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新天地 --- 五議《“橫琴”寶地“謀而後動”》 |
| 送交者: 李桉 2008年05月07日09:55:2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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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新天地
作者:李 桉 費查理 龐忠甲
目 次 1.“一國兩制”與科學發展觀 2.“一國兩制”新天地 --- 創建橫琴“離岸金融經濟區” 3.問道“孔門心法”優化決策方法論 4.“離岸區”政府管理體制設計方案初探 5.搭建台海兩岸金融合作平台 6.“一國兩制”牽手“和諧世界”
內容提要:“一國兩制”政策擴而大之,在現有港澳特別行政區之外,創建中央直轄的具有獨立法域地位的 “特區中的特區” --- 高度資本主義自由化經營的橫琴“離岸金融經濟特區”或“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簡稱“離岸區”),應是切合時宜的前瞻性戰略性決策。下分六個專題循序論說其優化原理、方案初探,以及有關促進台海兩岸合作和構建“和諧世界”的深遠意義。
中國改革開放大見成效,綜合國力空前大增,民生水平不斷提高,就總體經濟實力而言,國內生產總值、進出口總額等已居世界前列,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引擎。中國正處於“大國崛起”的路口。 中國的成功,因為採取了一系列與時俱進、富有成效的新政策。近三十年來,通過解放思想,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禁區,擺脫了種種自設固定觀念的束縛,打開了“兩個凡是”的枷鎖,衝出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等樊籠,告別了“個人崇拜”、“計劃經濟崇拜”和“公有制崇拜”;揆情度勢,兼收並蓄,擇優而從,催生了當今新意盎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策略。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策略當中一顆舉世矚目、燦爛輝煌的明星。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為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1983年以後,在多次談話中,闡述了“一國兩制”的構想。1984年5月,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正式提出“一國兩制”方針,獲得會議通過,成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國策。 “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英語:One Country, Two Systems;葡語:Um país, dois sistemas),意在以確保國家主權完整為前提,把國際上通用的“和平共處”原則用之於國內,將台港澳問題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本擬先用於台灣,後則提前用於港澳;亦即在中國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在香港、澳門特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1997年7月1日,由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首先在香港付諸實施,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實踐證明,“一國兩制” 是完全可行的、成功的。 早在1995年,美國《財富》雜誌曾預言,回歸將令香港死亡。但回歸十年前夕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文章卻坦承其姊妹雜誌《財富》當年的預言落空,並確信“香港比從前更有活力”。《時代》周刊此舉,未嘗不可視為西方主流傳媒向“一國兩制”的致敬。 200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時,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指出:今天的香港社會保持穩定、經濟更加繁榮、民主有序發展、民眾安居樂業,展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事實無可爭辯的證明,“一國兩制”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一國兩制”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中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一國兩制”理論的新發展。報告指出,香港、澳門已經並將繼續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發揮重要作用,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澳門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並闡發了一系列推動台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新的政策主張,高屋建瓴、哲思宏遠。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新思路、新方向。 別的國家或者只有資本主義,或者只有社會主義,而中國兩種制度都有,便於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從而不斷完善自己;相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前蘇聯和東歐,中國的改革開拍芄懷曬Γ愀邸拿趴晌功勳卓著。過去近三十年裡,香港累計向內地投資達兩千七百多億美元,比來自其他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總額還要多,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貢獻至鉅。香港發達的市場經濟、健全的法治,高效的管理和反腐肅貪的廉政經驗等,對內地的改革有很大正面影響。 