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來，凡遇到國內難解的社會矛盾，往往不是探索解決矛盾的正確途徑或方法，於是便將“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無限放大，將由於改革不徹底或執政失誤引起的社會問題一概歸咎於“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裡所謂的帝國主義，大概泛指的就是“國際資本主義”勢力了。

　　對於這個問題，反覆思慮，終究不得頭緒。

　　首先，當今世界有沒有所謂“帝國主義”？按照意識形態定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可是，世人看到的只是，那些曾經被打上“帝國主義”烙印的國家嚴格按照科學發展的道路前進、國家越來越強盛、人民越來越富裕、人權越來越普及，山河越來越秀麗……。如果不是“早晨七八點種的太陽”，最多還剛剛過了上午九十點種。這麼多年來，人們只看到那些冒牌的所謂“社會主義”一個個呈現出“腐朽的、垂死的”的徵兆，而原來被設定必然滅亡的卻顯得日益欣欣向榮。如果一定是“帝國主義”才“亡我之心不死”的話，則那些曾被圈定的有關國家並不具備“帝國主義”的主體屬性，因而“亡我之心不死”便沒了出處。人們只能權當一遍又一遍聽見“狼來了、狼來了”！

　　如果說，“亡我之心不死”的僅僅是指類似美國日本歐洲等具體的國家，人們不妨回顧一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的歷程，是哪些國家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的幫助最大，對中國在提供資金、市場、技術、管理等各方面的幫助有着最突出的貢獻？歸結起來，恰恰又是這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國家。不能否認，中國近年的發展，基於中國人民的勞動與創造、也基於中國當局在治理國家方面不斷進步開放的理念，但這僅僅是一個必要條件；上述發達國家給予的實際幫助與提供的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是中國實現經濟起飛的一個充分條件。他們的實際作為與所謂“亡我之心不死”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

　　問題的出處似乎在於中國國內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矛盾。發達國家當然不受中國價值觀念的約束，往往喜歡對爆發出來的社會矛盾他們認為處置不當的事例提出種種意見甚至指責。雖然人們可以認為現在的中國是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但是，人們也不得不承認，相對於世界先進國家，中國社會的毛病還是比較多的，有些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有些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發達國家固然有好為人師的毛病，但中國人也有諱疾忌醫的痼疾。他們喜歡不斷揭示中國人的瘡疤、往往弄得中國人非常尷尬、沒有面子，加上中國人自己諱疾忌醫，就發生了愛說與不愛聽的對撞。這裡面有個認識上的不同步，發達國家指責中國人的，中國人往往當時不接受，但事後也循着這個方向去努力了：例如對所謂的民主，以往一直說“西方的民主是虛偽的”，後來又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只是加上了“中國的特殊國情”；又例如對於人權，只要發達國家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則必定會以“主權”概念相抗衡，甚至也往往會反唇相譏說你們自己也不怎麼樣，但實際上也在悄悄地出台一系列改善人權的政策法規。

　　即便是這種對壘或相持，僅僅是不同價值觀念的碰撞，相互矛盾、相互影響、彼此聯繫、彼此滲透，也構不成“亡我之心不死”。

　　稍微切實地想一想，發達國家如果真的“亡我之心不死”，矛頭指向到底是誰？如果是針對十三億中國人的話，要滅亡世界上1/5的人口，顯然已經神經錯亂；如果是想顛覆中國的執政黨及其政府的話，這非但不符合絕大多數中國人的主觀意願，也完全不符合他們“只與有效治體打交道”的國際交往傳統，如果有這種想法的人，是不能稱之為政治家，只是一堆政治低能兒罷了。僅僅是這樣的一小撮人“亡我之心不死”，能當回事情麼？如果因此而風聲鶴唳的話，那是自己思想太脆弱，怎麼怪得別人？

　　應該承認，中國有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應該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規避不必要的政治風險、儘量降低改革成本，不能一味套用別國的路徑或模式。教師爺有時說話確實不合時宜，但“亡我之心不死”倒也未必；如果以“亡我之心不死”為理由、迴避必要的改革，那就是因噎廢食、自棄前程，“亡我之心不死”的就不是別人，只能歸咎於自己了。

　　至於有人借高價出售二流軍火引火燒向發達國家，這就包藏着絕滅“黃禍”的狼子野心，對於這等險噁心腸之徒，不知中國人的惕惕防範之心去了哪裡？

　　國際大勢、科學民主；順之者倡、逆之者亡。日本區區島國，原本荒蠻之地，百多年前，堅奉明治維新，進而脫亞入歐，終成一流強國，蓋因他們無所畏懼，並不忌憚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我乃不能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