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一黃金周期間，耗資2000多萬元重現《金瓶梅》場景做旅遊資源，黃山市西溪南村金評梅遺址公園高調開門迎客。金瓶梅遺址公園再次成為社會爭議的熱點。爭論的焦點就是，一部《金瓶梅》就是荒淫無度的渲染，西門慶成了“徽商的代表”，成了“西門慶、潘金蓮”的親戚，令人感到恥辱。
筆者無意評論這樣的投資行為，關注的是人們對於金瓶梅及其中的人物故事的強烈反應，這樣的反應的背後透露出來的人們對潘金蓮的認識偏頗和極端。不禁要問：為什麼那麼多的地方都在爭搶“紅樓夢”的故事原型發生地呢？為什麼一說到“金瓶梅”就會大驚失色呢？一說王熙鳳就來精神，一說潘金蓮就避之不及呢？關鍵的問題是，《金瓶梅》是文化糟粕嗎？我們該如何正視潘金蓮人物意義呢？
從根本上講，一部《紅樓夢》，一部《金瓶梅》，都曾經是被歷史上歷朝歷代的正統社會，規定為“手抄本”類型的“禁書”，只是不知什麼原因，《紅樓夢》已經解除了禁令，成為了少男少女們爭相拼搏的熱點和影視商人炒作撈利的平台，而《金瓶梅》仍然在從嚴控制着。“紅書”和“金書”，在所反映的人物命運上，可以說是兩個截然不同世界的女人的命運歷史：從家族的背景上，一個是豪門貴族裡的小姐太太，一個是新生爆發戶家族裡的民間女人；一邊是哼哼唧唧的低吟淺唱，一邊是風風雨雨的苦難折磨。關鍵的是，我們千萬不能帶着對潘金蓮的色彩來評價王熙鳳，更不可以按照王熙鳳的標準來審視潘金蓮。在潘金蓮身上，我們要善於透視出中國草根女人的命運。
更多的觀眾，是通過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的演繹，在劉歡豪情的“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啊”歌聲中，把潘金蓮釘在了恥辱柱上的。而真正的了解和評析潘金蓮這樣的文學藝術人物，一定要看《金瓶梅》中塑造的潘金蓮，那才是中國文學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位藝術典型“文本”，也才可能正確的給予潘金蓮評價。
按照《金瓶梅》中的交代和描寫，潘金蓮的基本身世是這樣的：潘金蓮是那清河縣裡一個窮裁縫人家的女子，九歲時因父親亡故，被自己的母親賣給了王招宣府學習彈唱，也略識些詩書文字。到十五歲的時候，又被她媽媽爭將出來，以三十兩銀子的價格轉賣給了張大戶家。在張家，潘金蓮名為彈唱，實為暗妾，被張大戶所破瓜姦污過之後，又被轉手配嫁給了人稱“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那年是潘金蓮16歲的時候，正是妙齡少女。到後來，武大的弟弟武松來了，武大家貧雖貌丑窩囊，其弟武松卻天生神勇，醉打白額虎，更被委為都頭之職。金蓮正當二十五歲，情慾旺盛，更對英雄武松私心仰慕，竟對武松百般挑逗，武松怒而遠走東京。正當此時，西門慶與潘金蓮因為那樣的一根“叉杆”而相識了。西門慶貪戀上潘金蓮的美色，買通淫媒王婆與金蓮相好，勾搭成奸。為絕後患，西門慶設計與潘金蓮毒殺了武大，然後又被西門慶納為妾，潘金蓮就得以進了西門大宅。在西門大宅內，潘金蓮一意享受豪富的生活，又感覺到了新的矛盾、受到了新的誘惑，於是又與西門家的正頭娘子還有其他的小妾，諸如有錢的李瓶兒、風塵的李桂姐、機警的孟玉樓等，鬥法、鬥智、斗性、鬥狠、斗財，上演了一出西門家的風流風情和女人男人的大戲。西門慶因胡僧藥縱慾死亡之後，潘金蓮夥同大丫頭春梅與女婿陳經濟的私情暴露，惹了眾怒，被大娘子吳月娘攆出西門大宅，送還王婆處等待轉賣。武松回家得知武大死訊，大悲，憤而為兄報仇，在武大靈前手刃金蓮。就這樣，潘金蓮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的生命。
