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上億元的豪華別墅、又是狂歡的豪華車市場，還有豪華俱樂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據有關媒體報道，北京頤和目聽鸝飯莊西安分店一桌豪華“天龍御宴”就吃掉36.6萬元（折合黃金8斤），相當於貧困農民3660人全年總收入。2004年8月，雲南昆明一盒月餅售價31萬元、一部手機售價21萬元，一個8個8字的電話號碼拍賣價70萬元。2005年國慶期間，上海金荗大廈舉行過一場超“百萬元婚禮”。至於中國賭徒到澳門和美國賭城豪賭，一次就輸掉幾百萬上千萬美元，已非罕見之事。……這與數以千萬計的普通工農勞動民眾處於貧困狀態，在為生計而苦苦煎熬的情形相比較，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屍骨”呵！真不知當今中國究竟是誰在做主人的社會？
這些富豪們是如何發家的？2005年8月18日《中國青年報》刋載的洪巧俊《還有多少可以一夜暴富》，該文先引述別人的文章道：“相當部分中國富豪並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他們大多通過‘發現’國有資產的價值，並且用低廉的價格購買國有資產，從而在一夜之間獲得巨額利益。”接着舉了一些事例後說：“富豪們極富戲劇的暴富經歷，也使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弊端暴露無遺。追溯原因，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其個人主觀因素的考量上，更應該注意制度層面的思考。”我們確實應該深刻反思近年來為什麼會以年增長1---5倍的速度造就出如此眾多的富豪，又為什麼會產生出約1.92----5.05億左右的貧困人口，以及為什麼社會主義的中國會在貧富差距方面與資本主義美國相比毫不遜色（1994年美國《商業周刋》報道，美國最窮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7%，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6%。而在中國，最窮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
譚雄偉在2006年2月9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高素質的新富豪是“呼籲”不來的》一文說：我們的改革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政府掌握着絕大部分的資源，資源主要由政府來配置，可是我們又缺心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同時又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於把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的當權者去支配，這當然就給了當權者以權力尋租的機會。這意味着，誰能夠與權力掛上鈎，誰能夠與政府或政府中的某些關鍵人物建立“關係”，誰就能發財，權力關係決定着誰能夠成為富豪。這種權力格局逼着每個想發財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之路。在上世綸八九十年代社丟上流行的一句話：“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典型地說明了某些人發發家致富的浮蹤背景。某些善於鑽營的“膽大”者利用時代提供的“機遇”，拉擾關係、依託權力迅速發財。這也造成了發展機會的不平等，當某些人不光彩地一夜暴富的同時，他們也會利用極力與金錢將其他人擠出發財的“快車道”。於是我們看到，一方面，某些人迅速富裕起來，在短短的時間裡聚斂了上億甚至上百億的資產；另一方面，有國企職工下崗，有農民失地，社會結構已經產生深深的斷裂。
此外，富豪們又主要是通過剝削廣大工人勞動者發起家來的，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監察郭門有關人士曾詳細揭露了部分企業剋扣工人最低工資的多種違法手段：（一）將不屬於最低工資組成部分的收入列入最低工資，這是支付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案件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況，在勞動密集型企業比較普遍。如某服裝廠職工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大約1000元，看上去企業支付的工資超過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690元，但實際上該企業加班現象嚴重，在1000元工資裡面加班費大約要有500元左右，因此工人的實際工資只有約500元，低於上海市69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某電子廠規定職工工資是690元/月，這似乎正符合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規定，但其中包括飯貼30元、車貼50元，而根據有關規定，飯貼和車貼都不作為最低工資的組成部分。（二）試用期人員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金屬製品公司規定所有新進人員工資一律按600元/月支付，經過一段時間不等的“試用期”並經單位考核為熟練工後，再按照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底薪。（三）計件定額過高導致職工收入達不到最低工資標準。某製衣廠實行計件工資制，所規定的計件定額奇高，根據規定的計件定額標準，職工在提供正常勞動情況下所得的月工資僅為420元。（四）實行年薪制或按考核周期兌現的出力動者，企業預付的工資低於最低工資標準。如某銷售公司對部分職工採取的是按考核周期兌現工資的工資支付方式，公司規定每季度考核一次，考核後計發工資，平時則每月預支500元給職工作生活費。（周凱：《誰動了我的最低工資》，2006年9月2日《中國青年報》。）在盤剝工人以謀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方面，資本家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呵！
2006年8月21日《中國改革報》發表該報記者雲富采寫的報道，現摘錄於下：
前不久頻發的礦難不僅使煤礦安全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把“煤老闆”這一特殊群體推到了前台。近日，記者奔赴雲南省宣威、富源等地，走近這些“煤老闆”，了解他們的黑白人生------
走近“煤老闆”
一萬三：唱歌喝茶吃頓飯
一壺茶380元、一頓午餐4500元，唱幾首歌花了9000元……親眼目睹了宣威市文興鄉某煤礦的王老闆一天的生活，記者真正領略到“揮金如土”的氣勢。
