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法官問張春橋時，他……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張春橋作為第一審判庭第四個被告，接受法庭對他的首次調查。
　　張春橋被押上法庭後，四周的人們連看都不看，一副傲然的神氣。他坐下來以後，也根本沒有往審判台上瞅，而是把腦袋歪到了一邊，好像是滿不在乎的神色和表情。這時，旁聽席上出現了一陣騷動。審判員王戰平注視他片刻，開始了正常的法庭調查。
　　“張春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釣魚臺十七號樓密謀中，你講了些什麼話？”
　　張春橋晃了一下身子，把他的腦袋扭到了一邊。連問了三遍，張春橋就像沒有聽見似的，連吭都不吭一聲。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他渾身的血液在沖騰着，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蠕蠕動彈。
　　這是審判員事先已經預想到的，他翻了翻桌面上的材料，說：“張春橋，我問了你三遍，你不回答。我現在告訴你，不管你無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響法庭的審判。因為本法庭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訴，沒有其他證據時，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過來，沒有被告人的供訴，證據確鑿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這一條法律對你同樣適用。聽懂了沒有？”
　　張春橋挑釁般地抬了一下腦袋，把眼睛轉向了另一邊，依然不置一詞。
　　審判庭里出現了僵持的氣氛，旁聽席上出現了人們的竊竊私語。
　　審判員接着說：“你不講話，法庭就用證據來講話。”
　　於是，法庭就有關張春橋參與指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反映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活動的事情，宣讀了王洪文的證詞。王洪文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廿七日的證詞供認：“張春橋和我說過：‘鄧小平所以跳出來，也可能是與討論四屆人大時對總參謀長等提名有不同意見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他還說：‘我覺得最近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嘛。’”
　　張春橋閉着眼睛，臉上微微露出了點笑容。他認為這從另一個側面印正了他當初判斷的準確和預見的英明。
　　王戰平這時又問：“王洪文從長沙回來後，你們又叫王海容、唐聞生再次去長沙告狀，你對唐、王講了些什麼話？”
　　張春橋還是一言不發。
　　當宣讀毛澤東原來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和唐聞生的證詞時，他睜開了眼睛瞅了一下旁邊，似乎是有點得意。接着，播放了王海容證言的錄音。他注意地聽了聽，沒有回答什麼。但是，人們注意到他的臉色明顯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是的，在這種歷史性的場合下，他沒有想到，就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經不住考驗。暴露了本應該是最為機密的事情。這不能不認為是反常的。
　　公訴人王芳開始發表意見：“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是這個‘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內容。從大量的人證和物證上看，張春橋在這個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證據是確鑿的，事實是清楚的。他們的反革命活動目的，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已經是很充分的了。這就是阻撓鄧小平同志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對張春橋所犯下的罪行，張春橋在法庭上默不吭聲，表現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態度。他為什麼拒不回答法庭提出的各種問題？因為他早已經做好了殺頭準備。我建議法庭宣讀有關的證詞。”
　　這時，審判員指示書記員宣讀了馬天水和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證詞。
　　證詞中說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裡，張春橋就多次與馬天水等人說過：‘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我是早已就準備殺頭啦！’其實他還有話：‘毛主席要求一個革命左派必須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我是完全體會到這場大革命的尖銳和複雜了。修正主義上台，不知道有多少人頭落地，我是逃不脫的。你馬天水有這個準備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如果怕死就當逍遙派。那是最保險的。’張維維為自己的婚事徵求張春橋的意見時，張春橋說：‘要告訴你的對象，同我張家結親是有風險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要殺頭的。講這個話也可以看出他對你的態度，究竟是真心還是假心。’一九七六年九月，張春橋接見徐景賢的時候，對他說：‘現在中央的鬥爭十分激烈，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殺頭了，我如果有什麼事情，總會連累你們的。你們也要有思想準備。有備無患嘛。’”
