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必要引入社會主義運動（二）

蘆笛

四、資本主義基於利，社會主義基於義

所謂“利”與“義”，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荀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說得清清楚楚了。用現代話語來說，“逐利”是人類的生物性，借用我黨的話來說，也就是“第一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生產發展的原動力。逐利乃是人類天生的衝動，並不需要學習，更不需要提倡鼓勵；而“取義”則是人類的社會性，也就是人類為了群體合理生存設計出來的一系列倫理道德規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人為的功利設計，需要以洗腦的方式注入社會成員大腦，以思想改造的方式，通過戰勝逐利的天性在個體中建立。用荀子的話來說也就是“化性起偽”，也就是用後天教育改變人性，人為建立起行為規範來（那“偽”就是“人為”的意思）。

從社會效果上來看，“逐利”與“取義”完全不同，前者乃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馬克思竟然把生產力看成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用康德的話來說也就是first cause］，卻看不到隱藏其後的私慾，當真是出類拔萃的“隧道眼”），而“取義”則與生產無直接關係，其作用主要是調整社會財富分配，在很多情況下起到的是剎車而非油門的作用。

明白這簡單常識之後，則不難看出以下的一系列必要條件鏈：要脫貧致富，就必須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要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就必須最大限度地釋放私慾那個第一推動力。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造成一種社會環境，確保最大數量社會成員能盡己所能地逐利，而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機所在。

早就說過無數次了，在迄今人類實驗過的所有生產方式中，唯有資本主義能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使社會財富在短期內便呈現爆炸的增長。這不但為歐洲、澳洲、北美、東亞四小龍的實踐證明，而且已經、正在、並將在咱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得到證明。任何敢於承認事實的人都不能不承認，改革開放創造出來的奇蹟，完全是我黨掛羊頭賣狗肉、偷偷摸摸走資的結果。很明顯，要圓了絕大多數中國人那如此難圓的強國世紀夢，就只能堅定地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下去，起碼“五十年不變”。

但問題在於，若是不加制約，光造出一個能使得人類生物性（其實也就是獸性）能夠充分發展的社會環境來，那社會遲早要變成弱肉強食的叢林，最後造出堆積如山的社會問題，演成深重的社會危機，最終引起玉石俱焚、生靈塗炭的全面暴亂，造成社會的大幅度倒退。而這不幸就是中國既往兩千年的周期循環史，如今中國再一次來到了那永恆循環的“暴亂期”前夜。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人類便不能不發明出一系列的制動系統來，由此產生了人類的社會性，它與人類的生物性互相擷抗，構成了自控系統中的“起動”與“制動”兩大擷抗機制，使得社會問題在積累為危機之前便能迅速地得到解決，不至於釀成禍國殃民的暴力革命。

人類的社會性中，最重要的一套就是所謂“道義”。社會主義思潮就是源出於此。它不是馬克思那科盲標榜的“必然實現的客觀規律”，其實不過是人類基於自己制定的道德原則規劃出來的理想社會罷了。

不幸的是，一個可以建立的社會，決不可能是某個道德原則的展開或物化。要具有可行性，它的運作機制首先必須符合人類天性，可惜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恰恰忽略了人類自私自利天性，所以它根本就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這就是無論打着何種社會主義旗號的社會改革實驗都統統歸於失敗的根本原因。蘇式“社會主義社會”不必說，就連歐洲那些已經改造得相當成功的准社會主義國家諸如北歐諸國，或是一度實現了重大企業國有化的國家諸如英國、法國等，都因為在國際上缺乏競爭力而不得不拍賣國有企業，掉過頭去重新走資。也許可以說，２０世紀不但是共產主義被實驗證偽的世紀，也是社會主義理想慘遭挫敗的黯淡世紀。