7月14日上午9時，記者在宣威市龍堡大銜上一茶室里見到了王老闆，他的價值65萬元的豐田路霸越野車就停在茶室門口。他十多熟練地向服務員說，來一壺380元的龍井。他說本想破例請記者到其家裡去坐，但在茶室里顯得有氣氛，同時還讓人覺得有品位。前年底，他在該市文興鄉從別人手裡花750萬元買下了兩口井，過上了煤老闆的生活。
基本是幕後管埋
“我的煤礦設計年產3萬噸煤，礦上有工人200餘人。”據王老闆介紹，綸並沒有直接參與煤礦管理，一般都是在幕後進行管理。礦上設有礦長一人。選礦長時要非常小心，必須是自己比較貼心的人，而且還要精通煤礦生產程序及管理辦法，因此開的薪酬也就比較高。礦長以下又按生產、後勤、安全、運輸等設了幾個副礦長。王老闆說，在正常開採的情況下，他一般要一兩個星期才會到礦山上一次，或者到發工資的時間才送錢上礦上，平常很少上山。遇到煤礦有事，他就通過手機與礦長等聯繫。
招待是筆大花費
10時30分，礦長來電話說有需要招待的朋友要在這兩天到礦上，要王老闆先“打點”一下。掛斷電話後，王老闆立即翻開電話簿，在電話里約定相關人員在宣威一著名酒店吃飯。11時30分，他先到灑店訂好包房，坐在那裡等着客人到來。席間9人喝了5瓶五糧液，結帳時，記者看了一下帳單，這頓飯花了4500元錢。他說，接待這些人一頓吃掉幾千塊錢不算什麼，有一次他請某個單位的朋友吃飯，然後又到昆明去娛樂，一次就花了7萬多元。有時一個月要接待十幾起，這是很大的一筆花費。
晚上，王老闆專門邀請記者等朋友一起，趕到曲靖一豪華KTV包房唱歌。為了避免別人打擾，王老闆花9000Ô包下了其中一層。
“小王，叫幾個漂亮的小姐過來陪我們唱歌。”王老闆剛到包房裡坐定，立即招呼一個媽咪過來。隨後媽咪叫了十餘位年輕漂亮的女孩進來。這些女孩顯然都認識王老闆，齊聲叫着“王總好”和王老闆打招呼。
“有的人很勢利，如果你的行頭太差，就會對你挑鼻子豎眼睛。”王老闆說，他買了一套12萬元的西服、14000元的皮鞋、7萬多元的一塊勞力士金表，把自己武裝一新。
記者在富源、宣威一星期的採訪中，共了解了9位煤老闆。這些人多數出手闊綽，能把錢認真當回事的沒有幾個。煤老闆們大部分文化程程普遍偏低，文化最高的就是高中畢業，個別甚至連小學都還沒有畢業。
寶馬車撐門面
“沒有哪個煤老闆是一蹴而就的，我說是是實話。”7月18日，富源縣富村鎮的煤礦老闆劉某說。
劉老闆今年41歲，臉膛黝黑，個子粗矮，身體壯實，講話嗓門特別大，一身名貴的西服穿在身上顯得有幾分滑稽。他經營的煤礦在富源算一個小型的煤礦，年產量兩萬噸左右；他的“坐騎”，是價值超過百萬元的寶馬越野車。他的發達軌跡，是當前富源縣眾多煤老闆發達路的一個影子。
2003年5月，劉老闆帶着表哥和小舅子，在請人勘察了村旁一座小山裡有煤後，申辦了相關證件，借來7萬塊錢，開始打礦井。為了節省開支，他們只在要封頂的時候請人幫忙，平時都是三人用竹簍一點一點把泥土背出來。就這樣，花了三個多月Í出了第一口井，經過有關部門驗收後，當年12月開始正式生產，列某也正式當起老闆，開始過起煤老闆的生活。他沒有僱人來當礦長，而是讓表哥當了礦長，此外，礦里主要職職能部門的負責人都由親戚擔任，他認為這樣做很放心。
一年幾百萬的收入，這是幾年前劉老闆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有了錢，劉老闆花錢開始大手大腳。他說：“有錢後，我把兒子從富源一中轉學到昆明最好的私立學校上學，每年好幾萬的學費。”今年年初，他花一百多萬元買了一輛寶馬越野車，把開了一年多的普拉多給了表哥。
“煤老闆”張狂的奢靡生活是建築在一次又一次煤礦事故殉難者累累白骨基礎上的！這種完全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才有的野蠻場景，居然出現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究竟說明什麼問題？
權貴與資本相結合，在當今中國推演了一場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鬧劇，而在這場鬧劇中培育出了多少“煤老扳”式的富豪，更使億萬勞動者陷入貧困化境地。這不真實地表明這種“改革”實際已蛻變為改向------使中國社會發展方向偏離出社會主義軌通了嗎？“主流學者”、“精英人物”無視這種事實，不准許人們反思、批評其推展的“改革”，動輒即給反思、批評者扣上“極左”、“保守”、“僵化”、“仇富”等帽子。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貧困人口還不夠多、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基尼係數不科學”、“超過0.4也不必擔必”。他們一方面在鼓譟當前中國的關鍵是要“製造中產階級”、“培育高素質的有產者”，另方面又在宣揚“低保制度養懶漢”之說，還將他們的那一整套思想主張標榜為“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我們真不知這些大人先生們還要把中國導引到什麼路途上去？真不知他們還想怎樣禍害中國普通百姓！

第二節 陷入貧困境地的勞模們

胡錦濤總書記在2005年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我國不同時期湧現出來的千千萬萬先進模範人物，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建立了卓越功勳。他們不僅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一代又一代先進模範人物，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了愛崗敬業、爭創一流、艱苦奮鬥、勇於創新、淡泊名利，甘於奉獻的偉大勞動精神，用自己的辛勤勞動譜寫了如歌如泣的動人讚歌，充分展示了中華民族頑強拚搏、自強不息的崇高品格，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時代風貌。廣大先進模式人物不愧為民族的精英、國家的棟梁、社會的中堅、人民的楷模。”然而，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功勳的勞模們，其現實生存狀況又如何呢？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經濟技術部2002年統計，建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共表彰21579人（22297人次），其中職工勞模19144人。在職工勞模中，撤銷稱號的有130人，已故4063人，尚未查實的有877人，查實健在的有14074人。各省（區、市）共表彰勞模257998人，目前查實健在的有181737人；國務院各部（委）評出的勞模約5萬餘人。健在的職工全國勞模中，30歲以下的占0.7%，31歲至50歲的占24.8%，51歲至60歲的占20.3%，60歲以上的占54.2%。在職勞模占43.3%，離退休勞模占55.5%。隨着經濟發展和各項政策的落實，勞模的生活水平總體上有所提高，但仍有部分勞模生活比較困難。據全總有關部門2002年所做的調查，在職全國勞摸中，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有860人，占6.1%；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低保線的有640人，占4.5%。還有少數勞模因本人或家屬患病、子女上學費用高、家庭贍養人口多等原因生活窘迫。問卷調查表明，有15.3%的勞模對目前的收入和生活狀況不滿意，有12.5%的勞模認為生活水平比上一年下降。從各省（區、市）總工會的調查看，省（部）級勞模的收入總體上少於全國勞模，生活困難的程度也大於全國勞模。勞模生活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原因主要有：
