暴政，不怕犧牲的精神。親朋戚友和知情者，應該以他們的真名實姓撰寫文章回憶其英勇事跡……口誅筆伐，眾志成城，聲討中共屍位的無道義性和非法性，加速中共的解體與消亡。
[注26 ] “解放”後，“清匪反霸”、“鎮反”等運動，抓捕了大量反革命份子，下面不敢或不願判處那麼多死刑。1951年中共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是大開殺戒，為此前抓捕的大量反革命份子制定一個嚴厲的殺人標準。
[注27 ] 1934年4月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有26個條文規定，對情節嚴重的主要“犯罪”，得處以死刑。
[注28 ] 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南京市先後召開四次30萬人的宣判大會，成批處決“現行反革命”：3月6日處決11名，4月28日處決12名，7月24日處決24名，12月10日處決10名（另外還有不少“現反”被個別處決，具體數字無法統計）。這四批被處決的57名“現行反革命”，到1980年經複查後，全部被確定為冤殺、錯殺，無一例外。也就是說，冤殺率為百分之百！這是中共自己認定的冤案，實際上，中國大陸所有被中共處決的“反革命”，全部都是冤案。見作者“牛角草民”所寫《南京慧園裡6號母子冤魂》一文。這篇講述60歲的母親和26歲的兒子同時被處決的故事，讀後令人傷心落淚。網址：http:// /gb/6/3/17/nl257699.htm或《觀察》網絡《文革博物館》，網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wenge002-025.html。
[注29 ] 《夢斷未名湖》的作者陳孝奉是北大著名右派，他是個有心人，在勞改中根據耳聞目睹和偶爾獲得的信息推算，1960年前後，全國在押犯人不少於1000萬。除去未成年人，按人口比例為1比50——共產暴政使冤獄遍地，人人自危，噤若寒蟬。
[注30 ] 摘自《瞿秋白就義地：長汀縣》：1935年2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了洗淨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皮鞋。梳洗後靜靜地坐在桌前，點上煙，喝着茶，翻閱着唐詩，吟讀、思索、揮毫，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萬緣空”的絕命詩。整8時，36師特務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有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說：“人之公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歌。到了羅漢嶺下，他自己找了塊空地面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高呼口號“XXXX萬歲！”“XXXX萬歲！”從容就義。
[注31 ] 1970年1月13日，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送審稿送毛澤東審批。該指示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國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份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打擊反革命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場重要的戰備工作。”“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份子”周恩來遞交送審稿時附了一封信，說明“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戰備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次日，毛澤東批示“照辦”後，該指示下達全國，即所謂“1•31指示”；加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合稱“一打三反”，實質上只有“一打”，“三反”未成為一個運動。中共中央文件下達後，形成了一個全國範圍殺戮“反革命”的高潮。
