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0.9）

以毛澤東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文革”，至今四十年了，關於它的是是非非的討論以至爭論，在相對沉寂了若干年後，如今在人們的交談中和網絡上執着而熱烈，據說國際上的討論還更認真更深入。如果國內報刊也給以一席之地的話，那裡的熱鬧也將可想而知。

以我目前的經驗，對“文革”，在網絡上你可以大談大論，發貼轉貼，肯定或否定，而在現實的生活中，仍然最好免開尊口，不必跟人爭執起來、弄得很不和諧。人們實在不願再像“文革”時那樣，因觀點不同而勢不兩立，成為不愉快的記憶。

一九六七年秋季，電台、報刊傳下毛主席最新指示，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人們聽了，雖認這理，卻不服氣，都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怎麼能“和稀泥”呢？但後來也就逐漸倒旗、聯合，以至風流雲散了。

這就是“文革”時的情況：誰的話也不聽，但毛主席黨中央的話，最後還是服從的，就憑着這一點，那樣“天下大亂”的中國，實際上才亂中有序、亂中有治，與真正的天下大亂有根本的不同。那時人心向善，如做壞事，千目所視、千夫所指。做慣了壞事的（如小偷之類），懾於革命，許多也就自動改邪歸正。

關於這次運動，毛主席的意圖在最初就是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對於“文革”的評論，後來他也有言，一是認為，開展“文革”運動，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二是認為，“文革”中有兩個不好，全面內戰與打倒一切。他還說，這次“文革”，只是一場演習。

後來，小平同志判斷說，只就“全面內戰”與“打倒一切”這兩點，“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

小平同志對“打倒一切”作過解釋，說，“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這大約既是小平同志的觀察，也是小平同志的親身體會。

但毛主席所批評的“打倒一切”，大約不會指他自己“打倒一切”，而是指群眾運動的某種情況。各級黨委都“癱瘓”了，很多幹部在大字報上被群眾宣布“炮轟、油炸、打倒”，用紅筆打上叉叉，也會被群眾拖到光天化日之下批判，甚至挨上幾拳幾腳，這很傷尊嚴，值得記懷。

表面上看，各級領導幹部“靠邊站”，有的很狼狽，這就是“打倒”了，而且是“一切”。但《十六條》早就規定幹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群眾不可能真正“打倒一切”領導幹部。要真正“打倒”，那也得運動以後由組織上做結論。

在種種情況下，一些幹部在群眾運動中被整死了或自盡了。絕大多數幹部後來都復出、重新工作。據統計，毛主席尚健在的時候，幾乎一定級別以上的幹部都獲得了“解放”，而這之前，他們處在被“打倒一切”之列，就多數人而言，就是“靠邊站”，閒在家裡。

“文革”被“徹底否定”後，無數的人出來說自己如何吃了苦，訴說“傷痕”，那可能全是事實，全值得同情。不過，其中一些人卻忘記了他們是怎樣對待群眾的，且不說屢屢要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以目前揭露的三大慘案（運動初期的北京，兩派鬥爭時的湖南、廣西。還應加上“青海事件”等）來看，那都不是一般群眾和造反派干的，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們干出來的。如不了解真相，那就只有簡單地歸罪於“文革”、歸罪於毛澤東，歸罪於造反派。

“文革”確實提供了政治環境，至於人們將怎樣表演，是否按照中央要求去做，那就五花八門，但也不是看不清，其中有線，就是兩條路線在較量，其中有派，就是人民與既得利益者的較量，其中有根，就是“平民”與“貴族”的不同。

但何以說是“演習”？我理解，雖然毛主席根據國際國內情況，從理論上作出了概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並且發動了“文革”，但中國國內的某種矛盾尚未普遍尖銳（這是由於建國以後抓得緊、平衡得好），所以很多人對運動不理解，即使踴躍造反者也未必理解多深。如果“文革”發動於現在（以陳良宇事件為一種標誌），鬥爭必將普遍慘烈，而不只是一時一地的慘烈。因此，防止“文革”重演是對的，但要能有效防止，心須構築和諧社會，如不能真正達到和諧，則當年的那場愈演愈真的“演習”，就會變成全真無假的戰鬥。“演習”不正是為了真正的戰鬥嗎？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正在於此，那就是為了社會主義中國永不變色、長治久安、人民幸福。戰鬥是人民最後的一手，這之前，還是要儘可能構築和諧：說穿了，就是把階級矛盾處理好；根本的，是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對於“全面內戰”，小平同志也有解釋：“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按：一九九0年）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就是個內戰的局面”。

