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四京滬兩地的不同發展結局 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合理關係

六四這個事件 對中華民族來說 是個不折不扣的悲劇 不想再回首18年前的歷史細節 直接進入正題

北京這座城市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大本營 長期作為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的首都 所以集中體現了游牧文明的特點 民風帶有強烈的游牧民族作風 本質就是強烈的主動攻擊性，通過打砸搶燒殺的手段 不斷攻擊敵人 直到最後徹底征服對手

所以在當時學生首先發起遊行示威之後 廣大市民跟進 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 處於一種非理性的狂熱之中 企圖使政府就範 答應學生的條件 但是中國是一個長期封建專制國家 是依靠政府威權統治的國家 所以政府沒有可能向學生一方做出大幅讓步 否則就無法再繼續統治下去 雙方都不肯做出妥協讓步的情況下 都採取暴力極端手段 最終以流血悲劇而告終 這個結果就是雙輸 學生市民一方沒有爭到民主 而且當時幾屆學生後來在畢業時都遭到了嚴苛對待 政府不得不動用軍隊鎮壓 既喪失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又在國際上受到制裁 更何況雙方都遭到了重大生命損失（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 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悲劇

在上海的情況 開始和北京類似 但是始終未發展到北京的階段 不論在六四那天前還是那天后 因為上海是以商業起家的城市，民風體現了商業文明的特色，那就是習慣於通過談判和妥協的方式 雙方看到共同利益所在 都能適時作出忍耐和退讓 最終達成一致

雖然當時大多是市民都同情支持學生 但是一旦到嚴重影響社會正常秩序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態度就發生了變化 上海商業文明中的理性成分就占了上風 方式局勢進一步極端化 上海政府也同樣保持了相當的克制 沒有調用軍隊 反而以溫和的姿態勸說學生和市民 最終的結果就比北京好得多 避免了嚴重的流血慘劇 事實上的雙贏 政府的處理方式得到了好評 市民和學生也沒有犧牲生命 而且之後鄧小平決定發展上海 和六四時上海的境況大有關係 政府和市民雙方的利益都獲得了保障

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 商業文明高於農業文明 農業文明又高於游牧文明 商業化的必然結果就是理性化 所以說上海是一座出奇的理性的城市 比較溫和 而北京是一種感性的城市 容易衝動 其背後的文明距離很遠

再以當年義和團為例 在北京市民多有擁護義和拳匪的 設祭壇呼風喚雨 念咒語刀槍不入 扒鐵路割電線 全面盲目排外 搞得一塌糊塗 這種愚昧和狂熱的做法 其結果就是辛丑條約 反觀上海 上海道台和江南巡撫代表南方各總督 悄悄的同西方各國領事簽訂了東南互保 保境安民 避免了南方更大的損失 （有人會說這是賣國 但當時的情況是慈禧和北京滿清政府愚昧無知地向世界各國宣戰 更以體現中華文明最糟粕部分的義和團為依靠 上海方面的舉動是不得已而為之 是相對溫和理性的處理方式）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上海人貪圖實惠 沒有理想 麻木不仁 缺少正義感 所以才會那麼懦弱 無勇氣無欲望同政府對抗 這種看法當然是錯誤的 八九年時本人在上海親眼目睹了一切 經常看到大學生在街道上走過 拉着民主中國的橫幅 而在我身邊的那些上海人，也就是通常所謂的自私市儈的小市民 很多人都是掉眼淚的 我當時只是個初中生，同大多數的市民一樣 並不真正了解民主的含義 但是也仍不住淚流滿面 因為我和廣大市民知道 學生之所以這樣不顧個人安危 並不是為了一己之私利 而是懷着理想和信念 真誠地想讓中國好起來 他們是反腐敗反官倒 是為了正義 （這些學生是宗旨善良 但是技術不足） 所以當時的市民身上 充分體現出了上海人民的良知和正義感 和北京人並沒有多大區別

六四後的第十年 也就是九九年 我在網上看到前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寫的回憶文章 提到他後來在百老匯看悲慘世界 其中有巴黎學生的流血鬥爭 使他想到了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充滿了理想和熱忱 滿心期盼着太陽在中國升起的青年學生 我當時在電腦屏幕前讀到這一段 再一次忍不住淚流滿面 可以看到的是 六四是中國人的理想主義最後一次閃光 之後整個社會的良知和正義感嚴重喪失

在這之後又有八年過去了 我已經人在美國，卻不會再為六四流淚 因為我的思想成長了 知道不應該光用感情理解世界 而是應該用理性的思維方式 我認為這是我個人的一種進步 所以我想 在中國經歷這些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 商業文明開始逐漸在中國成長 總體上說中國人也應該初步具備了理性的思維方式

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 中國政府的管理能力進步了沒有 能否逐漸取信於民 而中國民眾能否全面客觀地評判政府的執政得失 能否通過合理合法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訴求 如果這一切的答案是肯定的 雙方都能更理性更溫和 彼此之間互相取得信任 則對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農業文明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來說 善莫大焉

反過來說 如果在十八年後的今天 仍然充滿感情色彩地看待過去 或惡語辱罵 或悲天搶地 而毫無理性反思 那就太可悲了 說明這些人毫無進步

六四這個事件或許仍將長久地停留在某些人的心中 這其實是好事 如果大家都徹底淡忘 就像淡忘文革一樣 那倒是個莫大的悲劇 我們惟有希望中華民族能夠不斷吸取教訓 不斷朝着理性化的方向前進 建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 避免極端事件反覆上演 如果真能如此 那六四的血就沒有白流

最後順便提一下 雖然北京人喜歡空談政治 似乎對民主有更大的熱忱 但是事實上上海比北京更有條件實現民主 因為民主需要三個必要條件 1）尊重法制 不遵紀守法的人不配享有民主 2）來自商業文明的理性化 因為民主本身是互相容忍互相妥協 的過程 3）良好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 貧富差距嚴重或者有大量貧窮人口的地區不適合實現民主 反而會導致暴政 （比較一下北京周邊地區和上海周邊地區） 綜合以上這三點 上海恰好比北京能更好地貫徹健康的民主 比如在上海實現普選制，就不會搞成街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