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之按：布稀的腦子，還丟在冷戰時代

余大郎按

三年前美伊戰初我就說過：反恐戰若持久化，中國的民主化，就要推遲五十年。

試想，這本是一場東西南北戰爭。既有窮富的問題，又有文化宗教民族的矛盾。
本來，若以遜尼之伊，制什葉之伊——以伊制伊——不強似十字軍東征伊斯蘭？
但布稀是牛仔脾氣，感情用事；子承父業，再兼對能源急功近利，於是陷入泥潭。
老子去南美抓總統，全世界鬱悶默認；兒子再去西亞抓總統，卻打開了潘多拉之匣。

弄到頭，師出成無名；恐怖甚囂塵上，石油猛漲；美利堅從此步下坡，孤立主義抬頭。
而今伊朗、北韓核訛詐猖狂，卻無可奈何。
中國由此迎來威權時代，台灣政治版圖由此“地震”不絕，此皆布稀腦子不夠用之過也。
連累偶不得不選走“曲線救民”之鋼索，忍麥卡徐/高馬謖/狼匪蘆賊之辱，豈非也全拜布稀賜福？

只怕撒旦上吊非邪教憤民舊難之終結，而是民族民粹新難之啟幕也。
只好拿這篇《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來自慰——
時也運也，尚何言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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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何家棟文集》選登（八）

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協——《通往公民社會》譯序

崔衛平在翻譯了《哈維爾文集》之後，又為國人奉獻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會》。她的這兩本譯著對於有志於中國民主化的人士，應該說是深具啟發性的必讀書。

相對於中國來說，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在民主化方面是先行者。米奇尼克說，他和哈維爾等人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私生子”；而與他們年齡相近又有共同志向的中國人，則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逆子”，從時間上晚了二十年。波蘭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經有三十四人聯名發表“公開信”，著名知識分子、作家、科學家一致抗議官方的審查制度；在中國，到了八十年代末才有類似的持不同政見知識分子的聯署公開信，而公開抗議官方書報檢查制度的呼聲，則始於2004年初春焦國標的那篇頗具影響的《討伐中宣部》。波蘭等東歐國家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已全部實現了民主化轉型，而中國民主化航船的桅杆，多少年來一直若隱若現，非花似霧，直到今天還沒有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所以，了解別人的過去和現在，可以幫助我們自己設計或走好今後的路。

“我們可以談話，沒有仇恨”

米奇尼克出生于波蘭的一位老革命的家庭，曾充任“團結工會”顧問，在瓦文薩執政期間，一度出任國會議員，旋即辭職；從1992年起，主編《選舉日報》至今。他不僅批判極權制度，也批判自己的領導人、號稱“民主鬥士”的瓦文薩。他在權力、意識形態之外，面對公眾發言，推進獨立的社會運動，告訴公民應該如何做，而不是告訴當局如何做。在他身上，真正體現出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和普世精神。

米奇尼克早年也曾是共產主義的信奉者。他在青年時期徹底告別斯大林主義後，首先是向托洛茨基主義和其他的歐洲左派尋找靈感和思想資源。他最終選擇了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意識到西歐左派和東歐知識分子的關懷有所不同：對前者來說，“最基本的概念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我則是極權主義和反極權主義”。如何反對現實中的極權主義，根據歐洲左派的思想傳統，最容易想到的便是革命。但是米奇尼克很快便否定了通過革命實現民主的想法。他在《獄中書簡》中寫道：“相信通過革命來推翻黨的專制，既不現實又很危險。”這種危險並不只是對個人而言，也是對社會而言。“那些運用暴力攻占當今巴士底獄的人，很容易建造一個更加悲慘的巴士底獄。”

“極權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革命暴力的運用。我父親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相信革命暴力能夠帶來社會公正。這給他帶來了八年牢獄之災，那是在三十年代的一次莫斯科審判。他肯定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需要重蹈斯大林審判嗎？我也向自己重複這個問題，答案是暴力毀壞了使用它的人，令其陷入非道德。卡斯特羅想要一個自由的古巴，但是在反對巴蒂斯塔的鬥爭中，他被自己的權力所腐蝕。不管誰運用暴力贏得了權力，他必須運用暴力維護權力。那些被教導運用暴力的人不可能放棄暴力。在我們國家，爭取自由的鬥爭曾經聚焦在權力層面而不是創造公民社會。因此它最終導向集中營。”革命是自由的兒女，但卻是專制主義的父母。“暴力折斷了社會的聯結。並且，當社會如此原子化，其內部政治崩潰，它就變成自動導向極權主義。……因此關鍵問題在於建立一個民主社會，沿着團結的、合作嘗試的道路改變社會的權力系統，使得極權主義成為不可能。”