但在我看來，社會主義理想慘遭挫敗，並不等於它的全面失敗，更不證明它作為一種國際運動就此失去了存在價值。社會主義運動沒有可能獲得全面勝利，也不可能全面失敗，這是因為一個常態社會（亦即能可持續穩定、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不能沒有制動系統，而究其本質，社會主義起到的乃是“剎車”的作用。一部汽車當然不可能以剎車取代發動機運轉，這就是人類無法建立純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原因。但汽車也絕不能沒有剎車光有發動機，而這就是如今西方先進國家，哪怕最保守的美國也罷，其社會建構中都必然含有社會主義成分，區別只在於多寡而已。

以上所述，倒是犯了我反覆抨擊的“以文學比喻代替論證”的中國偽知識分子的頑症。不過鑑於中國偽知識分子們的驚人智障，似乎也只有用公元前的哲人布道方式療愚才行。

其實我已經在舊作《從糊塗走向更糊塗》一文中給出正經論證來了。那基本原理是：社會主義思潮驅使下的工人運動，使得西方國家進行了程度不等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劫富濟貧”，使得財富分配不至於嚴重不公，保障了弱勢集團不至於因資本家的殘酷剝削而墮入赤貧。這不但化解了社會政治危機，而且為社會總體消費水平設置了一個安全線，避免了毀滅性社會經濟危機（如３０年代世界性大蕭條）重現，保障了社會經濟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嚴格地說，如今西方先進國家實行的既不是１９世紀那種經典自由資本主義，也不是北歐式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雜交，準確說來應該是“資本主義為主，社會主義為輔”。用國人熱愛的模糊表達便是“資正社奇”，既有資本主義油門，又有社會主義剎車。

五、今日中國需要的是“獨立運動”

錢老先生正確地看到了中國今日正在向３０年代回歸，也正確地看到今日中國社會徹底缺乏擷抗機制，可惜在這兩個問題上，他都未能入木三納米，連皮相之見都談不上，令人不能不為之扼腕。

誠然，今日中國的確顯示了向３０年代回歸模樣。不過，這正是我黨在倒行逆施３０年後，終於開始改惡從善的表現，值得鼓勵與表彰。我不但在一系列舊作中反覆肯定改革開放近３０年來中國社會從反動黑暗的極權（totalitarian）社會逐步進化到威權（authoritarian）社會的偉大變化，而且在舊作中給我黨打破了堅冰，指明了航向，題目直接就叫《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

但不能不承認，眼下的政治改革還遠遠沒有回到３０年代的崇高的出發點。無所不包、統治一切的黨天下雖然被私有化有限地突破了，但中國人還至今沒有重獲４９年以前擁有的自由。黨至今拒絕從政治、司法、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教育、媒體等界全面退出，還是那個包攬一切的黑社會老大。這和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國社會的光明模樣完全是“新舊社會兩重天”。

正因為此，當今中國才會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官僚資本財團統治，墮落成南美那些下流國家，使得走資成了惡性走資。這與國府統治完全是兩回事。任何一個稍知真實的中國近現代史的同志，哪怕是費正清那種親共左派人士也罷，都承認國民黨的統治基礎是個大雜燴，根本不是我黨誣衊的“官僚資產階級”。只有在我黨那“無產階級先鋒隊”統治下，中國社會才在歷史上第一次變成由官僚資本財團統治的下爛國家。這種趨勢若不迅速扭轉，遲早要再度激發大亂。

不僅如此，“解放”前的國府之所以比共黨先進到不可比擬，恰在於它有內部擷抗制衡系統提供了自我完善機制。這制衡系統不是錢老先生心目中的中共叛國集團──那些人只會促成社會發展的惡性變化──而是所謂“第三勢力”。如果不是中共叛國集團發動內戰，分化瓦解了第三勢力，則今日中國早就成長為一個西方式的文明國家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所謂“訓政時期”，國府的司法、警察、文化、教育、研究、新聞媒體等界都是獨立的。這些重要部門構成了常態社會必須具備的擷抗制衡機制，從根本上杜絕了包攬一切、進而達到“權錢同一”的完美理想狀態的黨天下的出現。