立足科學發展觀,基於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應視“一國兩制” 為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大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一項動態的發展的開創性事業而非封閉系統,亦非權宜之計;其着眼點不僅是實現國家統一,還可以有更遠、更高的戰略考慮。八十年代講“一國兩制”,主要是防止內地的社會主義影響港澳的資本主義,或防止港澳的資本主義影響內地的社會主義。今天講“一國兩制”,就該更多地總結和研究“一國兩制”給整個國家帶來的機遇、好處和便利,以鄧小平“三個有利於”為判據,持積極的、前瞻的態度,拿出不亞於當年設置港澳特別行政區的勇氣和智慧,跨越行政體制架構和不同意識形態造成的“鴻溝”,探索開拓性擴大應用範圍的可行性。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出現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或“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簡稱“離岸區”),是國際金融自由化的歷史性創新產物,突破了金融業必須是國內資本提供者的傳統,推動信貸交易走向國際化;由於眾多“離岸金融中心”的迅速形成與發展,將全世界的金融市場聯繫在一起,促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市場。 世界上傳統的著名的“離岸區”多為前英屬殖民地,大多設立海岸線外風光綺妮的島嶼上(有些小國為全境),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與發達國家有良好的貿易關係,並鼓勵在當地設立境外銀行,提供與瑞士相同的信託服務和保險業務。國際大銀行如美國大通銀行、香港滙豐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等,都為那裡的財務運作提供方便。 “離岸區” 容許外來企業登記成立海外“離岸公司”,自由投資和經營註冊及運行管理手續都相當簡便,只收取少量的年度管理費,經營成本十分低廉;可以繞開關稅壁壘和出口配額限制,不僅獲得免關稅待遇,除社會保險等特定項目外,一般稅收(包括附加稅)的稅率極低或完全豁免,其營業收入和利潤得以合法避稅;資金出入與轉移自由,外匯可以自由兌換,使用不受限制;便於搭建國際架構,提升國際形象,開拓國際市場,開展跨國業務;若要海外融資及上市,也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般國外風險投資樂於採取間接投資於海外離岸公司的形式介入創投市場,以便於在投資實現增值後順利退出。“離岸銀行”不僅享受稅收上的優待,而且不必持有準備金,其經營成本低於國內銀行;它不受利率上限的約束,對存款戶支付的利率可高於銀行對國內存款戶支付的利率,也可以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此外,在一些國家或貿易區之間容易發生貿易戰,導致提高關稅或禁運等;而“離岸區”一般不會發生這類衝突。註冊海外“離岸公司”得以利用這個優勢,規避貿易戰的風險,穩當地享受各種優惠政策。 由於海外“離岸公司”這一組織形式可以提供如此多樣化的利益,能夠滿足各類用戶的需求,世界各國許多國際貿易、投資、金融、控股、人事僱傭、專業服務公司和製造廠商等,競相來到“免稅特區”開設離岸公司,在那裡建立地區總部、市場營銷﹑貿易和管理中心、轉運、再出口中轉地、製造和裝配中心、運輸和分銷點等。還有一些個人用戶,主要為高收入者,包括企業家、高級管理人員、知識產權所有者、財富繼承人,成功的商人、律師、醫生、演員、作家、發明家、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使用海外離岸公司以便於做好投資規劃、稅務規劃、房地產規劃、移民前期規劃,並且享有高度保密性和隱私安全性。 “離岸區”業務主要包括“離岸金融”和“離岸貿易”兩大範疇。鑑於現代全球經濟中金融業(虛擬經濟)的重要地位,離岸金融業務,包括證券交易、存款、貸款、融資、結算、保值、避險、諮詢、見證、同業拆借,發行大額可轉讓存款證,特別是批發性銀行業務等全方位金融服務,尤為當今離岸經濟活動的熱點。事實上,當今世界各地的“離岸區”,多以“離岸金融”業務為重,具有“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的性質。 近年來,不僅在發達或較發達國家,許多新興國家順應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也紛紛設立自己的“離岸區”。後起直追的大國如印度、巴西,原社會主義陣營的獨聯體以及東歐國家、越南、古巴等,還有許多非洲國家,紛紛積極跟進。今天,合理規劃“離岸區”對於促進自由貿易競爭,加快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已成國際共識。 中國入世過渡期在2006年12月結束,稅務政策正面臨重大調整轉折(取消外資優惠,實行公平“國民待遇”)。適時在符合WTO規則的前提下,創建中國自己特色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 (“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應是切合時宜的前瞻性戰略性決策。 創建“離岸區”,作為具有獨立關稅主體和獨立法域地位的“外化市場”,可將國內經濟與國際市場更好地融合起來,加強國際資本運作,進一步利用外資及其衍生效益,推動本國資本輸出,為茁壯成長的本國企業走向世界創造有利條件,促進產業結構升級⒕迷齔し絞接嘔洌煌幣蛭襖氚肚鋇摹胺闌鵯健弊饔茫靡員苊舛災泄中心誆拷鶉謖嚀逑檔某寤髯饔謾? 目前國際金融區域重心正在向亞太地區轉移,人民幣已是國際公認的穩定貨幣並參與國際結算,自由兌換為時不遠,成為國際硬通貨的趨勢越來越明朗;隨着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逐步加深,人們對在亞洲建立統一貨幣亞元的興趣日趨濃厚。這都給中國創建“離岸金融經濟特區”帶來了新的機遇。 近年來,關於創建中國自己特色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的呼聲日高,許多沿海發達城市提出種種設想,但多停留在概念性議論,缺乏實質性的可操作方法步驟;這是因為,具有“離岸”性質的“金融經濟特區”是資本主義自由經營的極限化運用,同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存在難於協調的巨大反差,缺乏基本的可行性。而角逐各方,在堅持自身局部利益的特定視角下,勢難導向全局意義的超越性解題方案。 事實上,中國早在1989年,就在銀行業範疇開始發展離岸金融業務,有四家中資銀行獲得經營離岸銀行業務許可。