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三十五周年之際，有一名法國記者問鄧小平：你在長征中起什麼作用？鄧小平沉默良久，最後才迸出三個字：“跟着走。”

是啊，對於這場連敵人也不得不承認是偉大壯舉的艱苦長征，鄧小平能說些什麼呢？在長征中，他是一個不那麼光彩的角色，始終只能默默無聞地跟着隊伍走。不知諸君注意過沒有，在大量有關長征的回憶錄和史料中，回憶和撰寫的人上有當時長征的領導者，下有普通的紅軍戰士，似乎從沒提到過鄧小平；在反映紅軍長征題材的影視劇中，幾乎所有的開國將帥乃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有濃墨重彩的描寫，唯獨沒有鄧小平的鏡頭。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鄧小平在長征中是《紅星報》油印員和主編。《小傳》中提到鄧小平參加了遵義會議並擔任記錄員和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這是有質疑的。鄧小平究竟是否參加過遵義會議，在黨史上一直有爭議，鄧小平生前對此也三緘其口，含糊其詞，而且當時參加過遵義會議的人事後回憶也從沒提到過鄧小平。據史料記載，遵義會議的記錄員是陳雲和伍修權（同時擔任紅軍軍事顧問李德的俄語翻譯）。紅一軍團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羅榮桓，後來是李卓然。在長征中，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是朱瑞，副主任是羅榮桓，直至長徵結束。
在中央蘇區時期，鄧小平長期擔任瑞金中心縣的縣委書記，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就在瑞金，鄧小平的職務就相當於現在的北京市委書記，地位可不低。中央作出長征的決定後，鄧小平是擬被留下堅持蘇區鬥爭的，鄧小平得知後，拍台打凳，上躥下跳地大吵大鬧，堅決不肯留下，聲稱“哪怕當反革命也要跟上隊伍走”。

鄧小平這種明里是不服從組織決定、實際是貪生怕死的惡劣行徑，影響極壞，暴露了其奸猾狡詐的本性，引起人們對他的極大鄙視，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就是因為看不起鄧小平，憤而和他離了婚。紅軍長征時，鄧小平如願以償地跟着走了，但是是在被一擼到底、留黨察看的情況下，放到挑夫連里挑着沉重的擔子開始他的長征的。挑夫連是用來懲戒革命隊伍中的動搖分子和犯有嚴重錯誤人員的機構，實際就是一個勞改部門，鄧小平就是這樣不光彩地走上了他的長征路。

在鄧小平看來，付出這點代價還是值得的，因為如果留在紅軍主力撤出後的中央蘇區堅持鬥爭，那是凶多吉少、九死一生的，跟上長征隊伍，那活命的機會可就大得多了，除非整個長征隊伍全軍覆滅，才會輪得到他鄧小平。在挑夫連里，辛苦是辛苦些，名聲也不好聽，可那絕對是安全穩妥，沒有風險，既不用象長征領導人那樣每天焦慮萬分、殫精竭力地為長征隊伍謀劃出路，還要承擔失敗的風險；也不必象普通的紅軍戰士那樣每天奮勇拼殺，流血犧牲。挑夫連儘管有武裝人員嚴密看押，但變通過來講那就是嚴密的保護呀！且處在長征隊伍中最安全的部位，鄧小平的老謀深算真是無人能望其頂背！

事實證明，鄧小平確實是老奸巨猾到了家。留下堅持蘇區鬥爭的人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報復下大量的犧牲，上至曾經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下至紅軍戰士和革命群眾無不大批地倒在敵人的屠刀下，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和妹妹毛澤建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為革命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堅持蘇區鬥爭的艱難困苦程度甚至超過了長征，一些人經受不住嚴峻的考驗叛變革命了，比如那個曾經和鄧小平一起領導百色起義的龔楚之，成了當時有名的大叛徒。鄧小平的精明使他避免了流血犧牲或當叛徒的可能，這也是鄧貓論思想在他自己身上的發揚光大：不管白貓黑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不管手段如何卑鄙，能保全自己就是好的，什麼名聲氣節可以統統不顧。

在鄧小平四面楚歌、狼狽不堪的時候，倒是有一個人以同情的目光注視着鄧小平，此人就是毛澤東。這時的毛澤東因受王明一伙人的排擠，大權被剝奪，只空掛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頭銜，也是差點被王明一伙人留在蘇區，因絕大多數領導人強烈反對而作罷。在長征初期，毛澤東也只能跟着長征隊伍走，沒有任何發言權，因此他對鄧小平有同病相憐之感。加之在1934年反所謂“羅明富農路線”時，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一起被整，毛澤東是一個重感情的人，愛屋及烏，自然注意上了鄧小平。以後，毛澤東得知弟弟犧牲的消息後，把對兄弟的情誼部分轉移到鄧小平身上，縱觀毛澤東的一生對鄧小平都是偏愛的，始終割捨不下，直至1973年讓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時，毛澤東還提到1934年的那件事。然而長征初期時的毛澤東大權旁落，對鄧小平是愛莫能助。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掌大權，他很想把鄧小平提拔上來，但由於鄧小平的影響太惡劣，大家還記憶猶新，都強烈反對，所以毛澤東也只能慢慢來，但還是把鄧小平從挑夫連調到《紅星報》做油印員，雖然地位沒有什麼改變，比起每天挑着沉重的擔子氣喘吁吁地在崎嶇的山路上奔走要強多了，長徵結束時，鄧小平擔任《紅星報》的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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