　　公訴人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張春橋口口聲聲地說他要準備殺頭，這正好說明了他從事的完全是一種反革命的冒險活動，所以才時時刻刻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他很清楚，他既然干的是反革命勾當，所以他早就橫下了一條心，要與我們鬥爭到底！”
　　張春橋用蔑視的眼光掃了一下審判台上的法官們，然後轉換了一下坐着的姿態，閉上眼睛好象已經睡着了。
　　審判員繼續問他：“張春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你在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的時候，和他說了些什麼？北京大規模的反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是不是你策劃的？”
　　張春橋的嘴角露出一點笑意，根本不理睬王戰平的問話。
　　隨着一聲傳令，蒯大富作為證人出場了。他的氣勢並沒有因為多年的風風雨雨而退縮半點，口才依然不減當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我接到張春橋的電話後，就坐着吉普車來到中南海的四門。和警衛哨兵聯繫後，我到了西門的接待室。這時，張春橋出來了，就是現在坐在那裡的這個張春橋。他對我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徹底革命，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用單獨接見的方式，給我下達了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搞臭的這樣一條明白無誤的指示，表示了對我特殊信任。於是，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組織了五百多人上街遊行，撒傳單，貼標語，用高音喇叭宣傳堅決打倒劉少奇同志和鄧小平同志的過程，扮演着一個幕後策劃者的角色……”
　　當他說到這裡時，張春橋扭過頭去，看了一下正滔滔不絕講話的當年的紅衛兵領袖一眼，心裡泛起了一種難以銘狀的感覺。這真是絕妙的諷刺呀，當初他造反時，張春橋支持了他。輪到自己失敗時，他反過來揭發自己。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是不是一種卑鄙的叛變呢？他不願意往下想了……
　　說實話，他昨天晚上只睡了不足一個小時的覺，現在已經感到一種頭暈目眩。但是那個熟悉的聲音響起來的時候，他不由得抬頭看了看，哧，果然是那個費孝通！不知什麼時候，這個當初會主動找自己要談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著名學者，今天倒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員！他感到可笑，但是沒有笑出聲來。
　　“張春橋，現在我問你，起訴書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先後污衊朱德委員長是‘軍閥’、‘老機會主義者’，有沒有這個事實？請回答。”
　　張春橋哼了一聲，依然不做聲。
　　再次宣讀證詞，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張春橋在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像朱德他有很厚的兩本書《朱德傳》，我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過程里翻了翻。因為我和朱德在一個小組裡開會。我說朱德同志這個傳記我看了一下，別的東西都是吹牛的，但有一條我比較感興趣啦！就是你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到上海找代陳獨秀。陳獨秀已經是個機會主義者了，按陳獨秀的水平就覺得朱德是個大軍閥了嘛。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麼，我希望大家應該好好地考慮一下。”
　　接着宣讀原上海市革委會教育衛生組負責人陳琳瑚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八日的證詞：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春橋對我和另外兩個教育組的負責人說：‘不把老的打下去，新的怎麼能起來呢？’我問道：‘難道像朱老總、陳老總、賀老總等人也包括在內嗎？’張春橋回答：‘你還認為他們都是好人嗎？老實告訴你，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你看朱德是個大軍閥，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他們哪個能留下來？一個也不能留！’”
　　公訴人徵得法庭的同意後，發言：“通過法庭上出示、宣讀的大量的證據，證明張春橋除了對朱德委員長外，還對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大量的誣告陷害活動。他誣衊鄧小平同志是‘匈亞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煽動批所謂的‘鄧納吉’活動。他指使人編造了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他還指使人搜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李富春、聶榮臻、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的材料。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了張春橋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極端仇視。他千方百計地要打倒這些領導人，其目的就是為了篡黨奪權！就是為了變天，恢復他們夢寐以求的反革命天下！”
