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聽說我們敬愛的小胡主席廢除了戶籍制度。農民的兒子可以自由進城打工,農民的女兒可以隨時進城賣春。真的讓人感慨萬分。之餘,又想起我年少時候的小朋友大冒哥來。為了那個忘卻的紀念,我寫了這篇小文,與同輩懷舊,給後輩人......

　　懷舊故事《大冒哥》

又名《“非法留城”的“自然死亡”》

　　
　　“如果說，一個人的一生，都免不了會做一些錯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錯的事，錯得該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親、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個土生土長的土城裡。”

　大冒哥是臧阿姨的大兒子。我同臧阿姨的關係，當然是因為她的女兒小瑛。

　　1970年，我剛讀完初中，還不滿十六歲，身體還沒長成形，就被祖國需要到了一家房屋修建公司做付工。（就是為砌工送磚、送灰、搭架子，總之是最革命最鍛煉人的體力工）

　　一次、我回周南母校看了文藝演出“白毛女”；看到扮演“喜兒” 的小瑛，便立即找到了“大春”的感覺；於是，很快和小瑛建立了“無產階級的友情。”

　　也正巧，我做事的工地離小瑛家很近。於是，一有空就往小瑛家躲。尤其是與小瑛媽媽臧阿姨見面後，更是沒空都要抽空，擠空。在她們家裡，有我感情和身體成長所需要的一切營養：母愛、子妹愛、少男少女只敢牽手模頭髮的愛；當然、還有飯菜。（吃了那麼多，也不知道要交一點伙食費）大約只有半年的工夫，我對小瑛家的剪刀、扇子、味精醬油放在哪裡，比母親家的還順手。

　　找到小瑛家，我是如魚得水。而小瑛家，卻並不缺兒子。因為她有個大姐夫，又高大又英俊。每次碰到和他一起吃餃子，我那一份就不用放醋了。當然，小瑛還有兩個哥哥：大冒和小冒。

　　70年代初，像全中國百萬知青一樣，大冒和小冒也光榮地投身於“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所以我很少碰到他們。

　　那天，我照常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照常把手伸到老地方，卻沒找到鑰匙。（一般這個時候，小瑛家是沒人的）我試着把門推開，只見有人蒙着頭在床上打滾。我把被子一揭，是大冒哥。他滿頭大汗喊胸口疼。我問他要不要上醫院，他示意沒用。我便只能幫他一起出汗。

　　小瑛回來後告訴我，她大哥從小就有這個毛病。好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一發起來就這樣。一陣一陣的，查了好多次，也不知是什麼毛病。（不過，她再三說明此病不傳染）也因此、大冒哥下鄉時，醫院沒給開“有病留城”的證明。大冒哥下去後，多次發病，給當地農民添了不少麻煩，被多次退貨。但回家去醫院再查，還是不知道是什麼病。“上次，我陪哥哥一起去了醫院，找到那位從小為哥哥看病的老醫生，可有位姓左的年輕醫生，對着正在給哥哥作檢查的老醫生說：‘查了這麼多年都查不出什麼病，那就是裝病。治這種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開證明。’”（怪不得我問大冒哥要不要上醫院，他示意沒用）

　　臧阿姨決定把大兒子留在家裡，養起來。所以那一段，我常見到大冒哥。真的，沒事的時候，他像普通人一樣：做家務、刷房子、打牌；時而還幫幫鄰居李爹爹買買煤什麼的；甚至、偶爾還出去做個巴小時臨時工搞包煙錢。發病時，我也開始習以為常，甚至學着小瑛安慰不知內情的外人：“老毛病，不必驚慌，不會傳染的。”

　　如果大家聽了我的勸告，都不“驚慌”的話，也許，大冒哥還殘有一條命，大家也用不着為我這篇文章而傷心。問題是，沒過多久，地區知青辦就“驚慌”起來。三番五次做家訪，十分耐心地說服教育臧阿姨：“不是我們不相信你兒子有病，只是上頭有政策，沒有證明就是非法留城。你一個人可以非法留城，那別的知青也可以非法留城。這樣一來，走出門，不就滿街都是非法留城的知青！一查起來，誰帶的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違背毛主席的指示，那就是反革命呀！一家出個反革命，全家都要受牽連啊。我們鄰里鄰居十幾年，總不能看着你老臧走到那一步。”