1、收入偏低。2001年，全國職工月平均工資為905.8元，而全國勞模月工資收入低於900元的有3747人，占29.7%。問卷調查顯示，有20.3%的勞模認為收入低是致困的主要原因。在收入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60名全國勞模中，退休的占71.1%，五六十年代的老勞模占78.8%。據甘肅省總工會調查，全省有62%的省（部）級勞模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200元至300元的占48%，200元以下的占14%。由於收入低，有的勞模連最基本的生活都難以維持。問卷調查還顯示，在全國勞模中，有529人被拖欠工資或退休金，占4.2%；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67人，占被拖欠人數的31.6%。有2151人沒有按有關規定增加退休金，占17.1%；有1436名勞摸所在單位沒有為其繳納養老保險金，占11.4%；有839人提前退休，占6.7%；有147人下崗失業後生活無着，占1.2%。
2、醫療費用負擔重。據問卷調查，在全國勞模中，有4608人患侵性病，占36.5%；510人患重病，占4.0%；386人因公（工）傷殘，占3.1%；340人患各類職業病，占2.7%。有的行業如採掘業，勞模患職業病和因公傷殘的高達19.3%。多病的身體需要勞模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而省的企業又不能按時報銷醫療費。問卷調查還表明，有5291人的醫藥費不能報銷或只能報銷一部分，占42.0%。其中，拖欠一年以上的有1466人，占27.7%，拖欠金額達578.27萬元，人均近4000元。據遼寧省總工會調查，該省省以上勞模被拖欠醫藥費在5000元以上的有313人，其中被拖欠萬元以上的有86人。問卷調查還顯示，有2440名勞模所在單位沒有為其交納醫療保險金，占19.3%。甘肅、青海等省一些沒有參加醫改的企業，實行每人每月10至20元的醫療費用包幹，有的只有3元，還不夠一次掛號的費用。各地醫療制度改革後，普遍提高了自付部分的比例，這對收入低的勞模影響較大，如北京市規定，醫藥費在1500元以內部分完全由個人負擔，超過1500元以上部分報銷60%。許多勞模患有慢性病或老年病，有的勞模因貧病交加而債台高築。曾受到毛主席接見的1959年全國勞模高雅仙，年輕時為支援“三線”建設到四川工作，退休後孤身一人回到故鄉杭州養老，因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她每月需支付上千元的藥費，而本人月退休金只有534元，高額的醫療費支出使她不得不放棄醫治。
3、家庭負擔重。一些勞模因家庭贍養人口多、家屬患病或下崗、子女上學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難。據對2002年全國總工會和民政部開展“愛心獻勞模”活動救助的1000名生活困難勞模的情況分析，其中配偶下崗或無收入的占27.8%，子女下崗或待業的占15.3%，家屬患病的占21.3%，子女上學負擔重的占16.3%。特別是一些低收入的老勞模，造微荷的退休金很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四川省退休的全國勞模牟彪，家中5口人，人均收入僅142元。雖然他已75歲高齡，但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外出打工。
4、住房比較困難。房改前，有些勞模主動把分房機會讓給別人，也有的因所在單位效益不好住房沒有改善。房改後，由於實行住房商品化，不少勞模買不起住房。問卷調查表明，目前還有4252名全國勞模的家庭人均住房低於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其中，人均建築面積低於10平方米的有1012人，占8.0%。在一些地處邊遠的軍工和“三線”企業，有的勞模至今仍往在五、六十年代建的十分簡陋的土坯房或簡易房中。
那麼，這幾年勞摸的狀況是否得到有限改善了呢？一份關於河南省老一代勞模生存狀況的資料頗可從一側面反映出一些情況，故特節錄於下：
2005年2月，河南省慈善總會舉辦的“關愛睏難勞模陽光活動”實施第三次行動，將籌集的10多萬元，在春節前夕分別發放給16名家庭貧困的勞模。這次行動使一個曾經備受社會敬仰、如今卻普遍陷入困境的群體凸現在公眾面前，而受到諸多傳媒的關注。在新時期，勞模的時代品牌價值如何在經濟社會中得到彰顯，使他們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
河南省慈善總會會長趙雨從河南省總工會了解到，該省目前有國家級勞動模範630人，省級勞動模範近萬人。近年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一些勞模收入低於社會平均工資。特別是有的勞模下崗或退休後，逐漸喪失了再就業機會和勞動能力，生活更為困難。譬如，1998年5月，一個普通的自行車修理攤子擺到了安陽市紅旗渠廣場附近。這個攤子的主人是安陽市第三自行車廠的下崗工人申書章。與其他攤主不同的是，申書章是1995年的全國勞動模範；當年“五•一”，他參加了以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1998年5月，他所在企業效益滑坡，申書章和上千名工人一起下崗失業了。下崗後，申書章立即遇到了一個現實問題：全家共有4口人在自行車廠工作，都下崗了；自己年齡大了，已無再就業的可能。不僅他本人，而且全家生活立馬陷入了困境。無奈之下，他只好作出利用自己的專業技術上街頭擺攤修理自行車以維持自己及家庭基本生計的決定。
全國勞動模範不得不靠修理自行車來掙錢糊口的舉動，在當地引起了極大反響。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是：在新形勢下，勞模的各種待遇如何落實？養老金誰來支付？對於像申師傅這樣多年來為企業和社會做出卓越貢獻的全國勞動模範，無論其所在企業效益如何不好，難道就真的無能為力，而只能迫使其自謀生路嗎？黨、政府以及全社會就不應該關注他們的命運嗎？
在河南，像申書章師傅這樣陷入生活困境的勞模又豈止一、二個？趙雲雨了解到原在內黃縣一家國企工作的呼六德，是位省級勞動模範。現在，他和老伴兒全部收入就是僅有的每月700元的低保金。而更為嚴重的是由於長期勤苦勞作，呼師傅落下了一身病，為治病，他欠下了6萬多元的債務。不僅僅是呼六德師傅，老一代勞模原本工資就不高，長期工作勞累又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患有多種疾病，為了看病而不得不債台高築，這導致他們的生活困苦不堪。趙雲雨說：“如果不親眼所見，真想不到勞模們的生活有這麼苦！”