　　隨後，王戰平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多次鼓吹“改朝換代”的問題進行法庭調查。他問道：“張春橋，你是不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先後在北京、上海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張春橋的思維已經到了一九六六年初他和姚文元合謀策劃批判吳晗、鄧拓和廖沫沙的時候，他對姚文元等人說的話：“現在我們批判這些修正主義分子呢，說不定到了什麼時候，這些牛鬼蛇神翻起身來就會和我們清算。那時包括我們現在的這些活動都會變成了罪行。法律在任何時候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法律是沒有的。”
　　姚文元說：“那好吧，到了人家批判你的時候，我給你辯護去。”
　　“恐怕到了那個時候，就連你也牽連進去了。我們是一個籠子裡頭的鳥，誰也跑不了啦。”張春橋說，“修正主義上了台，可是要用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努力來對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的。這點，毛主席也在對我說話時說到了。”
　　王戰平見他還是不說話，就讓人公開宣讀有關的證詞：
　　原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一日的證詞說，一九六七年九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宣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他說：“今天除了徐景賢以外，其他一箇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
　　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席馬天水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六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運動。”
　　同時，法庭還傳出了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張春橋在北京釣魚臺約見我的時候，說過‘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在我的記憶里，改朝換代就是張春橋一貫的指導思想。這一點，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作證。”
　　張春橋再次抬頭時，正好又和費孝通打了一個照面。他和這個學者並不面生，甚至說已經打了多少次的交道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還多次找張春橋談話，表示他對這場運動的認識。費孝通說得很誠懇：“這次文化大革命對國家是一場生死考驗，對於我來說則更是一個挽救。沒有這場運動，我可能就會滑入到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泥坑裡去了。像我這樣的舊社會出來的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和勞動人民堅決地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
　　當時，他對這個民主人士曾產生了好感。他對毛澤東說：“這場運動確實對各界的教育很大，連費孝通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得到了改造。他們的內心裡接受了毛澤東思想，我覺得這是我們這次運動的最大的收穫。”
　　毛澤東笑了笑說：“有些人接受了教育是真心的，有些人恐怕不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如果社會主義的改造那麼容易，那麼共產主義上就實現了。當然，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那麼苛求。就當允許他們有一個長期的改造過程。這個過程究竟有多長，恐怕是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現在，就連費孝通這樣的人也竟然跳了出來，成為什麼特別法庭的審判員。這豈不是證明了這些人的改造統統都是假話嗎？資產階級剛剛上台，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這就說明了這些人的動搖性和革命的不堅定性。這也是他們的通病。”
　　其實，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張春橋所講的話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我怎會隨便對一些中央領導人表態呢？還在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給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我們黨內的歷次錯誤路線的總清算。”毛澤東一口氣點了許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陳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說：“這些人都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鬧過彆扭的人。如果這次革命能對他們的錯誤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許多話，我不好再講了，但是你們講可以。你們的大多數人沒有經過同他們展開的路線鬥爭，就可以請他們來給你們當教員。但是你們一定要先批他們。否則他們還會在你們面前擺擺老資格。好像中國的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的。其實輪到他們自己的功勞，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體地分析出來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顯然是要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出來批判被他稱作“老右”的人們。