米奇尼克認為，民主制度有賴於統一國家中的社會團結，社會團結則有賴於各階層和團體具有一種妥協的心態。政治妥協的主題來自柏克的現代保守主義傳統。他說：“所有的政府，實際上各種人類利益、每一種善和每一種富有成果的行動，都是建立在妥協和交易的基礎之上。”大革命的價值必須被迫通過妥協途徑的改良所吸收。

米奇尼克說：“我的妥協圖景是以現實主義作為一個起點。地緣政治學的現實是，我們不可能強大到在波蘭趕走蘇聯紅軍。我的妥協圖景還擁有另外一個起點。它建立在我的一種確信之上，多元化的民主必須面對錯綜複雜的現實並與之妥協。妥協哲學是一種認可猶豫的哲學。相比之下，激進主義的、革命的、煽動的和暴力的哲學，採取了更為簡單容易的途徑，正如我已經解釋過的，它導向斷頭台而非民主。”

妥協的前提是對對手的理解與信任。米奇尼克終於伸出手來向當年波蘭軍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尋求妥協，要求進行沒有敵意的對話，而不是向後者投降。歷史的慣性證明，執政者在尋求妥協方面，似乎更難作出決斷，特別是在時機的把握上心存疑慮，他們害怕後退會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或者招致對手的進一步施壓，不相信民主程序能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所以一次次的坐失良機。在他們自認為有力量的時候，他們還想獲得更多的東西；可當他們失去力量而不得不忍痛丟掉一些東西的時候，危機已經爆發了。雅魯澤爾斯基就曾透露當年他本人對反對派人士的矛盾心態：一方面在潛意識中有某種相當的尊重，一方面又視之為服務於外國勢力的某個顛覆團體——儘管服務於誰並不清楚。與執政者政見不同的人，必定是效力於外國勢力的賣國賊，必定是分裂國家、擾亂社會的顛覆者。所有的雅魯澤爾斯基們幾乎都懷有這樣的心理。這種連專制者自己也似信非信的卻不斷重複的鬼話，雖然早已沒有市場，他們依舊還要拿來矇騙公眾。除此之外，似乎再沒有更好的語言。所以，真正有意於政治改革的執政者，首先要嘗試調整自己的政治心態、思維方式和說話腔調，消除敵意，才有可能實現和反對派對話。

我們中國人在1989年喪失了一次難得的妥協機遇，電視上所播出的五十年難得一見的對話鏡頭，不能算是對話，更像是僵持，雙方唇槍舌劍，誰也不想向對方伸出橄欖枝。到後來，執政者甚至把妥協提到了亡黨亡國的高度來認識，最終導致了暴力鎮壓的流血事件。十五年過去了，現在公眾要求為“六四”平反，其正面含義就是尋求妥協，是對政權合法性的承認和尊重，也是對手上沒有沾血的領導人的信任和期待。這不是挑釁，而是為實現全民和解創造一次機會。在局勢還未失去控制的時候，儘快收拾人心，防止誰也不希望出現的無序狀態。作為善意的回應，就不是抓人，而是對話；在緩解而不是激化矛盾的條件下，坐下來探討各種可能性。這要看掌權者有沒有膽識，有沒有能力跨出這一步，這一步就包含着治國安邦的大智慧。

其實妥協的機會隨時都是存在的，需要的是雙方都有妥協的願望和寬闊的胸襟。當年，北京社經所的陳子明就曾撰文，呼籲“妥協是解決社會衝突的好辦法”，後來由於形勢惡化，這篇文章未能公開面世，但這種目標始終是子明及其身邊知識群體的共同政治理念。作為理性的、具有建設性的和負責任的反對派，他們並不在乎由誰來掌權，而是關注行使權力的方式。尋求妥協也不是因為認識到現存政權強大得不可動搖，而是力圖打破“革命—專制”、“清算—復仇”的惡性循環，學會如米奇尼克那樣的“互相交談而沒有仇恨和敵意”。