　　對於臧阿姨，這確實是一道難題：再把兒子送下鄉，就可能是把兒子送上天；而想把兒子留在身邊多活幾天，那就是反革命，也是死路一條。

　　這時大冒哥有個朋友也在，他很天才地說：“不就是張病退證明嗎？”

　　“不就是張病退證明嗎？” 說得那麼輕巧。如果是改革開放後的現在，只要肯出錢，辦法總還是有的？可那是什麼年代，人人都講覺悟啊！“病退證明”，談何容易。

　　大冒哥的朋友又解釋說：“大冒又不是裝病，他確實有病。這個醫院醫生查不出，可以換一個醫院，找一個能看得出病的醫生看。”當然、這麼英明的主意、在當時也只是愚蠢。那是什麼年頭，能看得出病的醫生都在改造思想，要餵豬種菜養活一幫看不出病的醫生。

　　那天，我又像往常一樣，一下班就去了小瑛家。才進大院，就撞到小瑛家的鄰居李爹爹：“大冒崽發病了，小瑛一家人都去紅旗醫院了。”

　　我趕緊跑到紅旗醫院。

　　急診室擠滿了小瑛家的朋友、鄰居。在門口，大冒哥的那個天才朋友把我叫住。他告訴我大冒肯怕不行了，讓我暫時不要進去。我只好透過玻璃窗，看到了臧阿姨的臉，一張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臉、、、在一個角落，我找到了小瑛的背，顫抖着，一定是在哭。我覺得她此時一定很需要我的肩膀，於是沒顧勸告，擠了進去。不知為什麼，小瑛沒用我的肩膀，只向我借了條滿是汗臭鼻涕的髒手巾。

　　這時，一位很帥的年輕醫生從手術室走了出來。（聽小瑛介紹，他就是左醫生）大家一涌而上：“怎麼樣？怎麼樣？？還有不有希望？？？”他很鎮靜，很有風度地：“有直系家屬在嗎？”（回憶起來，他好像是在拍電視劇）大家把目光轉向臧阿姨，臧阿姨示意小瑛，小瑛看了看我。於是我牽着小瑛向前走了幾步。腦子裡浮現出什麼作文中的句子“我們拖着沉重的步子、、、”

　　左醫生看着我們：“你們是死者、、”他猛咳嗽了一下，“病人的什麼人。”

　　我搶着回答：“這是他妹妹。”

　　“那你呢？”左醫生看了我一眼，又很後悔地把眼光轉向了小瑛。“我、、我是、、”

　　這時臧阿姨不耐煩地像左醫生揮了下手，那意思可以是：“他也是我家的。”也可以是：“問那麼多有什麼用。”究竟是什麼，我也沒搞清，但好像左醫生清楚了。他把我們帶進另一間房間。

　　左醫生先賣了一通關子，講了一大通我們聽不懂的術語，眼睛卻一直研究着小瑛高高頂着襯衣的胸。終於，他講到大冒哥心臟好像是有什麼先天異常。

　　“可以開病退證明嗎？”我很急切地問。

　　“當然可以，如果搶救得過來的話。” 左醫生說着，突然、抓住小瑛的胳膊，建議給她聽聽心臟，說怕萬一她也有什麼先天異常，並提出為了保險，立即給她開有病證明。（小瑛正好中學畢業，也面臨着下鄉的光榮）

　　讀者看到此處，一定會覺得在這種時候，加這麼些玩意兒，很是無聊。只可惜，事實就是這樣殘酷，那左醫生確確實實，就是在這個時候，這樣無聊的。具體的就不講了，反正小瑛不肯讓左醫生碰她的胸，只好叫左醫生轉過背去，讓我幫她從後面解開、、、左醫生看着我要吃人的樣子，才沒有堅持進一步對小瑛作更全面細緻的免費檢查。