　　張春橋在正規的審判過程中，一直在思考着許多的問題。表面上看，他對法庭上調查的問題似乎漠不關心，連想都不想。其實，他對那些事情始終在認真地聽着，腦海里在盤旋着所有的過程。他突然覺得，法庭上所糾纏的那些，其實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後來赤衛隊、紅革會掀起的“炮打張春橋”的幾次鬥爭中，早已經提出來過。毛澤東看了他們所總結的材料，說“????，一文不值！他們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僅打不倒你張春橋，反而恰恰證明了你是正確的，是好同志。”
　　現在他們表面上是在審判我張某，實際上特別法庭的矛頭處處是在針對毛澤東的。就是連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也看出了他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說的具體些，我張春橋就沒有那個本事把這些出生人死的老將帥們整得死去活來，也不可能給他們定這樣或那樣的罪名。一句話，我沒有那個權力！
　　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凌晨，也就是在所謂一月革命風暴的前夕，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政協禮堂三層休息室里接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錶王洪文等人。他們一個絕妙的談話。王洪文對他倆說：“赤衛隊和國綿十七廠的一些人要造張春橋同志的反，說張春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張春橋說：“這個情況我知道。他們連打了三次電報，叫我回去檢查，否則一切後果是叫我負責。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他們是胡鬧，不要理他們。”
　　王洪文說：“他們已經來到了北京，要找周總理告你。”
　　張春橋哈哈笑道：“雕蟲小技，不值一提。來告我們，我們也不怕！”王洪文說：“當前運動可能有反覆。我們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組的處境也很為難。”張春橋依然笑道：“你們不要把他們估計過高，你們不要替我們擔心。”
　　姚文元說：“你們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時候，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還是占統治地位的嘛。儘管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他們占了多數。但是，他們是因為群眾不了解他們的情況，一旦了解了情況，就會迅速反戈一擊，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的。中央是不會把文化大革命停下來的。這一點，我們的毛主席決心已經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時候，這種鬥爭也是非要進行到底不可。我想我們的同志們已經也應該深刻地感覺到了這一點。”
　　王洪文說：“這個我們早就感覺到了。”
　　張春橋這時還沒有意識到眼前這個小伙子將來會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絕對不會寂寞的。他的脫穎而出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那時的不怕，是因為他們有毛澤東的強而有力的支持。現在這個巨人已經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國一下子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個教訓還輪得上我們這一代人吸取嗎？張春橋在問自己，也似乎在問所有的人。
　　這就是張春橋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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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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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他總是在散步 沒完沒了地走
　　張春橋回到監房後，在床上剛剛休息，醫生和護士走了進來，他們打開量血壓的機器，就要給他往胳膊上戴，那個醫生想要說什麼，被張春橋粗暴地打斷了：“請你不要和我說話，我已經很累了，現在什麼樣的醫療都是多餘的。我最需要的是休息。”
　　醫生們並沒有使他為難，見他拒絕進一步的檢查身體，就草草地結束了他們的例行公事，退出了監房。他們對監管人員說：“張春橋的情緒很特別，需要你們的高度注意。據我們的經驗，這樣的人有自殺的可能。”
　　但是，這一回證明醫生們錯了。他們錯誤地認識了這樣一個對象。
　　此刻的張春橋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恰恰是想如何活下去？活着如何能看到他所希望的那種局面。這次法庭調查，對他的刺激真是太大了。特別是所謂紅衛兵代表的蒯大富的作證，使他對當年的一係指示更有了深刻的認識。
