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改革死了 袁劍 改革的終結 2003年5月6日，由國家計委和國家體改委合併而成的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掛牌。這個不動聲色的掛牌儀式，同時標誌着兩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是從1949年開始的計劃經濟時代，另一個則是從1978年開始的延續了25年的改革時代。對於帶有“命令和強制”色彩的計劃時代的消失，人們可能不會感到意外，但對於一個被經濟增長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時代的淡出，人們則多少會有些突兀。不過，新機構的名稱已經明確無誤的將這種時代切換昭顯出來。雖然“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名稱上還保留着改革的字樣，但秩序已經顛倒。“發展”在前，“改革”在後。聯想到“計委”和“體改委”在自己的時代呼風喚雨的日子，這個名稱上的變化顯然不是“不經意”的。對於體改委的隱退，非常了解中國改革的經濟學家石小敏這樣評論到：“迄今中國的20多年發展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後十年是轉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動的，需要有一個宏觀調控部門來指導和協調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後十年，改革呈現多元動力推進的局面。體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來越小。”然而對於中國的新一代領導人來說，在“發改委”這個名稱背後，顯然還隱藏着他們對中國改革形勢更加樂觀的理解。在他們那裡，經過十年的時間，中國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已經基本搭建完畢，接下來的就是不斷完善的技術性修補工作。對時代的這種判斷，充分體現在了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從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到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變為“完善”。在體現執政連續性的同時，也充分表達了新一代領導人對現有體制基礎的信賴。這個被簡稱為“新五十條”（對應於10年前的老“五十條”）的《決定》中羅列詳盡、條分縷析的專業表達，更彰顯了新一代領導人越來越濃厚的技術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評論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的這個特點，他說，“24年前的‘三中全會’對中國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這次的意義恐怕更多的在於技術層面、經濟與社會層面，可能沒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義；不過沒有太多政治含義與影響對中國來說或許是一樁好事。”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評論員是在批評中國引為傳統的“泛政治化”傾向。不過，這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傳統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與中國今天的現實頗多不符，甚至剛好相反。實際上，自從1978年之後，中國現實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泛經濟化”的傾向，或者更加準確的描述是：公權的商品化潮流。中國政治對經濟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種更加隱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經成為一種比傳統的計劃經濟更加難以溶解的體制形式。與“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基本建立”的樂觀判斷相比，這可能更加接近問題的真相。而這種具有自我加強能力的“權力經濟”體制，就是為雄心勃勃的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準備的舞台。如果不改造這個舞台，新一代中國領導人的審慎、漸進、溫和等等技術官僚與生俱來的性格優勢就可能反過來成為束縛他們的致命弱點。這種命運，在他們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鎔基那裡已經被悄悄的證明。 與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鎔基先生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技術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事務性”官員。這並非朱的過謙之詞，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評價。縱觀朱在90年代初期主政中國經濟以來的表現，朱扮演的實際上是一個“救火隊員”，從“清理三角債”，到“經濟軟着陸”；從“整頓金融秩序”到“分稅制”，朱鎔基的英雄時代始終被局限在一個既定的體制舞台上。只不過，體制舞台的侷促被朱鎔基的個人光芒掩蓋了。朱鎔基的個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於一位外國政要乾脆撇開所有帶有主觀色彩的形容詞，以不容置疑的客觀標準評論朱：智商200以上。在共產黨的領袖中出現這樣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見的，這不僅讓西方人感到驚異，更使已經對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國人欣喜。如果在整個90年代中國政治中有什麼明星的話，那就非朱鎔基莫屬。但可能正是中國人骨子裡的這種英雄期待，導致了我們對體制和時代的錯覺。這種錯覺由於90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變得十分“真實和可信”。不過，錯覺畢竟是錯覺，朱鎔基最終還是親自證實了這一點，雖然他表達得很委婉。英國《金融時報》的評論注意到，這位最接近西方民選政治家的領袖，在他作為總理的第三次記者招待會上，已經變成了一位“不了解情況、自我祝賀的總理”，這與他剛剛出任總理時發誓要“闖地雷陣”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據說，在聽過他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後，連“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車司機”都感動了。