　　之後，左醫生像熟背的書一樣：“我們會盡一切力量救病治人，但科學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請家屬要作好兩手準備。”

　　我正要問“兩手要作什麼準備？”被小瑛推出左醫生的門。

　　出門口，正巧小瑛的姐夫趕到。不等我去跟臧阿姨匯報，他把我拉到一邊：“醫生說了什麼，你告訴我就行了，不必再驚動岳母。”（我很喜歡他用了“岳母”這個稱謂，這讓我覺得我們很有點連襟的意思）

　　然後，就只見小瑛姐夫里里外外地奔，找這個說幾句，找那個交代點什麼。終於，再找到我時，才問：“你除了西樂小提琴，還會不會別的什麼中樂，比如、鑼鼓瑣拉什麼的。”

　　大冒哥的屍體就放在小瑛家後面的小坪里。頭一天，放鞭炮，請吃飯，送小禮，到了晚上再點些蠟燭，很有那麼點意思。第二天，開始清閒起來，我便和小瑛，還有一幫小朋友守在旁邊。最後那天，風吹滅了蠟燭，天再下點小雨，顯得更是冷清。

　　我一直自愧自己不會中樂的鎖拉鑼鼓，藉此機會，用小提琴吟了一首如哭似泣的《敘事曲》，算是為大冒哥送了終。

　　後記：

　　畢業後，小瑛雖沒病，卻拿着左醫生的證明，免了下農村。

　　後來了解到，其實大冒哥還沒到醫院就斷氣了。什麼解剖、搶救，還有左醫生的查看小瑛的胸、“救病治人”云云，純屬????做秀。

　　而發病的原因，謠傳是大冒哥叫了一個哥們，好像還是個什麼光腳醫生，要他朝自己的靜脈里注射一種什麼藥，據說這樣可以使病狀更明顯，就如意算盤地可以開到病退證明。還聽說這種方法既成功率高又保險。只可惜大冒哥不走運，在注射的同時心臟發病，才冤送了條命。“一針下去，幾秒鐘，你大冒哥就像根電槓一樣倒了下來，連吭都沒來得及吭一聲。”

　　當時，我很仇恨那個把針頭插進大冒哥血管里的傢伙，“是他殺死了大冒哥。”甚至要去和他拼命。但有人勸住我：“你不要幫倒忙好不好。大冒是為了非法留城，才遭此不幸。不追求家裡人的責任，還弄了個“自然死亡”，已經很便宜了、、、”

　　“留城”當然是“非法”，因為是在中國！

　　也不對，根據我母親的自傳，30年代，由於種種原因，她曾跟着外公，反覆多次自由地從湖南逃到湖北，又從湖北逃到湖南。

　　那就只怪大冒哥生不逢時，生活在“留城”就是“非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年代。這麼一來，那個外國反動文人的名說：“在新中國的籠子裡，人們可以自由地飛翔”也被證明是一派胡言。

　　如果說，一個人的一生，都免不了會做一些錯事，那大冒哥做得最錯的事，錯得該死的事，就是妄想和自己的母親、以及家人一起，生活在自己那個土生土長的土城裡。

　　不是說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階級，消滅城鄉差別，消滅國家嗎？如果真的沒有了階級、沒有了城鄉差別，沒有了國家，人不就可以像動物，或遠古的猿猴一樣，自由自在地到任何自己喜歡的地方去生活了嗎！

　　其實不要到共產主義，中國種的九哥，就因為換了張帶藍十字架的紅戶口，也可以自由地到挪威的任何一個地方去生活。歐聯盟以後的現在，我還可以自由地到歐洲任何一個國家去生活。將來，國際聯盟了，我應該還可以自由地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去生活。而最近這一陣子，我選擇了在日本生活。

　　本來，選擇在什麼地方生活，和什麼人一起生活，應該是做人最最可憐的權利。

　　好在中國現在的領導人，改革開放，加速大步地搞現代化。這樣，我們炎黃的子孫們，總有一天，也會有希望活得有尊嚴和自由。等實現了共產主義，或回到猴子的遠古，“非法留城”也該“自然死亡”了吧！

　　九哥

　　於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