（19） 請提供保護，讓我寫出第二部文藝作品
2002年6月1日，我飛抵加拿大之後，寫了一部22萬字的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運動殺戮200多萬地主的罪惡，突破了半個多世紀中共嚴厲的文藝禁區，戳破了中共“工農聯盟”的謊言。
中共對我恨之入骨，但懾於國際輿論和加拿大政府的權威，不敢明目張胆地採用留下罪證的方法殺害我，便派特務投毒，組織暗殺，投放病毒，偷盜移民局的重要信件……妄圖置我於死地。這些陰謀被一一識破，沒有達到“撂倒”我的目的（我用“遭受這些痛苦是一種報應，是罪有應得”的心態來承受這些苦難）。
於是，他們便使用“非致命電磁波空間武器”進行襲擊。其原理是：乘目標人不備、暗中對其發射某種無線傳輸的有害電磁波，使其頭痛頭暈，心慌耳鳴，食欲不振，肌肉痙攣，手足發麻，皮膚受襲部位出現密密麻麻的紅色疹子……長期受電磁波襲擊，可能導致皮膚癌、血癌……這種來無影、去無蹤的高科技武器，受害人無法取證，無法報警，向第三者投訴，幾乎無人相信。
人們不但不相信，還懷疑我有“精神病”，紛紛譏笑道：
“你一介平平常常的老頭，只不過寫了一部揭露陳年舊事的小說，中共哪有可能花那麼大的力氣對付你？”
“在中共眼裡，大法弟子XXX（滿地可法輪功的靈魂人物），不比你重要些？”
“在中共眼裡，劉曉波、袁紅冰、任不寐……這些高級筆桿子，不比你重要些？”
“許多比你重要得多的人物，沒有受到電磁波襲擊，獨獨你受到了，且不是咄咄怪事！”
……
我有口難辯，怎麼說，也說不清。
今天發表這篇懺悔和揭露文章，便真相大白了：
一般說來，大法弟子、持不同政見的高級筆桿子，在中共眼裡，當然比我重要！
但是，由於他們年齡比我小、經歷沒有我這樣特殊，沒有掌握上述秘密。
這就是老人的價值，“家有三寶，不如一老”，老人知道過去年代許許多多鮮為人知的事情。
中共害怕這些震驚世界、隱瞞多年的罪惡暴光，層層上報後由最高當局特批，不惜一切代價，採用非常規手段對付我，逼仄我的生存空間，無論如何不能讓我把秘密寫出來。
這裡，不存在“誰重要，誰不重要”的量比問題，而是“誰掌握了，誰沒有掌握秘密”的問題。
再者，中共對“叛徒”是毫不留情的。30年代中共特務頭子顧順章叛變，周恩來親自帶隊追殺，砍死顧全家老少十餘口。我掌握了中共公安“政治保衛”部門的絕密，現在反戈一擊，他們怎能輕易放過呢？
因此，請大家相信，我投訴受到離奇古怪的“非致命電磁波空間武器”襲擊，是千真萬確的鐵的事實。
前不久，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夫人接到一個匿名電話……“特務說，最近這種跟蹤和騷擾方式是高層集醫學、心理學、生理學等各類專家，在對高律師的個性、健康狀況等綜合情況精心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出的方案。專家們說，如果這套跟蹤方案能夠得到認真的執行，不出半年，就能讓高律師得上一種致命的病，也可以讓他的全家精神崩潰……” [注32 ]
從2003年初開始直至現在，在加拿大的領土上，中共特務就是這樣跟蹤騷擾我的。[注33 ]
《佛懷煽仇錄》是2003年2月中旬寫完的，時間過去三年多，由於中共特務騷擾，我無法動筆寫作第二部長篇小說。
第二部長篇小說寫什麼？就是以本文為藍本，綜合其他案例，進行重組和藝術加工，塑造一群“反革命”的鮮活形象，全面展現暴政時代屠殺抗暴英雄的慘烈場景，為中華民族的深重苦難發出震撼人心的痛苦呻吟。
每一位從共產暴政、“文革”災難中走出來的倖存者，在苦難中都獲得了一份寶貴的原始礦藏。將這份原礦精煉為剖析自己心路歷程的文字，就可能升華為具有歷史價值的人類精神財富。
自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覺醒過來，自李良、石惠澤喋血後，我發誓要把這一切用文字記錄在歷史的扉頁上，要讓他們在文藝作品中復活。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人生最後一項任務，如不能完成，死不瞑目。