不過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報紙忽視了另外一個寓意更加深刻的細節。早在前一年（2000年）的記者招待會上，這位總理就已經露骨的抒發了他的無力感，他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與謙虛中，朱顯然沒有克制住他對體制的無奈。一位現代中國的總理，最高的自我期許僅僅是“作一個清官”，足以反襯中國政治的真實現狀。朱的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無能為力，另一方面也證實了他與體制的依存關係。中文裡“清官”的意思其實可以翻譯為“依靠壞體製作好事”的官員。以這樣一個古老的標準的來衡量，朱無疑是現體制中最傑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詞本身的含義則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邊界。換句話說，朱並不是以體制本身作為改革目標，而是以體制賦予他的權力作為憑藉，在現有格局中最大限度進行資源調整，以維持經濟平衡和經濟增長。90年代中期，朱鎔基通過金融、財政權力的上收成功的調整了中央與地方嚴重失衡的關係模式，就是朱式執政思路的一個典型範例。事實上，這也是朱鎔基任內最為大膽的一次體制改造行動。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朱鎔基雖然暫時控制了泛濫的分權模式，但卻沒有能夠稍微改變傳統政治權力本身。這就是為什麼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類金融、工業利益集團取代地方政府而成為盲目投資的主角的真正原因。準確的說，朱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開掘現有體制的資源，以全力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平衡。就這個有限的目標而論，朱無疑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因為他畢竟將中國的經濟增長維持十年之久，並基本保持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朱鎔基唯一一次觸及政治體制邊界的改革，是他發誓要完成的機構改革任務（這實際上仍然一次意義有限的具有傳統特色的“精兵簡政）。但後來的事實證明，即便是這樣一個單純的“事務性目標”，朱鎔基也只能鎩羽而歸。顯然，不管朱鎔基具備如何卓越的個人才能，但在現存的政治體系中，他都不具備改造官僚體制的足夠權力資源。從這個角度觀察，朱鎔基將自己自限為一名“事務性官員”，並將自己的目標完全設定在經濟領域，的確是非常“聰明”的謀略。然而一個嚴酷的事實是，朱已經按照一個清官的理想將現有的體制資源挖掘到了極限，後來者如果蕭規曹隨，依樣畫葫蘆，恐怕就只能南轅北轍。事實上，在主管中國經濟的最後歲月中，就連朱鎔基本人也已經無法按照原有的路徑繼續前進了。 關注中國問題的人都會注意到，在朱鎔基掌管中國經濟的最後幾年中，在中國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長姿態的同時，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以發散性的方式開始蔓延。嚴重的失業、讓人氣餒的貧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敗、農民的絕對貧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國經濟奇蹟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陰影。雖然這些社會問題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經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頑強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國人突然發現。以中國的輿論管製程度，如果某個問題被允許在公開媒體上討論，就意味着這個問題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不過，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這些社會問題的嚴重程度，而是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內消除，在於它是不是可以在現有的體制框架內加以改良，在於目前的這種體制是不是本身就是製造社會問題的根源。雖然朱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上，但說他沒有注意到並採取措施改進這些問題顯然是不準確的。在朱鎔基內閣的最後一段時間中，在中國證券市場上發生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國有股減持事件。對於很少教條思想並經常對經濟學家冷嘲熱諷的朱鎔基來說，他推動國有股減持並不象經濟學家“竊”以為的那樣是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而是有着十分實用的目的：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資金。從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熱心及堅決表態上看，朱鎔基顯然已經意識到了中國社會保障問題緊迫性。但這個過程在中國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彈。僅僅半年之後，朱就以“本屆政府任期已經有限“為由，決定將國有股減持問題留給下一屆政府。如果說90年代中期朱鎔基的政策還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話，那麼在他任期的最後階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經很難走出中南海了。這無異於表明，一個不斷製造社會問題的體制正在不由分說的剝奪中國領導人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盤已經易手。無論他們多麼出類拔萃，也無能他們在民間享有多麼巨大的聲望。而對於持續了將近25年的中國改革來說，這實際上是一聲正式終結的下課鈴聲。因為一個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體制已經長大並站立起來，從此之後，它將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邏輯改造這個國家，再也不會理會個別領導人善良的道德意願。