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得到最迅猛發展的三個行業

　　今天上午瞥見有“左派”同志在凱迪貓眼看人為文革評功擺好，不厭其煩地列舉出了大量由統計部門提供的各行業在文革期間發展速度等的數據，以證明那個年代那個社會原來在“抓革命”之餘，還真是很好地做到了“促生產”的。不過，我粗略地掃了幾眼這篇大作，發覺好象並未說到點子上，未能把當年最有潛力的行業準確地指出來，故其說服力自然不是很強。
　　為此，我想補充幾個行業給我們的“左派”們參考參考。我認為，我認為，我所補充的這幾個行業，才能算得是文革期間發展勢頭最迅猛的行業。

　　文革期間發展得最快的行業，我認為應該首推出版印刷業。我們的出版印刷業在文革期間得以突飛猛進，走上了長足發展之康莊大道，正是利益於文革開始後日新月異的革命新形勢，使得從上到下都充滿着的對大量的革命宣傳物品的出版印製需求。在此我謹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來對這種需求加以說明。這個例子，就是這場由群眾廣泛參與的“大革命”，對紅太陽的《選集》、《語錄》、《最高指示》、《詩詞》等的各式各樣的紅寶書以及標準畫像、油畫等等的需求呈幾何級數式的增長，給出版印刷業帶來的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我曾在幾年前一篇題為《有關巨額稿費的一些佐證資料》的史料整理文字中提及，據某官方通訊社自己在1967年6月11日的電訊中的統計，1951年至1966年6月，也就是在文革前，以北京“人民出版社”名義出版發行的紅太陽《選集》一至四卷，總計發行量為一千一百多萬套；而據該家通訊社在1969年1月2日的電訊的統計，1966年7月至1968年11月間，《選集》的發行量則躍升至一億五千多萬套了，而且還有《著作選讀》甲、乙種本一億四千多萬冊、《語錄》七億四千多萬冊、著作的匯編本、單編本近二十億冊、《詩詞》九千六百多萬冊。這些數據，還沒把大量向外發行的英、法、俄、德、日、意、西班牙、葡萄牙、印度、阿拉伯等數十種語言的“外交版”《著作》翻譯版本算上呢。
　　瞧，出版印刷業務量的這種幾何級數式的大跳躍，給當時全國各地的出版印刷行業帶來的，決不僅僅只是“量”的跨越，更多的還是“質”的飛躍。不信您不妨試驗一下，把四十年前的《選集》和今天街邊的盜版書擺在一起，拿給剛蒞臨中國的外國友人去鑑別比較一下，看哪個質量更上乘些，我保證他們百分之百地會選擇四十年前的《選集》。
　　顯然，這次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把當時整個出版印刷行業帶入了一個欣欣向榮的春天。這種由量而質的大飛躍，令這個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的古老國度的招牌行業，再次煥發出風光無限的勃勃生機。