鄭州市總工會生產部部長馬傑說，現在國家對老一代勞模的現狀很關心，對生活困難的勞模資助力度也很大。但“有一個現實問題是，由於老一代勞模在崗時的工資不高，退休後的待遇也隨之很低，在現在的生活水平條件下，顯得有些不足。”
以上所述，編摘自2005年2月27日《鄭州晚報》的一篇報道。憑實說來，河南省總工會、鄭州市總工會以及河南省慈善總會確實是想方設法資助陷入困境的勞動模範的。但僅僅依靠他們逢年過節杯水車薪式的微薄資助，或者聽憑着像申書章師傅那樣以自己僅存的體力和技術去苦謀生路，能夠使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勞模、尤其是老一代勞模們擺脫生存困境嗎？2005年9月4日的《工人日報》有篇報道：
關注:勞模黃淑文索賠獲法律支持

本報訊（記者郭強通訊員謝平）日前，黑龍江省鶴崗市的省級退休勞模黃淑文打贏了她的榮譽津貼官司。黃淑文將從判決生效之日起，每月得到勞動模範退休榮譽津貼80元，並得到補發的榮譽津貼6000餘元。據黑龍江省總工會勞模協會介紹，這是該省審結的首例此類案件。
　　 本案的原告為鶴崗市宴賓飲食服務公司，被告為退休女職工黃淑文。黃淑文1960年被授予黑龍江省財貿系統先進生產者稱號。2004年初，黃在鶴崗市總工會調查填報勞動模範電子檔案時，得知根據有關文件精神，自己退休後應享受退休單位每月80元的勞模榮譽津貼，於是找原告宴賓飲食服務公司索要。這家公司以改制時已與她解除勞動關係為由不支付。2004年初，黃淑文申請勞動仲裁，經鶴崗市勞動仲裁委員會仲裁裁決：宴賓飲食服務公司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4月每月給付黃淑文省級勞動模範退休津貼80元，66個月共5280元，並在此後，每月支付黃淑文80元。宴賓公司不服，一紙訴狀將黃淑文告上法庭。
　　 宴賓公司認為，現在的公司是從黃淑文退休前的國有企業改制而來，現已是私有。改制時黃淑文已退休，原國有公司已與黃淑文解除了勞動關係，且黃淑文的勞模身份未在省人事廳登記備案，故公司不承認黃淑文是省勞模，不予支付其榮譽津貼。
　　 黃淑文稱自己雖在改制前退休，但企業改制時按當時鶴崗市政府有關文件規定，自己仍屬改制後的企業退休職工，並出具了相關證據。至於自己是否是省勞模，有黑龍江省總工會編著的一本歷屆省勞模名單為證。
　　 雙方爭論的焦點是被告黃淑文是否與原告解除了勞動關係、被告黃淑文是否是省勞模。
　　 經一審法院認定，宴賓飲食服務公司主張與被告黃淑文已解除勞動關係，因無有效證據證實，故不予支持。黃淑文的勞動模範未在省人事廳登記備案，法庭認為造成此事的責任在宴賓公司，由於宴賓公司沒有及時履行相關手續致使黃淑文的榮譽缺乏備案，黃淑文沒有過錯。根據黑龍江省人民政府1998年頒發的第19號令第16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省勞動模範每月享受榮譽津貼80元（自1998年11月1日起施行），勞動模範離退休榮譽津貼由勞動模範所在單位支付，不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工農區法院判決：原告宴賓飲食服務公司於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給付被告黃淑文勞動模範退休榮譽津貼5600元（自1998年11月至2004年8月止）；並自2004年9月起每月支付被告黃淑文勞動模範退休榮譽津貼80元。
　　 一審判決後，原告宴賓公司不服，上訴至鶴崗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年6月27日，鶴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後最終維持了原判。

北京市朝陽區共有451位勞動模範，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長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貧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報記者對困難勞模的採訪錄：1960年北京市勞動模範馬慶香是北京3501廠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陽區水碓子附近一幛破舊的老樓里。馬老住的房子是單位分的一套兩居室，並不寬敞的客廳中搭了一張床，臥室的幾面牆是斜的，房屋內的空間更顯得狹小。馬老有4個孩子，其中3個孩子都在3501廠工作，家裡的生活條件都不太好。馬老和兒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兒離婚後，帶着孩子回到家裡，由於臥室只有兩間，只能在客廳搭住了6個人。馬老的小女兒告訴記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馬老突發心臟病，裝了心臟起搏器，自費花了2萬多元。談話間，馬老突然眼圈一紅，急忙起身走出房間。1985年全國勞模高家成，原酒仙樓糧管所黨委書記，在1983年至1985年連被評為北京市勞模，1985年被評為全國勞模。上世紀90年代，高老的獨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後，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發腦溢血，老伴每月不能報銷的醫藥費有1000多元，為了照顧癱瘓的老伴，他請了位保姆。而老兩口每月的退休費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醫藥費和保姆的勞務費後所剩無幾。1959年北京市勞模韓秀珍，原通州區商業幼兒園保育員，現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勞模補帖。韓秀珍身患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尿酸等多種疾病，每個月的藥費都要超過1000元。但她沒有任何醫保，所有醫療費都要自己負擔。老伴一個月有1200元，但身體也不好。她說，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轉肺炎，醫生說再不住院的話就有危險，要求她必須住院。但為了省錢，她楞是在社區衛生站打了4個星期的點滴，扛了過來。1960年全國勞模袁瑞雲，原河北省大產公社雙柏村幼兒園園長，現在每月三百來塊錢退休工資，和女兒、兒子及他們的家人擠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裡。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隨後女婿突發腦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壓、心臟病，每個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檢查費和藥費。大筆的檢查費不能報銷，實行醫保後，醫藥費滿500元才能報銷60元，老人的生活變得很拮据。於是老人和女兒、孫女擠在客廳的一張床上，兒子和媳婦住裡屋，騰出兩間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補自己的藥費。