那麼，這個體制究竟是什麼呢？它是我們誓言要建立的那個市場經濟嗎？是我們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個民主自由、繁榮均富的彼岸之國嗎？ 在一次紀念“南巡談話”十周年的專訪中，一位在近十年來爆得大名的經濟學家，以他一貫的自信對記者談到了腐敗：“腐敗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體制，而是因為有舊體制；而要想改革舊體制，在過程中不出點問題才叫‘見了鬼’。在轉軌過程中，尤其兩種體制交叉換位時，或在新體制不成熟的時候，腐敗可能還會加劇。但不能因為有腐敗，就停滯改革，往回走絕對不是出路。要讓水不斷的流動，腐敗不制度化，不固化。”這段談話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許是正確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後，我們仍然將問題推給舊體制，那就只能證明我們對現實的麻木。事實上，這段“標準”的解釋反映了中國主流精英一種普遍流行着的時代錯覺。在這種錯覺中，中國目前仍在存在着新舊兩種截然不同體制的對立，我們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個新的體制。但事實卻是，在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很難分辨什麼是新體制，什麼是舊體制。兩種體制經過25年的磨合，已經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渾然一體，天衣無縫。兩種體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鞏固。換言之，中國人今天面對的是一種完全成熟了的體制，它既不是我們深惡痛絕的舊體制，更不是我們多年以身相許的新體制，而是一種被官僚體系操縱得遊刃有餘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環和自我加強的畸形體制。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什麼“走回頭路”的問題（我們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問題，不是什麼“不制度化、不固化”的問題，而是已經完全被鎖定在歧路上的問題。當大多數人（像那位經濟學家一樣）仍然沉浸在未來的想象之中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不知不覺地到達了終點。不幸的是，我們經過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達的這個終點，並不是什麼美麗的“新世界”，而是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過的舊朝代的翻版。王亞南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國官僚體系的開山之作中提醒我們，中國源遠流長的官僚政治體系有着神奇的親和力，它可以與任何體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與古老的小農經濟，也可以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市場或者國家資本主義相結合；它既能夠將儒釋道匯於一爐，也能夠將現代三民主義、法西斯主義雜糅並蓄之後，自成一體。而當今世界的這個主義，那個主義自然同樣不在話下。這或許正是中國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夠綿綿延續2000年的關鍵原因。正所謂“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 我們一直強調，中國這一輪迄今為止延續了25年的改革，是一個以舊的官僚體係為推動手段，因而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體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這一點，從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階段表現得並不明顯。由於這一階段官僚體系對改革可能產生的利益調整看得並不清楚，他們對民間（主要是農民）的自發革命採取了某種觀望的態度，所以這一階段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官僚默許”的改革。也正是由於這一階段改革的特點，導致許多人將許多人將中國改革定義為所謂“增量改革”，但這種定義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後，逐漸失去了解釋力。實際上，經過將近10多年的改革實踐，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官僚體系已經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們開始以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並最終將改革的主導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後，中國官僚體系憑藉完全不受約束（注意：不受約束的最強有力的理由是穩定）的壟斷政治權力作為資本，以個人經濟利益為導向，肆無忌憚的參與他們心目的“改革”。顯然，這對於中國改革來說，更多的只能是一種本質上的敗壞。這種完全失去了約束的改革，在中國農村被稱為“幹部資本主義”，而在中國城市則被稱為“權力資本主義”，事實上，有一個更加恰切的術語可以描述中國的改革特徵，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詳的“官僚資本主義”。只不過，這個術語可能喚起某種諷刺的回憶，而只能偶爾在私下中被人們提及。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改革中的“自我覺醒”，在90年代中期之後演變成一種巨大的體制性力量，將觸角伸展到中國經濟的每一個領域，並按照自己的邏輯型構“新”的體制。在中國的中介組織的建設之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舊靈魂是如何藉助新“肉身”而復活並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後，中國政府出於財政壓力開始裁減官僚規模，開始鼓勵社會中介組織的發展。於是，林林總總脫胎於官僚體系的政府機構變成了面目全新的社會中介組織。財政部門變出了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司法部門變出了律師事務所、稅務部門變出了稅務師事務所、工商行政部門變出了各類諮詢部門。而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各種“市場中介組織”本質上仍然是國家權力機關。