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聽途說為論據的時評–評中青報上的一篇濫文
-- 平大峽

許多年來，在網上流傳着許多有關日本奇蹟的故事，有些完全不沾邊兒的神話也被很多媚日人士當寶貝似的到處宣揚着，這些神話隨版本不同多少有些差異，但其意思都很清楚，就是替日本人吹噓。本來這些神話過於粗糙，既經不起推敲也不值得一駁，雖然有的已經流行多年但我們都懶得去反駁一下。不過最近居然有人把這些神話拼成一個雜燴拼盤，登在了中國的主流媒體之一的“中國青年報”上。本人覺得非常有必要來刨析一下這些爛雜燴，不能讓它們借着主流媒體的傳播去誤人子弟。
我說的那個雜燴拼盤就是指中青報上的《簡單的仇恨讓我們忽略了日本的“可怕”》的那篇濫文。該文說日本已經由 “可憎”轉變為國民素質上的“可怕”， 該文用了這樣的語言解釋了這個帶引號的“可怕”的意思：
（原文）-----《這是怎樣的一種“可怕”—— 是高度的文明素養，是高度的誠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發達的教育。》-----（原文完）

下面我們看一下作者提出的論據：

論據1：
（原文）--- 1994年廣島亞運會閉幕式結束後，6萬人的體育場竟然沒有發現一片廢紙、一點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幾家報紙驚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原文完）
該文試圖用這個神話是來證明日本人愛護公共衛生的《高度的文明素養》。

首先，我們先退一步，假定這個神話是真實的，但它也無法證明日本人的《高度文明素養》。如文中所說，那個活動是廣島亞運會的閉幕式，而在這個閉幕式上的運動場上，外國運動員占了約三分之二，其中包括數百名中國運動員。在觀眾席上也有三分之一或半數以上的外國觀眾，也包括數百名甚至上千名中國觀眾。因此這個神話頂多是證明了包括中國人也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全體亞洲人都有高度文明素養，既然大家都一樣，有什麼“可怕”的呢？
當然，這個神話不是真的，廣島亞運會上僱傭了大批的清潔人員打掃衛生就是證明。那麼，日本人自己的體育賽事是不是沒有垃圾呢？雖然有關體育賽事的垃圾的消息不多，但在網上搜索後，還是看到了許多關於日本國內的賽事上出現了競賽雙方支持者互扔垃圾的報道，可見垃圾不少。另外，我還搜索到了一篇新瀉縣體育館的關於減少垃圾運動的成果報告，其中提到“通過減少垃圾的宣傳運動，2001年該體育館的每次體育大賽的垃圾減少到了5噸”。考慮到新瀉縣體育館在日本只是個小型的體育館，可以推斷廣島體育館那樣的大體育館的每場賽事的垃圾不會少於5噸。顯然，作者的“6萬人的體育場竟然沒有發現一片廢紙、一點果皮垃圾”確實吹噓過分，用歪嘴大臣麻生的話說就是“連老年痴呆者都知道”這是胡吹。

論據2：
（原文）---- 一位北京學者在日本遇到一次嚴重的堵車，成千上萬輛車首尾相連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車輛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邊，而另一邊逆向車道空空蕩蕩，無人爭搶。---（原文完）
該文試圖用一位北京學者在日本遇到一次嚴重的堵車這個神話來證明日本人如何遵守交通規則，並進一步說明日本的《高度的文明素養》。

