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九一三”疑案的混沌度

蘆笛

兩年前，我根據當時可能搜集到的材料，寫了《試解林副統帥倉皇出逃之謎》，貼在《海納百川•罕見奇談》上，旋應朋友之命修改了一番。但修改稿直到前些天才在《海納百川•蘆笛自治區》貼出。此後網友作了質疑，促使我再度搜尋有關資料，看到了舒雲與當事人的訪談錄。

舒雲的報道記錄了許多可貴的重大歷史證言。可惜作者文化水平較低，記錄得混亂不堪，顛倒重複，難以卒讀。最大問題是採訪對象的證言和作者的敘述纏夾不清，以致讀者常常無法判斷哪段話是採訪對象說的，哪些是她塞入的私貨，完全不是信史的寫法。更因為她缺乏思維能力和整理原始材料的能力，使得其調查報告不但與他人證詞矛盾，也充滿了自相矛盾。本人無學，無從確證這些互相矛盾的證詞孰真孰假，特地書此，候教於高明特別是舒雲本人。

一、事發時吳法憲究竟在哪兒？

據吳法憲回憶錄， 9月12日晚上大約11點，他正在在空軍大院與空政文工團的六個指導員談話，周恩來來電話詢問是否有飛機到了山海關機場，他查了後向周匯報。周告訴他葉群可能會跟他打電話要飛機，讓他說必須請示周。葉群果然不久就來電話，他按周給的口徑答覆後便向周報告，並主動提出到西郊機場去追查三叉戟下落，周同意後他便在當晚12點左右到了西郊機場。他到西郊機場後，周來電話告訴他林彪一行已經離開北戴河，他當即讓秘書打電話找到潘景寅，讓他不要起飛，潘滿口答應。

但舒雲提供的吳法憲回憶卻與此略有出入：

“吳法憲回憶，我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
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飛機調回北京，胡萍
說好。五分鐘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這是胡萍聽了潘
景寅的假話），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
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准帶任何
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
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
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
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
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
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
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
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
飛機還是起飛了。”（舒云：《黃吳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這兩段話例外地寫得難得的明白。假定作者忠實記錄了吳法憲的話，則吳在此作的證詞與其回憶錄有兩點出入：第一，吳和葉群通話是在他到西郊機場之後。第二，林出逃前，吳曾給周安排了兩架飛機，準備去北戴河。

第一個問題與吳的回憶錄說的不一致。第二個問題回憶錄里沒有提及，但與汪東興證詞一致，看來似乎確有此事。吳沒有在回憶錄里提大概是忘記了。

兩處證詞都說吳到西郊機場前是在空軍大院，直接與汪東興和李德生的證詞相衝突。

汪東興：

“周總理接着打電話把在大會堂參加《政府工作報告》稿討論會的吳
法憲從會場上找出來，問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飛機從北京飛到北戴河
去了。”

李德生：

“9月12日晚上，我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會議由總理主持，
討論他即將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黃吳李邱也參加了
會議。”

但根據舒雲的採訪，那晚實際上只有黃永勝在大會堂。吳法憲在空軍大院，李作鵬在海軍大院，邱會作在家裡。如果這些情況是真的，則汪李就是在撒謊。

二、李德生何時去的空司？

就此問題我已經專門寫過文章了。汪東興證詞提示（沒有直接說出），周恩來在和葉群通話後就派李德生去空司，派楊德中陪吳法憲去西郊機場。李德生則說是在256起飛後，周才派他去空司：

“9月13日零點32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
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山海關機場曾三次報告李作鵬，
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竟然沒有下令阻止起飛。總理一聽這個
消息，馬上出去打電話報告了毛主席，並請示了一些事情，回來後立
即對我說，林彪乘飛機逃跑了！命令我馬上到軍委空軍司令部，代替
他坐陣指揮，隨時報告情況。總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實
際上，我五天五夜都沒有離開空軍司令部。同時，總理派楊德中同志
隨吳法憲(監視他)去西郊機場掌握情況，派紀登奎同志去北京空軍司
令部。總理還發布了‘禁空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
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後我快步進入
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着整幅牆壁大的雷
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
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

他在兩份回憶錄中說的大體一致。舒雲的報道也與官方基本一致：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深夜，周恩來打電話給海軍政委李作鵬，說
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停在山海關機場的２５６號
三叉戟不要動，要動的話，必須有我、黃永勝（總參謀長）、吳法憲
和你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雖然停在山海關機場的２５６號三
叉戟被周恩來判了‘死刑’，但２５６號三叉戟還是強行起飛了。