其權力的壟斷性和利益的封閉性以一種新的形勢被延續下來。江蘇某個城市的一位稅務師事務所的董事長曾經向我誇耀，他那只有幾十號人員的事務所一年的純利潤達到2000萬元。此人原來是該城市某稅務分局的一名即將退休的官員，在剎那間變成了董事長的同時，也剎那間擁有了巨額個人資產。這讓我們聯想到了中國曆朝歷代以專以苛捐雜稅為能事的役吏形象。這種真相告訴我們，中國傳統官僚權力在90年代中期之後，是如何以一種新的面相在中國社會中繁衍複製的。在舊的官僚權力沒有得到絲毫改變的同時，國家官僚權力通過新的面相向社會各個領域延伸、滲透，並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內。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一脈相承的舊式官僚體系具有多麼驚人的適應性。我們這一代人曾親眼目睹並歡呼過中國“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後，我們驚訝的發現這個古老的怪物帶着嘲諷的笑容回來了。這個怪物的凱旋是完美的，它不僅自己完好無損的回來了，而且帶回了它豐盛的戰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學”本位。其所到之處，幾乎攻無不克。我們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們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為要緊的，可能不是中國的官僚體系及其合謀者以改革的名義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於他們是否已經完成帶有搶劫性質的“原始積累”，而在於在盜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時，“新”的舊體制的意志已經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這種意志是體制性的，那麼，以少數精英構成的上層分利集團對中國社會的抽取就是無止境的。90年代後期，尤其是新千年開始之後的幾年中，我們發現中國官僚體系在中國的“存量”改革中表現出了與他們的職能極不相稱的“積極角色”，從房地產開發到國有資產改革，一個本應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場的官僚體系，卻一躍變成了最活躍、最積極的“改革”動力。除了看得見的財政壓力之外，看不見的應該是官僚體系巨大的利益衝動。中國官僚體系這個越來越反常舉動表明，中國改革不是進入了什麼“存量”階段，而是進入了“瓜分階段”。一個“新”的舊體制正靜悄悄但卻瘋狂地運轉着。然而，只要中國以官僚利益為核心的這個體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謀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會止息，直到這個社會沒有資源可供繼續剝奪為止，到此，中國歷史也將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環。以現代標準衡量，作為一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有機部分，官僚體系形成一個具有自利傾向的利益集團並不是什麼大逆不道的事情。問題的危險性在於，我們正在面臨這樣一種前途，那就是中國的官僚們將這個國家變成“官僚的中國”。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該是我們第N次面臨同樣的歷史處境了。 毛澤東對中國官僚體制的腐蝕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覺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個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當時正在逐漸膨脹的官僚特權。雖然毛的魯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將文化革命僅僅歸結為權力鬥爭的產物，卻是對中國歷史的另一種無知。從某種意義上講，毛的革命是針對中國城市特權階級的一次農民革命。或許正是因為對舊體制的荼毒記憶猶新，他才會在僅僅17年之後就接着發動又一場傷筋動骨的“革命”。顯然，毛澤東並沒有找到正確的辦法，悲劇和災難在所難免。匪夷所思的是，作為毛的後來人，鄧小平也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來約束官僚體系。或許，創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鄧從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訓，於是，他將歷史的鐘擺狠狠的撥向了另一面。 有敏銳的論者提示我們注意當今中國的“重新民國化”，也有論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實警告說：中國正在拉美化。但無論是民國化，還是拉美化，他們想指出的大致是這樣一個事實，即城市精英集團（他們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極小部分）完全壟斷了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到文化權力的社會總體性資源，社會的絕大部分資源都在這個狹小的圈子裡私相授受。而與此同時，大部分人口卻被排拒在這個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動的承受這個圈子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輸出結果。這種畸形格局由於有越來越現代化因而也越來越具有效力的軍事權力和警察權力而得以維持。但由此帶來的一個結果卻是，一個制度上的“流動性陷阱”出現了。也就是說，這個制度將完全失去自我創新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能力，而在一個壞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麼這種前景離當今中國究竟有多遠呢？拆除那些遮蔽我們目光的時代景觀，將互聯網、私人汽車、豪華別墅等等時代標誌從我們的眼前挪開，一個舊式的官僚王朝就會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是一個被現代技術武裝起來的官僚體制，附着在這個官僚體制之上並與它緊密結合為一體的，是各種經濟，文化的分利集團。這個龐大的上層結構除了維持統治之外，剩下的衝動就是無孔不入的參與各種經濟活動，與民爭利，而對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鮮有興趣。中國目前的官僚體系在產權保障、社會保障、公共衛生服務方面動機低落主要就是這個原因，即便他們勉強提供這些服務，也多半是出於某種牟利衝動。