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当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终于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时，迫于无奈，毛泽东从其原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进行180度的转弯，同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决裂，选择了与意识形态的敌人美国建立战略同盟。这一决策，至少使当时的中国避免了灭顶之灾。作为侥幸后的感慨，毛泽东说“上帝可以作证，我希望美国管理台湾100年”！

虽然邓小平在国内政策方面彻底抛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却对毛70年代后的外交新政策全面继承并发挥到了极致：接受了美台关系的现状、认可了日美安全条约的积极意义，对日本要求苏俄归还北方四岛给予全力的声援，甚至对钓鱼岛划归日本也做了事实上的默认。为了取得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全面开放，不惜冒重大牺牲与巨大国际风险，悍然入侵越南，卷入残酷与血腥的战争，而这仅仅是为了给美国递上一个投名状而已。

美国人自然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果然在经济、军事与国家安全方面与中国展开了全面的合作，西方世界纷纷接踵而至。于是，就有了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的飞跃，虽经8964风波干扰造成部分影响，但大趋势还是一泻千里，不可遏止。

邓小平是正确的。

如果邓当时也象江、胡这般在中美中日关系上斤斤计较、锱铢必究这种小家子气，就换不来全面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更没有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还会停留在闭关自守、贫穷落后与没有国际地位这种孤苦境地，状况不会比当今北韩好到哪里去。改革开放说到底，不就是对美国、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改革开放路线决定了中美关系就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江本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这是当时一所教材全部采用英语，教员一律用英语授课的学校，其文化精神就是西方自由主义，这就决定了江在骨子里面是亲美的。这并不受他是否参加地下党所影响。当胡赵相继下台后，邓小平并不愿意由于他们下台的自由化原因导致“保守的、僵化的”人取而代之，希望继任者是“开放的、改革的”，而又对号入座地将此光环移动到了江的身上，这与江早年所受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江后来在华东地区所形成的人脉与此也不无重大关系，江家有好几个子女，但因为没有交大这段学历，自然就得不到元老的同样眷顾。

但是，89年后，国际社会的制裁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压力，而美国由于其国力、国际影响力以及一贯标榜的人权与民主价值观，在此中首当其冲，起着主要的作用。即便如此，邓小平的亲美路线依旧毫不动摇，这才有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的方针。邓小平一再疾呼，中美之间不要搞对抗，苏联解体了，中国“决不当头、不扛旗”。

邓非常清楚，中美关系的崩溃即意味着他的改革开放路线的失败，意味着总设计师在总体设计上犯了根本性方向性错误，他承担不起这种历史责任。所以，他的南巡讲话，搞市场经济，撇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及至后来的加入WTO，走全球化发展道路等等，实际上还是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进一步靠拢。实践也证明，向美国靠拢才能民富国强，这与过去同 “社会主义阵营”抱成一团而弄到国破民穷形成了强烈对照。

因为美国在推行其价值观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使中国当局非常难堪，它们需要给中国老百姓关于自己一系列行为正当性的交代或解释，于是就有了“亡我之心不死”，有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说法，却无论如何都掩饰不住骨子里希望不打破现有中美关系格局的渴望。虽然也在南斯拉夫、科索沃等问题上搞了一连串的小动作，也伙同俄罗斯唱起“多极世界”的滥调，其实质还是希望在中美关系的格局中变换一些自己所缺乏的筹码而不是毁坏关系本身。令他们失望的是，这些如意算盘都一一都落了空。关于这些，我在四年前《大国单边情结的终结——中国造就了俄美关系的里程碑》一文中有过详尽阐述。

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1998年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与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后发生的南海军用飞机相撞事件，在中国国内即将掀起反美风暴之时，胡锦涛代表江以相当低调冷静的姿态比较圆满地处理了事件及其后遗症，现实主义最后还是战胜了意识形态。这也是胡仅以副主席身份访美而受到元首般接待的原因，而美国的认可是实现国际认可的必要条件。

一般而言，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在选择意识形态或务实政策方面，与他们在执政党内所拥有的政治资源有着密切关系。毛泽东由于长期用政治高压造就了对自己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不畏惧左派说他是卖国主义，所以敢于说自己喜欢右派尼克松、敢于表示感谢日本侵略中国从而帮自己上台执政、敢于肯定日美安全条约有益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敢于放言请美国来管理台湾等等，反美崇美收放自如，百无禁忌；邓小平由于其有着同样资历以及扭转毛的文革路线的巨大历史功绩，所以，能够享用的政治资源并不比毛少到哪里，在创导良好中美关系方面可以比毛走得更远；嗣后的领导人物在这方面底气严重缺乏，往往不得不举起意识形态的旗帜来证明自己遵循祖制、以此来号令党内，推行威权，大有“高举着亡灵的旗帜，穿着他们的服装，喊着他们的口号，战战兢兢地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种尴尬。

但是，每当中美关系面临摊牌的时候，骨子里的亲美因素就会浮至表面，对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呼唤“不怕别人说是中国最大的亲美派”。同样是政治资源贫乏的原因，使得他们不能想象如何去承担中美关系破裂的后果；与坚持意识形态一样，维持正常的中美、中日、中西关系也是一条至关重要、却也关乎中国人民福祉的祖训。

坦率地说，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胡温甚至在手法方面都没有江来得娴熟，比毛周邓的战略眼光与手笔更是相去甚远，以致于弄出朱成虎这样的????去对美国进行核恐吓，试图在根本上动摇中美关系，来证明比毛周邓更有能耐。

拿破仑尽管有莱比锡与滑铁卢，仍不失为一代枭雄；路易．波那巴即便没有色当也仅仅是个失败的模仿者而已；邓小平的成功源自于他倡导解放思想与推倒“两个凡是”，而不是企图模仿成为毛泽东第二。

中美关系不仅是对中国领导人的现实考验，更是对中国人民族智慧的考量；事实上，中美关系向何种方向演变，球始终在中国这边。中国人有理由去关注胡锦涛九月访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意，这将是一场超越中国的、真正的检验。

200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