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改良皆可休矣

作者：冷月寒星

首先，我要跟那些妄圖利用中國平民百姓的犧牲來實現自己當大總統的人士們說一句：“你們真的很無恥，你們的本質和中共政權沒兩樣，革命的????不要再講了，如果你們還在一味的煽陰風，點鬼火，你們僅有的自由人士的光環也終將黯然失色，你們註定要在中華民族前進的車輪前萬劫不復，這不是在嚇你們。”

再寫這篇文章之前，我的心裡很沉痛，因為我要把我自己屬於的這個民族從頭到腳的數落一遍，我要義正嚴詞的告訴我的親愛的屬於精英階層的同胞，你們呼喚的自由民主的社會為什麼在當下的中國行不通，而且我相信，你們中間肯定也有很多人知道這個非常簡單而又明了的道理，可是，出於自己的私心，你們誰也不想點破這層窗戶紙，那好，這個惡事就由我來干吧。

反正在下是八十年代後出生的，站在諸位精英面前應該算個晚輩了，我沒有經歷過天安門前的腥風血雨，更沒有體味過上山下鄉，各位看客大可把我當作一個不諳世事的小輩來看，我呢，也就仰仗自己的年青，在各位大俠面前耍一把無賴，有什麼意見希望各位指出，在下感激不盡。

中國社會現實的慘狀和基本社會發展規律告訴我，一個完全沒有法律概念的民族，一個沒有平等觀念的民族，一個漠視生命的民族，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信仰和道德底線的民族，一個不遵守自然規律的民族，一個至今還在鬧市區闖紅燈的民族，一個在街頭隨地吐痰，亂丟煙頭，亂扔垃圾並且特別喜歡在公共場合高聲嚎叫，譁眾取寵的民族，一個像昆蟲一樣瘋狂繁殖的民族如果能夠建立和諧，民主，自由，平等的現代法制社會，恐怕連螞蚱和蚊子都要成為國家一級野生保護動物。

我生活在長江以南，上海附近的一座中等發達城市，我所在的單位是一家國有壟斷企業，工人們的收入和我市同類企業比較應該說比較好的了，可是，在這裡，我看到了什麼呢？我看到了我們單位從上到下，從領導到工人都像野獸一樣，瘋狂的用自己的生命來換錢，現在，我們這裡正處在炎熱的夏季高溫當中，車間生產第一線的溫度將近40多度，這裡的工人是從附近招收的老農，他們像動物一樣在第一線揮汗如雨的忙碌着，老闆出於優待，每天下午給他們每人差不多5元錢的冷飲用來防暑降溫，唉！我感嘆道：“如此熱的天氣，草原上的獵豹，獅子等動物也都放棄了捕獵而躲在陰涼處休息”，而我們的老農呢，依舊在拼命的干着，他們毫無怨言，甚至他們還慶幸自己有活干，他們從來沒有抱怨過老闆什麼，還對老闆感恩帶德。

當我走在市郊的農村，看見田裡的老農還用老牛耕田，傍晚時分，放暑假的孩子在幫助家人放牛，若讓某些藝術家看了，肯定認為是一副恬靜優美的鄉村生活圖卷，可我看了後心情不勝悲涼，想想歷史，我們在西漢的時候就開始用兩頭牛耕地了，如今，21世紀的中國老農混成了只剩下一頭牛，悲呼！不禁想起了劉歡的那首歌《彎彎的月亮》的歌詞：“只為那今天的村莊，還唱着過去的歌謠。”

現實如此，聯繫現實的原因不免要談談中國的歷史，當我們在不斷追問當今的中國如果割裂了過去的歷史，這種追問恐怕是徒勞的。

說起中華民族的歷史，我們無法掩蓋她的淵遠流長，無法漠視她的光輝燦爛，可是細細咀嚼其中，我們會發現，就現代民主法制的社會而言，她是多麼的不堪入目，正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魯迅先生還就中國人民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做了一個定義：“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比較古希臘文明產生出的民主和古羅馬文明產生出的共和，中國的歷史應該是汗顏的。記得前兩年，我在新華書店看過一本書，書中將羅馬定義為世界的領袖，當時，我就比較疑惑，如果按同一歷史時期來看，羅馬帝國無論從經濟，軍事，人口，地緣而言絕對無法與東方抗衡，可為什麼說她們是世界的領袖呢？原來，答案在此。

