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永遠的外來戶”，客家人常被土籍侮稱為“客家佬”，甚至被誣之為“客賊”。廣東的《新會縣誌》以“ 犭客 ”代“客”，而《四會縣誌》則以漢字無“犭客”字而猜測“客乃 犭乞 之訛”，由此而引申出“犭乞 賊”、“犭葛 獠”的惡意誹謗。2004年5月，我應邀參加香港鳳凰衛視“縱橫中國”欄目的節目錄製，討論廣東的客家、廣府、福佬（潮汕）等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色與相互關係，在場的易中天就用小題板寫下了一個大大的“犭客”字，我想他當時的表現肯定是為了譁眾取寵，一個明星學者對此類種群歧視言論的興奮，暴露了其境界之可疑。因太平軍的主體為客家人，曾國藩稱之為“粵匪”，並專門寫有《討粵匪檄》。太平軍被鎮壓後的一段時間內，從1854年開始，廣東西部爆發了一場綿延13年的土客械鬥的大災難，產生衝突的客家人和廣府人死傷和失蹤者超過50萬人，還有說法認為“死亡百萬”，客家學者稱之為“仇客分聲”。 192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烏爾葛德英文版的《世界地理》，其間的“廣東”詞條下有“其山地多野蠻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這種侮辱性言辭引起了廣大客家人的極大憤慨，迫使“商務印書館”通告全國認錯，並改出新版。1930年7月，廣東省建設廳出版的《建設周報》第37期刊登介紹客家風情的文字，其中有言：“吾屬客人，各屬皆有……分大種小種二類，大種語言啁啾，不甚開化；小種則語言文化，取法本地人。”這種來自外部的文化歧視強化了客家人的自我認同，並且成為推動客家研究的歷史契機。顧頡剛、羅常培、潘光旦、李濟之等著名學者都敏銳地意識到客家問題的深遠意義，客家學者羅香林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導論》和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更是成為客家學的奠基之作。

今天，英才輩出的客家人以其非凡業績讓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在我的老家龍巖市，同為南遷漢人後裔的“河洛人”依然有個別人秉持着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有女不嫁客家人。更為滑稽的是，他們覺得將女兒嫁給生在城市的客家青年尚可忍受，將女兒嫁給一個客家鄉巴佬則是忍無可忍。大學畢業後，我在龍巖工作了幾年。記得有一次，在街上遇見了一位家在本地的女同事，她熱情地邀請我到 她家喝茶。她母親十分熱情，拿出時鮮的水果和精美的糖果，不斷地添茶倒水，還要留我吃飯。可當她在無意間聽到我是客家人時，臉上陡然浮現的遺憾讓我刻骨銘心。如坐針氈的我尷尬地想着如何和同事告辭，她母親卻從廚房探出頭來讓她去買米，言外之意自然是不留我這樣不受歡迎的人吃飯了。事到如今，這場戲劇性遭遇依然帶給我一種難以忘卻的羞辱感。更為荒唐的是，“河洛人”的男人喜歡娶客家姑娘為妻，因為客家姑娘溫良賢淑，而一些娶了客家人作妻子的男人，竟然也理直氣壯地阻攔女兒和客家男兒的婚事。我的一位朋友在十年前娶了當地姑娘為妻，可他老岳丈至今不和他說話。2000年正月，回鄉探親的我到龍巖市新華書店購買大型電視紀實片《中國客家人》的VCD，一位家在當地的售貨員在現場播放碟片時，指着電視屏幕對我說：“客家人真難看！”我調侃地問：“丑的就是客家人了？”她毫不猶豫地答：“是！”我說：“我就是客家人！”她說：“你不像！你的普通話講得那麼好！不可能！”為什麼人與人之間的敵意總是比善意維持得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