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算不上是一個能夠與毛澤東平行相處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澤東的“破格”重用而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入居中樞的。無論是抗日戰爭時代的“西北王”，還是解放戰爭和解放初的“東北王”，高崗都發展地太順了。在西北時得毛澤東“喜歡”（2），在東北時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崗堪稱一時之驕子。到了建國後選調“五馬進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的高調身份一馬當先（4）。一個人太順了就容易誇張對自己的認知，“高饒事件”中表現出的張狂便顯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夠成熟。從後來毛澤東對人講準備把高崗降職到陝西任副書記併兼延安地委書記的說法（5）看，也許毛澤東並沒有放棄對高崗在救駕歷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熱情等方面的賞識而只是對他進行一下鍛煉以磨蝕他的意志，然則高崗終於以死明志也實在讓毛澤東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後來林彪的叛逃對毛澤東在心靈上造成的震憾最終將他的暮年提前（6），眼見着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來的“親信”的背離，毛澤東沒有辦法不為之困惑甚至憤怒（7）。
毛澤東在處理高饒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讓人想到毛澤東實際上是在把高崗當成一條“草原狼”來對待的。看過《狼圖騰》一書和《沙場點兵》一劇的人可能會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來威脅虎的存在並磨勵虎性的（8）。高崗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攻擊，未嘗不是毛澤東利用高崗的積極性而對劉、周的一些治國策略的質疑。
不時地對自己的戰友或屬下們進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擺正姿態和位置是毛澤東的常用謀略。不給手下將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機會是維持自身統治地位——政治語言是維持全黨團結——的必要手段。僅僅是對周恩來，毛澤東就從六屆六中全會後有過多次的“調理”。比如同時建立平行於南方局的東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對周的權力範圍的分解；轉戰陝北指導劉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來留在身邊，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給其以獨立發展的機會；解放後處理廣東的“地方主義”使馮白駒等“周派”勢力受挫，也未嘗不是對周的地方羽翼進行煎除（9）。
對於在延安整風后如日中天的劉少奇，毛澤東也不時地增強着他的警惕。在選擇派向東北的大將時，劉的“菜單”次序是陳毅、林彪、徐向前（10），毛澤東選擇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與劉少奇有過合作關係而與自己有過不睦的陳毅；在主政東北的人選上，毛澤東也逐漸消除着劉派大將彭真的影響力而逐漸讓毛派人物高崗擔綱。可以說，在建立穩定的東北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以較為“溫柔”的方式粉碎了劉派勢力的覬覦而將這塊看家寶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後，毛劉之盟也並非鐵板一塊。麥克法夸爾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劉鬥爭的一波三折（11）。劉派的力量是那樣的強大，以致於毛澤東也要不時地做出讓步——比如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原有設想而一反常態地向他請來提意見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實施反擊，就是因為彭真們的堅決牴觸（12）。可以說，毛澤東與這個因為受到重用而越來越寵大的黨內“山頭”的鬥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到文化大革命而發展到了極端的場景：決裂。
