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辯護——談談范美忠為什麼要“先跑”的理由

作者：老田

今天是兒童節，謹向汶川受災兒童致以問候！問候完了，就有一個重要話題要說。

一個人的青少年時代最密切的引路人是老師和父母。地震塑造了幾個最著名的老師，其中一個是范美忠，這個老師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地震來時先跑，這還無可厚非，先跑之後還根據自己的真實想法進行不妥協的辯護，這就出了名了。

不僅僅是范老師一個人，每一個人從呱呱落地開始，都要通過家庭、朋友、學校、媒體等漫長的教育，以及生活中間的耳濡目染，被從一個純粹的小動物，教養成為一個在特定社會規範下生存的人，這個過程被稱為社會化過程。把一個人教養成為什麼人的人，在中國最近幾十年內有着革命性的變化，在毛澤東時代把人都貶低為芸芸眾生中間的一份子，要求人們為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個人的價值實現只能在整體的進步中間去解決。這個老套的想法後來被改革了，根據老家農民的認識，改革過程是這樣的——西方紅、太陽落，中國出了等小哥，他為自家謀利益，他教人民各顧各。這是關於個人社會化過程的根本轉折，自己成名成家和發財致富才是最主要的。

自從推崇少數人先富之後，對世界的理解就變了樣子，很難不認為這個國家是隸屬於那些先富人群的，對於非先富人群來說，再也難以認定這個國家就是我自己的了。因為把按勞分配原則貫徹到底，一般的工農勞動者的價值就完全由他所付出的勞動量來衡量了，即便還沒有被“減員增效、下崗分流”，也很難不把自己想象為一個純粹的工具，一個需要與牛馬競爭之後才能確定價格的勞動力。任何指望勞動力成為主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實際的。

從范美忠的學歷看，好不容易考入中國第一流大學，原本指望藉此上升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最低限度也要脫離按照勞動來計量個人價值的範圍，但是終於沒有最後實現。他已經夠倒霉的了。與北大EMBA學員——在上海灘上發家致富的著名校友張榮坤相比，他這個北大文憑已經太不值錢了。

老實說，少數人可以先富的基本理由，肯定是要以否定國家或者民族共同體實際存在為前提的，如果國家和民族的全體具有真正的共同利益的話，少數人先富就沒有道理，而是應該真正的各盡所能去風險自己的努力，同時，不得要求過分高於平均水平的報酬或者剩餘索取權。

這是從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社會結構來說的，從一個人被教養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方面看，作為北大畢業生的范美忠，也應該反應他的老師們的教育成效，如果他所做的竟然與那些著名的北大教授所主張的截然相反，那就說明他這個文憑是白混的，如果每一個北大學生都把名教授們的教誨，統統被拋之腦後，完全不作為行動的指南，那花那麼多的錢來開辦北大不是成了純粹的浪費嗎？

主流經濟學家說了很多年，說到底就是一句話，共同體不過是幻想，尤其是對於那些位高權重的人來說，是一個不真實的幻想，金錢和權力才是真實的，必須用這些真實的東西去酬報那些不平凡的人——例如智力超群、權力超群、銀子特別多的人，如果不把這些金錢權力的大部分作為報酬分配給那些超人，整個中國經濟就無法發展，就註定要落後。

最通俗地說，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迎合普通工農的意願和落後想法，是以現實中間並不存在的人的平等作為認識依據，這是想要以共同體的實際存在為藉口，否定上層對於權力和金錢的更高要求，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反人性所在，是毛澤東錯誤地引導共產黨人走了一段民粹主義的“彎路”，是違背了西方國家創造的主流文明和價值的。特別是，在這次震後救災的過程中間，一些人利用人們的同情心，利用人們在天災面前形成那種一致的感受，明顯是一個陰謀，是想要推廣那種落後的看世界方式。由於近年來網絡輿論的興起，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聲望累受打擊，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經濟學家聲望的過分下降是不利於推廣那一種理論認識的，在這種災後“民粹主義發作高峰期”，所有的主流們都很精明地選擇了“一句話也不說”。不說話並不是沒有看法，而是避免在損失較大的場合說，等到以後有利的時候繼續說，只有從前話語權較少的自由主義者才迫不及待地跳出來說話，想要在民粹主義高峰期推廣來自的普世價值，趁機多占點話語權市場，但這是主流經濟學家所不屑為的。

