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訪印，所以來談談印度。中國喜歡說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印度常常自詡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其實，在近代歷史上，印度曾經肢解巴基斯坦，吞併錫金，多次捲入與主要鄰國的衝突。從軍事上看，印度已經成為核子俱樂部的一員，而且擁有中國所沒有的航空母艦，近年來軍費也在高速增長。在經濟方面，印度在IT產業獨具優勢，印度經濟的增長速度與中國伯仲難分，能源進口需求不斷擴大。從文化的角度看，印度英語成為全球化中的強勢語言，印度人在國際組織中人多勢眾，在重要的國際論壇中往往擁有話語權。

可是為什麼世界上只流行“中國威脅論”而幾乎聽不到“印度威脅論”呢？最近《了望東方周刊》引述中外學者的觀點，認為這主要與“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偏見有關”。在我看來，這種觀點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過於簡單化，無助於世界了解中國，更無助於中國擺脫“中國威脅論”的威脅。假如“中國威脅論”真的就主要是來自“西方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偏見”，那麼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呢？且不說中國並不願意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即使中國願意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那麼“中國威脅論”是否就會自動消失呢？

在60-70年代，中國以“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自居（參見華國鋒在中共11大的政治報告），在發展中國家援助反政府的武裝鬥爭，在西方支持毛派的共產黨（馬列），反修、反霸、反殖、反帝，能反的和不能反都反了。在那個時候，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與西方格格不入針鋒相對，但那時為什麼“中國威脅論”沒有甚囂塵上呢？中歐、中日、中美關係恢復和蜜月都是在中國的意識形態處於極左的年代。順便說，我有一件事一直搞不明白：1972年尼克松訪華的時候中國有人權嗎？怎麼那時候的美國政府不和毛澤東、周恩來討論如何改善人權？

進入21世紀，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已經開始融入世界，不管中國是否願意承認，實際上中國經濟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的不歸路，這是西方人也不否認的。紐約時報記者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因為中國為資本主義在其他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原動力。正是中國式的資本主義導致了西方福利社會主義的解體，影響到了中產階級和千家萬戶的實際利益。最近法國《解放報》駐北京記者返回巴黎，家裡的水管子要修，叫來了一個工人。結果來的是一個在法國打工34年的葡萄牙人，原來是紡織廠的技工。聽說記者從中國來，馬上就抱怨說他原來的工廠因為競爭不過中國的紡織品倒閉了，所以他也失業了，現在靠做一點零活度日。

所以，“中國威脅論”根本的問題主要不在於意識形態，而主要在於國際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和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西方國家可以忍受一個貧窮的共產主義中國，但是還沒有習慣一個富裕的資本主義中國。我以為，即便“意識形態”可以解釋為什麼世界上沒有“印度威脅論”，但卻不能充分解釋“中國威脅論”的盛行。從根本上說，由於印度人口的無節制增長和所實行的有印度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西方人其實在內心中並不大相信印度會真正崛起，因此沒有“印度威脅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威脅論實際上是中國經濟崛起論的另一種表述而已，我們不必過分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