那麼，中國的歷史狀況又是如何呢？如果仔細研究過中國歷史的人會發現，中國歷史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官方說中國的歷史是不斷統一的過程，就我個人的觀點而言，中國歷史在統一其周邊土地時，也在不斷的禁錮人的大腦，土地的統一有可能分裂，但是對人大腦的禁錮可一貫執行下去，最後就是把中國人變成了沒有獨立思維的殭屍，若不是1840年，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恐怕中國人到現在都不會清醒。

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制度發展順序我簡單的歸納一下，如果算上上古神話時期，我們都知道，中國實行的禪讓制，就一些歷史學家考證而言，這是一種簡單的部落選舉制，但是，這種歷史現象史學界並沒有拿出足夠的證據，足見只是一種假設，所以在我看來也是證據不足的一類，不過，這一時期倒是被後世文人政客所大加稱頌的，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在他們的洪篇大作中動不動就稱道這段近似於神話的歷史是最為美好的盛世大聯歡，但是，他們畢竟難以服眾。

禪讓制之後便是奴隸制社會的開始，按歷史的記載是大禹王傳位於啟，從此開始了家天下的時代，這一時期開始，大量的自由人被剝奪了自由，社會的等級非常森嚴，可依照當時的文明還沒有什麼禁錮人思想的桎梏，只在夏朝末年，出了一個叫做傢伙叫桀，這個傢伙把自己比作太陽說自己是要永垂不朽的，可是，沒有人相信，大家還說：“時日曷喪，吾及汝偕亡。”

中國文化真正的形成期則是在奴隸制社會崩潰和封建制興起這段時期，歷史學家說這是中國文化的黃金時期，因為，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碰撞。從根本上來講，沒有思想的壓迫，還有，當時的社會有一個地方叫做稷下，這個地方就是給大家討論時事的地方，類似於現在的BBS論壇，可它則是真實存在於現實世界的。更重要的是在稷下里說話不會獲罪，比起大陸的某些論壇屏蔽網友發言的行為要高尚的多。雖然當時戰事不斷，但人的思想是自由的。

隨着秦始皇一統江山，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就來到了，發生在秦朝最讓人髮指的迫害讀書人事件當數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秦以後的漢代，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我個人的看法，考慮到歷史的影響並且當時的百家學說也沒有完全被消滅，漢政府沒有做的過絕，董仲舒在這一提議上也給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以限制，他確立了君權神受的概念後又解釋說所謂的天意就是民意，究其本質不過是為皇帝開脫而已，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處於同一時代的大家們就經常奚落儒家所謂的“仁”，墨子認為，在沒有兼愛的基礎上，所謂的仁不過是假仁而已，莊子更為直截了當，有人問莊子孔子的“仁”是什麼玩意時，莊子說了兩個字---“虎狼”。

這種禁錮思想的惡行到了宋代則發展到了新的變態高峰，在我個人看來，宋代以前，中國的政治結構有點類似於今天的俄羅斯政府，皇帝作為掌握實權的國家最高領導人，丞相或者尚書令（不止一個）作為政府的首腦，皇帝向他們問責，如果皇帝對本界政府不滿意便可以解散本界政府，就像俄羅斯總統解散國家杜馬一樣，而到了宋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皇帝由國家最高領導變成了國家元首加政府首腦，丞相變成了秘書長，當時社會上程朱理學非常盛行，而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存天理，滅人慾。”

自從大宋的皇帝把一切都代表了之後，中國陷入了黑暗的深淵，國家機構臃腫，行政效率低下，外交工作大多數是在研究如何割地賠款，軍隊在對外作戰中常常是一敗塗地，社會表面虛假繁榮卻暗流洶湧，整個民族失去了方向，當蒙古人入主中原，全盤接受了大宋的“先進文化”便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爬起來，可見其毒性之烈。