　　“你別看現在的五大學生領袖口號叫得比誰都厲害，他們將來是分化的。肯定會有人經不住考驗墮落下去。”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對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說，“現在他們已經頭腦發勢，誰的話都聽不進去了。如果連我的話都不聽，那麼你們的話就更聽不進去了吧？什麼人的話會對他們有效，那就是壞人的話他們聽起來順耳。紅衛兵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有很大的功勞，學生運動必須要和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相結合，這是歷史的證明。、如果僅僅是在學生的圈子裡鑽着，肯定要走向他們自己的反面。到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他們還會把鬥爭的矛頭轉向我們。這一點你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現在的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這個蒯大富，他曾經對他抱有很大的希望，沒想到他會在法庭上用那一種敵視的語氣和嘲弄的語言來說話。這太使他感到意外了。
　　他曾經研究過這個學生領袖的全部情況：蒯大富生於一九四五年，他的父親是江蘇省濱海縣一個普通的農村幹部，父母親都是共產黨員。他在家裡是老大，還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一九六三年九月，這個農民的兒子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成為一個大學生。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澤東批準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廣播並發表後，蒯大富也積極響應了毛澤東的號召，起來造反。在劉少奇的指示下，以葉林和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清華大學後不久，蒯大富認為這個工作組沒有代表他們的利益，所以再次奮起，提出了要讓工作組滾蛋的口號。薄一波在六月十九日指示說：“蒯大富要趕工作組，是不要黨的領導。這樣的牛鬼蛇神跳了出來。我們正好反擊。”於是到了六月廿一日，蒯大富在張大字報上寫下了這樣的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王光美聽了匯報，馬上指示：“蒯大富要奪權，奪誰的權？奪共產黨的權！這樣的人難道不是反革命嗎？如果我們不和他展開鬥爭，那我們的工作組還呆在清華幹什麼呢？”
　　薄一波親自打電話給工作組組長葉林，布置反擊的具體辦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廿四日，葉林在清華大學學生集會上發表講話說：“目前有一股風，是陰溝里冒出來的風，那就是敵人肆無忌憚地攻擊工作組，反對工作組。我在這裡再一次宣布：工作組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派來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不是反革命又是什麼呢？所以大家要擦亮眼睛，堅決同蒯大富劃清界限，堅決同他展開鬥爭。”這下會場大亂。
　　劉少奇聽取了匯報後，馬上指示王光美等人：“清華的反蒯是正確的，不把這樣的人打下去，我們的運動就不能健康地向前發展。對蒯大富這樣的反面教員，你們就是要緊緊抓住不放，讓他交出後台來嘛。”
　　這樣，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蒯鬥爭就在清華開展起來了，蒯大富在多次被揪出鬥爭以後，要求到中南海喊冤被拒絕後，宣布絕食，以死抗爭。
　　張春橋從一個簡報上看到了這個消息，馬上對江青說：“薄一波等人的這些做法太過分了。一個二十來歲的學生，怎麼能成了反革命？再說，毛主席並沒有什麼工作組，他們這樣干，不是明明白白地壓制學生運動嗎？我看蒯大富起碼不是反革命。”
　　江青說：“清華大學是劉少奇同志親自抓的點。中央有個規定，劉少奇的點，中央文革小組不能隨便去清華領導運動。但是那裡的情況可以隨時向主席報告。”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澤東從南方回到北京後，康生和張春橋等人親自向毛澤東匯報了清華大學的情況，其中蒯大富問題成了清華大學的一個重要話題。毛澤東氣憤地說：“蒯大富要是成了反革命的話，那麼整個北京的革命派都應該殺頭了。什麼工作組，我看就是為了控制整個運動的，是保黑幫的。這次運動就是不能用派工作組的辦法。你們仔細再做一些調查。看看派工作組究竟有什麼好處！”
　　毛澤東指示工作組統統撤出去的決定通過後，以李雪峰為首的北京市委要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召開全市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康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說：“可以找人把清華大學的蒯接來參加大會。”劉少奇堅決反對，說：“蒯大富怎麼能成了積極分子呢？他不能參加會議。”康生說：“他最先起來造舊黨委的反，為什麼不是積極分子？我看他最有資格參加會議。”劉少奇說：“你對清華大學沒有做過細緻的調查，你是沒有發言權的。”康生拍着桌子說：“工作組把人家的團籍開除，在大會上進行圍攻，這叫什麼辯論！不許蒯大富上中央告狀，起碼是不符合國法和憲法的。這樣的人就是積極分子，我堅決主張把他接來參加會議。這就是對他的一種支持。”
　　於是，康生派王力和關鋒親自去把蒯大富接來，參加了這次會議。
　　張春橋看望這個學生時，特地說：“你是毛主席把你解放出來的。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革命政策，也就不會有你的今天。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是要置你於死地的。”
　　當時，蒯大富連聲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當蒯大富解放後，組織了新的紅衛兵，名稱叫井岡山兵團，後來組織成“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成為全國很有名氣的造反派組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勢力和劉少奇等人的矛盾日益尖銳化後，毛澤東下了整垮劉少奇的決心。這時，張春橋想到了那個蒯大富。他在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會議上對江青等人說：“我們就是要用蒯大富這樣的小鬼打倒劉少奇這樣的大鬼。該給蒯大富等小將們放放手了。”