民主是灰色的

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夢寐以求的是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人間天國”，他們也是至善至美的道德絕對主義者。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他們拋頭顱灑熱血建立起來的，卻仍是一個“邪惡帝國”，不過是簡單的王權易位、循環往復罷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這才是真正的歷史悲劇。所以，米奇尼克根據歷史的經驗告誡人們：當心妖魔化共產主義的同時，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為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完美的，實際上，我們爭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許是不那麼邪惡的東西。

我們這一代人，都是追隨自由民主旗幟走上革命道路的，但終其一生，也沒體驗到自由是什麼感受，也沒見過民主是什麼樣子。唯一經歷的，是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大批判”和“文革”期間的“大民主”，其實就是赤裸裸的、血淋淋的“紅色恐怖”！米奇尼克認為，民主是灰色的，而“灰色是美麗的”。“團結工會為了一個本質上不完美的公民社會而鬥爭。……我們不應該為一個完美的、擺脫了衝突的社會而鬥爭，而是為了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使衝突在民主遊戲規則之內得以解決。”我們還不能僅僅把民主理解為“一種建立在多數人統治之上的秩序”。胡適喜歡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統治方式。這就是說，民主既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種機制，就像空氣、水分和陽光都是生命賴以存在的要素。民主不同於專制，專制必須每時每刻地依靠鎮壓和欺瞞手段才能維持統治，而民主主要依賴普通人的共識就可以正常運行。“民主涉及人的生存境況和人的權利。它提供了一幅寬容的圖景，一種對於文化傳統重要性的理解，於其中有可能衝突的人類價值都可以得到培育。”王思睿在《為什麼不是“中國的民主”？》中寫道：我們所說的（廣義的）民主思想體系，至少要包括分為三組的九個概念。第一組是共和、憲政、法治，第二組是自由、民主、平等，第三組是博愛、善治、自治。（狹義）民主雖然是這一思想體系（廣義民主）的核心與代表，但它並不能代替其他的思想。這些思想觀念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例如在自由與平等之間，但更多的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同時應當強調，雖然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生活之樹長青。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文化都要由當代生活來檢驗、剪裁和取捨。腐朽沒落的文化被歷史所淘汰，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進入人類文明的寶藏。民主的思想體系正是通過人類生活的不斷洗禮和考驗，才成為世界主流文明的基石。

馬克思在為國際工人協會制定的共同章程中曾經聲明：“工人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消滅任何階級統治。”所謂“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就是“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一個人有責任不僅為本人，而且也為每一個履行自己義務的人要求人權和公民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136、662頁）這就是馬克思設想的公民社會，最後卻又被他鼓吹的暴力革命、階級專政吃掉了。共產國家不存在“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也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只存在統治和被統治的敵我關係。我們必須重新出發，因為還有“沒有吃過人的孩子”。但是，抵抗專制制度是去冒險，甚至是去犧牲，不止是個人的安全，也包括朋友和家庭的安全。每一天你都必須在可能付出的代價面前作出選擇。這些決定並不是學院式爭論的結果，而是要付出坐牢或生命代價的道德行動。在一個專制社會裡為民主事業而奮鬥和獻身，顯然不是一個普通人能夠具有的品德。因此道德絕對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對一切自覺自愿地為建立民主制度而鬥爭的人們仍有指導意義。