為什麼勞模會陷入貧困境地？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年來私有化的“改革”使工人階級失去了同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內在聯繫，由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者和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主人演變而為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僱傭勞動者。
2005年4月30日，在全國勞模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大力弘揚偉大的勞模精神。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勞模精神，是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是激勵我們奮勇前進的重要精神動力。要在全社會廣泛宣傳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的先進事跡、優秀品質、高尚精神，給他們以應有的光榮和地位，推動全社會進一步尊重榮模、關心勞模、學習勞模，使勞模精神不斷發揚光大。”目前，貫徹落實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應該在全社會真正形成起尊重、關心和熱愛勞動模範的良好社會風氣，各級政府在工作崗位、生活待遇、養老醫療保險等各方面給予勞模以必要關照。而要從根本上使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偉大勞模從貧困境地解脫出來，則必須重回科學社會主義發展正道，發展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經濟，使以勞模為傑出代表的工人階級真正成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

第三節 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與貧困“代際轉移”

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貧困化首先是在工人階級隊伍內部發生，並且隨着所謂經濟體制改革及與之相伴的工人階級隊伍的分化而不斷加深的：“從1979年以來，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1979到1991年是第一階段，工人與管理者之間的差距尚小。1979年管理者的月收入是工人的1.181±¶，1983年為1.259倍，1986年為1.223倍，1991年為1.129倍。從1992年開始，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拉開了距離，其中1992年管理者的收入為工人的1.259倍，1997年為工人的1.347倍，2000年為工人的1.480倍。還應該考慮到，這些調查的樣本中缺少企業最高級管理人員。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年薪制之後，他們的年薪少則數萬元，多則上百萬元。根據1999年上市公司的報告，上市公司董事長年貨幣收入均值為47713.75元，月收入為3976.15元，最高（年）收入380000元，月收入31666.67元；總經理平均年牧入51434.67元，月收入4286.22元，最高（年）收入446500元，月收入37208.33元。（魏剛，2000）而2000年一家效益很好的大型企業工人的月平均收入只有763Ôª，只相當於董事長最高月收入的2.4%，總經理最高月收入的2.1%。”（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15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同工人階級與其所掌握的生產資料相分離而被迫下崗失業相適應，工人階級的貧困化愈益顯著。而在中國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的過程中，工人階級隊伍中出現了困難職工、乃至特困職工群體，這樣的群體的產生與長期存在，是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絕對貧困的反映。2002年，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曾對當時困難職工群體的主要情況做出下列歸納：（一）將所有符合條件的特困職工納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實。據全總在國家統計局專家指導下進行的調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國城鎮企業單位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特困職工有717萬人，按本次抽樣調查得出的特困職工家庭贍養人口係數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數為1641萬人，加上機關、事業單位特困職工家庭人口1046萬和民政部門確定的83萬“三無”對象，全國城鎮特困人口為1829.6萬人，廣泛分布在東北、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一些老工業基地以及軍工、煤炭、機械、有色冶金、紡織、農墾等生產經營不景氣的行業。這些特困職工大多由於本人下崗失業、無固定收入、所在企業停產而尚未破產、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經費負擔過重等原因而處於困境。一些職工一旦下崗失業，失去經濟來源，其生活境遇甚至比農村貧困戶還要艱難。內蒙古烏達、海勃灣及包頭礦務局的許多職工買不起口糧，靠賒購糧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揀菜葉和挖野菜維持生計。重慶南銅礦務局至今仍有321戶、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貧困使一些職工的承受能力已達到極限，有的地方出現困難職工賣血、賣淫，甚至發生職工自殺的悲劇。據重慶市對5家企業調查，近三年來困難職工絕望自殺的就有11廣人。為緩解特困職工的困難，各級民政部門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擴面覆蓋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據民政部統計，2001年全國“低保”資金共投入50億元（其中中央財政投入23億元），全國城市“低保”覆蓋面達到1189萬人，占民政部門認可的應保總人數1589萬的75%，占工會統計的1828.6萬人的65%。