　　陳伯達馬上就說：“派工作組的懷仁堂會議主要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兩人搞的。北京抓在他們手裡，他們想搞一個樣板，把全國搞成了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見的人。他們就千方百計地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和右派。清華大學的那個蒯大富完全失去了自由，要到中央辦公廳去談問題，還有兩個人押着去談，可見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春橋同志的建議很對，完全符合主席的思想。”
　　所以才有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張春橋約見蒯大富那一次談話。
　　張春橋反覆回想，記起了那天的情形。但不是張春橋主動地約見他，而是蒯大富幾次打電話，說是有重要的情況報告。張春橋請示了江青和康生以後，才和蒯大富定了時間。那天下午，蒯大富一見到張春橋，馬上送了一大包材料說：“現在清華的形勢很好，包括劉少奇的女兒劉濤都揭發出了劉少奇的大批問題“，我們懷疑這個傢伙還要繼續進行反撲，和我們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清華的一些人在繼續整理中央文革的黑材料，目的就是要繼續掀起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逆流。我們希望中央文革給我們下達戰鬥任務。請春橋同志轉告江青同志和毛主席，我們三司誓做中央文革小組的鐵拳頭。你給我們下達戰鬥任務吧。”這時，張春橋才說：“你們既要做好勝利的準備，也要做好失敗的準備，特別是劉鄧那些人上台的準備。這場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形形色色的阻力。這次的阻力是很可能要在一定的時候和情況下得勢的。”
　　蒯大富拍着胸膛說：“請中央首長放心，我們不怕！”
　　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們在用各種花招向中央文革和毛主席進攻。你們能眼看着他們的破壞活動而熟視無睹嗎？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把他們在歷史的各個時期的問題和罪行統統都揭發出來，調查清楚。不要使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廢。”
　　蒯大富當場保證：“請春橋同志放心，我們一定要聽中央文革首長的話，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保證不讓這場革命在我們手裡而失敗。”
　　現在，當年的這個小將已經不記得他的話了，而把一切都推到了自己身上。好像打倒劉少奇的起源和原因，就在於自己和蒯大富的這次談話。簡直是笑話，天大的笑話！張春橋一邊在監房裡散步，一邊出神地思考着當年的往事。他想起了蒯大富那批學生領袖們到了後來，發展到自行其是的地步，任意把中央的一些機密活動公開，甚至把打倒的對象隨意升級。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三日，張春橋在接見三司的代表時，就說：“回去告訴你們的蒯大富同志，你們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關於重新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這些文章。只有把你們的隊伍好好地整頓成為一支有紀律、有覺悟的革命中堅，你們才有可能在新的鬥爭中經受得住考驗。否則你們一定要成為自己的反面的。”
　　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傳達了毛澤東的一個批示：“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大不一樣。這樣，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紀律性。駐京部隊訓練革命師生的經驗很好，很有成效，應當在全國推廣。”張春橋對蒯大富等人說：“你們要成為落實毛主席指示的模範。革命左派如果不進行學習，不講究鬥爭策略，就會變成極左派了。”
　　這些話，蒯大富是一句也記不起來了。他只會到了生死考驗的關頭把所謂的責任推給了他們認為可以推給的人，以解脫他們自己。張春橋憤憤地想道。
　　張春橋不停地在監房裡散着步，走過來再走過去，思維一直在毛澤東講過的話語裡轉悠。他在暗地問道：“毛主席親自領導均文化大革命難道果真就這樣失敗了嗎？中國難道真要走一段蘇聯走過的道路嗎？”
　　他想起了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一次談話：
　　“蘇聯大反斯大林，吹起了全民國家和全民黨的謬論，好像無產階級專政可以不要了。這就變成了修正主義。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是工人運動經驗的總結。但是，除了只存在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以外，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親自看到過他們所畢生努力爭取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現。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的領導下，在一九一七年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接着又勝利地建設了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從此由理論和理想變為活生生的現實。但是蘇聯的革命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他們經受了十四個資產階級國家的進攻。早期的蘇聯，經歷過內戰、饑荒、經濟的困難、黨內宗派分裂活動的嚴重折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時間內，在西方國家開闢第二戰場之前，蘇聯曾經獨立經受了並且擊敗了希特勒和他的夥伴們的幾百萬軍隊的侵略。所以，蘇聯提供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是我們必須牢牢地吸取的。”