可見，“文革”時，黨是起作用的，國家權力是起作用的，這也是基本事實，要不然，一切就是不可思議的。

鄧小平先後說的這些話，對於沒有親歷“文革”而又想議論“文革”的人，會有幫助。我個人認為，鄧小平的解釋，有實事求是之意，而那個判斷，則與他本人的有些言論、與後來關於毛主席功過的《決議》有衝突，這說明小平同志也是在反覆認識之中，如果他活到今天，他會有更新的說法。

不妨把《決議》的一段引之如下：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

《決議》把毛主席的這些主要論點，是作為反面的東西擺出來的，擺得好！問題在於，後來發生了蘇聯的崩潰、東歐的解體，中國國內矛盾眾所周知，以至於人們又回頭來看毛主席的這些論點，發覺它在根本上是對的，是了不起的，國際社會主義事業被修正主義路線搞垮既證明了他的遠見卓識，也證明了他晚年一搏的雄偉氣魄。對歷史的考察，時間上看來放長些比較好。如今，全世界仍在拭目以待，看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到底誰戰勝誰，看看共產黨人能否把自己的綱領堅持到底。

當然，小平同志是一定要否定“文革”的。但“文革”卻是個不好啃的硬骨頭，儘管小平同志以其至高無上的權威說過“徹底否定”，還說過“不爭論”，但如今又爭論起來了，爭論中有一種聲音，就是不同意“徹底否定”。

如我之輩的“文革餘孽”死光了，一百年、幾百年以後，談到這一話題，一定還將聚訟紛紜，這也叫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歸根到底是社會矛盾在人們意識上的反映。

上面提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接下去還有一段：“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裡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極少數人的立場是難變的，大多數人是可以變的。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對方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對這段話，當時不服氣的人就更多，似乎還帶來新的混亂。當權派聽了不滿意，保守派聽了不滿意，造反的聽了也不滿意，兩派很難做到少講對方的缺點錯誤、各自多做自我批評。於是派仗又起，反而更激烈了，弄得主持地方工作的軍管會也沒有辦法，而軍管會也有自己的偏向。

所以，“文革” 最後的“收”，是不容易的，但終於“收”了起來，這就是黨在起作用，國家權力在起作用。成立革委會以後，全國大體恢復正常秩序。最鬧的就是一九六六夏到一九六八春這二年。但以後不是不鬧了，而主要是重新上台的一些人們（百姓稱之為“當權派”）藉機反覆地整造過反的群眾（還有“地富反壞右分子”也陪着），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到“清財”，“沖房”，“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等等一系列運動。現在把這些都算進“文革”，這是不合一九六六年發動的那個“文革”的本義的，當然也不合《決議》對毛主席主要論點的陳述。但對這些一古腦兒加以否定，卻又符合民意，被打趴在地的“文革餘孽”也趁機感到高興，好像自己也沾光被“一風吹”了。問題就是這樣複雜，因此，現在才有“兩種文革”之爭，“兩年文革”、“三年文革”與“十年文革”之爭等等。

其實，對待這樣大一個國家、這麼多人口、在十年內發生的這麼多鬥爭，如果不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觀察分析，那就是一筆糊塗賬。但如今這種觀點因為是馬列主義的而不吃香了，好像被“搞臭”了，何止一個朋友勸我不要再讀馬列的書。當然，他們讀的書比我多，我謹領教誨。但我願意提醒人們，馬克思之前或同時的一些資產階級作家，以及現在的一些西方作者，當他們研究和敘述歷史時，大體上也無可迴避採用着階級分析的方法，要不然他們就說不清歷史，而我們倒甘心讓自己糊塗了起來，叫做“難得糊塗”。