後因遭遇東南亞金融危機被監管部門全部叫停。2002年6月中央銀行批准恢復離岸業務。目前仍只對這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業務經營許可,而且均按“試點”和“試驗”的標準進行審慎監管,同業市場尚未形成規模。由於離岸型自由經營與大環境體制難以協調,管理層對發展離岸業務存有疑慮,態度不明確,一些政策和法律法規不易落實,實際業務中手續比較複雜,時間較長,環節較多;業務品種少、範圍窄,新品種較少嘗試,經營過程中流動性差,限制了離岸金融業務的順暢發展。截至2007年末,各中資離岸業務經辦銀行的離岸業務總資產餘額僅49.3億美元,與國際離岸業務的發展相比,遠未形成一個區域意義上與市場需求相符合、對外具有較強輻射影響的格局,也與國家經濟規模極不相稱。 作者已經提出《“橫琴”寶地“謀而後動” --- 創建直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諏議》一文,以及《時勢催生“離岸型”經濟特區 --- 再議“橫琴”寶地“謀而後動”》、《“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之路 --- 三議“橫琴”寶地“謀而後動”》和《“離岸金融經濟特區”的稅務優惠策略 --- 四議“橫琴”寶地“謀而後動”》等配套系列論證文章,建議在中國政治穩定,經濟快速增長的大環境中,選點地處東南亞和中國經濟最為活躍地區的中心,中國腹地第一個對接粵、港、澳區域的橫琴島(現屬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設置“離岸區”。 橫琴“離岸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國兩制”政策開拓性發展的新天地,建議賦予中央直轄的獨立關稅主體、獨立法域地位,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基本法規,確定經濟管理、社會管理以及金融創新等方面的自治權限,訂立細則,依法治理。由於重在“離岸金融”,具有“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特性,建議取名“離岸金融經濟特區”。(本文附件列有該諏議和配套系列論證文章的部分網頁鍵接) 將橫琴島改為中央直轄管理,創建“離岸金融經濟特區”,好比一揮“亞歷山大之劍”,舉凡體制協調上的反差以及各方利益角力不止的僵局等百般繁難,當可迎刃而解;可信度和可操作性應毋庸疑;可期為澳門、香港、珠海、廣東,“泛珠三角”和整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西部大開發帶來全面利多的統贏效果。 無庸諱言,現在還有一些人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仍然定格在已有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原來方針”而不易,出於固有觀念或利益衝突原因,不敢或不願設想從社會主義體制領域中劃出土地去“發展資本主義”。 跨越“雷池”,恐怕還要重新面對“姓社姓資”這個“史芬克斯之謎”。為求破謎解惑,鄧小平的“貓論”和“三個有利於” 是一把鮮明的尺子,是價值判斷的標準,進一步解放思想的利器。“溫故”可以“創新”也。 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貓論”,道出了民諺背後的真理,引導國人回歸“理智的常規”,改變了過去凡事都要先以意識形態考量、凡事都要先問問教條的思維習慣。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1992年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針對一段時期以來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性質的爭論,進一步明確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於”成為人們衡量國策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指引及時調整、發展各項政策,以因應時勢變化的挑戰。 自1980年以還,鄧小平不下二十次提出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其主要出發點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1980年4月12日,他說:“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 1985年,鄧小平再度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Whether a cat is black or white makes no differenc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 it is a good cat.)被摘登在《時代》周刊稀? “貓論”的影響擴大到世界。其實,西方有識之士又何嘗沒有“貓論”的悟性? 中國“一國兩制”的豐富實踐經驗證明,各方不僅不受傷害,自己原有的東西可以保留,而且還可以從另一方得到最大的好處,實現利益的最大化。 社會主義可以吸收資本主義有利於自身發展進步的好東西,產生積極的良好的效果。反之,西方社會的實踐也表明,列強沒有成為垂死的帝國主義而走向滅亡,離不開許多屬於社會主義性質的金丹良方。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從美國開始了波及全球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臨危受命的開明改革家、美國第三十二屆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主持推出著名的“新政”(New Deal),因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內求變壓力空前高漲的嚴峻形勢,厲行改革以緩和社會矛盾,完善民主政治,挽救資本主義體制,將國家引上了持續發展進步的軌道,並且影響全球範圍極大地強化了這種良性和平演變的大趨勢。 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的和平演變趨勢,催生了有政府調節的追求社會公平和大眾福利的現代資本主義,這就是以英國傑出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命名的所謂凱恩斯主義型資本主義。 凱恩斯論證現代政府可能利用其權力化錢、徵稅以及控制貨幣供應等,以緩解(而非消除)資本主義的頑症 —— 經濟盛衰周期。