我知道，追求人生真諦，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在承受心靈孤獨和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的同時，站在歷史的高度和普世價值上，將個人榮辱、生死置之度外，揭露真相，伸張正義，通過淚與血的反省和懺悔，用真誠贖愆之筆，寫出觸動靈魂的長篇作品，才能經受住時間長河的考驗和民族文化的認同！採取“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老老實實的態度，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至於能做到什麼程度，雖然與主、客觀條件具有很大關係，但最終聽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運安排！
三年來，我時時刻刻想動手寫這部作品，但中共特務天天騷擾，不讓我得到片刻安寧，千方百計阻撓這部作品的誕生。現在，我已意識到，單憑個人力量，甩不開特務騷擾，是無法完成這部作品的。因此，我呼籲：
加拿大政府或美國政府對我提供特殊保護，讓我在一個沒有中共特務騷擾的環境中，寫出這部作品；
加拿大或美國的高等學府提供一個機會，讓我在一個沒有後顧之憂的的環境中，安靜地構思和寫作；
我呼籲
作家避難城：LASVEGAS（拉斯維加斯）
匹茲堡作家避難城主席：亨瑞•若弗•瑞士（HENRY RALAH REESE）先生
北美避難城聯盟主席拉瑟•班克斯（RUSSELL BANKS）先生
給我提供創作條件，助我完成這部作品（請與他們有聯繫的朋友轉告）；
民運力量中有能力的組織或個人，請提供保護，讓我完成這部作品；
《大紀元》高層或博大出版社，請提供保護，讓我完成這部作品……
只要上述任何一家提供保護，在一個沒有中共特務騷擾、沒有後顧之憂的環境中，就可以實現這個理想（無須任何預付金，作品出版後版稅按協議分成）。
提供這種保護，不僅僅是保護我個人，而是與中共一次重大抗爭和較量。中共不讓這部作品問世，通過大家的支持，讓這部作品在近期呱呱墜地。——時間不需很長，大約半年就可以了。
為了便於聯繫，特公布我的兩個電子信箱：chys51@hotmail.com和chenyuansen39@yahoo.ca。由於我的電子信箱經常受到英特網上來歷不明的監控和攻擊，通訊常常被無緣無故掐斷，給我發電子郵件後如未收到復函，請撥打我朋友的電話（514-827-8309），請留下您的姓名和電話號碼，我會很快回話。
[注32 ] 摘自高智晟《請問胡先生，哪裡可供我棲身？》一文，載《大紀元（渥蒙周末版）》2006年4月13日A7版。
[注33 ] 關於我在加拿大受到中共特務騷擾、襲擊的情況，此前曾多次在互聯網發表文章，需要了解詳情的讀者，請用我的名字或“電磁波”等關鍵詞在英特網上搜索。
（20） 中華民族的悲哀和恥辱
1950年“土改”時，父親教導我“要遠離政治，永遠不要摸槍”，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輩子沒有“摸槍”，卻未能做到“遠離政治”。[注34 ]
是我的本性“喜歡政治”嗎？當年，我只是一位縈繞着“作家夢”的純文學青年，不但不喜歡政治，而且，目睹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對人的戕害，產生了深深的厭惡和恐懼，生怕與它沾邊。但是，在極權統治下，你不想沾惹政治，政治卻要糾纏你，不管喜不喜歡，非得要把你拖入骯髒的政治旋渦。多少次差一點被吞沒的我掙扎出來，不斷思考，終於認清了共產暴政的真面目。
在這裡，我憤怒地控訴中共：我不願意做“狗”，不願意出賣朋友，不願意當特務（線人）。當年若不是斧鉞加項，我決不會選擇這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做法。
如果不寫出自己的罪惡歷史，就無法揭露暴政，無法紀念亡靈。我犯了罪，欠了血債，無法償還，只能用寫作——還原歷史真相——進行些微補償，求得心靈的點滴安慰。
這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可能不會放過我，說實話，已經作好“告別人間”的準備。我已活了67個年頭，早就該死了，就是因為貪生怕死，才鑄成這樣的人生大錯。時至今日，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已經到了應該解體，回歸大自然的時刻，苟延殘喘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完成第二部文藝作品。