到了大明朝，我們的中國大地簡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整個國家是特務橫行，冤獄遍地，尤其以思想罪而引申出來的危害國家安全罪加上顛覆政府的種種罪行居多，說白了，就是因言獲罪。整個朝廷暗無天日，我們的皇帝由人變成了神，正所謂大明朝的官員掛在嘴邊的話：“天下無不是的君父。”及至大清朝，姓愛辛覺羅的皇帝們在大明朝的基礎上，將大明朝的業績發揚的更加光大，還添加了很多佐料，把那時侯的中國人幾乎全部都變成了殭屍。

從1840年至民國到現在，中國人是有了很大長進，可是，覺悟的畢竟是一小部分中國的精英，而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老農和大清朝的遺民相比，其本質沒有多少改變，只不過腦袋後面的辮子沒有了。他們的大腦里充滿的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對此，我堅定的認為，一個國家的制度是由該國的文化以及國民的素質所決定的，國民的素質決定了其執政者的素質，即便他們的執政者比他所統治的國民先進許多，可是，他如果脫離了他所統治的國人也就無法執政下去，因而我常說：“黨活在人民心中。”中國現狀完全是由中國的文化和中國人的素質給造就的。中國要想步入現代社會首先是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得到普遍提高。我堅定的認為，民主不是靠哪個政權或者外來勢力恩賜的，中國的民主事業必須靠中國人自己來爭取，而且，中國有着自己的文化與歷史，所以完全照搬別國的模式勢必走不通，中國的民主制度需要中國人自己開發大腦，艱苦探詢，如果跟在別人後面亦步亦趨是沒有出息也沒有出路的。不過，我認為民主政治大體上有幾點是全人類所認同的，正如中國現任總理溫加寶講的那樣：“自由，平等，博愛不是哪個國家的私人財產，而是全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科書上一直把“自由、平等、博愛”定義為資產階級的口號，溫家寶的話算是給它們平反了。那首先，讓我們來見識一下“自由、平等、博愛”在中國的現狀吧。

首先看看中國的“自由”狀況，應該來說當下的中國，關乎人民生活中的細節問題上是很自由的了，過去的道德束縛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決大多數中國人在腐朽的社會裡可以隨意的去墮落，但是，只要一接觸到國家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便會立刻遭到當局的管制，所以說中國的自由是非常淺層次的。這種自由導致的結果便是大多數中國人有着自由的身體卻沒有自由的靈魂，成了行屍走肉的殭屍。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相當的解放，可是解放出現了另一個誤區，使得中國人失去了方向。

其次，我們來看看“平等”在中國的現狀，作為民主社會的核心基礎，平等在中國人的心裡是從來不曾出現過的，平等在社會發展中的解釋應該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人權宣言》上說：“人生來就是平等的，自由，財產和反抗壓迫是不可動搖的人權，法律是公共意志的體現。”可是，中國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叫做“孝”，而“孝”的本質就是服從。所以父母與子女起了爭執，依照中國人的思維，無論其父母多麼的不在理而受屈的總是子女。父母與子女的人格尚且不能等同，最為基本的人倫關係都帶有壓迫其後果可想而知了。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而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的細胞都帶着專制的因子，試問，整個社會之中的人與人又如何能夠平等呢？沒有平等就有高低貴賤之分，出生分貴賤，性別分貴賤，地域分貴賤，民族分貴賤，一級一級的壓迫着。

中國的讀書人經常說的一句話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兼濟天下的目的則是為了光宗耀祖，封妻蔭子。用現在的觀點看也就是承認自己被別人壓迫和自己去壓迫別人的合法性而已。