　　什麼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呢？
　　張春橋從他的歷次談話和所發表的文章里認為主要是五條：
　　(一)無產階級必須要有依靠先進分子組織起來的黨。這個黨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針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來，密切聯繫群眾，成為真正的先進分子的領導核心。
　　(二)無產階級在這個黨的領導下，聯合勞動人民，從資產階級手裡奪取政權。
　　(三)在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消滅階級。
　　(四)無產階級必須實現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並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鬥。
　　(五)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努力取得各國勞動人民的援助，並且努力援助各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蘇聯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和發展。可是，現在這個革命如同存在了七十二天的巴黎公社和蘇聯近四十年來的經歷一樣，都失敗了。這是為什麼呢？
　　張春橋在十幾平方米的監房裡走呀走，走呀走，永遠走不出去，永遠沒有最後的目標和最後的結尾。這一切究竟是巧合還是一種歷史的規律，他在反覆地思考和問自己。最後他還是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做了總結：“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但是，他也知道，他所講的這個勝利實際上是遙遙無期的。
　　“張春橋，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武鬥，攪得全國不得安寧，這樣下去怎麼能不出問題呢？你好好想一想，你們之所以到了這個局面，除了華國鋒是出自於自己的利益和私有目的外，其餘的人都是出自對你們的痛恨。這個教訓難道不應該仔細的反思嗎？”監管人員看到張春橋只是自己在監房裡散步，忍不住對他說。
　　這倒勾思起了張春橋過去的往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張春橋陪同周恩來、陳伯達和江青等人參加“首都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時候，江青在講話中宣布解散“西城區糾察隊”等鎮壓革命的非法組織的時候說：“這一小撮壞人大搞武鬥，打人、抄家，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有無產階級的大民主。因此，對於社會上的一小撮殺人犯、打人、破壞革命的一小撮壞人，就是要堅決地施行專政和鎮壓。”
　　張春橋也說：“凡是搞武鬥的人，都是要隱瞞他們的反革命目的的人。真正光明正大的人是不會搞那些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壞事的。”
　　第二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和張春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為奪取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新勝利誓師大會”上講話時，江青再次說：“敵人是不會自動地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有各色各樣的代表人物，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後，特別是一些反革命的幕後人物，我們必須要高度注意。他們煽動武鬥來要挾我們，用武鬥這種形勢來鎮壓造反派，這是當前一小撮階級敵人和走資派玩弄的花招。我們必須揭露。”
　　張春橋在會上也說：“敵人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有選擇武鬥才能挽救他們失敗的下場。其實，這也只能是他們的垂死掙扎而已。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對這類社會現象進行階級的分析。絕對不能讓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陰謀得逞。”
　　正是他們為了粉碎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的陰謀，經過中央文革小組的研究，他們制定了一九六六年的《六•六通令》。張春橋記得。他當時在上海宣讀那個通令的時候，特意講道：“為了維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保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保護大鳴大放大字報的正常進行，糾正最近出現的打、砸、搶、抄、抓的歪風，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混水摸魚，乘機搗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頒發了‘六•六通令’，要求對搶奪、竊取、破壞國家設備；侵占、砸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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