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認為善待弱小動物的人一定是天性善良的人，虐待弱小動物的人一定是天性殘忍的人。達賴喇嘛就是前者。
據達賴喇嘛自己說，他養過3隻貓。他養的第一隻貓是只黑白斑點相間的雌貓，名字叫作哲仁，這隻貓的最大優點就是對人很友善，作為人貓感情交流的結果，達賴喇嘛也很喜歡它。但是這隻貓卻有一個達賴喇嘛這個佛教徒不能容忍的缺點，那就是對老鼠很不友善，它一見到老鼠就非追逐不可，達賴喇嘛怎麽管教都不奏效。有一天，哲仁竟然當着達賴喇嘛的面咬死了一隻老鼠，達賴喇嘛氣得沖它大叫，哲仁被嚇得爬上了室內裝飾的布幔，一不小心摔了下來，摔斷了後腿，受了重傷，雖經搶救，但還是不治身亡。達賴喇嘛為此自責自咎地難過了好幾天。正在此時，達賴喇嘛在花園裡發現了一隻被貓媽媽遺棄的奄奄一息的小貓，他把這隻小貓抱回屋時意外地發現這隻小貓跛了一支後腿，跟哲仁死時一模一樣。這位轉世的活佛不禁心中暗想：“這多麽像哲仁轉世了啊！” 在達賴喇嘛的精心照料下，這隻小貓不但活了下來，而且還出落成一隻漂亮的小母貓。就像冥冥中老天安排一樣，這隻哲仁“轉世”的小母貓完全改掉了“前世”的缺點，不但不追逐老鼠，還與貓的天生的死敵狗先生相處得很友善，它最喜歡作的事就是躺在狗先生桑吉毛茸茸的胸前打呼嚕了。當這隻小貓老死後，達賴喇嘛很傷心，決心不再養任何寵物了，因為任何寵物到頭來總免不了成為主人的傷心之源。也許還是老天安排罷，正在達賴喇嘛對養寵物心灰意冷之時，他突然看見廚房裡面一隻小病貓正跟在母貓身後一瘸一拐地艱難地前行。達賴喇嘛驚訝地發現這隻小病貓也跛了一支後腿，跟死去的兩隻貓一模一樣，難道哲仁又第二次“轉世”了？於是在驚訝之嘆和惻隱之心的雙重作用下，達賴喇嘛改變初衷，又一次收養了小病貓。這隻小病貓在達賴喇嘛精心養護下，不但恢復了健康，而且在完全繼承了“前二世”的優點的同時還完全避免了“前二世”的缺點---既對主人友善又對其它動物友善。甚至還比它的“前二世”多了個活潑好奇的優點，家中每次客人來訪，它必定毫不認生地跑上前去，查看一番。當然，這位“貓三世”也多了個“前二世”所沒有的缺點---乘主人不注意，它會偷吃桌上的食物。
達賴喇嘛對這三隻“三世”小貓的關照無疑是無微不至的，但據他觀察，無論他對這三隻“三世”小貓照顧得多麽好，使它們生活得多麽舒適，它們還是一有機會就要跑到外面去玩。這使達賴喇嘛沉吟良久，感觸頗深，使他更加深信自由是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的最基本的需求，進而認為對他而言，流亡海外的最大收穫就是獲得了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自在地與任何人交往。這也許就是天性善良的達賴喇嘛從這三隻“轉世”貓寵物身上得到的最大也是最有意義的感悟罷。
說到這裡，我估計就會有人氣勢洶洶地責問道：“達賴喇嘛這個野蠻落後的西藏奴隸社會的頭子怎麽會是個天性善良的人呢？” 諸君息怒，且聽我一一道來。
說實話，西藏延綿數千年的奴隸社會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歷史現實，一個從3歲起就被從一個貧苦的農家選中當上了十四世達賴喇嘛（即現在仍健在的達賴喇嘛）的小男孩對此是沒有原罪的。而且對歷代達賴喇嘛來講，達賴喇嘛一世至四世並未親政，從達賴五世至十四世實際親政僅77年，僅占三個世紀的四分之一的時間。具體到十四世達賴喇嘛，他雖然在1938年3歲時被選中當上了十四世達賴喇嘛，但他直到1950年底才開始親政，在此之前，他只是個被攝政王監護的毫無權力的人，與西藏的奴隸制度無關。而這個15歲的農家娃娃在親政之始就馬上與中共簽署了17條協議，並當上了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承諾對西藏的社會制度進行民主改革，17條協議同時明確規定這種改革必須由西藏人主導進行，從而開始了西藏民主改革進程，但這種民主改革進程卻由於中共用暴力手段對宗教的攻擊和對私有財產的否定而被粗暴地破壞，迫使達賴喇嘛倉促出走印度，並流亡至今。值得稱道的是，在達賴喇嘛流亡期間，在他主持下，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進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民主制度架構已與世界現代民主社會完全接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者的民主權利得到了充份保障，反觀在中共專制獨裁統治下的西藏，真有天壤之別。更值得稱道的是，達賴喇嘛以他深切的人文關懷、淵博的學識和聖雄甘地式的以非暴力和平手段爭取合理訴求實現的理念獲得了世界朝野各界的深深尊重，並以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綜上所述，說現在仍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達賴喇嘛是歷代達賴喇嘛中最具民主精神，最符合時代發展潮流的西藏精神領袖並不為過。
中共若能反躬自問，達賴喇嘛只不過是申明西藏在歷史上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現在是在中共的占領下，而主張西藏在中國的框架內和平地爭取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已，並不是要求嚴格意義上的獨立。相形之下，中國當初以暴力推翻外來入侵的滿清統治者數百年的奴役難道不是無論在內涵意義上還是在激烈程度上都遠超過西藏人現在的類似要求的行動嗎？中共在民族問題上怎能“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呢？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在中國盛唐時期，曾出現過這樣一種局面：許多藩邦（即唐朝的周邊國家）排着隊申請成為唐朝的一部份；而唐朝對國家的構成與統一則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態度。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唐朝的社會制度比那些藩邦先進、經濟狀況比那些藩邦繁榮。
同樣道理，中國必須盡全力在政治民主化、經濟現代化方面下功夫，對西藏形成強大的吸引力才是促使西藏加強與中國紐帶關係的可靠保證。俗話說：“強擰的瓜不甜”，在民族關係問題上以武力相威脅，對中國的統一絕對是弊大於利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有鑑於此，解決民族問題顯然是一項需要高度政治智慧、高超的運作技巧、高明的歷史與現實協調能力的艱巨的系統工程，而絕不是極端的強硬鎮壓可以奏效的輕而易舉之事。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共對西藏少數民族一貫採取的過於強硬的鎮壓措施和對待達賴喇嘛的僵硬態度是遠遠多於適當的懷柔措施和必要的靈活態度的，這除了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之外，對問題的解決是沒有絲毫幫助的。
如果中共連達賴喇嘛這樣的天性善良的人都容不下，西藏問題的解決不但遙遙無期，恐怕西藏的完全獨立也並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將來若在中共的民族壓迫加階級壓迫的倒行逆施下，真的到了迫使西藏完全獨立那一步，那也只能“無可奈何花落去”了，除了自作自受的中共自己之外，這又怨得了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