四十年前“文革”，從它在社會上展開的那一刻起，就以各執一是、不可調和的爭論開始，以至於親弟兄、好夫妻，也會為此而尖銳對立、互不理睬。毛主席要通過“文革”把群眾發動起來，讓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來“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但現在會有人站出來說，看，毛主席就是讓弟兄對立、夫妻不和。那麼，我們只能對這樣的智力和說法表示承蒙指教。

我們現在也許可以指責說，“文革”對群眾過於相信和依靠，是“民粹主義”，也給無政府主義等等提供了泛濫為惡的機會。然而，當我們這樣指責時，我們實際上還是承認了我們也許不想承認的，那就是：相信和依靠群眾是人民國家本質性的表現，至於人民一時還跟不上這樣的要求，那更應當讓人民群眾有這樣自己教育自己的機會，人民才能成長，人民國家才有最可靠的保障而不至於蛻變成只為少數人的國家。這個問題不應當等待，而應當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態度。這正是毛主席的一個大邏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精髓所在。

前天，我聽一個十四歲的中學生說，毛澤東這人沒有文化，是我們老師說的。我不知這算不算如今的教育？這位老師大約以為自己的文化比毛澤東多，要不然，他豈能這樣說得自信？那我們也沒有辦法不讓他說，只讓他也作一首詩詞，也寫一幅字來讓我們看看，更不用說把目前已經出版的毛澤東著作捧在他面前，問一下他有無著作？是不是比老毛的多而且好？

“文革”作為這樣大規模的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運動，它是否偉大，姑置不論，它的意義卻不能不是深遠的，我們不能不受益於它空前解放了人們的某些思想，儘管我們也許不願意承認。當然，既然生活和思想都永遠在前進，思想解放就不會是一勞永逸的，不可能一下子解放了一切應當解放的思想。此外，一個大的歷史運動之後，必然還有相反的律動，把人們的思想又往回推去，已經解放了思想還可能被重新束縛起來，這也是歷史的規律。

毛主席此一發動群眾的做法，作為直接發生在我們之前的一段歷史，不管你怎樣看待它，它的思想解放的意義之一就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發言權，應當勇敢地運用這一權利。這在當時也有個專門的號召，並且寫在中央文件上，叫做“敢想、敢說、敢做”。這一意識在“文革”前是很薄弱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反右擴大化”的消極影響，弄得人不敢講話了；至於怎麼就“擴大化”起來，如今我們從網絡文章獲知，那應加以具體考察：“反右”是毛主席拍板的，而“擴大化”的事，就要問具體操作的人了。一九五七年發動“大鳴大放”的初衷，就像“文革”這樣，是讓人民講話的，沒想到後來一是右派要共產黨下台，二是“反右擴大化”。到“文革”之前，“右派”已經數次摘帽，但“反右擴大化”的消極影響仍然嚴重。

發動文革的《十六條》和以後一系列文件、社論，則明確吸取這一歷史經驗，始終“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再三要求銷毀“黑材料”，不准跟人民“秋後算賬”，否則就叫做犯了“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這也就是努力不讓一九五七年的悲劇重演。

所以，當時人們歡欣鼓舞，感覺是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感覺“文革”的最後決不會是又一場“反右”並且還“擴大化”，因而才敢於出來“造反”，雖然是“奉旨造反”，但畢竟是“造反”。你如今試試看，比如，給你的領導或老闆貼一張大字報，揭露他如何如何，你敢嗎？“文革”時的群眾做的就是這等呆事，但要不是毛主席讓他們這樣做，他們也不敢。

這時，會有人出來說，哈，你看，你說漏嘴了，毛主席讓敢你才敢，這不是專制獨裁嗎？應當不要毛主席說，也每個人都敢這樣做。我們只好這樣回答：是的，老兄，你這話說得不錯，那是更高的境界，那也是應該有的境界，但那種境界對於我們還不存在的情況下，毛主席給出了“文革”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大民主”的境界，難道不是進步或進步的嘗試？難道我們應該拒絕？而世界上絕對的民主，絕對的“敢”，又在哪裡？我們永遠只能在相對中去走絕對之路。