2003年3月我用真名實姓在英特網上發表長篇小說《佛懷煽仇錄》，一則是申請政治避難的需要，如果使用筆名，移民局要增加一道確認程序，難度增大；另則當時中共在千方百計引誘我回國，用真名實姓，表示決裂。我心中有數，由於存在罪惡歷史，用真名必然引起麻煩和非議。如果沒有及早抽身和準備公開懺悔，是不敢用真名實姓的。
果然，中共利用了這一點，首先將這個信息捅給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使我在2005年初申請加入筆會受阻；隨後又將信息透露到一些網站，讓他們拒絕發表我的作品（當然，也可能是某位知情的正義人士透露的）。我不怪別人，誰聽到這樣的信息，都會義憤填膺。只有真正的思想家胡平先生是個例外，因為他寫了《形象的力量》推薦《佛懷煽仇錄》，可能最先獲悉這一信息。但他一定進行了思考：老陳既然放下生死揭露中共“土改”殺人罪惡，即使在極權統治下有過歷史污點，必定有其背後的原因，在沒有弄清事實真相之前，應該一視同仁。所以他收到我《一樁財富搶劫案》稿件後，刊登在今年3月號的《北京之春》上。我對胡平先生非常感謝！
本文發表的時間提前了，為什麼這樣說？是因為它應該在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首發時，同步發表出來。
由於中共特務的騷擾，我無法寫出第二部長篇小說。除了前面已經公布的種種騷擾手段和發射電磁波之外，中共特務還發動了“電子戰”。我於2005年6月15日購買了現在使用的這台IBM筆記本電腦，非常好用。但20天之後，7月4日中共特務開始實施“電子戰”（有日記為證），對準我的筆記本電腦發射電子波，使電腦屏幕急劇閃動或變成一片空白，無法寫作。至少有10位朋友，看到過這種干擾現象。我只好每天爬高樓，鑽地庫，尋找電子波發射不到的角落使用電腦。爬上爬下，背來背去，既耽誤時間，又費力氣，只能寫出一些零星的短小文章，無法進行長篇小說的構思和創作。2006年1月29日——31日三天，電腦突然恢復正常，沒有任何干擾，可以整天使用。到2月1日上午10時正，干擾又開始了。
我覺得很奇怪，是什麼原因呢？查日曆，原來這三天是農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在國外稀里糊塗過日子，不知這三天是春節，特務放假三天，沒有電子波干擾，我的電腦就正常了，有力地證明了電腦硬件沒有任何問題。
今年4月10日，我入住一位大法弟子家後，決定放棄電腦寫作，恢復手工書寫，下定決心將這篇文章寫出來（手工寫了大約10天左右）。雖然不打算使用電腦，但我每天還是打開電腦試一試，看看干擾是否存在。到4月17日下午，開機一看，電腦又恢復正常，直到今天，沒有出現任何毛病。
這是為什麼？有兩種說法：一是4月18日胡錦濤訪美，特務連夜趕到華盛頓參加歡迎儀式去了；二是加拿大新政府外交部長和總理哈珀發表了關注中共間諜活動的講話，特務慌忙撤退了。也許還有別的未知原因，但不管哪一種說法，反正這兩個多月，我的筆記本電腦一直處於正常狀態。這樣，反過來就證明了：從2005年7月4日開始，到2006年4月17日止，這9個多月，電腦屏幕閃動或變成一片空白，是中共特務跟蹤發射電子干擾波造成的。
謝天謝地，總算用電腦寫完了這篇6萬言的懺悔錄，完成了人生一樁大事！
今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華人參與或目睹了加國一次全民選舉，前總理自由黨黨魁馬田和保守黨黨魁哈珀競選新一屆總理。兩位候選人進行了四場電視辯論，馬田旗幟鮮明地反對保守黨，哈珀毫不含糊地反對自由黨，兩人都是道道地地的“反黨份子的頭目”。1月23日全民投票結果，前總理馬田失敗哭了鼻子，新總理哈珀笑着上台，政權平穩交接，毫無社會震盪。
前總理馬田不敢得罪中共，放棄原則，對中共特務在加拿大的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新總理哈珀就職處理一些急務後，於4月中旬，對中共特務活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兩人處理這一問題的態度截然不同。
哈珀總理只講幾句話，我的電腦就恢復正常，請大家評評，到底有沒有中共特務活動？——這就是國家領導人換班帶來的好處。