這樣的命運梗概，就是《金瓶梅》中潘金蓮的歷史簡歷。
紅樓夢裡的女人，屬於特別的類型，是皇親國戚，是豪門官宦，是太太小姐，那樣的女人還多有皇帝的誥封呢！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鳳姐、可卿、寶釵、黛玉，還有探春，就更不要提元春了，民間的普通女人又有誰能與那樣的女子相比呢？就連是飾演秦雯、鴛鴦那樣奴才丫鬟的一個演員，還得是海內外的“海選”、還那樣的費勁呢！所以，紅樓女子應該沒有什麼代表性，不能是社會裡或者是歷史上的中國女人的典型。看中國女人的命運，典型的就應該是《金瓶梅》裡的女人族。儘管是市井裡的風情，就因為是市井裡的風情，那才是典型的老百姓的人間生活和人間命運啊！也許是文字風格上粗俗、鄙陋了一些，沒有紅樓世界裡那麼多的高雅，但是，就連紅樓里的焦大不也再高聲的叫罵“獅子乾淨”嗎？金瓶不虛美、不隱諱，免不了帶着市井中的潑野風氣。誰有能說，紅樓就絕對比金瓶究竟能高貴、淡雅、不流世俗了多少呢？看赦、珍、璉、蓉輩的行為，與金瓶中西門的那十兄弟並無什麼差別。而鳳姐在設計擒賈瑞、弄權鐵檻寺、暗害尤二姐時的行徑，與金蓮的陰狠狡諱並無二致，甚至我們看她與賈璉的“午戲”、以及賈璉那句“昨晚換個樣”，活脫便是金瓶中淫詞的翻版。從生活本質的層面上和人性本質層面上，紅樓和金瓶，應該是相同的，只不過是“曹雪芹”與“蘭陵笑笑生”在文化理念上的差異帶給了大觀園和西門大宅中人的差異而已。過分的指責和譴責金瓶的濫淫，也是對紅樓中情淫的影射，只不過是異曲同工了！
女人不是生來就有妻妾情結的。當今時代的女人，算是趕上了文明的時代，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進化，已經屏棄了曾經的妻妾成群的野蠻規制和落後風俗。女人，曾經的“第二性”生理、心理和社會身份，已經因為經濟上的獨立，而形成了人格、精神、感情、法律上等整體的獨立獨行。但是，潘金蓮的時代不是今天這個樣子的。潘金蓮的感情、家庭和社會的身份是這樣的：出生在貧寒的裁縫家庭，是一個註定要貧窮的女人；被賣給了王招宣府，成為了一個學唱學藝的“藝妓”雛兒（那可不是當今的藝人一樣，也沒有當今的選紅、選星這樣的好玩和自由），已經註定了自己成為社會底層女的基礎；然後，又被賣給了張大財主，成為了一個丫鬟，隨之被財主姦污，徹底的完成了潘金蓮作為姘妾低賤女人身份的開始；好容易成為了一個家庭的主婦，卻是被張大財主作為玩弄的物件一樣，連賣帶送的指配給了窩囊的“三寸丁”武大郎，一開始就成為了既被財主戲奸有為人妻的可憐女人；也就是直到被武松拒絕、得識浪蕩財主西門慶以後，潘金蓮，一個25歲的女人，健康的生理上的壓抑、憋屈低賤女人的心理抱怨、對財富的艷羨、對自己幸福的追求等從裡到外的所有的一切，就在淫媒王婆那個簡陋的茶間裡，在西門慶大膽無恥的挑逗和引誘中，霎時間，全部的迸發了出來。那個時候，那個時刻的潘金蓮，起碼她自己感到是幸福快樂的，就象是那燈蛾撲火一樣，即使是焚火了也在所不惜。從此，潘金蓮一發不可收，謀害親夫、進入西門大宅，成為了西門慶的妾，開始了她註定了的悲慘的生命歷程和她自以為幸福美好的淫蕩奢華的生活。潘金蓮也就是這樣的，一步一步的，在社會制度已經為她規定好的身份、命運、歸宿上，走向了自己的墳墓。應該說，潘金蓮的身份命運別無選擇，是那個時代的女人的悲劇，是那個時代被踐踏被傷害被擺弄的市井中百姓女人的悲劇，是為人妻為人妾被人侮辱為人玩弄的女人社會身分的必然結果！