沒有理性的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就不可能出現博愛。因為上述社會的人想取得成功就是看你如何去想盡辦法壓迫別人。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與否就是看他能壓迫多少人而不是看他實際做了多少貢獻，所謂功績的大小就是看殺人的多少。中國人絕對不會回味歷史上清淨無為的恬靜歲月，當然，中國歷史上清淨無為的恬靜歲月我幾乎沒有看見過，而津津樂道的則是中國軍隊在對外戰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無論這場戰爭是多麼的不義，無論取勝的手段是多麼的下作，無論是中國人自己的代價有多麼巨大，傷亡多麼慘重，中國人完全不在乎，只要勝利就行，而輸了的話則倍感恥辱。放眼當今世界，就連最強大的美國每年還要拿出大量的金錢和物資來資助貧困地區，而這些在中國人看來，根本不會去考慮。當然了，中國人也做過對外援助的善舉，可本質上與美國有着很大的不同，雖然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美國人的錢也不好拿，或者就是美國人的戰略目光比較遠大，準備放長線，釣大魚。而中國人呢？玩的都是現金交易。

那麼，博愛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現代漢語辭典》的解釋是：“對人類普遍的愛。”從這句話的解釋來看，目前世界上的主要國家還沒有哪個做到對人類普遍的愛。可是很少有一個像中國人這樣簡直就是劣跡斑斑。

雖然說中國的文化里有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然而作為中國人民道德楷模的政府都沒有這麼幹過。這兩句話的字面意思反映出的本質是：“老人是大家的老人，孩子是大家的孩子。”可是中國歷代政府的行為都實實在在的褻瀆着這些聖人們的話，中國過去有着太多這方面的不良記錄，我們經常從歷史上看到有人因為他一個人的緣故而全家被殺，甚至還波及到鄰居與相識。歸根結底還是：“老人是你們自己的老人，孩子是你們自己的孩子。”現在，我們中國的現任政府就無恥的拋棄了作為一個現代政府應盡的義務。

或許有人不服氣要拿出仁政來說事。那好，我也在這裡淺談我們中國的仁政是怎麼回事，中國的仁政對於中國皇帝而言就是要他們愛民如子，說白了就是要皇帝把全天下人當作自己的孩子。問題是歷史上那些雄才大略的君主們連自己的親身兒子都能殺，這些不相干的傢伙又怎麼會下不了手呢？中國歷史上真正恪守儒家信條的官員有幾人呢？

如果問到這個問題的話整個儒者隊伍都是要無地自容的，按歷史的記載，中國最能夠被當作楷模的官員當屬明朝的海瑞。海瑞，字汝賢，號剛鋒，明朝嘉靖至萬曆年間的官員。這位先生在做官的日子裡的確是剛正不阿，清廉正直，同時，和他同一時期的官員都視其為異類。那些和他一樣飽讀聖賢書的同仁們將儒家學說最忠貞的信徒視為異類本身就是對儒家文明，進一步說，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一種莫大的諷刺。主流調子被唱的老高老高，而真正做到的確是寥寥無幾，更有甚者，與之背道而馳的隊伍卻是前赴後繼，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明的一個奇蹟。

現在，讓我們來探討一下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源吧。按照政治學的常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映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指的是社會發展一定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即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它是上層建築的基礎，簡稱基礎。上層建築指的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等的觀點，以及適合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制度。

現在，上層建築的問題被大家所共識，而決定這一情況的經濟基礎卻很少有人提級，大家迫不及待的想改變中國目前的上層建築卻忽視了造成中國這種現狀的根本原因。

任何國家都是由人組成的，現代的國家競爭其本質就是國民素質的大比拼。國民整體素質的高低與否決定了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時，國民的整體素質也決定了該國家的制度與發展方向以及處理問題的做法。而國民的整體則是由一個個單一的個體所組成的。這些個體的如何劃分的呢？依照中國傳統分為“士，農，工，商”按中共的說法就是階級論。

我個人認為階級論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無論哪個社會都很複雜，社會成員不可能從事的都是同樣的職業，謀生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根據人類社會學的有關常識我們可以知道，人的認識來源於實踐，這個實踐就是人類的基本生活方式，在現實社會中，具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成為同一個階層，哪個階層的數量最大，那麼，他們的素質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成為整個國民素質的代表。

問題的答案出現了，中國數量最為眾多的階層是中國的老農，具體的講應該是自耕農。對比世界，大家可以驚異的發現，沒有哪個有着完善民主制的國家會出現人口比重占如此多數的老農。一直到現在，從近代衍生出來的各類人群各種力量，他們的思想方式還深深的印着傳統的“老農思維”的印記。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由於老農階級的局限性是根本不可能接受民主政治的，無論是東方社會還是西方社會，別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民主社會不可能是一個絕大多數人從事自然經濟的社會。