據此,在蕭條時政府應放鬆銀根,增加開支,維持高水平僱傭和生產,甚至赤字預算為主,以補償私人消費的衰減;如果榮景過頭(過熱),帶來投機和通貨膨脹,則反其道而行之。許多西方國家逐步立法接納凱恩斯主義為經濟國策,美國國會於1946年將凱恩斯學說納入立法,從而放棄了亞當.斯密以來流行的反對政府實行計劃控制的概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演變豈非相當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優化結合? 在凱恩斯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影響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說中有關社會公正的一些主要要求,包括高額累進所得稅制、高額累進遺產稅制、社會失業保障制、全民義務教育,以至生產資料公有制,幾乎都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和平演變中以各種不同形式一一實驗。在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大社會、低稅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尋得相對平等的傳統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和社會理念基礎上,西方社會展現了越來越多的政府控制,越來越多的國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稅收和平均主義;無所忌諱、樂此不疲地持續納新、探索、調整,尋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更新方案。 因此,同馬克思發表資本論,或是列寧主義興起的時代相比,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有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一些最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顯示出類似於“貓論”的優化原則的“無主義”風範;藉此應能看到這些國家得以緩解社會矛盾,常葆旺盛創造力,科技經濟快速進步的秘密。 冷戰結束以後,全球一體化潮流勢不可擋;中國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互關係的認識有了重大轉變。兩者制度和理念各有千秋,都是人類對自身生活方式的可貴探索,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各有其存在的價值,作為人類創造的偉大文明,都應得到承認,可以和諧共處,互相借鑑,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擬議創建的橫琴“離岸區”,背景條件與港澳特區大不相同,那裡大部地域尚未開發,居民只有六千多人,不存在歷史遺留的外來管治建制,幾乎沒有徵用土地的困難,一切如同在白紙上繪製最新最美的圖畫。將“一國兩制”政策創造性地擴展應用於橫琴,需要自行設計該“離岸區” 的全部管理體制。在經濟領域,可以結合自身特點,藉助港澳和國際“離岸區”經驗起步;但政治體制建設方面,完全沒有可供參照的現成模式,是最為敏感和最大疑慮之所在。 為了尋求橫琴島“離岸區”的政治體制可行方案,不妨請教中國聖哲孔子著名的優化決策方法論――人稱“孔門心法”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處理一切問題的共性優化決策方法論. “中”在這釋義為正,本意“當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達到正確的結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為常道,以走極端為非也。所以也有人稱之為“中正之道”。中庸不是“和稀泥”、簡單折衷,不等於不講原則的平均主義。 毛澤東說:“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選集》147頁) 有史以來中外實踐,特別是二十世紀以來,時人親身經歷的戲劇性世局急劇演變可為見證,凡社會發展進步有成者,莫不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中庸決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極端者多歸於失敗。 關於中庸原理,散見儒家論述,並不完全集中在子思傳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體上可從下面四句綱領性口訣去領會:“允執其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所貴者權”是也。 3-1 允執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為常道也”。《禮記》解釋中庸為“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論語.堯曰》稱中庸要“允執其中”,道統之傳,堯之所以授舜也。 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的“兩端”是指矛盾對立的兩極。只認識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極,都將失諸片面,必須“叩其兩端”,從兩端中作出優化選擇,即求中是也。這就是說,在一個命題涵蓋範疇的極端情況之間,總可以找到一個“發而中節”,契合事物本質特徵,整體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處的優化解答,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稱“致中和”,與無線電學名詞“調諧”同義;這裡的“和”,亦即“和諧”或稱“和合”。“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論語.雍也》乃有高度評價“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3-2 過猶不及 這個“中”的位置究竟該如何界定呢? 《論語.先進》中記載着孔子的相應答覆:“過猶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確切位置,是優化選擇決定的,座落在過頭和不及之間的“無過無不及”的“臨界位置”。借用數學術語譬解,這個“中”並非意味變量在坐標區間的幾何中點,不妨比擬為對非線性無約束多元函數尋求每個變量的偏導數等於零時對應的極值;無論左偏右離,都不如這個中位的效果最好。