秦暉在《實踐自由——再祭李慎之》中寫道：無論古今中外，低調律己高調律人的暴君與偽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調律己低調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與高調律己高調律人的英雄也不難找。但是，高調律己低調律人的人的確是少之又少。一些宗教中的聖徒具有這樣的品格：為了拯救眾生，他們基於信仰而願意戴荊棘冠、釘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們並不要求別人也這樣做，不要求別人與自己一樣付出代價，也不要求他們回報自己的付出，甚至對別人的不理解、別人的敵對也以德報怨，正如胡斯對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誠老婦”。在逆境中聖徒勇於捨身殉道，但在得勢時他們通常並不以勢壓人。聖徒並非神學家，他們主要不是信仰的論證者，而是信仰的實踐者。如果說作為一種具體信仰的基督教不能沒有神學論證，但作為運動的基督教更依賴聖徒的實踐；那麼超越於具體信仰之上、對於“多元化、信仰自由、宗教寬容、諸教平等”的信念，可以說是一種“元信仰”，如前所說，這種“元信仰”之難不在於論證而在於實踐。因此自由主義當然不能說不需要自己的“神學家”，但更需要“聖徒”，它的這後一種需要超過任何具體的宗教信仰。以高尚持身，己雖達而知權力之限；為“庸眾”而爭，境固窮而惟權利是守。此謂之聖徒。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馭八荒之英雄者眾。而聖徒不世出。“無聖徒而自由難成秩序，主義或為談資；英雄演為屠夫，內痞滋生外霸。有聖徒者，其為慎公乎。”

米奇尼克在褒揚道德絕對主義者的同時，也指出了道德絕對主義的局限性。“對於反對專制的個人和團體來說，道德絕對主義是一種強大的力量，但是對於在極權專制的廢墟上建立民主程序來說，它卻是一種弱小的力量。在這裡，不再存在一個正義的、融洽的和完美的烏托邦，也不再有道德絕對主義的位置。這兩者都變成了過時的或者虛偽的，兩者都對民主秩序構成威脅。因為民主世界通常是一個不完善的世界。它是在極權主義必然性世界（當然幸運的是它也非完善崩塌之後來到的自由世界——有罪的、腐敗的和虛弱的）。”道德絕對主義者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省，“反對壓迫的前英雄們”就會顯示“他們的第二幅面孔：不寬容、狂熱和抵制新的現代化的觀念”。“我想明確地劃分善和惡。但是共產主義者並沒有壟斷所有的惡行，而我們也不是善的模範。”如果“去共產主義”的道德絕對主義者把自己打扮成新制度中的教皇，人間一切善惡的裁決者，就會違背民主制度的真諦，成為偽善者和說謊者。“歷史總是對不公正給予懲罰和對於說謊者表示蔑視，不管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產主義者。”

在反極權主義的鬥爭中，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可以組成聯盟，米奇尼克說：“民主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觀念。這就是為什麼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中，公民們可以相聚和合作而不管其信仰、民族和意識形態如何。”但他也指出，民主化轉型後，這個聯盟存在的思想政治分歧也將迫使反極權的聯盟崩潰，“這個世界不僅迫使反極權的聯盟崩潰，而且暴露出它們互相矛盾的心理。平均主義者發現自己與自由經濟原則相衝突：而保守主義者則挑戰自由寬容的精神。社會主義者、保守派和自由主義者以不同的方式解決所出現的種種悖論。其中包括：如何對待共產黨人的過去、市場經濟的模式、建立國家的基本原則以及在新現實中教會和宗教價值的位置。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關鍵在於給予貪婪的市場經濟一副人性面孔，保護這個社會中最貧困的階層，從世俗的方面考慮國家的性質，以及寬容不同的信仰和民族。保守派希望返回到民族宗教信條的延續上去，尋求以宗教來覆蓋這個國家的政體和制度；它要警告來自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者的威脅；對於舊體制中的人們，它要求採取一種嚴厲的對待。自由主義者會說，經濟是第一位的：經濟的增長，清晰的市場規則，關於稅收、私有化和可流通貨幣的穩定製度。”“其中每一種思考都需要民主的政治。正是它們賦予我們的生活以色彩和多樣性；正是它們給我們準備了選擇的能力，正是因為它們的互相矛盾使得我們能夠承受自相矛盾、實驗、改變觀點和更換政府所付出的代價。”