自然經濟離不開土地，而土地是有限的，生產的果實也是有限的，歷代農民起義歸根到底就是在爭取土地和擺脫無法滿足的剝削。另外，小農經濟是不需要大規模的商品交流。而民主社會則是建立在資本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上，資本有着逐利的特徵，資本的宿命只有兩條路，要麼追求利潤，要麼毀滅。既然不想毀滅，那麼資本必須逐利，那資本則需要廣大的交易空間和諸多的交易項目，在資本的眼裡還沒有什麼不可以用來交易，自然也包括土地。

中國的皇帝很早就認識到如果重視商業必然危及到獨裁專制的合法性，到了清代，皇帝連自然科學也不讓臣民學習，因為這些增加見識，開啟民智的大門一旦被打開，皇帝的神聖性也就隨着覺醒的人民灰飛湮滅了。因此他們便找出種種理由打擊商業行為，降低商人的地位。

大家不妨回味一下歷史上著名的“甲申之難”，您會驚異的發現在反抗清朝入關的戰爭中我們的讀書人，市民是為了民族氣節，很多人寧死也不剃髮，在抗擊侵略的戰爭中最讓人可歌可泣的戰役全是發生在城市，組織者和參與者絕大多數都是市民、官吏、讀書人。其中著名的有“揚州十日”、“江陰八十一日”等。清朝剛剛如關頒布的圈地令遭到廣大漢族農民的堅決抵制，當康熙皇帝剷除敖拜後廢除了該令，農民的鬥爭也悄然停止了，而康熙的後繼者雍正皇帝的新政“攤丁入畝”更是讓老農喜從中來。

再看看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自從鴉片戰爭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開始解體，農民的土地被納入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這一下，農民憤怒了，從農民反抗的程度，殺戮的慘烈可見一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將農民定為二等公民，農民沒有反抗，農民要的只是莊稼地，這一點，作為中共政權的締造者毛澤東是洞若觀火的。之前，無論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包括後來的衛國戰爭、國共內戰以及當代的六四運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誰要是直接或間接敢打老農莊稼地的主義，老農將不惜一切代價和他拼到底。

共產黨跟農民說：“只要國民黨來了，美帝國主義來了，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就回來了，你們就沒有地了。”我們的老農便發出沖天的怒吼：“把他們往死里打。”於是，中國的老農在內戰中成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在朝鮮半島表現的悍勇無比，以至於讓當時的西方的政界學界大跌眼鏡。怎麼還有如此敵視民主的力量。

除了莊稼地外，中國老農還需要兩樣東西，一個是耕作土地的勞動力，一個是能夠保障他們穩定的官吏。勞動力就是人，在過去，生產力低下需要大量的人力，到了雍正“攤叮入畝”的政策實行後，按照人口來分配土地，一直到現在中國依舊實行着這個政策，那麼在農民看來，誰家人多誰家的地就多，為了土地，農民不惜一切代價，像昆蟲一樣瘋狂的繁殖。最近的博白事件論證了中國老農的這一特性。為了能夠有着穩定的環境供他們種地，農民選擇了犧牲做人的尊嚴，也不輕易與官府為敵的態度，所以，上訪村的種種現象，農民又是下跪又是喊冤，從他們身上看不到作為一個公民該有的覺悟和作為一個現代公民該有的手段。

中國的老農太需要啟蒙了，正如黃仁宇先生在他的作品《萬曆十五年》中有這麼一段話：“至於開啟民智這一類的概念，在那些耆老士紳的心目中更不占有任何地位，在我們這個古老的禮儀之邦里，絕大多數農民實際上早被列為頑民愚氓，不在文化教養之類，即使在模範官員海瑞的筆下，這些鄉民似乎也是一種動物，既渾渾噩噩，又狠毒狡詐，易於衝動。”海瑞尚且如此，更何況將農民習性看透了的中國共產黨呢？