據地方工會反映，由於擴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對已經進入覆蓋範圍的部分“低保”對象，只完成了審批程序，救濟待遇還沒有落實到位，存在“等錢救濟”的現象。造成對特困職工應保盡保不落實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資金缺口較大，不少地方財政沒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打足“低保”資金預算。加之“低保”籌資採取分級負責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視財力狀況安排進入“低保”人數。二是一些地方沒有嚴格按照屬地管理原則辦事，沒有把轄區內的中央企業或省屬企業覆蓋進來。葛州壩集團公司5.5萬名職工中有特困職工3700戶8000餘人，每年需要“低保”資金600萬元，宜昌市因葛州壩集團公司是中央直屬企業，只給企業落實了由中央財政補助的120萬元“低保”資金。三是確定特困職工進入“低保”的政策標準脫離實際。許多地方在計算特困職工家庭收入時，把職工應得未得的收入視為實際收入；把年齡18至55歲省勞動能力的職工一律視為有最低工資保障；把家中有電視機等一、二件舊家用電器的視為不能享受“低保”的絕對條件，從而不允許納入“低保”範圍。據陝西省分管工業的副省長反映，陝西華山冶金車輛廠長期經營困難，目前800餘戶特困職工家庭，只有80餘戶240人進入“低保”，且因保障資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補助5元錢。地處武漢的中國第一冶金建設集團公司，在1093戶特困職工中，已進入“低保”的只百75戶，尚有1018戶未進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計算的職工虛擬收入水平超過了武漢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四是由於“低保”擴面擴大了民政救濟範圍，大大增加了工作的業務量和複雜程度，地方民政部門和基層街道、居委會缺乏相應的工作機構和人力、經費來完成這一任務。（二）下崗職工人數居高不下，解除勞動關係困難重重，實現再就業形勢十分嚴重。一是下崗職工的人數仍居高不下。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數字，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共2550萬人，2001年底仍滯留在“中心”的下崗職工為600萬人。據全總2002年1月對24個省（區、市）的統計，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共有798.2萬人，可見還有大量已下崗的職工未進入“中心”，也沒有按下崗職工統計。城鎮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人數龐大，其處境比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更為艱難。隨着我國加入WTO、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改革力度的進一步加大，職工下崗、失業問題更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業與下崗職工解除勞動關係時，存在經濟補償難、清還債務難、社會保險關係接續難的問題。目前，多數企業無力支付經濟補償金，難以償還拖欠職工的債務。遼寧省僅以工資、集資款、醫療費等項計算，企業拖欠下崗工人的債務人均1萬元左右，75%的企業無力償還。部分企業與職工解除勞動關係時，雖然簽訂了還款協議，但其實只是打白條，存在着很大的隱患。職工因解除勞動關係後沒有能力繼續繳納社會保險費，部分企業欠繳社會保險費，致使相當數量的職工出“中心”後無法享受失業保險金，基本生活沒有保障。三是下崗職工再就業難度加大。由於就業崗位有限，競爭激烈，加上下崗職工往往年齡偏大、技能單一，競爭能力較弱，因此，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近年來，下崗職工再就業率逐年下降，1998年為50%，1999年為42%，2000年為35%，2001年為30%。（三）相當數量的職工得不到養老、醫療、失業等應有的社會保障。一是養老保險存在諸多問題。有些企業至今未參加養老保險社會統籌；部分企業欠繳養老保險費或挪用職工已交的養老保險費，致使職工享受不到應有的養老保險待遇；有的企業和職工雖然已繳了養老保險費，但由於各種原因，致使有些職工不能按時足額領到養老金；有的企業拖欠退休人員應由企業發放的國家統籌項目以外的養老補貼。二是有大量職工得不到基本醫療保障。一些職工雖然參加了醫療保險，但由於所在企業欠繳醫療保險費，實際上享受不到醫療保險；一些職工因得不到醫療保障，致使患病後債台高築，個別患大病職工因無錢醫治而陷入絕望。三是一些失業職工享受不到失業保險。（四）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據全總2002年1月對16個省（區、市）的統計，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類企業累計拖欠職工工資高達292.5億元，涉及職工791.64萬人，人均拖欠3695元。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不完全統計，截至2001年底，國有企業拖欠職工工資總額達400多億元，涉及職工1000多萬人。河南省有職工1200萬人，據河南省總工會對6253個企業的調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資的有103.8萬人，拖欠工資的總額達59.1億元。吉林舒蘭礦務局有職工20165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職工工資時間長達15至35個月，拖欠總額為1.2億多元，致使貧困職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國化學工程第十四建設公司2004名職工署名向全總反映，該公司現有職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計拖欠職工工資2663萬元，其中公司機關職工累計已有20多個月沒有領到工資，有的二級單位累計有二、三年未發工資。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業隨意確定分配形式和工資標準，有的每月只發給職工基本生活費或代金券，剩餘工資年底才發甚至不發。事過六年，基本情況仍大體如此。
貧困化，使得產業工人為主的當代中國工人階級處於一種艱難的生存狀況之中：

自貢一些鹽業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華社記者在四川自貢採訪了解到，當地鹽業工人生活相當貧困。一些下崗、失業鹽工無力繳納保費，只得中斷社保；由於個人素質和經濟環境影響，再就業面臨不少困難。