“文革”時的言論自由，確實也有它的特點，那就是人們自覺奉行一種標準：你不能公然說反動話。否則，就會有群眾來指責你，乃至有人會把你扭送派出所管教。這從另一面來說，就是言論不自由、言論專制。

我也嚮往言論的絕對自由，但明擺着，比如我寫的這篇言論，雖然自由地能在有些網絡（也不是全部）上發出，卻不一定自由地能在報刊上發出，更不一定能自由地能不受到別人的批評、諷刺、謾罵。但我一定要說出我的意見，如果願意，我也可以罵別人，這是我的言論自由，只是至今我還不屑於去罵誰。

在“文革”中寫大字報，鍛煉了我的筆，促進了我的學習，我感謝“文革”給我空前的言論自由，這在“文革”之前是不敢想象的；我在“文革”中犯了造反之罪，但令我自己驚奇，也令隔離審查我兩年的人們驚奇的是，我竟沒有做出任何一件具體劣跡，我只能算是一個純粹的“政治犯”，雖然我遠遠夠不到這種級別，當時我只是一個中學生而己。

這其實也正是當時絕大多數學生、工人、群眾的情況，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以人民解放軍為榜樣，以焦裕祿、雷鋒、王傑這些人為楷模，怎麼可能像精英文藝描寫的是青面獠牙、土匪惡棍一樣呢？如今這仍充斥在我們的各種“作品”中，那是對我們祖國、民族、歷史的污衊，以此進行“妖魔化”，使人失去信心，為崩潰我們的國家做意識形態的工作，萬勿上當。

現在就連拿槍打共產黨的國民黨軍官，就連殺我們的日本鬼子，在文藝形象上，也注意到人格化、人情化的藝術辯證法，甚至還能賦予很好的個人品德與風度，但這一藝術辯證法，唯獨不給“文革”中的“造反者”，這是多麼發人深省，正如毛主席在《五·一六通知》中早就說過的，這裡從來是不會給你講什麼“平等”的。我建議人們讀一下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第一部第一卷第十節《主教走訪不為人知的哲人》，做個參照，來看到這確實是不足為怪的。

對我這樣的“文革餘孽”作為“五·一六反革命骨幹分子”審查的兩年，所謂“十年動亂”，是算在裡面的。十年之中的這種清算，大小不等，形式不一，不止一次。在造反的人們看來，這是反攻倒算，是運動出現了“反覆”，是違背《十六條》而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但在另一種立場看，這正是把“文革”打下去、恢復“正常秩序”。而最後，至今為止，這後一種立場勝利了，話語權也就不同，才有“十年動亂”之說，來統一人們的頭腦，於是，一切都要毛澤東負責。

毛澤東，十年之中，他們幹的事，也要你負責；由此往前推，一九五六年以來，他們幹的事，也要你負責。你親手建立並實行了黨的民主集中制，你進而要把這一做法推廣到全國人民中去，但你被描繪成了一手遮天。你老人家的罪怎麼能不大呢？只可惜你不能開口說話了！

但你對這一切早已料到，因此再也不必說什麼了。

早在“文革”發動之初，全國尚還安靜的一九六六年七月上旬，你就在一封當時淵默無聞、如今很著名的信中寫道：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

這是在四十年前說的話。一切都被你料中了。這是悲劇意義上的悲劇，是一種悲壯，而不是悲慘。你就是黃河，你就是泰山，你就是中華民族的人格。

“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叫停之後，我得到過兩種結論。

一種是形成文字的，是當時的市委領導簽了字的，給我看，我說，你們把這上面“同志”二字去掉，不就是公安局的一張布告嗎？這是作好準備了，我也作好了準備。我用筆在上面逐條批駁之後，退給了找我談話的一位軍隊幹部。我對世界其實是越來越理解了。此事不了了之，作為一個已經插隊了的人，我繼續下鄉插隊而去，我的“前途”更加一片灰暗。當然，我不知道那份結論是否進過我的檔案。