問題還在於，上述任何一種立場，都將在一種新的語境，一種從未有過的、民粹主義的、仍然是不可命名的意識形態中展開。其中夾雜少許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平均主義和教權主義。這些口號伴隨着來自啟蒙的意識形態和來自道德絕對主義的激烈批評。與此同時，懷舊情緒也出現了——這令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派都感到十分驚訝。懷念在“共產主義時代”的安全保險，正如有人說的：“國家假裝給人們付錢，人們假裝在幹活。”這也就是王思睿在《共同底線和憲政平台》中所說的，左中右派（極右、極左除外）可以在反極權、反專制的共同旗幟下團結奮鬥，而一旦把憲政平台搭了起來，他們馬上就會在這個平台上相互較量，以民主方式展開新的意識形態之爭。徐友漁則說：“讓我們共同搭建自由主義的憲政平台，在此之後人們鼓吹什麼主義都可以。”問題是，和誰搭建？誰和你搭建？崔衛平認為，這不是知識分子內部的事務。而指望和官方搭建一個平台，現在還看不出前景來。“只要有一天，一個人仍然不能自由地表達他的不同意見，他就完全不具備自己起碼的政治身份和基本的政治權利，他的活動就不具有實質意義上的政治性。”所以，“民主”也是爭取自由的途徑。

米奇尼克說：爭論的各方都不構成對民主的致命威脅，說到底這都是些常規性的爭論，而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爭論的各方強化自己的立場，把自己的位置絕對化，使妥協成為不可能，因而很容易瓦解民主國家的進程。因為激進運動——不管是在黑色還是紅色的旗號之下——都樂於利用民主的進程和自由的機制來抹殺自由民主本身。而實際上民主不是黑色也不是紅色，民主是灰色的。民主並不是那麼一貫正確的，因而其爭論的各方是平等的。這就是為什麼它通常選擇平庸而不是出類拔萃，選擇機靈而不是崇高，選擇空洞的許諾而不是真正的勝任。民主是各種不同利益之間持續的銜接，是各種利益之間孜孜不倦地尋求妥協，是各種激情、情緒、仇恨和希望的市場，是永遠的不完善，是罪人、聖徒和猴子把戲的大雜燴。這就說明為什麼尋求道德國家和完美社會的人們不喜歡民主。但是只有民主有能力向自己提問，也只有民主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相比之下不管是紅色專制還是黑色專制都毀滅了人的創造能力；它們消滅了人類生活的愛好趣味，最終也殺死了生活本身。只有灰色的民主，擁有人權和公民社會的機構，有可能以爭論來代替武器。

如果說民主是灰色的，那麼，妥協就是金色的，它不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東西，而將各自不想要的東西擱置一邊，因為妥協各方都是勝利者，沒有失敗者。在社會的兩極之間，存在着一個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間地帶，或者可以稱為模糊地帶。一切矛盾衝突都在這個地帶通過交流、對話、較量，互相滲透、融合、轉化，陳子明將這個過程稱之為“磨合”，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種東西。這是一種合力作用的結果，誰也沒有被吃掉，誰也沒有被清算，可以說，中間地帶就是促進妥協的地帶，促進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帶，中間地帶越擴大，兩極地帶越縮小，社會也就越穩定，越安全。妥協實現之日，民主就誕生了。

誰來保衛我們

學者們都熱衷於為我們所處的時代命名，後極權主義或次法西斯時代，都是在陳述一個事實，無限權能國家正向有限權能退化。說它是退化而不是進步，是因為全能國家在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潮流衝擊下節節敗退，已經沒有力量“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基層”，十二億人的大家庭已經掏空，大家長管不起飯了，不管飯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子民，只得聽他們各自逃生。有限權能就是大家長賴以苟延殘喘的能力，實際上處於半身不遂的狀態。例如經濟放開、政治收緊，學術自由、思想專制，嚴厲打壓新聞媒體，以假大空營造社會輿論。意識形態瓦解，價值體系崩潰，大家長已提不出任何能凝聚人心、動員民眾的口號，說是十三大啟動的政治改革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變成了一步也不能動，有限權能也越來越僵化，運轉失靈。這種情況到鄧大人南巡時達到高潮，“講話”成了瓜分國家資產的動員令，賣廠圈地，搶錢抓權，基本群眾成了改革對象。以南巡講話為標誌，新保守主義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政治舞台。說它新，是因為它不再自命為傳統衛道士，而是瘋狂地攫取新的利益，並且是打着“第二次改革”旗號進行的，甚至還打着憲政招牌公開踐踏人權，與自由民主為敵。權貴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它化公為私的原始積累。它是一隻變色龍，但萬變不離其宗，就是維護權力壟斷。權力成為一切腐敗的源頭，而且是“與時俱進”，從政治黑道化擴展到組織幫派化，從任人唯親（大家長稱之為“內舉不避親”）到結黨營私（即“權力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裡”），形成了一種劣進優汰機制。整個社會的官場現狀，呈現出的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呼朋引侶，狼狽為奸”。這種現狀的直接政治後果，就是政權退化與國家退化。據媒體披露，官方對地方幹部做過一次歷時兩年四個月的“戰略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按黨章和《幹部準則》考核，縣、局、處級幹部素質合格率僅為4％；廳、局級幹部的素質合格率為7％；副省級幹部素質合格率為15％。社會各界對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的滿意度平均為20%以下；對黨政部門幹部的滿意度平均在15％以下；對上層建築領域幹部整體的滿意度為12％；中青年幹部表現有高尚理念的，僅為6％。這就是說，政權的支持率最高還不到20％。一個泱泱大國，政治生態如此惡劣，可他們控制的媒體還在大肆渲染自“六四”以來，這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太平盛世”，真是令人汗顏。對此，一切有良知的政治精英理應反躬自問：現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你們的想法、感覺總是和民眾格格不入？為什麼你們擁護的老百姓要反對？你們反對的老百姓卻要擁護？你們為什麼就不能聽聽底層的不同聲音？如果你們能解開這個現代司芬克斯之謎，國家或許就有救了。