加拿大公民熱情參加選舉，許多人反對自由黨，也有不少人反對保守黨，差不多每個公民都是“反黨份子”，但沒有揪出一個“反革命”。惟獨中國共產黨，“老虎屁股摸不得”，殺戮了成千萬反對它的人，霸占政壇五十多年，錯誤百出，壞事干盡，罪行累累，卻一貫自吹自擂“偉、光、正”，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和恥辱！
[注34 ] 我的祖父有一把沉重的日本軍用馬刀和一杆長槍，他於“解放前”避亂去香港；“土改”時農會逼父親交出來。一天晚上，大廚房裡燈火通明，井台周圍站滿了人。一位壯實的青年農民打着赤膊用轆轤抽水，左右兩個吊桶飛快上下，他氣喘吁吁，揮汗如雨，干累了，便換一人。一共換了四、五次，井水便抽見底了，於是吊人下去，先摸出一些古香古色的酒器、祭器，再摸出馬刀。當長槍吊上來時，父親吁了一口長氣，撫着我的頭說：“孩子，以後要遠離政治，永遠不要摸槍。” 我牢牢記住了父親的話。“文革”武鬥前夕，造反派去馬坡嶺軍械庫搶槍，我沒去；半夜裡搶槍回來，一個個興奮地舉槍朝天鳴放，“闢辟拍拍”，整個長沙城像過年放爆竹那樣熱鬧。G司令把我從睡夢中搖醒，叫我對天打兩槍“過過癮”，我不願摸槍，翻個身又睡着了。
（21） 中華民族需要懺悔
近年來，輿論指出，中國人需要懺悔，中華民族需要懺悔，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懺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來誠心懺悔的人，少之又少。難道說，經歷半個多世紀的極權統治，人人手上、身上、腦子裡都乾乾淨淨？
《中國冤案錄》的作者廖亦武說：“凡倖存者，都是狗崽子。”——初聽這話似乎偏激，但仔細思量，不無道理。
在那“極左”歲月的恐怖中，開批判會，你沒有發過言？開鬥爭會，你沒有跟着喊口號？你沒有喊過萬歲？你沒有表示過“堅決擁護”？你沒有寫過大字報？你沒有過向黨交心？你沒有過向組織匯報？你沒有過爭取“進步”？你沒有作過檢討？……
在中共那架大型絞肉機里，每一個人都產生了深度的恐懼。那種恐懼，不是猝然聞雷的短暫驚嚇，也不是孤身夜行的一時膽怯，而是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耳聞聲色俱厲的批判，目睹拳打腳踢的鬥爭，前人一撥一撥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殘暴、血腥的恐懼融化到血液里，滲透到靈魂深處，誰敢不屈從黨的意志？人人俯首帖耳，為求得自保，不當積極分子落井下石，隨大流跟着喊喊口號，算最好的。
在中共極權統治下，每一個人為建設那座大監獄添了磚加了瓦，每一個人都關押在那座大監獄裡受盡折磨和熬煎，僥倖存活下來的，既當過幫凶，又是受害者。
經濟學家孫冶方臨終時交代……顧准一次曾經對他正色道：“你們的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注35 ]
廣義地說，在“群眾專政”時代，人人都淪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人人手上都沾了血；狹義地說，像我這樣曾經當過專職線人的，至少有大幾百萬。[注36 ] 因此，我們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應該懺悔。
在共產黨統治初期，曾宣傳過“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我認為應改為“舊社會人是人鬼是鬼，‘新社會’把好人變成鬼。”——在這裡，“變成鬼”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把好人槍斃了，變成了死鬼；另一是把好人變成特務、線人那樣的魔鬼。曾經變過魔鬼的人，通通需要懺悔啊！因為，所有在人間作過惡的魑魅魍魎，沒有一個能永遠不露出鬼臉、鬼相、鬼跡，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如果心存僥倖，等到報應和懲罰降臨時再懺悔，就太遲了。
大多數人都有“自戀情結”，喜歡往臉上貼金，不願意“自我解剖”，袒露骯髒的靈魂。而當今最需要的是懺悔這種“自我解剖”精神。懺悔是對自己的拯救，但必須承認揭發自己——“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仍需要巨大的勇氣。