潘金蓮是一個很複雜的典型人物。潘金蓮是蘭陵笑笑生為我們塑造的一個被家族壓迫、被性壓迫、被勢力迫害、被自己的愚蠢所害的受害者的形象。在那個西門大宅里，同月娘、孟玉樓、李瓶兒、春梅等女性相比，潘金蓮是有着鮮明的個性和突出的命運結局的。如果潘金蓮是一個深閨中浸染出來的淑女或小姐，如果潘金蓮同武大郎生活在窮鄉僻壤，如果潘金蓮沒有被賣到王府或者張財主家、沒有被姦污也不識字不懂風月風情，如果潘金蓮、、、、，那麼，她的美貌和才情甚至她的妖媚，也許就會象她的那雙腳布里的小腳一樣，在受到或受不到人們稱讚的同時，在忍受一切而陪伴着別人強加給她的醜陋或討要或麻風的丈夫度過的一生中消逝和磨滅掉了。可惜，潘金蓮，就是潘金蓮啊！潘金蓮缺失了規範的“閨範”教育，從幼年和少女時代就開始承受任人擺弄的命運前奏，在被侮辱和被傷害的經歷中，偏偏學會了詩書曲賦、學會了一套應付風流社會的本事；同武大郎居住在了運河經濟岸邊的繁華鬧市，萌芽的商業社會反傳統的新文化給了她極大的影響和誘惑；於是，潘金蓮作出了自己的選擇，用自己的小腳彎彎曲曲、歪歪扭扭的走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潘金蓮是可憐的。因為自己的身世，在朦朧的年紀就開始可被人侮辱被人傷害的生活歷程，在朦朧的幸福和反抗意識刺激下，卻又因為自己不可能得到什麼善良的幫助，在性處被害而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再次避免被性害己，反而在與西門慶偷情中卻感覺到了自己的幸福和自在。既然不能離婚，也沒有可能談到什麼離婚，那就在這樣的私通中體驗自己追求的快樂，表達自己不受支配的意願，發泄自己被強迫的憤怒！也就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潘金蓮，遭到了社會的幾乎是共性的譴責！千人罵也好，萬人責也罷，潘金蓮畢竟是可憐的：16歲的時候，就被人強姦；被人指配的武大郎為人忠厚，卻不是自己如意的郎君；與武松的調情，遭到了斷然的拒絕；她的反抗，不可能是離婚出走，也不可能是休棄男人；一個25歲的青春女子或者是少婦，在那樣的克制、壓抑、擠壓、衝突的欲望和禁慾中，又應該怎麼樣去完成自己一個普通規範女人的情感歷程和欲望歷程呢？在那樣的社會裡，潘金蓮是一個以可憐的想法、可憐的方式、追求自己那樣一點可憐自由的可憐的潘金蓮！
潘金蓮是可悲的。進入西門大宅以後，如果潘金蓮能夠象孟玉樓那樣安分守己、知足而樂的生活，在西門慶家分得自己作為妾應該得到的那樣一份物質和情感，她也許會平安的度過一生！但是，這位個性極強、感情和性慾極為旺盛的女子卻發現，為擺脫命運的擺弄卻又陷進了被擺弄的命運之中，安定感代替了恐懼感的同時，約束感也代替了自在感。面對西門慶妻妾隊伍，正房太太在地位上的壓力，眾妾之間的相互嫉妒和爭寵的勾心鬥角，讓潘金蓮重新感覺到了被支配、被壓抑的鬱悶和痛苦。同李瓶兒、孟玉樓不同的是，潘金蓮開始了自己的主動出擊。可悲的是，她的個人選擇已經使她進入了慣性的軌道，仍然採取了自己“以性召性”的習慣性手段，對着正房太太和同為妾的姐妹，開始了自己註定是可悲結果的行動。在同李瓶兒、孟玉樓甚至同西門慶、丫頭奶娘之間的衝突和爭鬥中，控制西門慶，陰險李瓶，打壓奶娘惠蓮，調戲私通女婿陳經濟，爭寵正房月娘，採取了一系列的殘酷的手段。潘金蓮帶着中下層市民的庸俗和粗陋，在財富豪門家庭中，工於心計，不擇手段，在給人造成傷害的同時也傷害了自己，為自己的未來鋪就了一條悲慘命運的大道。