舉個例子:從視覺調諧之美而論,一個方形體的短長邊最佳比,不是零比一或是一比一(不是一條豎線或橫線,也不是正方形),而在某個等於(√5-1)÷2,近似值為0.618的特定比例上,即所謂黃金分割。 過頭和不及是事物的兩種極端化傾向,或者說兩種錯誤傾向,孔子認為都不足取。為政過嚴或太寬都不好,“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制訂政策,借用現代政治語言講,就是偏左(激進)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錯誤。孔子主張凡事有度,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中道也。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指出:“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就是這個道理。 毛澤東說:“‘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鬥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兩條戰線鬥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毛澤東書信選集》145-146頁) 3-3 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際關係範疇優化求“中”的根本途徑?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也。 “和”與“同”,在漢語中可以是同義詞,但在這裡是有區別的:事物通過變革達到實質上的統一或調諧狀態,叫做“和”;只求表面上的整齊一致,不能充分正視,甚至掩蓋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能謂之“同”。 “和而不同”要求常懷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寬容”一詞“Tolerare”原義那樣: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於自己或傳統觀點的見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現代民主社會人們常說的一句口頭禪:“我不贊成你的話,但是我要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力。”(據說是法國人伏爾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認“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求中致和”,體現了經由多種因素特別是對立因素的鬥爭或變革(首重良性競爭)尋求統一或調諧的精神。推而論之,“和而不同”作為一項原則性共識,莫非現代民主政治廣泛包容多元文化的優化決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確處理家庭成員、辦公室同事關係以至集團、國家、民族紛爭,追求全球化、世界主義,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3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演講中,介紹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時說,“和而不同”是其中一個偉大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衝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他認為,用“和而不同”的觀點觀察、處理問題,不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國際社會化解矛盾。 3-4 所貴者權 “情況在不斷地變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權達變(Act as the Occasion Requires),因時、因地、因體制宜行事;是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富於靈活性,與時俱進的決策之道。 《大學章句》引用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強調不斷應變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誥》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英國着名詩人雪萊寫過一句貌似悖論的警句“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所謂”中”,即中庸決策的答案,當然要隨時間和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所以貫徹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從實際出發靈活應用,見機行事,不應拘泥於某種主義、教條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執中而不知權變,猶“執一”也。孟軻稱“執一”為“賊道”,舉一而廢百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也。“一國兩制”可視為融會貫通“中庸之道”的當世傑作。“一國兩制”擴而大之,新創“離岸區”,設計先進政府管理體制,也當借重中庸優化決策方法論。