在“懺悔”這個人生嚴肅的課題上，希望後繼有人，將歷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通過懺悔清理出來，一一公之於眾。特別需要那些直接受命於毛澤東在高層監控過封疆大吏的人勇敢地站出來，揭露事實真相。
怎樣懺悔？
我想，誠心誠意的懺悔，還是應該採用流傳千載的古老辦法：深更半夜醒來，萬籟俱寂之時，獨自捫心自問。
不要在會議上，大庭廣眾之中談懺悔，那是一個慷慨激昂，拼誰最“左”的場合，怎能說得出內心的真話？也不要與最親密、最信賴的朋友、伴侶去商量懺悔，懺悔屬於個人隱私，“商量”是不可能得到正確答案的。
惟有夜半醒來，萬籟俱寂沒有任何干擾時，將右手掌攤開，輕輕覆蓋在胸部左側心窩上，感覺到心臟嘣嘣地跳動，然後與自己對話，這就叫做“捫心自問”。此時，閉目靜思，白天（或從前）發生過的事，便會一幕一幕自動過電影。於是，驀然間電閃雷鳴，風狂雨驟，山崩地裂，萬馬千軍狼奔豕突而來，靈魂受到極大的震撼，乃至於方寸大亂，五內俱焚，萬箭鑽心，淚流滿面，生不如死……慢慢的，慢慢的，雨過天青，思緒如清泉汩汩，沛然而良心有所發現。
如果捫心自問時，凝思了好一陣子還沒有進入角色，請在心裡默念自己的名字，毫不客氣地給自己提一個最尖銳、最簡單的問題。比如：“陳沅森，你今天干的這事，是人幹的嗎？”
當良心發現自己錯了時，你會汗顏惶恐，躁動不安；此後，便會自動進入深層次思考，符合人性的答案就會呈現在眼前。
人，道貌岸然的人，衣冠楚楚的人，巧言令色的人，五花八門的人……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造假，可以欺騙所有的人，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長期累月地騙下去，惟獨無法欺騙自己的良心！
我就是用這種方法懺悔，使自己覺醒，不敢再對人民犯罪，堅決與中共克格勃脫鈎，脫“狗”復人的。
“捫心自問”這方法非常靈驗，屢試不爽，適用於一切活着、思維正常且願意真誠懺悔的人。謂予不信？今天晚上就請試一試（一夜睡到大天光的人，請把鬧鐘調整到凌晨一、兩點）。
對於“權為民所用”的“大人物”，捫心自問時提出的問題當然要重大一些。例如，胡錦濤老弟，就可以這樣捫心自問：
“胡錦濤，今天你這樣做，對中華民族有利嗎？”
如果對中華民族有利（請注意，不是對“中共”，而是對“中華民族”），只管放心大膽做下去；如果不利，那就要動腦筋想一想了。
一切大人物、小人物，都可以使用這一方法。不花錢，不費很大的力氣，稍稍耽誤一點睡眠（也許不耽誤，因為得到正確答案後睡得更香，睡眠質量大大提高），就可扭轉偏離的方向，走上人生的正道。
最後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要懺悔？為什麼要寫出這樣自暴其丑的文章？
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就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永遠不生活在恐懼之中，永遠不要讓掌握權力的人逼迫他們當特務或線人！讓他們每一個人都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生活在一個真正和諧社會裡，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幸福和尊嚴。
臨了，我跪拜三叩首，向曾經遭受過我參與迫害的亡靈和活着的人，向他們的家屬和後人謝罪，請接受我真心誠意的懺悔！
最後，讓我們心禱如儀：1000萬—2000萬抗暴英雄——為反抗暴政而英勇犧牲的“反革命”們，安息吧！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李良、石惠澤……千千萬萬的抗暴英雄，你們的鮮血侵蝕了暴政大廈的牆基，魔鬼的宮殿已經動搖。當自由、民主、共和的新興中國誕生之日，人民大眾將一樽樽酹祭你們的亡靈！
2006-4-10——2006-6-10
於加拿大 魁北克 滿地可
[注35] 朱學勤《愧對顧准》。
[注36 ] “大幾百萬”是保守的估計，直到現在中共還在不斷利用線人。所謂“社會主義”的理想破滅後，現在的線人完全靠金錢收買。一位留學生朋友告訴我，到海外來的年輕人中，許多沒有富裕家族背景的人出手闊綽，多半是拿津貼的“職業留學生”。多數線人在出國前就已搞定，因此，許多夫妻中有一方是線人的，對方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