另一種結論是口頭上的，審查我的人背後說，經審查，某某（指我）這個人可以吸收入黨。

雖然，至今我也夠不到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但他們背後說的這些話，我永遠滿懷感激，因為這在當時，真是一句公道話。

我所信仰的，幾十年了，沒有改變，並且加深了。現在，一些具有共產黨員名稱的人們，拋棄了他們當初口頭上書面上向黨組織宣稱過的信仰，而蘇聯、東歐的共產黨，則把他們的國家已經弄完。那是他們的事，那不能改變從《共產黨宣言》到毛澤東著作所闡明的真理，那也正是我們百姓的信仰。

“陳良宇同志”等人，要按“文革”那時來說，該算他們是什麼呢？當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具體證明了“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也是人民應該奮起對他“造反有理”的對象。現在不需要人民起來廣場式地“造反有理”了，中央作出了正確處理，但如果中央號召人民為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而起來“造反有理”，人民仍然會起來的，怒火就在人民的心中。

毛主席破天荒提出的“走資派”這些概念，我們贊成也罷，反對也罷，認為不能用來經邦治國也罷，它沒有被人們忘記，它像一把尺子，仍然在衡量着我們的現實生活，也繼續經受着實踐的檢驗。儘管蘇聯、東歐已經被完全說中，但畢竟，我們是我們，我們是不至於的。對這一想法，我也贊成，我也不願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能驗證毛主席這幾句話的事情，更不用說在整體上被驗中。也許，毛主席好比一個開創基業的老當家的，只是不斷地對家裡人提出好心的勸說與恫嚇罷了。如果他的這些話不靈驗了，他只能更加高興！

說到言論自由，就涉及“不爭論”的指示，它作為政治家根據一定情況提出的要求，在特定範圍是可以成立的，就好比在一定情況下決不容許七嘴八舌一樣。但畢竟，人要說話，人對事物、包括對政治這個事物，會有不同看法，真理不怕爭論而且愈辯愈明，這也是成立的，而且是更為普遍的道理。這也是相對與絕對的關係。

如今，按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大字報不可以寫了。當時作這樣的修改，也是當時的全國代表們舉手通過的，自有當時的理由，我們不加妄議。而現在，沒想到因科技的進步，有了網絡，這玩藝實際上成了更大、功能更全的大字報專欄，給人以發表言論的更加自由的空間，只不過還不是絕對自由。目前人類所知的是：絕對只能在相對之中尋求自己的存在。

網絡上可以見面，但如沒有那種設備，論辯時仍是見不到對方，身旁也不像“文革”似的能站起許多的觀眾來，大約正因如此，破口大罵，流氓口氣，偏執狂，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等等，都出現了，因為旁邊沒有眾多觀眾，某種約束力好像也就沒有了，我想怎樣說便怎樣說，想做出什麼派頭，就做出什麼派頭，還有人貼上一幅手拿正在開火的衝鋒鎗的貓，不停地瘋狂開火，讓你恐怖，來形容他自己這個網絡人。這種情況下，這種人的態度，實在是比“文革”還要“文革”的。說得理解一點，在其想象中，那“文革”中的辯論，也許比他自己這樣還要惡劣萬分，所以心安理得。

其實，“文革”中這樣的情況是很少可能的，因為一切發生在群眾之中，一般會有幾十幾百群眾漸漸圍來作為聽眾與觀眾，你如果這個樣子來參與辯論，群眾就會來“自己教育自己”，挺身而出，很不客氣教育你，因為你也是“自己”之一。

在網絡上，我們身旁也並非絕無觀眾，這個道理不用多說，因為你一上網，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只要點擊出這一網頁，就會看到你的言論。如果明知卻更故意來表演自己，那惡劣是應當再給以加分的。那時就會有人在網上來對你說：老兄，你這正是“文革餘毒”的表現。“餘毒”這一說法，只是說明，我們精神上某種醜陋的東西，在“文革”那種空前自由、解除約束的情況下，也肯定有過一定的表演，從而成為後人話柄和警戒，但若以偏概全來指定“文革”，這就很欠分析了，理由已如上所述。