周恩來命令華北地區的所有雷達都打開。

李德生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周總理主持的討論四屆人大報告的小型會
議。１０時多，周總理被叫去接電話，再也沒回來。午夜１２時過後，
周總理把李德生叫到電話間，說林彪要乘飛機跑了，要他立即趕到空
軍指揮所，２４小時不要離開。零時４０分，在２５６號三叉戟從山
海關機場起飛８分鐘後，空軍指揮所接到周恩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
中央決定，派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軍指揮所，代替總
理全權指揮。空軍指揮所擔任值班的副司令員曹里懷和副參謀長白雲
一邊向上報告，一邊派人到門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帶着警衛參謀
坐地鐵來了。同時，周總理派楊德中‘陪’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到西郊
機場，派紀登奎到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

空軍副參謀長白雲指着總空情的圖板，向李德生報告三叉戟的飛行動
態和飛行特點。

李德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檯前，桌上有直通周恩來的‘紅機子’。
圖板顯示，２５６號三叉戟正向北飛，過了承德，到了內蒙古上空。
李德生不斷將雷達跟蹤的飛機方位、角度等等情況報告給總理，請示
如何處置。

晚１０時３０分左右，吳法憲打電話找空軍參謀長梁璞，把他從天安
門遊行排練現場叫回來。這時，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鄺任農、
薛少卿等相繼到了指揮所。大家都表情嚴肅，只有空軍參謀長梁璞大
聲說話。周總理指示，直接用對空台與潘景寅溝通聯絡，要他飛回來，
北京西郊機場和首都機場都可以降落。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西郊機場
也不斷呼叫潘景寅，告訴他只要回來，一切都好辦。

但是，始終聽不到潘景寅的回答。

２５６號三叉戟先往內蒙古的西部，到了西部上空，突然向北直飛。

空軍參謀長梁璞望着雷達屏幕上的三叉戟，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
情況異常。李德生問，有什麼特點？梁璞說，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
線；第二，方嚮往北，馬上就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
飛機的飛行高度只有３０００米，耗油率比高空增加許多，看來最遠
只能飛到伊爾庫茨克。但這也正是迴避我夜航殲擊機打擊的較有效的
辦法。梁璞不知道飛機上都有什麼人，焦急地問怎麼辦？建議打。

那時我們的殲擊機已經配有空對空導彈，對於三叉戟，只要下決心打，
完全有條件。２５６號三叉戟在飛出國境前，徘徊了一個多小時，雖
然飛得低空，那也比直升機高，又‘胖’，很容易發現目標。

李德生把梁璞的建議向周恩來報告。

周恩來說，已經請示過毛主席，這架飛機不能打，不能攔截，讓它飛！

在此之前，１時１２分，在２５６號三叉戟飛出國境前４３分鐘，吳
法憲急得滿頭大汗。他打電話給周恩來，說林彪專機已經起飛半個多
小時了，飛機的方向不對頭，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
古。要不要攔截？並提出了攔截方案。吳法憲請示時，周恩來和汪東
興正在向毛澤東匯報。汪東興讓吳法憲別走，他立即請示毛主席。毛
澤東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
要阻攔，讓他飛吧。

周恩來讓汪東興馬上通知吳法憲，不要派飛機阻攔。

就這樣，空軍指揮所沒有採取任何打擊措施，眼睜睜地看着目標往邊
境移動。１時５０分，在中蒙邊界４１４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並
逐漸降低高度，直到溫都爾汗以南，從雷達屏幕上消失。４１４號界
樁上空不是國際航線，平時見不到飛機，更看不到飛得如此之低的大
飛機，被正在野外守夜的知識青年發現，印象極深。

李德生回憶，從這以後，總理反覆讓我們查清，２５６號飛機從北京
西郊機場起飛時帶了多少油？在山海關機場究竟有沒有加油？根據飛
機所攜帶的油量，究竟能飛多遠的航程？我們根據查實的數據計算後，
斷定這架飛機肯定飛不到烏蘭巴托，並將情況和看法，一一向周總理
作了報告。

面對這個突發事件，毛澤東果斷下達了‘全國禁空令’。” （舒云：
《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

熟悉黨文化（或“黨無文化”）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乃典型的“紀實文學”，特點是塞入許多來歷不明、絲毫不作交代的私貨，讓讀者無法確定哪些話是當事人的證言，哪些話是作者自己的發明創造。

例如“毛澤東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此話莫非也是舒雲的採訪記錄？如果不是，請問來源是什麼？如此關鍵的問題竟然毫無交代。