在高崗發起“批薄射劉”、饒漱石發起“討安伐劉”的黨內鬥爭時，未嘗不是受了毛澤東的授意（13）。否則，高崗的嘴裡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主席說”，也不可能會有諸多方面大員的傾心投靠。事實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前期認可，黨內資歷並不很深的高崗斷然不會聯絡起華東局（饒）、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這麼大的勢力並敢於找位列排名黨內第五位的陳雲、“政治思想強”的西南局鄧小平大變特談什麼“圈子論”、“軍黨論”、“你一個我一個”。如果高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開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豬吃虎的把戲，他的這一作法，絕對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懾了劉周兩派，又活躍了各大區參與，中心目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不逾矩”。
可高崗這條狼玩得太過火了，甚至於會錯了主席的意思要把“歷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變成山中老虎。意識到養狼作虎的毛澤東已經後悔不迭，加上在陳雲、鄧小平揭露高崗“非組織活動”後劉派乘機反擊，毛澤東為保全和表達對劉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愛”，甚至不再給高崗單獨面見的機會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況下把高崗“放逐”。因為“狼”在政治藝術上的失策，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在這次敲劉回合上的失敗。
毛澤東希望以退為進暫時把“年輕氣盛”的高崗拿下，就如延安整風后暫時地冷落了整風爭議人物康生那樣。陝西省委副書記兼延安地委書記這個位置，比之黨的副主席雖然降格了許多，但那個頗有標誌性意義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崗的最佳養傷之處。可高崗明顯感覺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兩次頗為值得關注的“自殺”表達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遺憾，其中極可能還有對毛澤東的不滿……
了解毛高關係，有三個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劉志丹，他是高崗的老師、領導和戰友，也是當年險些被戴季英“肅”掉的難友；二是劉少奇，他是高崗扮豬吃虎準備供掉的老將；三是鄧小平，他是高饒事件風向立轉的一個核心人物，也是高崗倒台後受到毛澤東特別重用的人物。“人民的英雄”劉志丹的犧牲，也許使他免遭了後來整個“西北反革命集團”的厄運。可劉志丹在整個革命生涯中的諸多可爭議之處，以及高崗的意外落馬，也確實讓劉景色范、習仲勛們被株連。到了八屆十中全會前，因一部由劉志丹的弟媳、劉景范的妻子所寫的小說《劉志丹》引來高崗當年政治對手閻紅彥的質疑和康生的利用，高崗的西北戰友們就再次遭遇了被“階級鬥爭”的命運（14）。
高崗倒台後，他的手下干將張明遠、張秀山、馬洪等似乎並沒有被順勢清洗（15）。這似乎可以透出當時政治空氣的相對純淨，以及毛澤東對高崗的心存仁厚。
因為叛逃和自殺，以及某些特別的指控，在中/共黨史上頗有個性風采的張國燾、高崗、林彪被永遠剝奪了“平反”的可能性。可這似乎並不能否定他們在黨史上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
注釋：（1）談及毛澤東與高崗的關係，溫相在飛揚軍事網的個人專欄中所發的《毛澤東與高饒事件》是一篇不能不讀的文字。文字的幹練、內幕消息的豐厚及以及涉獵範圍的廣博，讓溫相的史論顯得味道十足。附後。
（14）《劉志丹》小說案可見何家棟文。附後。
又有人說《劉志丹》
何家棟
《閻紅彥和小說〈劉志丹〉》（載《百年潮》2003年第三期，作者李原）是一篇奇文，一言以蔽之，是閻紅彥翻案活動的繼續。
李原是原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秘書組長，也是製造《劉志丹》案的參與者，文章既有為首長洗刷亦兼有為自身開脫之意。其中有兩個要點：（一）澄清閻紅彥和康生的關係，同時表明向中央告發檢舉小說《劉志丹》是他們的功績。舉報是經過楊尚昆，不是經過康生，完全符合組織原則。（二）認定《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關於第一點，閻紅彥將《劉志丹》校樣交給什麼人，無關緊要。他是有意投靠康生還是無意間被康生利用，那是專案組才關心的問題。我們只記住一條就夠了：正是這位封疆大吏為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彈，從這裡打開突破口，在哲學、經濟學、史學、文學、新聞、電影、戲劇等意識形態領域裡展開了對資產階級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無論閻紅彥向何人告發，都改變不了閻紅彥確是這一牽連最廣、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獄製造者的事實。