潘金蓮也是可敬的。那樣的一個社會中的一個受盡侮辱和傷害的小女子，為了自己的幸福，不屈不撓的敢於向自己的命運挑戰；敢於表達自己作為女人的拼命掙扎，敢於挑戰不和人性的時代道德的規範和桎梏，大膽的謀求正常的夫妻生活和性慾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性。這樣的追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追求，導致了歷代“正統社會”的譴責和鄙夷；也正是這樣的追求，導致了潘金蓮“以惡對惡”抗爭行為方式，形成了潘金蓮完整的的性格形象。在幸福追求和幸福幻想中，在以小腳為特徵虐待女人為樂、以為人妾自虐命運和妻妾相互之間的互虐中，潘金蓮沒有逃脫了社會和時代烙下的印記，在掙扎、罪孽、希望、幻想的過程中，結束了生命的歷程。或許潘金蓮的大丫頭春梅的命運還是好一些，在被西門慶收攏、陳經濟戲耍之後，僅僅是偶然的因素，被地方上的總兵大人看中，在傳宗接代、維繫宗祠煙火的直接因素下，做了一段時間的官員太太，但是最終還是逃脫不了悲慘的命運。李瓶兒寧願做看似知情趣、知禮能幹的西門慶的小妾，也不願做一個守活寡的正室夫人，甚至連同自己的所有財產都交給西門慶，這樣的心理過程實際上是同潘金蓮寧可毒殺自己的親夫、也不甘於寂寞的性格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說，潘金蓮的個人選擇是以鮮明的個性去反抗而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的話，那麼，李瓶兒的個人選擇就是更多的儘量淹沒自己、順從環境而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絕對不是因為生活方式的不同就在生活結果上有了什麼本質的不同。多少沒有地位的女子，就在自己那樣的幾乎絕望和近乎虛幻的追求中，讓自己的青春和美好的情感，成為了那樣社會和時代的砧上肉，在異類或同類的禽獸般的撕扯和吞咽中，上演了自己悲慘的命運悲劇。
這樣的悲劇，包括潘金蓮的悲劇，是那個時代的悲劇；悲劇的根源是時代和社會。時代不同了，潘金蓮的悲劇，在當今的時代，已經沒有了存在的空間和土壤。時代帶給草根女人的命運，已經是基於經濟獨立人格之上的女性全面人格的獨立。即使是當今的網絡上的什麼姐姐，即使是什麼影視圈裡被“潛規則”引誘進“規則”陷阱里的女性，也同潘金蓮不能相提並論的；同時，我們的社會和有關的界類人群，應當正確的引導女人正確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標。生為女人，要慶幸自己的生命命運，要善待自己的生活，在充滿陽光的天空下，盡情的展示自己的風采，盡情的施展自己的才華，盡情的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標，盡情的歌唱自己的愛情。這樣的時代，不僅是潘金蓮，就是林黛玉，即使是在夢中，也是不可能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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