因此，要對症下藥，就必須在中國發動全面的 “獨立運動”，禮請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從政府、軍隊、公檢法、監察、情治、媒體、文化、藝術、科學、教育等領域逐步退出，讓這些部門統統變成偉大領袖生平最忌恨的“獨立王國”。當務之急是首先實現司法界和傳媒界的獨立。做不到這兩條，則中國永遠無望變成法治國家，也就絕無可能在社會生活中全面實行費厄潑賴，化惡性走資為良性走資，兼顧“效率”與“公正”，避免財富分配極度兩極分化，從而逐步化解深重的社會危機。

要作到這一點，當然需要全體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但這不是靠錢老先生主張的“講政治”能做到的。與錢老先生相反，我認為近年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發生的“去政治化”是進步的表現，它的出現其實與錢老先生一廂情願地自認“始作俑者”沒什麼相干，乃是商品經濟引入中國後的必然表現。

我之所以認為它是國民成熟的一個指征，乃是因為既往的中國偽知識分子已經被毛共徹底臘製成只懂“鬥爭哲學”、只會玩空頭政治、只醉心於為自己奪權的純粹政治動物。這種局面一日不扭轉，則中國當永遠不會有為自己而不是為政客爭利益的民主鬥爭，也就絕無可能引入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

六、中國有必要引入社會主義運動

我覺得，從中國的特殊國情來看，中國確實有必要有意識地引入社會主義運動。不過，這和錢老先生的原意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

須知中國最大國情，同時也是最嚴重最可怕的隱患，乃是毛的那些簡單而極度有煽惑力的口號諸如“工農翻身，當家作主”、“造反有理”等等深入人心，完全主宰了工農大眾的內心世界。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在生前就預見到他死後會發生右派政變（＝粉碎四人幫），為此特地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來反修防修，為顛覆今日中共官僚財團的腐敗統治，認真進行了彩排和預演，而這就是現代中共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集團最大的噩夢，極有可能在未來變成敬愛的黨中央的催命符。

要破解這威力無窮的催命符，唯一的辦法是用“李逵”去趕走“李鬼”，在中國引入貨真價實的工人運動，使得工農大眾能享受西方先進國家工人的待遇，在受到虐待或不公正待遇（諸如無理解僱）時，有工會為自己鳴不平；在工資微薄無以養家時，有工會代表大家去跟老闆談判，要求增加工資，行不通時就組織大家去示威遊行乃至罷工，等等，等等。工農大眾有了維護自己權益的正常渠道，自然也就不會在走投無路時，效法毛澤東揭竿而起了。

要達到這個目標，前提是兩個，第一還是上文說到的“獨立運動”，亦即結束共黨御用“工會”只管發電影票送花圈的下流笑話，使之成為真正的代表工人利益的組織。第二是完成社會全面的“去政治化”，避免“逃楊歸墨”，使得從共黨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工會成為不受一切政治勢力滲透、控制、干擾的真正獨立組織，去為自己的利益鬥爭而不是去為某個或某派野心家的政治利益作炮灰。要做到後面這一點，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盡一切努力，把“為自己而不是為政客們爭實在利益才是真正的民主鬥爭”的常識，灌輸到愚民百姓心目中去。

有趣的是，我黨驚天動地的愚昧，在對待工人的態度上暴露得最突出。如前所述，本來國際共運乃是標準的掛羊頭賣狗肉，跟工人運動毫不相干。但蠢黨弄到後來竟然會被自己的欺騙宣傳所蠱惑，真的相信工人是改天換地的主力軍，於是便把工人階級當成了心腹大患，一遇到工人鬧事就一定要鐵腕鎮壓，與從寬對待鬧事學生判若涇渭。這一點在８９學運中表現得最明顯。

因此，我黨決不會容許獨立的工人運動發生。對此，我給偉光正的教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爾等作為萬民所指的官僚買辦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死仇不是考茨基，而是毛澤東。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要求的不過是社會公正，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群眾要的可是爾等及其子孫的命。鄧拓同志早就說過：“堵塞不如開導。”這裡面的禍福利害，爾等這就去墊高枕頭好好想想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