關於第二點，當初定《劉志丹》為反黨小說，就是以閻紅彥指控“為高崗翻案”做根據的。我們看李原是怎麼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中央組織部委託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院的文藝工作者審讀了小說《劉志丹》。1979年7月14日，中央組織部向中央寫出報告，認為這部小說‘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歷史的小說’，這個案件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錯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並發出通知，為包括小說作者在內的所有有關人員和為數眾多的受牽連人員平反。”這個決定不僅推翻了康生的誣陷，也推翻了閻紅彥的指控。但李原一方面說中央為《劉志丹》小說及有關人員平反是“理所當然的，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卻把當年舉報的那些貨色幾乎原封不動地搬了出來，說什麼“書中有些情節是利用劉志丹來宣傳高崗，是在美化高崗，為高崗翻案。”如果中央平反是正確的，閻紅彥的整個指控就不能成立。但李原耍了一個將閻紅彥和康生做出“本質區別”的花招，說什麼閻紅彥只說小說為高崗翻案，沒說是反黨，康生介入才變了性質。這是要維護閻紅彥的“正確”，實際上把中央的決定推翻了。我想問問李原：當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宣布“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時候，你們首長當年是否做過這樣的聲明？李原說他們是在《劉志丹》小說平反後才從報刊上得知康生的陰謀，但是當年給《劉志丹》小說定罪的那些東西，不就是今天李原文章中披露的那些東西嗎？他一邊做着“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一邊把那些沾着血的檢舉材料拋出來，是不是欲蓋彌彰？我是直到看了此文才知道當年射殺我們的暗箭是從哪裡發出的。看來這個秘書太懶惰，太粗心，沒把弄髒的白手套洗乾淨，就重新戴上了。
李原硬要按照主觀願望，把《劉志丹》和高崗疊加起來，把文本中沒有的東西強加文本，胡攪蠻纏，毫無根據地說小說利用劉志丹“宣傳”、“美化”高崗。這種謊言在前述審讀報告中已被揭穿，但他們還要拿來作為攻擊的武器，好像謊話說一千遍，人家就相信是真的。因此，我們還要對他講一點文學常識：小說是小說，高崗是高崗，你只能看小說寫了什麼，怎麼寫的，不能把小說沒寫的東西，包括高崗做過的一切都算到小說的賬上。
小說作者李建彤送閻紅彥徵求意見的是校樣，當時也只有校樣，沒有閻紅彥在別處看到的什麼“樣書”，送中央審查的樣本是事發後奉中央之命臨時趕印的，還有黑空缺字。紅二十六軍政委羅炎是幾個人物合併後用的名字，因為高崗當過紅二十六軍政委，閻紅彥就咬定這個羅炎就是高崗。但校樣中只有兩處寫到他，一處是劉志丹到西安向省委匯報工作，見到省軍委委員羅炎，羅炎給了他《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和《紅四軍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兩個文件，說了一句話：“聽說你們爭論得很厲害，到底是些啥問題？”另一處是，劉志丹在南下失敗後，回到照金，又和在省委書記叛變後逃到照金的羅炎見了面。羅炎對劉志丹說了一句話：“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僅此而已。閻紅彥就憑這兩句話，告發《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當時我們都被打懵了，只顧交代哪幾處寫了高崗，卻忘了問他們哪些地方是為高崗翻案。當然問也白問，因為當時中央首長們都未看到校樣，聽見閻紅彥製造的輿論，就信以為真。這真像童話故事，聽見一聲“咕咚”，就以為妖精來了。辦案人也摸不着頭腦，搞不清是在哪裡翻的案，好幾年都落實不了，最後只好不提了。
歷史不是狂人的自傳，不是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從李原的介紹中，我們得知，閻紅彥在陝甘紅軍初創時期只呆過一年，此後五年大發展時期，他都在白區和蘇聯活動。小說上卷送審校樣只寫到當時南下的紅軍在那裡全軍覆沒為止，閻紅彥的活動不足其中一章。他其實沒有什麼好說的，卻要求歷史以他為中心來展開。因此他們就把1942年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閻紅彥如何和高崗鬥法以及他們爭論的問題，強加給《劉志丹》。這次鬥法，以閻紅彥失敗告終。閻紅彥在邊區高幹會上是被批判的一方，但小說並沒寫到1942年。
