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在1918年 (可見甘地的方式在中共國行不通---工人們想聚集想有組織,就首先被打散被捕捉,第一個被遣返被秘密轉移的就是甘地---不需要審判) 甘地在1918年 秦耕專欄 1918年2月的一天，甘地收到安娜舒耶朋夫人的來信，告訴他阿赫米達巴德的紡織工人需要他的幫助。這時甘地還在離印度各中心城市遙遠的喜碼拉雅山下的偏僻小縣三巴朗。他1915年剛從南非回到印度，結束了在那裡長達21年的非暴力抗爭，回國後經過兩年的旅行和觀察，於1917年選擇在三巴朗發動首次非暴力抵抗，為貧窮農民維權。甘地成功的運用非暴力抵抗手段，迫使當局廢除實行了近100年的靚青種植“三卡塔制度”，使當地廣大農民擺脫剝削和壓迫。我在《甘地在1917年》一文中曾對此有過介紹。這是甘地第一次在自己祖國土地上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實踐，也是印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採用非暴力抵抗的方法維權成功的第一個案例。 (博訊 boxun.com) 甘地1917年在三巴朗的非暴力抗爭針對的是地方政府，要求廢除的是一項法律制度，要維護的是農民權益。他1918年要進行的非暴力抗爭針對的是強勢利益集團，要求廢除的是工廠主不合理的工資標準，要維護的是勞工權益。勞資關繫緊張的情況，在90年後的中國已普遍存在，勞資關係十分尖銳。我以為甘地的非暴力抗爭實踐，對中國有現實的借鑑意義。 “三卡塔制度”廢除後，三巴朗的貧困並未立即改變，所以甘地打算在三巴朗長住，繼續幫助那裡的農民建立學校、保護耕牛、普及衛生常識等等。但這個時候，他接到了安娜舒耶朋夫人請求他趕往阿赫米達巴德的來信。 阿赫米達巴德勞資糾紛的起因，是工廠主試圖削減工人的工資。因為在1917年下半年，阿赫米達巴德曾發生嚴重鼠疫，為使生產照常進行，廠主們特在工人每月23盧比的工資中，每人每天再補貼12安拉到1盧比。疫病結束後，廠主們又決定將占工資總額70%的臨時補助費降到20％。按說廠主的做法並無不妥，但問題是此時物價已較疫情前上漲了好幾倍，即便繼續保留原來的補助費，工人們仍入不敷出。矛盾由此爆發。 到達阿赫米達巴德後，甘地發現自己陷入了二難困境。他是來幫助紡織工人維權的，他在南非的非暴力抗爭事跡和剛剛在三巴朗用非暴力抗爭方法取得的成功，使紡織工人們對他充滿期待，把維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當地的富商廠主和甘地私交甚篤，有些還是他的好朋友，經常對他的“非暴力抵抗學院”慷慨捐助，事實上甘地回國後把學院選址在沙巴碼第，就與這些朋友的幫忙分不開。領導工人抗爭的安娜舒耶朋夫人其實也有相似的處境，領頭的富商廠主就是她的哥哥。但思慮再三，甘地決計拋卻個人恩怨，為勞工說話。 他們的分歧是，工人要求增加工資50％，廠主們只答應增加20％。甘地經過認真調查與再三考慮，提出折衷意見，建議增加35％。在甘地的勸說下，工人們接受了，但資方堅持增加20%，再不肯做出15%的讓步。經過多方磋商，組成了一個仲裁委員會，甘地、班克、帕泰爾代表勞工方面，薩拉巴、雅迦培、瑪勒代表資方，邀請稽證處處長查費德為仲裁公證人。可是廠方不肯接受仲裁，說：“我們這方面也有保證，我們與工人間的關係，猶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怎能讓第三者來參與呢？哪有什麼仲裁的餘地？”為化解工人帶來的壓力，廠方即於2月22日宣布停工20天，直到3月11日，以為可以用停工迫使工人屈服。但工人們隨即宣布以罷工來回報資方的傲慢，勞資雙方陷入僵局。 為使罷工運動順利進行，迫使廠主接受工人的訴求，甘地提出罷工勝利的必要條件： 1、絕不使用暴力； 2、絕不進行破壞； 3、不靠救濟度日； 4、不管罷工多久，必須堅定不移，罷工期間，應當用其他正當的勞動維持生活。 