“一國兩制”下新創“離岸區”,宜有一套科學、高效、健全,既符合中國國情又為國際社會信任的先進政府管理體制。其產生過程,不妨參照中國建政初期經由政治協商會議產生人民政府的方式,首先組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橫琴離岸區協商會議”,徵集各界賢達意見,經充分研究磋商,擬訂切實可行的方案,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研議裁決。 今借重中庸要領,初探橫琴“離岸區”政府管理體制設計方案於後。 從中國國家體制和橫琴島實際情況出發,襖氚肚閉κ糝醒胝苯恿斕跡曬裨何芍饕姓僭保槌篩骷豆芾砘梗勒杖舜笞帕⒎ń兄衛恚幌磧兄貧┓墒凳┫岡蚝痛蔥率匝欏⒏母錒芾碇貧鵲茸災穩ǎ約岸懶⒌乃痙ㄈê橢丈筧ā? 橫琴“離岸區”法律包括行政和經濟兩大範疇。行政法的特點在於因應國際性經濟自由化運營的需要,能夠“選賢舉能”,任用一流優秀管理人才;最大限度提供人員、信息交流便利;維持各方對話渠道暢通;保障決策民主性和透明度;嚴防權力腐化利益輸送;形成嚴謹可靠、不容逾越的“權力制衡”機制。 創建橫琴“離岸區”,如同一張白紙上繪製最新最美的圖畫。作為具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新興“離岸區”和生態環境保護地,應當從嚴控制常住人口,換言之該區的人口是必要的人口;由專業人士、高素質的服務業者及其家屬,構成居民的主體力量。因此,橫琴“離岸區”的性質大不同於內地一般自然行政區,地方政府勢將突顯管理型服務特色(相當於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應無必要按常規體制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而宜代之以更有利於支持管理型施政以及有效“權力制衡”的另類設計。 能否體現“允執其中”,關鍵在於有沒有嚴謹可靠、不容逾越的“權力制衡”機制。 “權力制衡”是“離岸區”行政法先進性和有效性的根本保障,一切立意美好的法律條款或政策措施的最後守護神;沒有這一條,很難設想新建的“離岸區”會被看好。 國內目前還缺乏可供新建“離岸區”適用的“權力制衡”體制範例;放眼海外,基於中國國情,顯然不容考慮套用西方社會的多黨競爭、三權分立、議會政治、普遍選舉等傳統經驗。 對於新創的“離岸區”來說,作為“無過無不及”的優化可行方案設計,當是一種不落西方傳統窠臼,非但不削弱執政黨的領導,卻能有效改善和加強執政黨的領導,進而強化一黨執政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利於維持社會和諧安定,致令最怕“權力制衡”的特權既得利益階層難以抗拒、欲拒還迎,但是確實符合最廣大人民長遠和根本利益的真性“權力制衡”方案。 據此,本文提出“受控權力制衡”方案,主要包括兩大解題之道;要點說明於下: 4-1 設立評議會 建立某種同行政當局地位平等、獨立超然的新概念超級評議機構――評議會,專司監察、評價,為政府提供“再思建議”(Second Opinion)和必要的複議功能,直至在重大議題上履行背書或確認的權責(有點像現代化企業必備的質量保障系統 --- Quality Assurance),從而發揮富有建設性的“諮詢型”權力制衡作用。 創建“離岸金融經濟特區”,要保證一開始就進入法制化的軌道,做到健康有序的發展。特別是根據國際慣例加強對離岸市場的監管,是為考驗“離岸區”能否順利運作的一個關鍵環節。評議會應扮演舉足輕重的把關角色。 評議會主要領導人,和主要行政官員一樣,由國務院任命。評議會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議會,不是立法機構,不是決策權力機構,不同行政當局分割或爭奪決策權力,也不取代黨政機關自身內部的監察功能。 新概念超級評議機構將擁有強大的專業諮詢功能網絡,可為議事決策機構提供外包式(Out Sources)高水準專業顧問服務。這種新概念配套設計是為了在越來越差異化和複雜化的現代社會環境條件下,既保障社會政治體制安全運行,又極大地提高決策的效率和品質。 評議會的議事方式,必定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全方位協商的功能,成為在社會生活中貫徹“不同中求和”的中堅力量。 評議會將為一切多元社會集團以至每個人的參政要求提供另類公開化、制度化地順暢表達和爭取實現的渠道;並發揮良性反饋互動的作用,造成一個越來越有助放寬結社自由以至言論自由,但是秩序受控,放而不濫的環境氣氛條件。對執政黨來說,也許這是一種最為安全的權力制衡結構,它不會帶來衝擊執政地位的威脅,非常有利於維持一個穩定中持續深化改革的的政治大氣候。 4-2 在政府主要官員任期中間實施“公投確認”制度 一個好政府,好在“選賢舉能”,實現“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由賢能人士主事。 西方民主國家成本高昂,實則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而又欲罷不能的傳統直接普選制度,當非現代政治體制創新的唯一的最佳選擇。 “選賢舉能”,從孔夫子(《禮記.禮運》)到柏拉圖(《理想國》,Politeia),都不以為非直接投票選舉不可;但如果脫離了民意票決,又如何保證人民行使最高的也是最後的選擇權呢? “離岸區” 政府的行政領導人和評議會領導人,可在執政黨主持下經由廣泛協商(上述提供立法諮詢的“橫琴離岸區協商會議”可司其事),遴選推薦,由國務院任命產生。 這種間接舉薦制度的公平性、科學性和遴選質量無論完美到了什麼程度,總應落實到“主權在民”這個基點上,切實體現人民的“普遍意志”,和人民擁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制衡權。為此,建議推行“公投確認”辦法,從根本上充實和完善“間接舉薦”制度的民主性質和制衡內涵。 本文建議,在橫琴“離岸區”實行一種在職主要官員定期公開考績和經受民意投票“確認”(Confirmation)以定去留的制度,體現人民選擇和制衡政府的至高無上權力。這種制度,是組織化舉薦和民意票決概念相結合的超現代化產物。 “公投確認”者,就是對於上述間接舉薦產生的主要公職領導人,在法定任期中途,由全體有選舉權的公民無記名投票“確認”其下半期任職資格。通過的繼續幹下去,通不過的下台讓賢,按正常任免程序進行調整。 對於治績卓著,歷經“確認”,特別是連任的優秀官員,光榮結束任期後,退休時應得到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感謝和褒獎,讓他(她)們享有受之無愧、令人珍羨的優厚待遇。 “公投確認”的主要特點: 4-2-1 “公投確認”相當於“另類直選制度” “公投確認”和傳統的普遍選舉一樣,都是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運用自由意志行使權力的方式,意味着人民直接投票參政,運用人民的普遍意志,實施人民擁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制衡權,體現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本來目的;不同的是,普遍選舉用來“事先產生”官員,“公投確認”則用於 “事後確認”已經任命了的官員。可稱“另類直選制度”。 “公投確認”是選民對政府主要官員執政水平的全面綜合評價機會,選民將能依據有關官員任職期間確鑿有據的政績和操守表現作出判斷和抉擇;政府主要官員從此將直接置於人民由下而上的監督和選擇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歸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認可和授權。