自貢盛產井鹽。20世紀90年代以後，鹽業生產經營陷入困境。1999年以後，自貢市執行國家破產核呆，減人增效政策，鹽業經營狀況好轉，但在崗、下崗職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難。
一、壯年鹽工下崗失業，靠老人供養
近年來，大批中青年鹽業工人下崗失業，謀取生無門，“老養小”甚至“隔代養”的現象在自貢比較普遍。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王桂賢夫婦有四兒一女。長子“上山下鄉”時在四川洪雅縣失蹤。二子石成全與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沒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兒子14歲，讀中學。三子石成輝原為貢井鹽廠下屬玻璃廠工人，1989年下崗；其妻楊淑清是貢井鹽廠下屬馬賽克廠工人，也下崗了，夫妻倆有兩個女兒。四子石成君，貢井鹽廠工人，2001年以13590元買斷工齡，現無業，兒子讀中學。女兒石成玉在鄭州打工。
石成輝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請到低保，開始每月總共100元，現在漲到200元，仍不夠飯錢。石海雲見兒子困難，就買了柴米油鹽，到兒子家搭夥吃飯。他們幾乎頓頓都吃酸菜、泡菜、米飯，一年吃掉幾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時候也超不過2000元，其中唯一穩定的是兩位老人900元的養老金，這成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來源。
二、交不起學費，子女只能面臨輟學
子女教育是鹽工家庭一項重要的剛性支出。他們最擔心的是家庭貧困影響子女教育，造成貧困代代相傳。記者在大安、張家壩、貢井等鹽廠的鹽工居住區採訪時，就曾遇到幾個孩子，考上了學也無錢就讀。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的大孫女石夢成績不錯，2002年初中畢業，知道家裡沒錢，沒報高中，自己偷報了自貢市衛校。但家裡拿不出4000元學費，石夢一學期就休了學。後來通過關繫上了一所農業學樣，第一學期交了2000元錢。爺爺為之拿出了1000元錢，另外1000元錢是其父石成輝向朋友借的。
張家壩製鹽化工廠工人史洪的女兒上小學五年級，每學期花費600元。他說：“為了娃兒讀書，我經常向車間借錢，然後從每月工資里扣。學校組織活動，孩子想參加，回家要不到錢，以後再有活動也不說了。家裡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買斷勞動關係的13950元，留給女兒讀書用。”如果女兒考上中學、大學，1萬元根本不夠。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紀70年代蓋的。1990年裝修過，但地板已開裂，而且沒有廁所。如果將其出售，最多值1萬元，去銀行抵押，也只能貸款幾千元。
三、無力繳費，一些下崗失業職工社保中斷
1999年，自貢鹽業工人為3.8萬人，而2001年3月在冊職工僅為0.8萬人左右。其餘工人，享受國家優惠政策退休者約1.2萬人，通過買斷勞動關係走向社會的約1.8萬人。根據政策，對於解除勞動關係的職工，自貢鹽井系統執行的一次性補償費用的標準是：全民職工不高於13950元，集體職工一律2880元。同時，企業將養老、醫療保險費交到買斷之日，此後，職工社保轉為散戶，自己續交到，法定退休年齡。據測算，一個普通工人失業後，每年需交養老保險1200元左右，醫療保險800元左右。
41歲的陳偉光是大安鹽廠的操作工，2001年下崗，月生活費169元。2003年8月，企業要求他買斷勞動關係，他拒不簽字，此後，生活費就被停發了，社保也沒有着落。陳偉光說：“我擺攤賣百貨每月也只能賺200多元，只夠吃飯，不夠續交社保。”
據自貢市社保局提供的數據，全市困難企業改制而形成的養老保險散戶約5.3萬人，真正續了保的占85%。這意味着至少有近萬人沒有續保，而停續醫療保險的則更少。該局局長湯建設說，到2003年年底，自貢市離退休人員94919人，而參加保險統籌的人數則為180474人，平均不到兩個在職職工就要負擔一個退休者，而比較合理的負擔率則應為4：1。2003年，自貢徵集養老金3.5億元，支付養老金4.8億元，收支缺口達1.3億元。到該年12月，全市企業累計欠繳交養老保險金17087萬元，其中2/3是難以收回的呆死賬。
四、沒資金、缺技能，再就業困難
貢井鹽廠退休工人石海雲的三兒子石成輝和其妻子楊淑清都有貢井鹽廠下屬的集體企業工作，下崗已十多年了。下崗後，生活十分困難。石成輝說：“我們賣過菜，擺過地攤，但都賺不到錢，搞不下去。報上招聘，條件很寬，可是我們去了，人家都說你們太老了！”十多年來，兩人沒有接受過任何培訓。做小買賣想貸款，貸款手續複雜，門檻高，最終沒有貸成款。
大安鹽廠的職工陳偉光姐弟5人全在貢井鹽廠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餘全部下崗買斷工齡，年紀都僅40餘歲，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張家壩製鹽廠退休職工常新華說：“我的兒子買斷勞動關係之前，我就出錢讓他讀了會計函授專得，還學了計算機，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過食品店、打字複印店，做過推銷員，都沒有錢賺。自貢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會上的錢太少了。”
（據2004年4月22日《國內動態清樣》，第1260期，記者：侯志明、田剛）
隨着改革的不斷深入，產業工人的生產與生活確實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新華社曾組
織記者深入基層了解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況和思想狀況，現錄其記者據調查而寫成的文章一
份：

一些產業工人成為新的貧困階層
——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工業區見聞
新華社記者在黑龍江採訪時發現，由於產業工人整體收入水平偏低，他們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階層，備受下崗失業、生病就醫、子女入學等等問題的困擾。目前，產業工人因貧困導致的心理失衡等問題，正在許多家庭傳播，影響國企的穩定與發展。
一、貧困成了產業工人的影子
記者近日來到中國裝備工業基地——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工業園，這裡聚集了中國第一重型機械集團、北滿特鋼集團、黑龍江化工集團等多家大型骨幹企業，是典型的因廠而興的工業區。在偌大的工業區里，記者再也尋覓不到昔日的喧囂和繁華，街頭寥寥的行人與街道兩旁集堆的賣菜、賣水果小攤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攤主們一邊招徠着稀落的顧客，一邊向記者訴說着：下崗就面臨着貧困，工廠效益不好，管不了我們了。沒有保障，只能靠做小買賣，一個月掙三百元，混口飯吃。