這也是哈維爾揭示的極權主義家長統治的主要特徵。米奇尼克進而論述到，在極權主義秩序中，國家是一個教師，社會是學校里的學生，而有時候它就轉變為一座監獄和一個軍營。“這個制度沒有分派我照顧自己的責任。其結果是，一種有趣的心理結構出現了：一個人放棄了他的所有責任感。一種剝奪了責任感的制度，是一種沒有創造性的制度。”極權制度衰敗的過程是一個充滿危險和陷阱的過程，它首先碰到的是統治失靈，不能有效治理的局面，各級政府都不受政治理念和遊戲規則的約束，而只受利益驅使，跟着感覺走，有奶就是娘，並隨時製造出新的對立面。“如果我們看看周圍的世界，我們便會發現民主正在經受着三方面的攻擊：民粹主義、種族狂熱和宗教原教旨主義。”在波蘭發生的事情，也在中國發生了。

中國學者秦暉、金雁、顧昕等對於民粹主義曾經做過很好的分析。楊帆也曾指出：民粹主義只有作為“在野的”思潮，才能發揮某些積極作用；如果作為思想理論界的“主流派”而被政府所採納，其後果將是十分可悲的。民粹主義一旦成為“主流派”思想，可以令一個國家在強政府控制與無政府狀態、經濟平均主義與經濟放任主義的極端之間跳來跳去，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就是前車之鑑。民粹主義在“後共產主義”的東歐和中國，也有很大的政治能量。對於“如果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鬧到大街上”，“誰來保衛民主”的問題，米奇尼克的答覆是：我不知道當民主處於危險之中時，誰來保衛它。但是我知道那些買報紙的人。詞語擁有它們自身的力量；正是詞語創造了一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我們所呼吸於其中的智性氛圍和精神氣氛。我意識到，民粹主義在和印刷文字沒有關係的人們中最容易找到市場。選擇閱讀負責任的報紙雜誌的那些普通的、體面的、明事理的人們，對於民粹主義是有免疫力的。只有言論自由，把事實真相告訴公眾，才能形成健康的公共輿論，使社會保持理性。保衛民主，只能依靠具有人文關懷的知識分子，而不是依靠意識形態的陳腐說教。

米奇尼克指出：“在所有未來的陷阱中，與民族主義者的矛盾是最危險的。”米洛舍維奇從一個共產主義者跳躍到一個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給原南斯拉夫各國帶來的災難，就是最明顯的例證。中歐的人們反對共產主義有兩種基本因素：一是因為它的極權統治和對人的基本權利的褻瀆；二是因為它是挑在蘇維埃刺刀尖上送來的。因此，民族主義在後共產主義國家的噴髮式擴張，就不是十分奇怪的，雖有其必然性，但對於民主制度的建設卻是異常危險的。米奇尼克這樣分析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地方主義、個別主義的結合，是無端排外和不寬容異己的根源。民族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學說，同時也是一種方法，用於自我辯護；一種途徑，以便逃避因為要為多年的卑怯及所有的侮辱與恥辱負責而感到的窒息。民族主義總是導向利己和自大。所以利己，在於它可以讓一個人無視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難，漠然對待他人的價值觀和理解方式。所以自大，在於它只關心自己所受的傷害並保留那些創痛的記憶，民族主義讓一個人無視那些同時也被傷害的其他人。”一個民族的權利通常對另一個民族的權利構成威脅，這會導致種族清洗。19世紀一位偉大的奧地利作家格里爾帕策曾經富有預見地警告：這是一條“從人道主義經由民族主義到達獸行”的道路。