社會是不斷在發展的，中國人也在一點點的進步，中國覺醒的人民爭取民主和人權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歷經了無數次的風風雨雨，總結了一個個的經驗教訓，現在的中國民主運動出現了比較理性的發展，那就是“維權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後春筍般轟轟烈烈的展開，已成星火燎原之勢，中國的維權運動肩負着雙重使命，一個是為受迫害的公民爭取其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傳播現代民主與法制的觀念，維權人士是真正對中國民主事業負責的人，因為，他們從底層做起，是他們在着手推動中國民主的進程。

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他的《人的現代化》一書中說：“如果一個國家中的國民缺乏賦予先進制度以這是生命力的能力，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行為方式上經歷與這個制度相適應的轉變，那麼，在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的人之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現在，中國老農已經蛻變為一個非常反動的組織，依我個人的看法，他們其實比當年德國的納粹更讓人覺得可怕，因為，納粹也只是對某個民族進行滅絕，而如今，中國的老農正在系統的，有計劃的，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毀滅整個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難怪說：“中國人民要想過上幸福的生活，地球都在顫抖。”而我們的老農卻一點也不知道，也不在乎，他們只要自己能先富起來。至於其他方面麼，他們根本管不着，也不想去管。

《黃禍》這本書給中國人勾勒出一個非常悲慘的結局，我有的時候真是寢食難安，難道真的非要等到全人類把中國人當害蟲打麼？看來，還是需要革命的，革命是什麼呢？史書上說：“變革天命，順天應人。”我們需要革老農的命，需要革除他們內心深處的落後與愚昧，這樣他們才不會變的越來越自私，最後自絕於全人類。

民智不開，僅僅依靠變動上層建築，無論當局的願望多麼美好，最後只會讓辛亥革命的悲劇再來一遍，當年的國民政府，不就是希望用政權的力量來教育廣大平民，尤其是老農民主的觀念麼？可結局又如何呢？可憐，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讓普通民眾尤其是男性同胞，撒尿上廁所都沒有做到；國民黨一再的拉攏當時的士紳與地主，脫離了老農，讓國家一片動盪，最後被中共組織起來的老農趕到了台灣。

回首國共內戰，難道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知道民主理念麼？顯然不是，他們彼此都很清楚，而他們實際都幹了什麼呢？共產黨罵國民黨是反動派，國民黨罵共產黨是土匪，雙方都欲制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民主政治中平等、妥協的理念全部被拋擲腦後。重慶談判，任何一方都沒有誠意，完全是迫於國際壓力在作秀。更重要的是，還有數不清楚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老農跟在後面起鬨，他們幫着一方去打另一方，在他們的心中，對於這場戰爭的看法和“武王伐紂”無異。他們從來沒有想過，無論是國民革命軍還是解放軍都是中國的軍隊，都是人民武裝，都是工農的子弟。當時，老農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王師，國民革命軍是賊兵，於是，他們用小車幫助中共推出了江山。他們沒有站在兩軍中間，以他們的力量去阻止這場戰爭的繼續，讓雙方停火和解，讓國共兩黨用選票來證明自己的正義。

所以說，關鍵還是在當時人民的素質。如果當時的人民夠理性的話現在的中國已經是兩黨制了，可歷史不能假設，既然悲劇已經發生了很多年，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避免歷史的悲劇再度重演。因此說提高人民素質，乃是當下民主運動的首要任務，請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在為中國構建民主政治的事業中，在開啟民智，提高人民素質的方面都做過些什麼呢？

革命，應該是革中國人的命，用現代“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去革除長時間印在他們心間的“忠臣孝子，君君臣臣”的落後思維，革命的武器就是一個字“愛”。去用博大的愛包容他們，感召他們，洗滌他們的心靈，這裡面也包括去愛共產黨，只有剷除專制賴以為生的土壤，中國才能走進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我們的專制土壤里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就是沒有愛，中國的歷代政權也沒有提倡過愛，這裡，我們不妨提倡。

最後，我還是那句話：“來吧，讓我們去愛他們。”

中國維權聯盟評論:2007--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