大家只要回顧一下北大名教授們的著名主張，例如張維迎、林毅夫、焦國標等等，就知道範美忠為什麼是這個樣子了。如果北大99%的畢業生都是范美忠這個表現，就說明那些北大的教學效果還是可以的。反過來，如果北大不能把那種“危險的時候還想着別人的????”的比例，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就說明教學效果極差，要進行深刻的反省。

有些人因為范老師遭到了一些批評，就得意洋洋地說新自由主義要滅亡了，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就算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所謂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遭遇到一些批評，難道資本主義就這麼經不起風雨嗎？第一次世界大戰那麼多的人被殺死，大蕭條期間那麼多的人類苦難，第二次世界大戰比一戰殺死的人數高出十倍以上，資本主義制度一樣穩如磐石，其辯護士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只在戰後很短的時間內算是喪失了一些信譽），到1970年代之後反而愈戰愈勇，迄今已經席捲全球並在中國成為普世價值。以為區區一場地震就能改變什麼，那實在是太天真了。

要是不服氣的話，不妨想一想，為什麼一個先跑的被處分了，而那個說“天譴”的人卻安如泰山，沒有任何檢討反省還預備下次繼續說？說到底，是因為范老師還沒有掙到一個不以勞動量來衡量自己的地位，所以他需要按照被統治階級的倫理來進行判別和處分；而說“天譴”的人明顯不是被統治階級的一份子，所以就不以同樣的倫理來判別，處分和沒有被處分都符合特定階層的倫理規則。當然，我這麼說只是就事論事，客觀揭示那條存在於中國社會中又寬又深的鴻溝，明顯不是要為范先跑鳴冤叫屈。

由於“各顧各”被教導了三十年，一代年輕人就是這樣的輿論環境中間被社會化的，所以，出幾個先跑官員、先跑老師是不奇怪的，如果整個災區完全都是“後跑”老師，我看那倒是成了天方夜譚。先跑老師的唯一問題在於，他原本還沒有掙到統治階級的實際地位，但是卻滿口統治階級話語，這就給人一種荒謬的感覺——好像他本人比統治階級還統治階級似的，有明顯的豬鼻子插蔥“裝象”的味道。如果他到了著名的自由派巨擘朱學勤那個位置，不要說先跑，就算是說“這是天譴”學生死了活該，也不見得有人會把他怎麼的。據說，先跑老師已經受到了處分，這說明在被統治階級中間，偶然還是會產生把人降低為芸芸眾生的一份子來評判的需要，但是決不能認定這個處分本身已經意味着有了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必要與可能。

要是把被統治階級的願望和倫理擴張開來，並切實應用於統治階級身上，這顯然就意味着社會主義復辟，這是某些人要堅決避免的危險；如果把統治階級倫理貫徹到全社會，顯然“各顧各”就有最高的正當性，這是某些人要殺開一條血路繼續走的方向。如果這個方向無法逆轉，要為災區的孩子們祝福的話，也只能祝福他們真的爬上范先跑的校友張榮坤那個地位上去，最低限度也要爬上“天譴論”教授的地位上去。雖然張榮坤很倒霉，但是究竟只是一個小概率事件和例外，大多數張榮坤仍然是我們社會中間獲得最滋潤的人，現實的選擇是清楚的，如果不能改變社會結構，那就只有想盡一切辦法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現在小學生都知道了長大之後不當工人農民了，問題僅僅在於：這一條上升通道的通過率越來越低了，已經接近於封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