首先，這個論據本身就莫名其妙。根據作者描寫的場景，我們可以想象，那是一個雙車線的道路，單向只有一條車線，在發生了堵塞時沒有人開車去逆行的車線上去。本來這個情景在世界上到處可見，全世界都是如此，那個北京學者的震撼和感慨真是莫名其妙。
日本的很多高速道路單向只有一條車線，而中國或美國的高速道路與日本不同，通常上單向就有3條甚至6條車線。在中國或美國或其他國家的道路嚴重堵塞時，汽車也會排滿3條車線或6條車線，但沒有人會跑到逆車線上去。與電影大片中的那些在多車線的逆行道上行駛不同的是，這個逆行道也只有一條車線，即使對面只有一輛來車，對撞率也是百分之一百。日本的司機不開到逆行線上，除了說明日本司機們腦子還算正常不願意去找死之外，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倒是這位北京學者腦子出了毛病，看見沒有人開入逆行道去找死居然能令他感到震撼並且還感慨一番。
本來，如果真想說明日本人比較遵守交通規則的話，作者拿出交通部門的統計數字來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拿那個莫名其妙的學者的故事來說事兒。我隨便在網上查了一下，根據日本的交通保險業公布的數字，日本在1999年全年交通事故總量是85萬3千件，事故死亡人數是9，006人，負傷人數是105萬397人。日本年間死亡率最高的年份是1992年，一年的交通事故死亡達11，451人。美國在1999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42，401人。我也查了一下中國的數字，中國在2005年的交通事故件數是45萬件，事故死亡達98，738人，事故負傷人數為469，911人。
日本的死亡人數雖然比美國少，但美國人口和平均行車里程遠大於日本，考慮到人口及行車里程等因素，日本的數字並不明顯強於美國。雖然中國的數字按人口算好於日本，但考慮到車輛普及度等情況，跟日本也沒有什麼可比性。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媚日者除了用自己的神經兮兮的感覺外拿不出任何數據來證明日本人比他國人更遵守交通規則。
在中國和美國的交通事故中，有很多是道路條件惡劣造成的，特別是中國，有很多在山區道路上翻車的傷亡事件。而日本的交通事故中最多的是車與車的碰撞，而車與車的碰撞通常是雙方搶道所造成的。根據同樣的1999年的統計，在105萬交通事故負傷者中，917，050人（91萬多）都是由車與車相撞所造成的，占87.3%。另外，人與車造成的為80，654人，單獨事故造成的為52，587人。顯然這些數字已經足夠說明“無人爭搶”的說法是無稽之談，日本一年有91萬多人傷於車與車的相撞，正是爭搶的結果。

論據3：
（原文）--- 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災民提供了一筆不菲的無息貸款，這些貸款無須擔保，只要把姓名和聯繫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所有貸款全部還清，沒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權先生的《日本精神》一書，新華出版社2007年出版）---（原文完）
該文試圖用一家信用社的個別案例來證明日本人如何遵守誠信，借錢換錢，並進一步證明日本人有《高度的誠信》。

該文沒有給出這是哪家信用社的奇蹟，先不管這個神話是否是真的，這個故事所提到的年代，正是日本金融業開始進入因不良債權而倒產的年代。那時，日本金融系統的不良債務在世界上是很高，貸款信用率是很低的。在阪神大地震的1995年，日本的不良貸款問題趨於嚴重，借出去的錢無法收回，很多小銀行開始倒產。正是那些借了錢的公司和個人到期不還錢才導致了銀行的破產，可見誠信問題並不小。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後，日本金融危機逐漸加劇，3年後，即98年（也是上面這個神話故事中全部收回貸款的那一年），日本長期信用銀行（一家相當大的銀行）無法收回貸出去的錢倒產了。隨後北海道拓殖銀行，幸福銀行，日本債卷銀行等多家大型銀行集團相繼倒產。到了2000年，連日本最大的幾個超大型銀行集團也都面臨着倒產危機，股票下跌到垃圾股的價值。日本五大銀行集團中的兩個，萊索納集團和日金聯盟都已經資不抵債，面臨倒產。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投入大批資金拯救，日本的金融當時就徹底崩潰了。根據日本國會159次會議法制委員會的公報，2003年個人倒產件數是251，799件，也就是說那年有25萬多人借錢不還了，這還不包括那些小型公司老闆借公司倒產賴賬的件數。面對日本的眾多個人和公司欠賬不還和銀行無法收回巨額不良債務的事實，連日本自己的議員都在驚呼金融誠信缺失和道德敗壞的情況下，本文作者卻拿一個小信用社百分之一百地收回了借出去的錢來說明日本人是如何地守誠信豈不是太滑稽了一些。

以上這些不堪推敲的論據顯示出媚日者普遍都有智商缺陷，但他們卻以為讀者都跟他們是一個智力水平，用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道聽途說來充當論據就能讓大家相信所謂日本的“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養，是高度的誠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發達的教育》。

另外，《簡單的仇恨讓我們忽略了日本的“可怕”》這個題目也是莫名其妙，難道仇恨還有簡單和複雜的麼？作者用“簡單的仇恨”這個似是而非的概念來暗示他們自己也是愛國的，對日本也是仇恨的，只不過他們是高級的和複雜的仇恨。這使我立刻想起當年那些“曲線救國”的皇協軍們。汪精衛就是把抗日軍民對日本侵略者的打擊說成是是低級的，痞子式的抗日，標榜他們的《曲線救國》才是愛國。而實際上呢，他們的《曲線救國》就是幫着日軍殘殺抗日軍民。