如我所指出的，吳法憲在其回憶錄中徹底顛覆了以上說法，據他說：

（一）他獨自在西郊機場監視林彪出境，從未提及空司在此期的活動。

（二）林彪出境後，周恩來給吳下的第一個命令是不許有任何飛機飛到北京，吳立即向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傳達了此令，命令他打開所有雷達進行警戒，絕對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把它打掉。可見此前連北空都沒有打開全部雷達，哪來舒雲說的什麼“周恩來命令華北地區的所有雷達都打開”？

（三）周恩來給吳下的第二個命令就是著名的“全國禁航令”，吳立即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作了傳達，並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負責向其它軍區空軍作了傳達。吳還特地說明，當時他沒能找到空軍參謀長梁璞，後者在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只好由司令部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

因此，吳法憲向空司傳達禁航令時，梁璞還在天安門組織預演，根本不在空司，而此時林副早就越境多時了。但根據李德生的證詞和舒雲的報道，李和梁共同跟蹤了256飛出國境。莫非梁璞有分身術？

（四）吳在回憶錄中還特地說明，李德生和梁璞是在周宇馳等人乘坐直升飛機起飛後才到空司的：

“這時，周恩來已經派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和‘協助指揮’，梁璞也回到了指揮所。”

此時林副都已墜毀幾十分鐘了，李德生和梁璞還怎麼個目送他出境法？莫非他們會作時空旅行？

特別要指出的是，舒雲此說顯然有誤：

“晚１０時３０分左右，吳法憲打電話找空軍參謀長梁璞，把他從天
安門遊行排練現場叫回來。”

此說不但與吳法憲回憶錄相衝突，而且否定了舒雲自己寫的吳法憲訪談錄：

“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六個指導員談話，解
決派性問題。這個談話結束已經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了，紅機子
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舒云：《黃吳李
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

這裡明明說吳直到當晚11點才知道林彪事件，此前一直在開會解決空軍文工團的派性問題，哪來什麼打電話把梁璞叫回空司的事？一個以客觀報道重大歷史事件為使命的“作家”，竟然意識不到自己的記述中存在着重大的自相矛盾，絲毫不作說明，遑論分析辨偽。這還不能以文化程度低下、缺乏思維能力作遁詞，更是寫作態度輕率的表現。如此輕率記錄下來的歷史性證言還有什麼可信度？

三、楊德中是何時給派去監視吳法憲的？

據吳法憲回憶錄，那是林彪已經越境之後的事：

“到清晨兩點多鐘，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裡，我說還在西郊
機場。周恩來說：‘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裡來。’我說：‘好。’楊
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此說不但與上引汪、李的證詞矛盾，而且也和舒雲的報道衝突，在《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中，她照抄李德生的回憶錄（因為她不說明來源，只好根據文字雷同判為照抄），寫道：

“同時，周總理派楊德中‘陪’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到西郊機場，派紀
登奎到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

但在《黃吳李邱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天》中她又記錄了吳法憲的證言：

“凌晨2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麼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
理說我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

竟然完全沒意識到這兩種說法根本不能同時成立。最令人喪氣的是，本來她採訪的第三者胡萍可以澄清此事，而且胡也談到了這問題：

“９月１２日夜裡，吳法憲在候機室對我說，準備一架飛機去北戴河。
他沒說誰去，我以為吳法憲去。後來我發現楊德中腰裡別着槍，我說
有點問題了。已經把吳法憲看起來了，他去可能性不大。我一直有問
號，後來才知道是周總理準備去。三叉戟飛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
線。我還在想，他出國幹什麼？肯定是雷達報錯了。”（舒云：《我
不是“資敵罪”——空軍副參謀長胡萍訪談錄》）

這段話給人的最初印象是，楊德中早在吳法憲為周恩來安排飛機時就在身旁監視他了。但若要細加琢磨，此話根本就含糊不清：所謂“後來我發現楊德中腰裡別着槍”，究竟“後來”到什麼時候？是256上天前，還是凌晨2點多？根本就是說不清的糊塗賬。

這些問題本來很容易當場弄清，可惜舒雲由於缺乏採訪的專業訓練，沒有清晰思維、準確追問、準確記錄的觀念，沉溺於模糊思維、模糊記述的習慣，因而再次對記錄下來的證詞的矛盾之處視而不見，竟然想不到去向採訪對象落實這些細節。

類似地，她在《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中照抄李德生的證詞，緊接着又塞入來源不明的私貨，說什麼“空軍指揮所擔任值班的副司令員曹里懷和副參謀長白雲一邊向上報告，一邊派人到門口迎接。很快，李德生就帶着警衛參謀坐地鐵來了”，卻又看不見李在兩份回憶錄里都自稱坐車前往空司（一份是“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 ，另一份則是“乘車向空軍大院駛去”），更意識不到“坐地鐵來了”的說法之可笑。