“公投確認”是一黨執政的政治架構下對“黨管幹部”這一領導原則的高層次完善化設計。 “公投確認”方案中,原有選拔任免幹部制度可以維持不變;現任“離岸區”主要官員如果通不過期中“確認”投票,由中央政府對不稱職官員按正常程序調整職務,並遴選任命取代人員。 “公投確認”作為另類“權力制衡”方案,與西方傳統的分權制衡不同,系在現行一黨執政體制下充分受控實施,執政黨不必因此應對任何政治勢力的挑戰,不會導致“政黨更替”、“政府倒台”或“解散國會”。 如果政府主要官員屢屢在“公投確認”中出局,勢將損及主持幹部選拔任命的執政黨令名,因此“公投確認”對執政黨提出了更加嚴格的高標準的培養和遴選人才的要求,以及加強對幹部監督、考核的任務。所以“公投確認”不僅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官員,也從正面促進“良幣逐劣幣”,利於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提高政府官員的素質和才能。
“無過無不及”可乎。 4-2-3 對“制度性腐敗”來說,“公投確認”是一劑立竿見影的特效藥。
較之西方成本高昂,實則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而又欲罷不能的傳統直接普選制度,“公投確認”不必經由化費浩繁的參選、競選和輔選活動;有集中的目標,既定的對象,確切的依據,簡易的手續,可以節約大量費用、時間等社會成本,提高了人民直接參政的效能,卻可避免許多消極的負面的因素。 4-2-5 “公投確認”適宜配套較長總任期,利於遠景施政規劃 通常規定主要政府官員任期四至五年、至多連任一次,以防形成特殊利益輸送關係網路。但是這種限制往往造成前期小手小腳、謹言慎行、墨守陳規,不犯大錯誤,以保障下次連任的機會。這種情形不利於做好長遠施政規劃,官員真正能夠發揮創意、果斷地有所表現的時日,一般說來往往局限於較少後顧之憂,但為時不多了的第二任期之內。 與“公投確認”配套,可以設計一種任期較長(例如六年),結合適中“確認”周期(例如三年),並加上一定連任機會(例如容許連任一次,總任期可達十二年)的官職制度,有所抱負的政府要員應能爭取通過“確認”和連任,按照較長的總任期作出遠景施政規劃,產生更為穩定和可觀的長期效益。 4-2-6 “公投確認”已有社會基礎 中國早已建立並且不斷改進中的對於領導幹部的多元化綜合考核評價體系,包括黨內考察和黨外考察、上級監督和民眾監督體系,都與“公投確認”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並行不悖。 中國行之有年的民意測評活動,離“公投確認”其實只有一步之遙。其中合格的中介機構的深度民意調查評價,可以作為實施一人一票的“公投確認”制度的前期演習和準備,是為建立“公投確認”制度以後經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補充活動,可確立為一種法定的輔助程序。 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要求把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近年來很多地區對政府機關和官員的業績表現開展民意調查和群眾評議;有的要求被評為最差單位的負責人引咎辭職,被評為最差的工作人員自動淘汰下崗。在“離岸區”實行“公投確認”以定去留的另類直選制度,對中國朝野來說,其實早有一定社會基礎,並非憑空生造。 這種制度尚未在內地試點推行,但“離岸區”既有特殊需要,不妨先行實施,取得經驗後,對於內地政治體制改革,應有積極的的示範、參考意義。
5.搭建台海兩岸金融合作平台 “一國兩制”最早設想用於台灣,實際上先見效於港澳。“一國兩制”政策擴而大之用於橫琴“離岸區”,相當於搭建台海兩岸金融合作平台,可以率先突破現在的種種局限,促進經貿合作錦上添花、健康發展,共創雙贏,成為兩岸走向統一的先驅前站。 二十餘年來,台海兩岸經貿合作成績斐然,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好發展局面。台商累計投資大陸項目逾七萬個,實際投資規模大約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億美元之間,年均貿易額和資金清算量都達到上千億美元;2002年大陸一舉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並持續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 與兩岸經貿快速成長極不協調的是,兩岸金融合作十分滯後。長期以來,兩岸金融監理架構無法建立,金融交流幾乎陷入凍結狀態,台灣銀行業基本上無法隨台商西進大陸。人民幣在島內被稱作“台灣第二貨幣”,和新台幣、美元並列為三大流通貨幣;但是和巨額清算量形成巨大落差的現實是,兩岸貨幣至今無法直接通匯;來大陸做生意的台商,只能通過境外外資銀行進行資金交易。這種“瓶頸”現象不僅造成商業成本增加和人員往來的不便,還衍生了猖獗的貨幣黑市。 台灣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對兩岸經貿往來提出“戒急用忍”的限制政策,結果使得資金限於“單向流動”,大陸資金無法來台。2000年民進黨主政後,推行“台獨”路線,繼續限制兩岸經貿往來,資金往來依舊是單向的。限制大陸資金來台,意味着阻止全球進入大陸市場的和大陸自有的鉅大資金來台,等於跟錢過不去。同時,台灣資金來大陸受到40%的限制,致使許多台商為了規避當局的阻撓而選擇到加勒比地區的離岸金融中心(如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百慕大等地)設立“離岸公司”投資大陸,藉助離岸金融中心的保密條件,隱瞞其真實資金來源和股權結構,令台灣當局無法獲得足夠證據“依法”處置。上述賬面投資統計數據不全,就是這個原因。 台資企業在大陸地區的生產、投資、經營,無論在金融機構、金融服務與貨幣兌換方面,都缺乏應有的支持。台商必須面對進出投資限制,資金流動困難,融資渠道不暢,以及雙重徵稅、物流迂迴,執業就業資格不明等等麻煩;島內加上政治不穩定、政策不確定、經貿主管官員人事不安定,致使投資環境惡化,經濟長期沉淪。 今年3月22日台灣大選後國民黨重新執政,當選總統馬英九多次表示將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處理兩岸關係;方向正確,態度進取,精神務實,有助兩岸合作回溫。 4月29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提出“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十六字方針,這不僅是對蕭萬長在博鰲論壇所提十六字方針“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回應,更含納了對台灣最新政局發展的思考。 馬英九正面回應,相信“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也希望未來的兩岸關係能沿着這個軌道邁進。若真能如此,將是兩岸人民之福,也是全世界人民之福”。並多次重申務實、中道的兩岸路線,盼藉此回應選民的期待,將兩岸的互動帶入新境界。 