在北滿特鋼集團的家屬區里，記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於這幾年企業效益不好，工廠仍有500多戶職工住這樣的房子。記者隨意敲開一家房門，發現那是一間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歲的聶建榮是軋鋼分廠的工人，由於受人患有肺病、兒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資度日。聶建榮說，這與前些年相比已經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廠從2002年起，連續十五個月停工，欠工人工資達十個月。沒有了生活來源，只有靠四處借錢來維持這個家。現在，工廠雖然恢復了生產，但其這些年外欠了1萬多元，靠工資還債，太難了！
灰暗、擁擠的居住空間裡留給記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閣樓”是聶建榮夫妻倆的臥床，一台沒錢修理、因而也無法使用的黑白電視機是屋裡唯一的家用電器，殘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盞15瓦燈泡。聶建榮說，通常為了省電，他家只開小燈。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醫看病已經成了產業工人生活支出的難點，直接影響了這一群體的生活質量。“一人生病，全家貧困。在職工人如此，下崗工人更是如此！”黑龍江華安集團工會主席仲箕才這樣描繪當前疾病對普通工人家庭的影響。
30多歲的齊齊哈爾市中天紡織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訴記者，其父2001年從工廠退休時得了直腸癌，先後兩次手術花了5萬多元。她把自己結婚時的房子都賣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掙的錢加起來也只有600多元，還要養活一個年僅三歲的孩子。除了賣房子賣地，這錢，讓我們到哪去弄？”生活的壓力讓只丹泣不成聲。
富拉爾基工鐵多數企業由於效益不好，目前已無力為在職職工繳納醫療保險，至於相當部分的下崗人員就更無人過問了。每當記者向一些下崗工人提及醫療保險時，他們只有報以苦笑：日子維持都成問題，哪有錢交醫療保險？將來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唄。
一位下崗工人說：“現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賣藥或者去醫院就醫，至於大人則往往能挺就挺。一個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說，就算花個四五千元也足以將一個家庭擊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許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額的教育費用支出使他們難以為繼。
北滿特鋼集團退休工人翁榮寬說，富拉爾基是出了名的窮地方，但教育收費卻一點也不低。我孫子上初中每年的學費就2400元，這還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種名目的學雜費。我們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兒子和兒媳都下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孫子剛上初中，學校三天兩頭要錢，老師說不交就讓回家。我每個月退休金才500多元，連生活都緊緊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辦法讓孩子上學呀！
齊齊哈爾市中天紡織責任有限公司女子陳麗影說，現在我們既盼孩子上學，又怕孩子上學。盼孩子上學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學是因為咱實在花不起錢。為了攢點錢，我們平時都精打細算；吃菜就買最便宜的大白菜、蘿蔔、土豆。但到孩子開學時，還免不了要向親戚借錢交學費。她告訴記者：新學期開始了，剛上初中的兒子因為一時交不上學費，老師當眾批評，不想再上學了。“孩子是無辜的，難道就因為父母是窮工人，沒有錢，應該跟着受罪？……”陳麗影哽咽着說不下去了。
（《國內動態清樣》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記者：吳曉東、梁冬。）

這些年來，廣大職工群眾、尤其是產業工人生存艱難，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着。黑龍江省雞
西礦業集團公司滴道煤礦附近有一個叫“河北”的居區，住着逾千戶煤礦工人，這是該礦最大的工人家屬區，住房大多是建於上世紀50、60年代，有些牆體已經開裂，破爛不堪。工人們反映，近年來，滴道煤礦一線採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餘元，而輔助工種職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職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業內部退養人員生活費182元，工人遺屬月補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體所有制職工自1992年以來“放假”，大多沒有工資收入。礦工王星說：除了一線採掘工，這樣低的收入水平養不起一家人。而一線工人，只占全礦一萬多名職工的大約1/5。左手食指因工傷殘的礦式於井勝，長期在井下開絞車。2003年，他每月工資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餘元，平均約330元。於師傅說：“滴道礦出產的煤質好，建國初期曾傳供鞍山鋼鐵公司煉優質鋼。去年以來，煤炭價格上漲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資一直停留在原來的水平。”糧油價格在普遍上漲（當地的大米價格已從每公斤不到2元上漲到現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從每公斤6元漲到了9元），這讓原本收入就極低微的礦工家庭生活捉襟見肘，家庭最多只能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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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極分化與當代中國工人階級的貧困 - 陳寒鳴 [103707字節]〖點擊:46〗2007-04-12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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