閻紅彥關心的是：誰是西北紅軍締造者。閻紅彥的晉西遊擊隊渡河到陝北，只有27人，和楊琪（後任紅27軍軍長）的商販軍匯合，到保安縣去找劉志丹，被領到南梁，和劉志丹合兵一處。立足未穩，閻紅彥就在三甲塬來一場火併，把劉志丹的“武裝”消滅了。劉志丹顧全大局，沒有反擊，如果舉兵自衛，閻紅彥又不知向何處逃竄了。《劉志丹》小說中是這樣籠統交代的：“指揮部反怨部隊成份不純，要狠狠整頓部隊，加上整頓方法不對頭，打傷了幾個，開除了一批，嚇跑了一群，一來二去，人員大減，六七百人的部隊，一下子降到二百來人。大家怨聲載道，情緒低落。”《劉志丹》作者心存寬厚，沒把真相全部揭露出來，避開正面衝突，寫成劉志丹事發前去了西安，也沒寫殺人，只說整頓是個“方法問題”，錯誤人人有份，不涉及個人責任。但閻紅彥並不認為這是為他隱惡，而是沒給他揚善。劉志丹被奪了權，閻紅彥收拾不了攤子，省委這才把謝子長從甘肅調來當總指揮。在閻紅彥看來，三甲塬整頓隊伍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等於毛澤東上井岡山收編王佐武裝，是為建立西北工農軍掃清障礙。此乃曠世奇勳，在西北第一個打起紅旗，那就不僅是“地方性領袖”，而且是“全國性領袖”（借用李原的說法）了。從李原的遣詞造句中，我們都能看到他們處心積慮想說的是什麼。比方說“紅軍晉西遊擊隊和劉志丹武裝會合”，1932年2月“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第一次正式在陝甘邊區打出工農紅軍的旗幟”。又如，他們把永寧山的共產黨員奪取民團的革命活動說成“永寧山不過是一個小山頭，因為是劉志丹的家鄉，他在那裡當過國民黨民團團總”，不把劉志丹當做共產黨員，不承認他是奉黨之命，到西北組織武裝鬥爭的，而是把他當做山大王、反動民團頭子。這也是暗示：閻紅彥才是在西北打起紅軍旗幟、揭開歷史新篇章的第一人。李原說得吞吞吐吐，意思我們還是明白的。閻紅彥爭鬥多年，就是爭的這個東西：誰是“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造者。中央說是劉志丹和高崗。閻紅彥不服氣，因為他“第一次正式在陝甘邊區打出工農紅軍的旗幟”時，高崗躲在西安還沒有出來，劉志丹已經被他整倒了嘛。劉志丹和謝子長都死了，就該他和高崗爭第一把交椅了。否定三甲塬“整頓”，就是否定他的歷史功績；但是肯定三甲塬“整頓”是“正確路線”，劉志丹就成了被閻紅彥收編的一個土匪頭兒，他以前的革命活動（包括組織武裝）也都不算“正式”的。閻紅彥千里迢迢跑到南梁，就是叫劉志丹投奔他？不知陝西黨史界是不是接受這個觀點。李原說：閻紅彥一向贊成寫劉志丹。是呀，只要寫成劉志丹歸順閻紅彥，把劉志丹寫成他的墊腳石，他是舉雙手贊成的。但這對歷史公平嗎？他們對高崗的種種說法都是放煙幕彈。他們說高崗不提古田決議對陝甘紅軍的影響是抬高自己；《劉志丹》小說提到古田決議又說是美化高崗。他們說，高崗把西北反帝同盟軍成立從1932年1月提前到1931年10月，與事實不符；《劉志丹》沒寫成立的日子，又說是為高崗翻案。而且他們評論人物還採取雙重標準，對自己一套，對別人又一套。紅軍有過幾個政委，合在一起，就是“美化高崗”，因為高崗也當過紅軍政委；紅軍有過幾個參謀長，合在一起，就是“貶低閻紅彥”，因為閻紅彥也當過紅軍參謀長。他們把文革手法運用得如此嫻熟，還說是實事求是。
唯心史觀看問題有個通病，只看到個人的活動，看不到影響這些活動的眾多因素。當他遭到挫折時，認為是受某某人迫害；當他迫害別人時，又覺得是理所當然，不能通過情景邏輯去認識問題的成因。閻紅彥和高崗鬥法屬於前者；閻紅彥被康生利用傷害無辜屬於後者。他和高崗鬥法，究竟是什麼性質？他自己也沒說出所以然來，開小差，搞破鞋，可以把高崗搞臭，但僅憑那些雞毛蒜皮，卻無法將他擊倒。即使李原寫的句句是實，也不足以證明閻紅彥如何正確，給人的印象不過是閻紅彥揪住了高崗的小辮子，窺測到高崗的隱私，藉機要挾。閻紅彥1933年起就脫離了陝北武裝鬥爭；此後陝北紅軍大發展，陝北陝甘聯成一片，創建陝甘寧根據地，他都沒有立功的機會；四年之後重返陝北，已是另一種局面，再想恢復“三甲塬態勢”，坐頭把交椅，已經不可能了。又過了六年，高崗成了“西北王”，地位更加鞏固，閻紅彥心理失去平衡了，那本來應該是他占有的位置。閻紅彥想要別人承認他，還得等待機會，他果然等到了高崗自我爆炸，等到了毛澤東的口頭道歉，等到了換烏紗帽，但是比起高崗爬到的那個高度，還差一大截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高崗垮台之後，毛澤東向他道歉之時，《毛澤東選集》上也還印着“以劉志丹高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沒有把高崗名字換成閻紅彥。新版的《毛澤東選集》注文中也寫的是“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閻紅彥還是掛不上號。李原要為首長翻案，信口胡說，也不看看“毛選”。閻紅彥最希望再召開一次西北高幹會為他翻案，始終未能如願。而且高崗是自我毀滅的，不是他打倒的，過去受的氣無處發泄，就拿小說《劉志丹》來製造事端，目標直指“習仲勛反黨集團”。這不僅是一個報復的機會，也是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證明什麼呢？就是：閻紅彥是一貫正確的。只可惜還是沒有成為“全國性領袖”，取政治局委員而代之。這只能怨歷史無情了。