今天兩岸正面臨新的歷史性經濟交流合作機遇。眼下周末包機、三通直航,以及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等老大難問題解套已見眉目;金融領域增進合作固然勢在必行,但因涉及大量政策法規歧異,在兩岸政治僵局“破冰”,“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談判並達成協議之前,其發展深度和廣度都有很大局限性。 在“一國兩制”架構下創建橫琴“離岸區”,金融企業得以相對自由地與對方進行業務上的合作,應是跨越兩岸金融合作政治範疇障礙的捷徑。 “離岸區”的創立,非常有利於突破台海兩岸金融領域交流合作的“瓶頸”,雙方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得以自由進入,區內離岸企業資金自由進出,外幣、港幣、新台幣同時流通,實現兩岸貨幣直接通匯和直接兌換,便利台商的融資徒崴閾棖螅降匾鋅燒攵躍嚀逑釒靠掛糯畹確矯嫻暮獻鰨⒊⑹醞貧槳督鶉詡喙艿暮獻鰨傭俳┩ǖ淖式鵒鞫透嘔淖試磁渲茫貧澈獻饗蟶畈憒畏⒄梗餐旄A槳鍛換菇⒒憂蛘狹α浚蠢囪侵奩淥厙幕醣矣虢鶉謔諧〉暮獻骰譜髯急福叢斐鼉哂星看缶赫暗鶻謔瀾緹錳逑滌跋熗Φ鈉教ā? 在橫琴“離岸區”,台灣豐富的金融人才,將能協助大陸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增進管理技術,訓練金融保險人才,以協同解決中國大陸經濟轉軌的金融議題,改善台灣當前金融產業劃地自限的困境。 橫琴“離岸區”可以發展成為台海兩岸金融全面順暢合作的重要樞紐。這好比“一國兩制” 回歸用於台灣的初衷,但金融先行,在經濟領域發揮常規體制不可企及的奇特功效,在共享實惠中充分調動增進和解、有利統一的積極因素。 台灣海峽西岸廈門所屬鼓浪嶼島,緊鄰台灣地區,應是兩岸離岸金融合作的另一可選地點。 鼓浪嶼聞名遐邇,景色優美,但面積甚小,約1.77平方公里,僅及橫琴島的五十分之一強,且已全面開發為旅遊勝地和高級住宅區,改造利用餘地有限,缺乏建立完整規模意義上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或“離岸型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因此,建議在創建橫琴“離岸區”的規劃中,考慮在鼓浪嶼為台海兩岸離岸金融業務設置適當的分支機構,以收近水樓台捷足之利。
2005年4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雅加達亞非峰會講話中首次提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這是“和諧世界”理念第一次出現在國際舞台。 2005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的首腦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說,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事關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和諧世界”是中國對國際大勢發展做出的樂觀判斷,也是人類社會思變的現實需求。世界並不像許多媒體描述的那樣糟糕,全球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為建設“和諧世界”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中國當前正在國內建設偉大的“和諧社會”,而在國際範疇的“和諧社會”就是“和諧世界”。這是中國在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背景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準確把握國際形勢發展趨勢,提出的關於“全球治理”的理想化現實主義版本,是在世界變化新現實和趨勢下的中國世界觀;作為對聯合國精神和原則的豐富和貢獻,具有深刻而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和諧世界”應該是開放的、包容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不同文明、文化、制度和發展模式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取長補短,共同發展。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人類,但存在不同價值觀。一部人類史,如同“相砍書”,半世紀冷戰對峙陰影猶存,新生對抗層出不窮,消除疑忌談何容易。“和諧世界” 理念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廣泛歡迎;但正如中國諺語所說,世人總要“聽其言而觀其行”,才能信以為真,信其可行。 “一國兩制”強調兩種不同制度和諧相處,在國際上就相當於“一個世界,兩種或者多種制度”,順應了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潮流,體現了利益兼顧、各方共贏的公平理念,與“和諧世界”所追求的不同國家、民族、社會制度的“和諧共處”理念完全一致,符合人類發展“當行之路”。 中國堅定而靈活地實施“一國兩制”,保證了香港、澳門持續繁榮進步,港澳人民和國際社會心悅誠服之餘,海內外普遍肯定和讚揚,莫非就是構建“和諧世界”的現實範例。 “和諧世界”的提出,顯然賦予了“一國兩制”推而廣之的新涵義、新任務。也就是說,“一國兩制”不僅為國家之間解決歷史遺留的主權、領土問題開闢了一條卓有成效的和平通途,也可根據發展需要,在統一主權下,選擇特定地區以適當方式主動採行不同制度,取長補短,大利天下。“允執其中”、“過猶不及”、“和而不同”、“所貴者權”,何樂而不為焉。 未來橫琴一旦成為“一國兩制”政策開拓性發展孕育成功的中國第一個“離岸金融經濟特區”,不但產生鉅大經濟效益,還將在“和諧世界”理念的全球推廣中扮演代言者、協調者和驗證者等重要角色,發揮中華文化價值的展示作用、多元文化交流互動的平台作用、社會制度共融的示範作用、國際公正經濟秩序的維護作用,加上富於創意的制度革新內涵;它將昭示國際,中國滿懷誠意,身體力行,實踐構建“和諧世界”,成為“大國崛起”必不可少的文化軟實力勝出的重要標誌之一。
所見是否有當,敬請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披閱指正。
(正文完)
附錄: 1.《“橫琴”寶地“謀而後動” --- 創建直轄“離岸金融經濟特區”諏議》部分網頁鍵接: 人民網 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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