工人領導理解並接受了甘地提出的條件，把成千上萬參與罷工的工人聚集在沙巴碼第的一棵大樹下，進行罷工宣誓：除非我們的要求被接受，或工廠老闆同意提交仲裁，決不復工。 最初2個星期，工人們表現尚好，士氣高昂，工人們每天聚集在河邊的大樹下開會，甘地在演講中反覆提醒工人，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和保持和平與自尊。或者組織工人到市內的街道上遊行，高舉一面旗幟，上寫“決不違言”。但隨着時日延長，飢餓的威脅與廠商奸細的活動，動搖了一些工人的決心，他們開始懷疑非暴力抗爭能否取得成功。參加集會者日漸稀落，神情沮喪，工人在絕望中表現出越來越多的憤怒和急噪，極有可能發生暴力。甘地憂心忡忡，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了鼓舞工人們的鬥志，繼續堅持非暴力原則，甘地決定採取新的行動。罷工進入第18天的早上，在工人們例行集會上，甘地忽然覺得自己受到神的啟發，腦海里產生了絕食的念頭，於是他不知不覺的向工人們宣布：“除非你們重新集合起來，繼續罷工，直到取得協議或全部工人都已離廠，否則我決不接受任何食物。” 甘地的絕食針對的是工人而非工廠主，他以絕食的方式，督促工人們遵守承諾，決不放棄訴求，也決不採用暴力。他實際上是以罷工領導人的身份，對參加非暴力抵抗的工人進行自我約束，凝聚理性的力量。他出乎工人們的意料的絕食，震撼了那些鬆懈下來的工人，也鼓舞了工人們的鬥志，繼續堅持不懈。當甘地宣布絕食時，安娜舒耶朋夫人等當場流下熱淚。在絕食的最初，她和其他工人領袖堅持陪同甘地一起絕食。甘地告訴工人，你們不必絕食，只要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行了。 受甘地的精神感召，工人們恢復了前所未有的勇氣，重新聚集在河邊的那棵大樹下，再次宣誓，表示一定堅持到底。為了把罷工持續下去，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學院”主動僱傭一部分工人幹活。在工人們堅持罷工的勇氣面前，廠商們也被感動了，事實上甘地的絕食也給工廠主們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答應將問題交由仲裁委員會解決。這樣，在甘地絕食的第三天，罷工結束。持續21天的阿赫米達巴德的紡織工人罷工，達到預期目的，甘地也恢復了進食。罷工結束時，工人們聚積在第一次開會發誓的那大樹下，舉行慶祝大會。工廠主們為表示和解，也預先定製了大量糖果，拿到河邊分發給工人。為了紀念這次非暴力抗爭，沙巴碼第河邊的那棵大樹，後來就被人們稱作“發誓樹”。 阿赫米達巴德紡織工人90年前的這次罷工，對我們有許多重要啟示。首先工人們以和平的方式維權，保持理性，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事實上當人們面對強權時，選擇暴力是最容易的，如不是甘地以絕食來約束，工人們很可能就選擇了使用暴力。通常情況下，暴力引發暴力，理性召喚理性。強權本身是一種暴力，如果再以暴力對抗，必然發生惡果。如果採用溫和、理性的方式，也能夠引導強勢集團選擇理性的方式，或者使他們恢復理性。其次，任何形式的對抗，最後必須歸結為法律對抗。甘地介入罷工運動後，首先採用法律的方式解決問題，組成仲裁委員會，以協商方式，將糾紛提交仲裁，只是在工廠主們拒絕仲裁時，才發動工人罷工。而罷工的訴求之一，仍是要求工廠主們同意仲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印度的英國執政當局，並未把阿赫米達巴德紡織工人的罷工當作群體性事件，或發動輿論攻勢，恐嚇工人，或封鎖新聞，斷絕他們與外界的聯繫，或與富商勾結起來，以高壓手段威逼，出動軍警，暴力鎮壓，或秋後算帳，逮捕工人領袖，給甘地等人扣上“一小撮壞人煽動鬧事”的大帽子等等。工人們保持理性，拒絕暴力，更重要的是政府也要保持理性，拒絕暴力，這才是工人維權取得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