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前，當中國由於文化大革命終於陷入內外交困的絕境時，迫於無奈，毛澤東從其原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進行180度的轉彎，同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決裂，選擇了與意識形態的敵人美國建立戰略同盟。這一決策，至少使當時的中國避免了滅頂之災。作為僥倖後的感慨，毛澤東說“上帝可以作證，我希望美國管理台灣100年”！

雖然鄧小平在國內政策方面徹底拋棄了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卻對毛70年代後的外交新政策全面繼承並發揮到了極致：接受了美台關係的現狀、認可了日美安全條約的積極意義，對日本要求蘇俄歸還北方四島給予全力的聲援，甚至對釣魚島劃歸日本也做了事實上的默認。為了取得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全面開放，不惜冒重大犧牲與巨大國際風險，悍然入侵越南，捲入殘酷與血腥的戰爭，而這僅僅是為了給美國遞上一個投名狀而已。

美國人自然懂得投桃報李的道理，果然在經濟、軍事與國家安全方面與中國展開了全面的合作，西方世界紛紛接踵而至。於是，就有了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與中國國民經濟的幾次大的飛躍，雖經8964風波干擾造成部分影響，但大趨勢還是一瀉千里，不可遏止。

鄧小平是正確的。

如果鄧當時也象江、胡這般在中美中日關係上斤斤計較、錙銖必究這種小家子氣，就換不來全面的改革開放，就沒有國際資本的大規模進入，更沒有中國經濟的騰飛，中國還會停留在閉關自守、貧窮落後與沒有國際地位這種孤苦境地，狀況不會比當今北韓好到哪裡去。改革開放說到底，不就是對美國、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開放？改革開放路線決定了中美關係就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

江本身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這是當時一所教材全部採用英語，教員一律用英語授課的學校，其文化精神就是西方自由主義，這就決定了江在骨子裡面是親美的。這並不受他是否參加地下黨所影響。當胡趙相繼下台後，鄧小平並不願意由於他們下台的自由化原因導致“保守的、僵化的”人取而代之，希望繼任者是“開放的、改革的”，而又對號入座地將此光環移動到了江的身上，這與江早年所受教育有着密切的關係，江後來在華東地區所形成的人脈與此也不無重大關係，江家有好幾個子女，但因為沒有交大這段學歷，自然就得不到元老的同樣眷顧。

但是，89年後，國際社會的制裁對中國產生了很大壓力，而美國由於其國力、國際影響力以及一貫標榜的人權與民主價值觀，在此中首當其衝，起着主要的作用。即便如此，鄧小平的親美路線依舊毫不動搖，這才有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二十四個字的方針。鄧小平一再疾呼，中美之間不要搞對抗，蘇聯解體了，中國“決不當頭、不扛旗”。

鄧非常清楚，中美關係的崩潰即意味着他的改革開放路線的失敗，意味着總設計師在總體設計上犯了根本性方向性錯誤，他承擔不起這種歷史責任。所以，他的南巡講話，搞市場經濟，撇開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及至後來的加入WTO，走全球化發展道路等等，實際上還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進一步靠攏。實踐也證明，向美國靠攏才能民富國強，這與過去同 “社會主義陣營”抱成一團而弄到國破民窮形成了強烈對照。

因為美國在推行其價值觀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態，使中國當局非常難堪，它們需要給中國老百姓關於自己一系列行為正當性的交代或解釋，於是就有了“亡我之心不死”，有了“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的說法，卻無論如何都掩飾不住骨子裡希望不打破現有中美關係格局的渴望。雖然也在南斯拉夫、科索沃等問題上搞了一連串的小動作，也夥同俄羅斯唱起“多極世界”的濫調，其實質還是希望在中美關係的格局中變換一些自己所缺乏的籌碼而不是毀壞關係本身。令他們失望的是，這些如意算盤都一一都落了空。關於這些，我在四年前《大國單邊情結的終結——中國造就了俄美關係的里程碑》一文中有過詳盡闡述。

比較典型的事例就是1998年克林頓政府時期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與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伊始後發生的南海軍用飛機相撞事件，在中國國內即將掀起反美風暴之時，胡錦濤代表江以相當低調冷靜的姿態比較圓滿地處理了事件及其後遺症，現實主義最後還是戰勝了意識形態。這也是胡僅以副主席身份訪美而受到元首般接待的原因，而美國的認可是實現國際認可的必要條件。

一般而言，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頭面人物在選擇意識形態或務實政策方面，與他們在執政黨內所擁有的政治資源有着密切關係。毛澤東由於長期用政治高壓造就了對自己狂熱的個人崇拜，所以不畏懼左派說他是賣國主義，所以敢於說自己喜歡右派尼克松、敢於表示感謝日本侵略中國從而幫自己上台執政、敢於肯定日美安全條約有益於亞太地區的穩定、也敢於放言請美國來管理台灣等等，反美崇美收放自如，百無禁忌；鄧小平由於其有着同樣資歷以及扭轉毛的文革路線的巨大歷史功績，所以，能夠享用的政治資源並不比毛少到哪裡，在創導良好中美關係方面可以比毛走得更遠；嗣後的領導人物在這方面底氣嚴重缺乏，往往不得不舉起意識形態的旗幟來證明自己遵循祖制、以此來號令黨內，推行威權，大有“高舉着亡靈的旗幟，穿着他們的服裝，喊着他們的口號，戰戰兢兢地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這種尷尬。

但是，每當中美關係面臨攤牌的時候，骨子裡的親美因素就會浮至表面，對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呼喚“不怕別人說是中國最大的親美派”。同樣是政治資源貧乏的原因，使得他們不能想象如何去承擔中美關係破裂的後果；與堅持意識形態一樣，維持正常的中美、中日、中西關係也是一條至關重要、卻也關乎中國人民福祉的祖訓。

坦率地說，在處理中美關係方面，胡溫甚至在手法方面都沒有江來得嫻熟，比毛周鄧的戰略眼光與手筆更是相去甚遠，以致於弄出朱成虎這樣的????去對美國進行核恐嚇，試圖在根本上動搖中美關係，來證明比毛周鄧更有能耐。

拿破崙儘管有萊比錫與滑鐵盧，仍不失為一代梟雄；路易．波那巴即便沒有色當也僅僅是個失敗的模仿者而已；鄧小平的成功源自於他倡導解放思想與推倒“兩個凡是”，而不是企圖模仿成為毛澤東第二。

中美關係不僅是對中國領導人的現實考驗，更是對中國人民族智慧的考量；事實上，中美關係向何種方向演變，球始終在中國這邊。中國人有理由去關注胡錦濤九月訪美會有一些什麼樣的新意，這將是一場超越中國的、真正的檢驗。

200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