　　提到文革中發展得非常迅猛的行業，冶煉鑄造業的突飛猛進是不能不有所提及的。而令冶煉鑄造業蓬勃發展的最原始、最主要、最直接的推動力，則是與文革期間各種紅太陽的像章和大型塑像之遍地開花分不開的。
　　就以像章為例，說明一下這種推動力吧。據介紹，紅太陽像章作為一種藝術品，其材質有金、銀、銅、鐵、陶瓷、竹、木、有機玻璃、象牙、古雕等，主要為金屬和陶瓷，集雕刻、繪畫、書法和造形藝術為一體，是中國徽章製作藝術的頂峰，具有極高的美學鑑賞價值。早在日本戰敗投降前的1945年中期，第一枚紅太陽像章就已經誕生了。此後，紅太陽像章便不斷產生，但數量極少，也並非什麼人都能佩戴。
　　1966年7月，上海聯合微章廠開始推出文革中的第一枚紅太陽像章後，北京的紅旗證章廠等也開始生產。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爆發，尤其是一個個“革委會”的相繼成立後，各地造反組織、機關團體、企事業單位、軍隊等都開始製作紅太陽像章。當時縣以上部門還紛紛設立了“製作像章辦公室”，專管像章的設計、生產、技術和材料的調撥工作。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這兩年多的時間裡，全國約有二萬多家工廠企業生產各種紅太陽像章、語錄章，總產量達80億枚以上。
　　可想而知，短期之內生產規模和生產範圍如此急速的調整，對當時的冶煉鑄造行業而言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衝擊和挑戰。但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冶煉鑄造行業牢牢地抓住了這個行業發展的絕佳契機，勝利地經受住了這個嚴峻的考驗，自豪地交出了一份滿意的答卷。可以說，數以百億的像章中，每一件作品都滲透着咱們宣傳、設計、冶煉、鑄造等領域的工作者們非凡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
　　經過文革紅太陽像章製作一役的強化礪煉，我們的冶煉鑄造等相關行業早已名聞遐邇、蜚聲中外，業內老中青人才濟濟，其中的不少已經成為國際上同行業中的佼佼者，其學術成就常能令外國同行所側目，整個行業的每一個進步都能對國際相關行業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文革中發展的最迅猛的行業當中，如果沒有算上藝術表演業，那肯定不能叫做是“完整”的。文革期間藝術表演業的勃興，則與樣板戲的大力推廣是分不開的。
　　樣板戲是文革後才出現的“特有產物”嗎？顯然不是的。樣板戲在文革前就有，只是當時不叫樣板戲，叫革命現代京劇、革命現代芭蕾舞劇什麼的。但是，文革前後藝術表演行業最主要的分水嶺在於，文革前的戲曲表演的運作，主要還是由極少數文藝界的人士來主導和把持的，其他的人則作為觀眾被動地去觀看；而文革初期推出那八個樣板戲後，藝術表演的熱潮就迅速擴散到全體革命群眾當中去了。
　　從1967年“五·一”開始的那場歷時37天的樣板戲會演，演出了218場，接待了近33萬名觀眾，“開創了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點燃了全民樣板戲熱潮的烽火。尤其是1970年10月至1972年10月，各樣板戲先後被拍成了彩色電影公映之後，樣板戲更是炙手可熱，風靡整個大江南北。
　　當然囉，藝術表演行業的這種高潮，雖然並未帶來經濟上的可觀收益，如1970年後的每個“樣板團”，年均團內支出在50萬元以上，年均演出收入卻只有2萬元左右，支出是收入的25倍，赤字比斗還要大，但其帶來的社會效益卻是非常可觀的，如使得當時學唱京劇成了社會上最時尚的消遣方式，人人都成了“京戲迷”，大家都以會唱樣板戲為榮，令什麼“西皮、二黃、散板、流水”的曲調的普及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千百年來的“三字經”，說“八億人民八台戲，人人會唱樣板戲”半點都沒有誇張——這種空前的盛況，對於一個既不能歌也不善舞，表演細胞高度缺乏的民族來說，恐怕用“嘆為觀止”四個字是遠遠不足以描述和形容的。
　　換言之，文革期間推廣樣板戲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當時的藝術表演行業的一個後人恐怕再也無法企及和超越的巔峰。它最大限度地激活了我們這個民族的藝術細胞，發掘了大量優秀的藝術表演人才，為文革後該行業仍能夠長盛不衰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

　　也許在咱們“左派”同志們的眼裡，文革期間的各行各業都取得了異常驕人的成就，而且其中每一項成就都值得大書特書，於是在向人介紹的時候，就難以有所取捨。但我還是覺得，如果向別人推廣時沒能抓住重點的話，那樣還是缺少說服力的；至少，極可能是達不到預期效果的。
　　怎麼樣去介紹，才能讓大家對文革期間的產業發展有個最起碼的認識，乃至留下深刻的印象呢？我認為吧，只有“縱橫對比、抓住矛盾、突出重點、凸顯特色”，大致才有可能達到這種效果。
　　以上我對文革期間的出版印刷業、冶煉鑄造業及藝術表演業的發展和變遷的軌跡所作的這麼一個簡略介紹，不知有沒有做到這十六個字，還望諸位“左派”同志們多加點評。其中的不足之處和尚沒說到點子的地方，也還有待諸位“左派”同志們的指正和補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