那麼，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在網絡上為所欲為下去呢？一方面，我們是能夠做到這樣的，另一方面，我們的面目也就暴露在網絡上了，將公正地得到很愛我們的人和不能愛我們的人，而對我們失去興趣的人將越來越多。

我們從“文革”那種所謂無約束的社會，轉到“民主與法制”的社會，也有若干年了，我們社會出現的醜陋現象，是不是就比“文革”少了？娼、黃、賭、毒、假、騙、拐賣、腐敗、黑社會、官商勾結，等等，我們因為反對“文革”，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東西嗎？這確實令我們困惑和痛苦。

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後被消滅了的醜惡現象捲土重來，當然不能看作如今社會和人民的主流，那麼，對同樣是共產黨領導的“文革”時的社會和人民，就更應當這樣去分析其主流與非主流。那是一個叫人“革命”、叫人“鬥私批修”、拾到一分錢也交給警察叔叔的年代，而不是一個叫人“發財”、叫人“先富起來”的年代，理當大為不同、截然相反。那樣的年代自會有它的問題，但決不會是娼、黃、賭、毒……這些問題。社會不斷在克服問題中進步。今天的某些進步，是因為克服了“文革”中的問題，而因為“徹底否定”，再加上其它原因，則帶來了今天的問題。所以，根據國際國內近幾十年的情況，我們要否定“徹底否定”，要對“文革”進一步給出一個更科學、也更符合事實的說法。這就是當前網絡上“重新評價文革”的呼聲的一種來由。

“文革”時代的年輕人，雖然並未親眼見過某些醜惡的東西，卻從小一再地從所受教育中知道，也從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作品中知道，舊中國這些東西是普遍存在的。新中國消滅了這些東西，因而新中國是好的。那時的年輕人在“文革”之後一段時間裡，也懷疑以前所接受的這些知識是否虛假？進入“反思”。但沒想到，在他們行將進入老年時，卻天天就在身邊能看到這些東西，而人們也熟視無睹習以為常了，另一方面，國家是不斷打擊這些東西的。於是，他們不得不再一次進行“反思”。但這時卻有比他們年輕許多、據說也有學問許多、也高明許多、精英許多的人，出來說，用不着再“反思”了，這一切才是最正常的，要理解，要接受，要讓人民有這樣一代兩代人的苦難與犧牲，這是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文化進步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有個原則，叫做“叢林原則”，弱肉就該強食，弱肉被強食了才有進步。嗚呼，老頭子和更老的頭子們，聆聽到這樣的指教，能說什麼？只寄希望於年輕以至更年輕的人們能真正好好認識、好好討論一下。

說“文革”是幾乎無約束的社會，其實大有不貼切之處。一個幾乎無約束的社會是不可思議的，那還能稱之為社會嗎？即使有過“踢開黨委鬧革命”，還有“砸爛公檢法”這些極端性口號，“文革”社會的約束其實還是有的，那就是當時盛行的以毛主席語錄教導自己，還有黨中央不斷直接向人民發布的指導性文件，中央的兩報一刊社論的宣傳引導，還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大民主”這個明白告知的前提。也就是小平同志說的，黨還是在起作用的，國家還是在起作用的。

“文革”時，有一些從前的約束，經過毛主席與人民群眾的上下呼應，經過一個鬥爭過程，是解除了，人們有一種解放感。舉個小例子：“文革”以前，你知道某個人是共青團員，或者是要求進步的分子，或者是“軍革乾子弟、工農家庭的人”，你在他面前，就會自卑自愧，言語也要謹慎些，更不用說對方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領導人，那老遠就要敬而畏之了，而“文革”興起後，這種形而上學的、帶有專制氣味的東西，就被人們拋棄了，這就得力於當時對“奴隸主義”、“出身論”的批判。那麼這是對與不對呢？這當然是一種進步，而這種進步是經過反覆鬥爭才得來的，保持到了現在，但現在的人卻身在其中而不覺，好像從來就是如此的。僅憑這一條，那“徹底否定”的“徹底”二字就站不住腳。這一口號對否定“文革”中產生的問題，起過它的歷史作用，但它是一個矯枉過正的口號，正如“文革”本義是要“反修防修”，這無可指責，但運動本身卻產生了不少問題（包括所有對幹部、對群眾的“無情打擊”），有待後來的糾正與改進。