四、關於“雷達監視”的種種混亂說辭

我已經在另文中指出這一嚴重問題，小結為三點：

（一）李德生在空司看的究竟是雷達屏幕還是標圖板？

李在一份回憶錄說的是從雷達屏幕上監視256機的航向：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後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
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着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
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
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李德生：《從廬山會議到“九•
一三”事件的若干回憶》）

但另一份回憶錄上卻變成了標圖板：

“我看到標圖板上顯示二五六飛機正在向北飛行，已越過承德，到了
內蒙上空。我立即將飛機飛行的方向和準確位置向周恩來總理報告。”
（李德生：《憶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未指明出處，只好籠統判為“空司人員”）則忽而說標圖板：

“李德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紅
機子’。白雲指着總空情標圖板，向李德生報告三叉戟飛機的飛行動態
和飛行特點。” （《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下同）

忽而又說是雷達熒光屏：

“空軍參謀長梁璞望着雷達熒光屏上的三叉戟飛機，說這架飛機飛行不
一般，情況異常。”

可惜舒雲缺乏起碼的科技常識，分不清這兩者的區別，因此再次錯過了本來可以查清的疑問。

我想再次指出：無論是李德生說的“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還是舒雲說的（當然只可能是她轉述，可惜她習慣性地“省略” 了出處說明）“空軍指揮所的標圖板是布滿整幅牆壁的大熒光屏”，都不可能存在——當時的中國沒有組合電視的技術。這些證詞的可信度大成問題。

吳法憲的證詞裡也有類似問題。他在回憶錄里說什麼：“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着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我已經指出，從雷達監視器上不可能跟蹤飛機全程，必須經過標圖作業。舒雲採訪的胡萍的證詞其實也說穿了這點，只是舒雲因為缺乏科技常識，再次錯過追問良機而已：

“三叉戟飛出去，我很奇怪，不是航線。我還在想，他出國幹什麼？
肯定是雷達報錯了。”

由此可見，監視三叉戟動態的乃是標圖員，所以才有“雷達報錯”一說，哪來什麼吳胖子“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着飛機的動向”的神話？

胡萍還披露了空軍跟蹤專機飛行的常規：

“改航線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說到上海，實打實，起飛後沿途雷
達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說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發幾條到其
他地方的航線，專機飛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
的任務派遣程序被取消，連飛行中起碼的空中聯絡也被限制，只准按下
發話鍵，而不能講話，至於飛機上拉的是什麼人，根本不知道。聲東擊
西，這在全國最重要的專機任務中司空見慣。”

這明顯是未經整理的原話，讀來“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意思還是清楚的：專機乘客絕對保密，起飛後不許有空中聯絡，但沿途雷達都要跟蹤，以免出事。因此，我在《試解》中指出的問題確實存在：跟蹤256飛機不是西郊機場的一個雷達可以完成的，飛機的動態必須由沿途雷達站報到西郊機場後，標出圖來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沒按航線飛，沿途是否有雷達站大可存疑。至於“華北的雷達全部打開”一說已被吳胖子否定了，所以即使沿途有雷達，因為不在航線上也未必會打開。

（二）飛機出境走的是直線還是曲線？

舒雲再次心安理得地記錄了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絲毫想不到應該當場就查問清楚：

“此時，空軍指揮所、北京軍區指揮所、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以西
西郊機場調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飛機飛出去是一條直線。”
（《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下同）

“據梁璞回憶，出境前，三叉戟飛機在邊境上空繞了一圈。這有些讓
人想不通，到了國境，要逃還不快逃，為什麼還要繞上一圈？”

（三）空軍有無本事打下三叉戟？

舒雲又一次心安理得地記錄了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絲毫想不到應該當場就查問清楚：

“梁璞不知道飛機上都有什麼人，焦急地問怎麼辦？建議打。

那時我們的殲擊機已經配有空對空導彈，對於三叉戟，只要下決心打，
完全有條件。２５６號三叉戟在飛出國境前，徘徊了一個多小時，雖
然飛得低空，那也比直升機高，又‘胖’，很容易發現目標。