我知道跟這篇濫文的作者講再多的道理也無異於是對牛彈琴，所以我不再多寫，只想讓他們知道一下我們的立場：
我們決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當年擄我土地，殺我軍民，淫我婦女，盜我財寶的滔天罪行。我們也決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
另加一條，我們也不會再讓那些打着曲線救國名義的皇協軍們在傷害中國軍民之後不受懲罰。

附件:

簡單的仇恨讓我們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 -- 馬九器

這是一條平時用肉眼很難看清的裂縫，然而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任何一絲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變成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些中國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對日本的民間態度，可以用這樣的語言來描述。遠的不說靖國神社，不說釣魚島，不說集體買春，就在前兩天，日本西北部地區發生地震後，我們的網絡上很快響起一陣歡呼雀躍，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風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頭。這是一種很習以為常的“仇恨運動”了，每一次那個島國發生災難，都如同氣象學裡的那隻蝴蝶，在海的彼岸捲起陣陣幸災樂禍的颶風。

拿此次日本地震來講，不論後果如何，其潛在或現實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樣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們和我們一樣為生計奔波、為兒女呵護、為社會出力。在他們身上，沒有軍國主義的影子，沒有鷹派政客的嘴臉，沒有極右狂熱者的臉譜，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國人的朋友。然而，不知為什麼，總有一些人，一聽說某國遭災了，馬上就聯想到N年前的國讎家恨，翻出歷史的舊賬，讓“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反華分子”所在國度的後人們來償還。多少年過去了，這種單一錯亂的“報仇”思維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類相憫”這些最基本的人本價值觀，還沒有深入人心，實在令人錯愕。甘地、馬丁•路德•金在執着反對某個惡的制度的同時，不忘告誡人們要學會寬容，因為“因劍得到的也必將因劍而失去”——多少年過去了，這些思想還寂寞地躺在蒙塵的書本里嗎？難道“寬容和仇恨”就真的與我們一些的憤怒年輕人，格格不入嗎？

仇恨只會蒙蔽我們的眼睛，只會阻礙我們的理性發展和融入全球的腳步。從1945年到2007年，日本軍國主義之“可憎”實質上已經更多轉變為國民素質上的“可怕”，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對“可憎”奢侈地井噴我們的口水，但對“可怕”，除了自省別無他路。如果再不對“可怕”作出理性的反應，我們將來只能做一個可憐的“怨婦”——可憐之人必有可憎之處。日本國民的“可怕”之處在哪裡？

1994年廣島亞運會閉幕式結束後，6萬人的體育場竟然沒有發現一片廢紙、一點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幾家報紙驚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學者在日本遇到一次嚴重的堵車，成千上萬輛車首尾相連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車輛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邊，而另一邊逆向車道空空蕩蕩，無人爭搶。

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災民提供了一筆不菲的無息貸款，這些貸款無須擔保，只要把姓名和聯繫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所有貸款全部還清，沒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權先生的《日本精神》一書，新華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聯想到十幾年前那場震驚全國的“中日夏令營較量”，對今天的日本民族，筆者似乎只能用“可怕”來驚呼！

這是怎樣的一種“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養，是高度的誠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發達的教育。這樣一種“可怕”，我們或許很陌生，但我們也曾經擁有過。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據《舊唐書》記載，貞觀四年時，唐太宗李世民將全國290名死囚放回家過年，約定年後回來歸獄。結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時歸獄，唐太宗因此釋放了這些囚犯。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當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道德風貌和民眾文明素養相呼應。這也是一種“可怕”，正因為極度稀缺，所以讓我們看來不可思議，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養，所以才會令人驚詫得可怕。

簡單的仇恨讓我們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讓我們失去了從他們身上汲取養分的意識，讓我們忘卻了自己歷史血液里曾流淌的榮光。寬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種強大後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記，而是讓悲劇永不重演的自我強大。如果所有這一切還不足以讓很多人警醒，那麼就聽一下一位研究日本問題的西方學者的話吧：日本人會比大多數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並與在道德上占有優勢者合作。

只要不喪失理性的獨立思考，中國的青年應該可以判斷出我們究竟該怎麼做！

----- 附件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