對歷史沒有歷史的態度，乃至處在無知之中，怎能產生真正有價值的見解而於己於人有益呢？對“文革”中的黑暗，該不該罵？當然該罵。我覺得我有資格說這話，因為我過去發表的小說，雖不著名，也不很多，藝術更談不上，卻也不乏對“文革”、以及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弊端的反思和批判，響應着改革與前進的呼聲，這比如今的一些人們，可要早得多。我當然有我的立場，如果我寫到“傷痕”，那也多半是普通百姓身上的，我重在表現人民的寬洪大量、忍辱負重。而對一些尚且認識不清的問題，當然無法去寫，我不能用別人的思想去創作我的文學，即使這思想多么正確，也要經過我的體認，才能指導我去認識生活和歷史，而沒有自己的認識，並且最好是正確的深刻的人民性的認識，也就沒有好的文學創作，這是多少文學先輩指導於我們的。

對過去一切黑暗的東西都該罵。對現在和將來一切黑暗的東西也都該罵。現在和將來，不就是將來和更將來的過去嗎？對於罵，正確的東西將在罵聲中自豪和成長，不正確的東西將在罵聲中倒下。但如果我們不止於罵，更不止於謾罵，而是有歷史分析的態度和方法，我們就會更全面更深入地獲得歷史的真相，我們如果要痛罵，也將更為準確而有力，並且較少錯罵。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有錯罵的事情發生，那往往是在缺少研究、缺少思索、脾氣暴躁的情況下發生的，而對待歷史，人們的態度往往較為慎重一些，而決不應該反而很輕率。

但這時會有人站出來說，如今的娼、黃、賭、毒、假、騙、拐賣、腐敗、黑社會、官商勾結這些東西，還是要“文革”負責，還是要毛澤東負責，並且還振振有詞，你該如何回答他呢？

我分析，一，這樣的觀點，可能出自另有一種社會制度的理想，歸根到底認為毛主席創建的這個國家社會不好，毛主席雖然不在人世三十年了，但這個社會的許多方方面面還是他奠定下來的，是在使用他的政治資源。所以不管他逝世三十年也罷，五十年也罷，還是要由他負責。

二，這樣的觀點可能是認為，“文革”及其以前，總是想把人們弄得很純潔，叫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叫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還有“一切聽從黨和國家的安排”，以至於“觸及靈魂、鬥私批修”，等等，這是“思想專制、蔑視人性”，而共產黨調子那樣高、本意那樣好的“文革”，卻又沒堅持到底，終於被共產黨一紙《決議》“徹底否定”了，人的純真之心、理想信念遭到一次大幻滅，所以，“文革”之後，相反的東西自然而然就來了，於是發展到今天的人慾橫流。雖然人們對人慾橫流也不滿，但也不想回到“文革”那樣對人要求很嚴、硬要人學好的時代去。

詳細分析這兩種思想的得失，非本文所能勝任，留些文章讓別人做吧。

然而，我們知道，在人類的歷史上，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一度消滅過那些醜惡東西的，卻只有毛主席領導的那個時期和仍在他影響之下的時期，也許還可以加上蘇聯東歐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時期，而現在，幾乎全世界都一樣了，我們跟世界、也跟毛澤東之前的中國接上了軌。

網上有消息說，充斥於歐洲的妓女，以前蘇聯和前東歐的為多，因為她們的國家崩潰解體了。這一情況，我們提供出來，以供有正常的品性、真正研究態度的人們做個參考。

經濟、政治、文化、教育……，一切確實需要重塑，問題是怎樣重塑，其中應當含有哪些成份，毛澤東思想在其中應不應占有、並占有多大的成份？這個課題不能說是已經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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