李德生把梁璞的建議向周恩來報告。” （《九一三事件謎中之謎》）

中間那段關於可行性的議論，讀者只能根據上下文猜測其版權屬於梁璞而非作者。此乃她的典型寫法。不過下面這段好歹還是交代了出處：

“據朱秉秀回憶：吳法憲弄不懂，對付直升飛機我們有手段，打三叉
戟飛機，從技術角度看當時沒有手段，我們作戰參謀沒有提出來打。
真正落實打，技術上不好解決。當時夜航大隊的飛機都是殲五、殲六，
沒有裝備空空導彈。配有空空導彈的飛機不在引導範圍。而且殲擊機
起飛不那麼簡單，要有準備的時間。三叉戟飛機的速度並不比殲擊機
慢，攔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導彈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時中國的地空導
彈主要是打台灣的美制U－2高空偵察機，都是2萬米的高度。而三
叉戟飛機高度太低，無線電跟蹤不到，導彈無法制導。看樣子，林立
果一夥事先仔細研究過航線，考慮過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
的打擊。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
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林彪
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

其實李德生的回憶錄早說出真情來了，我已在另文中引用過：

“地面電台這時向直升飛機呼叫返航，直升飛機不聽不理。我問
了梁璞一些技術問題後，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軍部隊起飛八架
殲六戰鬥機攔截直升機！夜航作戰，全憑機上雷達導航。而殲六
飛機和直升飛機速差非常大，又是從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飛行的
直升飛機和各種地面物體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如滿天繁星。八
架飛機都沒有找到目標。

後來只好採取地面為殲六飛機導航，指示目標位置，向目標開炮。
即使打不到，也能對直升飛機造成威脅，迫其降落。這一措施收
到了效果。”

“事後得知，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同志發現林彪死黨周宇馳、
於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飛，但周宇馳懂飛行，用槍逼迫他繼續
北飛。正在這時，殲六飛機開炮了，雖然沒有打中，卻給陳修文
找到藉口，說要躲避射擊，東轉西轉，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
最後在懷柔縣境內迫降。” （李德生：《憶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

所以，以當時的技術條件，第一不大可能全程監視低空飛行的256專機，第二沒有可能擊落該機。可笑的是舒雲因為缺乏科技常識，在採訪了朱秉秀後還認定空軍有能力擊落256，在人家李德生把話說得那麼明白之後，還要把“為什麼殲擊機沒有打下直升機”當成“對九一三事件作顛覆性總結”的“32條發現”之一！

五、錯過了查明真相的良機

綜上所述，九一三事件當事人的證詞互相矛盾，其中以吳法憲的證詞最重要，它否定了官方版本。

這裡無非有兩種可能，要麼吳法憲說了假話，要麼李德生等人說了假話，但不可能如某網友建議的那樣，老吳當時並不知道李德生給派到空司去，是事後多年才知道的。老吳不但在事發時仍是空軍一把手，而且還內定為四屆人大的副委員長，在事後還主持空軍工作長達十天，在9月24日才被捕，絕無可能不知道李德生被派到空司。上引舒雲的調查報告中就說：“海關機場起飛８分鐘後，空軍指揮所接到周恩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中央決定，派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同志立即到空軍指揮所，代替總理全權指揮。空軍指揮所擔任值班的副司令員曹里懷和副參謀長白雲一邊向上報告，一邊派人到門口迎接。”這裡的“向上報告”除了老吳，在當時更有何人？更何況老吳還特地說明，他找梁璞傳達禁航令沒找到，只好由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難道是梁璞在場而故意不接電話？

老吳記錯的可能性也不大。據師東兵的訪談錄，老吳記憶力非常之好，竟能把毛在廬山寫的《我的一點意見》背得一字不差。更何況老吳在那晚幹了什麼，早就寫過不知多少次坦白交代了。我黨的慣伎是讓你反覆交代同一件事，在不一致處找到突破口。記憶經過此種反覆強化之後，勢必變成永久記憶。因此，老吳的關鍵證詞不可能是出於記憶錯誤或無知。如果是假的，就只會是有意撒謊。

的確，我已經指出老吳所謂“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着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不可信。但他在李德生、梁璞何時到空司一事上撒謊的動機是什麼？如果這是想把監視林彪出逃的全部功勞歸於自己，那麼在楊德中何時被派去監視他的問題上撒謊又有什麼意義？

澄清這些重大疑點，本來有助於徹底查明九一三事件的真相，遺憾的是，有條件採訪當事人的舒雲女士因為文化水平限制，更因徹底缺乏思維能力以及新聞採訪和史學研究的專業訓練，只會寫含混不清、出處不明、時時“代證人立言”的黨八股報告文學，對諸家說辭之中的諸多矛盾視而不見，只知機械記錄，使得她錯過了追問歷史人物的寶貴時機。於今許多見證人已然謝世，本文指出的問題大概是再也無法查清楚了，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