米奇尼克主張在多元的寬容的基礎上建立新秩序。他們是幸運的，因為可以藉助自由民主憲政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推動，向歐洲本土回歸。俄羅斯人和中國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因為創造了現代主流文明的歐洲不是“我們的”，我們必須一方面接續自身傳統，一方面改換門庭，而不是簡簡單單的“回歸”。只有普世價值和世界主義情懷才能讓我們擁抱作為“他者”的政治文明並與之融合。有人鼓吹把儒學確立為“民族宗教”、“全民性宗教”、“國教”。對這種以內生的“政教合一”取代外來的“黨政合一”企圖，人們必須保持警惕，因為這意味着對世界主流文明的對抗，也意味着對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的排斥。讓諸種文明在華夏大地上各顯其能，廣招信徒，與建設憲政民主制度並沒有什麼矛盾。但是，任何一種宗教的激進原教旨主義崛起，都有可能對民主制度構成威脅。

米奇尼克不僅呼喚民族精神，也呼喚知識界的良心，他說：一個知識分子可能撞上歷史過程中的晦澀曖昧，可能屈服於極權主義的誘惑，但是他必須知道如何從中擺脫。說到底，波蘭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應該是為自由而鬥爭和站在弱者一邊。“波蘭知識界還有一點愛哭。那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為眼淚留出空間的價值世界中”。他所推崇的知識界良心的代表人物是前蘇聯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因為“薩哈羅夫讓我們認識到人的權利是世界文明的基礎。時刻準備為權利而戰鬥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價值所在。”雖然他已經躋身於最高權力階層，但卻視榮華富貴如糞土，甘願自己被囚禁、被流放，“義無反顧地成為了人的權利的捍衛者——捍衛那些在極權主義統治下遭奴役、受屈辱的人，那些自由的卻身陷囚牢的人，那些健康的卻被送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因為被官方的謊言所籠罩而渴求真話的人”。

這讓人想起中國思想界的兩位巨人魯迅與胡適。人們要了解20世紀中華民族的情緒和意志，首先就要了解魯迅。雖然他被譽為“民族魂”，但他是孤獨的，他也不喜歡其他的知識分子，人們沒法說21世紀中國知識界的道統是源於魯迅。另一方面，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也不願意說：“必須承認，我們都是來自胡適。”胡適太清醒、太冷靜、太矜持了，他欠缺的正是一點眼淚和長歌當哭、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及必要時拍案而起的憤怒。

一個民族，在有的時候需要魂魄，在有的時候需要頭腦，在有的時候需要表現倔犟，在有的時候需要顯示仁慈。中國過去是一個超級大國，未來也必將再度崛起，中國既需要民族魂，也需要知識界的良心，但相對而言，中國更需要的是後者。知識分子要虔誠和謙遜，托馬斯·曼說“虔誠是一種智慧”，但是不要放棄懷疑主義，至少在與政治相關聯的世界裡不要如此。“因為你的命運不是存在於歡慶的政治勝利之中，或者向你自己的民族獻媚之中。你必須對被損害的目標保持忠誠，說出令人不愉快的真相，並喚起反抗。你註定要接受來自朋友和敵人的毆打，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獲得你本不會獲得的善。”無論是過去或是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缺少這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也不缺少將牢底坐穿、捨身求法的志士，但是前人所缺少的和當下知識分子需要學習的，是如何與對手妥協和怎樣對話的藝術，是如何不但能扔擲投槍還要會伸出橄欖枝的技巧。現在，許許多多知識分子在為重建中國文明模式、將中國納入世界文明主流而努力，這是前無古人的具有開創意義的事業，學會了這些，可以更好地承擔民族的和世界的雙重責任。

200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