唯心史觀比較傾向於把一切看做一成不變的，如果一個人變壞了，那麼，他過去也不是好東西。不相信人會隨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但是，歷史唯物主義並不這麼看。閻紅彥1942年的失敗，不能僅歸於高崗的欺騙。1962年的得手，也不是由於康生“意外介入”，而是政治生態造成的結果。如果不是毛澤東把陝北當做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戰的出發點，高崗爬不了那麼高，閻紅彥也不知去什麼地方，開不開邊區高幹會還得另說。如果毛澤東不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他的狀子也許還鎖在書記處檔案櫃裡。無論是高崗、康生，作為個人，能量都是有限的，他們只有利用制度的弱點才能發揮作用。一個有良好競爭機制的現代政黨，它會採取民主的方法，公開辯論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處理思想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必採取密謀的方法，告發和破案的方法，來奪取權力，陰謀家野心家也難以找到藏身之地。把一切罪責都推到高崗、康生身上，是唯心史觀過份誇大個人作用的表現。有一件事似乎被人忽略了：當初高崗用來攻擊劉少奇的那些材料，就是高崗反黨的罪證；但文革中又作為劉少奇的罪狀原封不動地拋了出來。按李原的邏輯，那就是毛澤東也在為高崗翻案了。當年處理高崗問題的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跑到杭州，沒有參加，解放後毛澤東沒參加的中央全會也僅此一次，有關材料至今沒有解密，我們無法得知內情。但可以肯定：高崗不是閻紅彥鬥倒的，不是因為他在高幹會上偽造歷史。閻紅彥在權力場上的拼搏有得有失，總的說得大於失。《劉志丹》小說又給他一個力圖一搏的機會，但除了被康生利用來把西北代表人物一網打盡，他自己似乎一無所獲，攪了一場渾水，自己也不得好活。但是，《劉志丹》小說中還是把他當作正面人物來寫的，他的事跡概括在當過陝甘游擊隊總指揮、參謀長的“戴鴻遠”這個人物中（戴鴻遠是由三個人名字各取一字組成的）。因為閻紅彥除了在三甲塬顯過身手，還沒來得及轟轟烈烈干一場，就被左傾路線擠走了。按他們的邏輯，把別人做的好事加到他身上，不也是美化他嗎？但他反而覺得沒有把他寫成西北紅軍締造者，像毛澤東改造王佐一樣改造劉志丹，且和別人合在一起，就是故意貶低他。對劉志丹，該書既未當作地方領袖、也未當作全國領袖，而是當作英雄來寫的，力圖按照周恩來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的精神來表現他。這個評價是超越一切時空界限的。就創作方法而言，《劉志丹》小說確有敗筆，加在劉志丹頭上的政治光環，不是抬高而是損害了劉志丹的藝術形象，它首先是敗壞了文學的真實性。劉志丹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是什么正確路線，而是處於逆境中表現出來的人格魅力和寬容精神。
我的說明只限於我作為責任編輯職責範圍之內的問題，就是限於《劉志丹》送審稿。李原代首長發言，也應以首長看過的本子為依據（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劉志丹》上卷前述有關羅炎的情節已經刪去）。其他問題不能由我代李建彤作答。因為李建彤有自己的觀點，他人是不能代替的。事實上，不僅編輯部和作者意見有分歧，編輯部內意見也是不一致的，經常發生爭論，但又是在激烈爭論中取得相互理解的，挨了整也不發怨言。沒人說：“當初聽我的就好了。”令人不解的是：決定《劉志丹》三卷本停止發行的會議，沒讓作者李建彤參加答辯，與會人說了什麼，也未見公布。這說明它是一個政治決定，不是一個法律意義上的裁決。政治干預從來不是處理藝術問題、學理問題的正當辦法。其所以暢行無阻，是因為中國的法制尚不完善。李建彤和一批陝北老幹部曾向負責處理此事的習仲勛當面提出抗議。習仲勛為息事寧人，始終以“團結為重”相勉，真正表現出政治家風度。具有反諷意味的是，當初他們誣指《劉志丹》小說是習仲勛“篡黨篡國”的綱領，現在查禁此書的還是那個習仲勛。這明明是打了他們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們卻認為“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這種處理只是把問題擱置起來，既然誰也說服不了誰，就不要在歷史問題上爭論不休，強行“統一認識”。我不知他們的文章為何當時不發表，要等到馮文彬、胡耀邦、習仲勛這些老同志相繼謝世之後才拋出來？是不是因為死無對證，可以信口開河？閻紅彥已經作古，死者無罪。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我不想介入這一場沒有思想意義也沒有學術價值的爭論，我對誰坐第幾把交椅沒有好奇心，個人的功過是非，生前是中央組織管轄的範圍，死後是黨史學家研究的課題。
（作者單位：中國工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