在這個龐大的架構之下，是以十億計的毫無組織的原子化個體，他們被強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鏈的最下端，極少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如果時世平順、經濟繁榮，這些數量龐大被擁塞在社會底層的原子化個人可能還會表現出一如既往的馴順，溫和，上層官僚體系也多半會顯示其親民，愛民的民本風範。但倘若遇到急景災年或者剝奪太甚，無力維持最低限度的溫飽，平時沉默、溫順的底層民眾就可能呈現暴民化趨勢，而底層的這種騷動，也將把上層結構推向冷酷的極化形態。這種極化形態的晚近版本就是極右的專制政權。從這個抽象的事實中，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一個舊式官僚國家的現代影子。所以，對當今中國更加準確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國化”。控制着社會總體性資本的官僚國家，有超強的調動資源的能力（就像它調動資源維持高速增長的GDP一樣），因而也就具有超強的自我維持能力，這種自我肯定和自我維持能力經常被研究中國歷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稱之為“超穩定社會”。這個術語預示：中國社會經過了25年之後，可能又一次被鎖定在一條慣性強大的歷史軌道之中。所謂鎖定，指的是這樣一種歷史境遇：沒有外部強力，路徑將很難被輕易改變。 實際上，深入中國社會內部，我們就能夠發現，今天中國已經在諸多面向上有被鎖死的跡象。這首先表現在利益表達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點，南京居民翁彪由於拆遷問題引/火/自/焚。這起慘劇被稱為“8·22”事件。不過，發生在南京的“8·22”慘劇僅僅是一個全國性自/殺/抗/議運動的開頭。不到一個月之後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將這一把火燒到了北京。同樣是拆遷問題，但朱/正/亮的自/焚顯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強烈的抗議色彩。他不僅選擇了北京，而且選擇了最具宣示意義的天安門金水橋。在接下來的整個十月，幾乎天天有人將天安門作為他們表達絕望的場所，他們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門變成了中國自殺抗議的聖地。以至於北京警方不得不以嚴厲口吻警告，不得將“天安門作為製造事端、報復社會、發泄私憤之地”。100多年來，天安門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他們社會理想的傳統場所，100多年之後，知識分子不見了，尾隨而至的是中國的底層民眾。不過，中國底層階級來這裡可不是為了表達什麼理想和信念，他們要表達的，是對這個社會的絕棄，其中暴力與血腥氣氛隱約可聞。雖然這一次他們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誰也不知道他們下一次會指向誰。在2003年發生的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利益表達通道已經完全被阻塞，於是人們只好訴諸於這種極端方式。我們很難想象，如果這些人還有其他的表達方式，他們怎麼會選擇以生命為賭注。這一次抗議的主角雖然普遍是中國的下層民眾，但這並不表明中國其他階層就有更暢通、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中國的其他階層境況稍好，有更多的本錢恪守中國人的隱忍“美德”。這是中國傳統和現行體制的“陰險”之處。 中國政治體系中向來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而在1989年之後，各階層利益表達的空間更被壓縮到了極限。由於中國改革模式中對社會穩定程度的極端高要求，任何帶有抗議色彩的利益表達都可能被視為對社會穩定的威脅，因而也構成了對中國改革的威脅。零散的個人抗議如此，有組織的抗議形式則更是變成了“洪水猛獸”。改革一方面將越來越多的人驅離了傳統的共同體，（在城市主要表現為“單位”，在農村則表現為村社，這種共同體對個人的保護作用雖然有限，但仍然不失為一種有組織的壓力集團），另一方面卻沒有為這些分散的、離開了體制內合法團體的個人開闢新的利益表達渠道。中國人領導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經深刻的認識到，改革是一個利益調整的過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似乎從來就不想為這種利益調整設置一個安全閥。相反，由於社會穩定從上到下都被作為官員們的重要政績指標，這種表達遭到了比以往更加嚴厲、更加普遍的壓制。所謂“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變成了各級行政部門普遍的行事準則。於是，一個彈簧被史無前例的壓緊了：改革越是劇烈、被拋離分配遊戲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達的意願就越是強烈，反過來，表達意願越是強烈、壓制這種表達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強迫性。對於這種情形，任何具備正常思維的頭腦都會做出判斷：這是一個不可持續的惡性循環。進入90年代中期之後，中國各級政府大門外如家常便飯的小規模靜坐抗議，幾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時代的一道標誌性風景，而政府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卻仍然是讓人疲於奔命的一對一談判。當然，更經常的情況是，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而更多的抗議和更強烈的不滿則在不斷醞釀着，生長着。如此循環，直到壓製成本變為政府一個不堪忍受的財政負擔，或者不滿情緒不能被進一步壓制，真正匯成領導人頭腦中那種駭人的洪流。這頗有一點“自我證實的預言”意味。近幾年來，在中國社會浮現出的越來越廣泛的抗議活動，雖然是零散的，無組織的，但並不意味着它們永遠不可能匯集，而這種零散的、無組織的特點，正是這類抗議活動最值的擔心的地方，因為這種僅僅由極端不滿情緒構成的抗議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標，所指之處，任何建設性都可能頃刻化為齏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隱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壞性有力的揭示了這一點。而這種前景越是逼近，當局對利益表達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當局對天安們系列自殺事件的嚴厲態度證實了這個判斷。起碼在目前，我們還看不到解開這個死結的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