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在今年下半年舉行十七大，主要焦點在是否將決定下一代領導核心的人選，而另一個看點則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度。

　　去年底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關注，由於他普遍被外界視為胡錦濤的文膽，文章的代表性以及出現的時機顯得耐人尋味。

　　新華網2月26日刊登總理溫家寶的長篇文章，更把外界對於中共是否將進行政治改革的討論推向另一個小高峰。

　　有趣的是，這篇題為《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的文章，卻引發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解讀。

　　一派從文章中發現了中共準備推動政治改革的信號，認為溫家寶的意思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才能持續、健康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也能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誤解、批評，甚至消除“中國威脅論”。

各種壓力迫使中共進行政改

　　另一派則得出相反的結論，認為“我們必須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這句話，暗示着中共在未來100年之內沒有實行民主的計劃。
政治改革（民主化）對中共而言是一個老問題，有比喻稱政治改革猶如騎自行車，可以慢行，但無法停止，否則就要翻車。然而“不改革亡國、改革亡黨”的兩難卻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化解。

　　各種內外壓力正逼迫着中共進行政治改革。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說，中國群體性事件從1993年的1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參與人數也從73萬增加到307萬。

　　有媒體引述公安部長周永康在2005年7月的話說，群體性事件的數量10年間增加了六倍多，特點是數量明顯增多，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組織化傾向明顯。

　　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原因大多數是政府或官商勾結侵害民眾利益，尤其是在農村徵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移民安置等問題上更為突出。

　　從消極面說，政治體制改革是監督權力來根治腐敗的良藥，否則群體性事件持續激烈，最終將造成社會全面的動盪並威脅中共統治。

　　中國政府的稅收自2000年以來每年都增長超過20%（2002年除外），也超過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幅，2006年入庫稅款共3萬7636億元（約7429億新元），增長21.9%，增收6770億元。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和瓦爾納從1971年到1989年對97個發展中國家的追蹤調查發現，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政府可以靠攫取資源生存；缺乏資源的政府唯有通過向公民徵稅作為財政來源。

　　他們因而提出一個理論，政府要徵稅，就必須提供公共服務作為交換，在交換過程中政府也必須逐步回應公民的其他要求，包括責任究問（accountability），善治良政（good governance），最後進入到民主自由和選舉政治。

　　換句話說，徵稅和代議政治的互動，是現代化國家的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按照這個理論，中共稅收增長幅度越大，就越不能不顧及社會對它的期待，尤其是納稅人對自身權利的要求。這是政治體制改革積極面的壓力。

　　另一個不能忽略的次要因素是台灣。民進黨一直用民主作為對抗與大陸統一的理由，台灣的民主開放也對大陸知識界形成一定的吸引力，雖然台灣政局近來的發展已經削弱了台灣民主經驗的光環，它依然挑戰着中共統治全中國的合理性。中共推進政治改革不但可以緩解民進黨的挑戰，也能化解台灣民眾的反感。但是這些壓力並不意味着中共就會選擇政治改革，這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改革動力。

改革過程不能傷害集體利益

　　中共最近精簡地方黨組織，規定一個書記配兩個副書記。有統計指當局必須因此安頓10萬個失去位子的幹部，其中謠傳的一個做法是把他們從地方黨委轉到地方政府去繼續當官。

　　中共維繫政權所依靠的幹部隊伍已經是個有獨立生命的龐大利益集團，如何在改革過程中不傷害集團的利益，引起他們的抵制甚至反對，是中共展開政治改革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

　　中央黨校最近公布的一份調查顯示，只有8%的領導幹部關注政治改革，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問題也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包括“失業”（6.3%）、“看病難看病貴”（5.4%）、“農民負擔”（2.7%）、“教育不公平”（1.8%）等。

　　最得到領導幹部關心的是“保持社會穩定”（67.9%），有分析認為這意味着中共黨內缺乏改革動力，政治精英更關心自己的利益，也就是維持對他們有利的現狀。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削弱他們的權力，自然無法獲得支持。

　　領袖的個人因素有時能決定歷史，根據馬玲和李銘合著的《胡錦濤新傳》，胡錦濤有政治抱負，他改革的步驟是：先贏得民心，再穩住社會，最後進行深層次改革。

　　從現有的形勢看，胡錦濤選擇不改革，絕對可以平穩做滿總書記任期，把問題留給接班人。政治改革必須承擔很大的風險，無論結果，都是不朽的功業。

·作者是《聯合早報》北京首席特派員。本文改寫自作者在特派員論壇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