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蹟遇拐點，科學發展觀面臨體制困境 作者：漢仁 　　一屆歷史上最輝煌的奧運，為中國30年改革開放做了一次階段性的結論：中國改革完成了她最容易完成的部分，讓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群體擺脫了貧困，中國很快將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但同時，中國也到了要啃硬骨頭的時候了，這個硬骨頭由龐大的人口、匱乏的資源能源、嚴重的社會問題及臨近邊界的環境承受力組成。而科學發展觀能否得到切實落實，將決定奧運後的中國能否延續輝煌。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學者裴敏欣認為，奧運的輝煌只說明中國政府已經收穫了最容易實現的成果。持此觀點的並非少數，連著名作家王蒙這樣的文學界人士也認為，“在我們應該如何走下去以及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金牌並不說明任何問題。”中國成就的延續現在看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擺脫了貧困的十三億中的大部分正在向城市湧入，而生產力的優勢也將被巨大的老齡社會所吞噬；社會分配不公平的風險仍舊居高不下，甕安事件、楊佳事件說明官民矛盾正在日益尖銳；巨大的發展和消費需求，使本身就匱乏的自然資源和石油等能源困境進一步加劇；而環境惡化，已經不是簡單的限行所能改善的了。中國成了一隻拉緊到極限的弦，要麼弦斷，要麼找一個極佳的通道把箭射出去。 　　布魯金斯研究所學者霍米·哈拉斯說，幫助中國從貧困發展到當前水平的政策未來將不會產生同樣的效益。中國的當政者顯然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試圖在經濟發展中平衡社會需求，遏制包括自然環境惡化、資源分配不公、社會分配不均等一系列問題，以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儘可能將中國之箭射入一個可以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之上。 　　平心而論，科學發展觀的確找到了中國的癥結。這也是2002年中共十六屆以來的五年內，科學發展觀成為最強政治音符的原因。其落實雖非一帆風順，但在整個十六屆，科學發展觀由提出到實踐，總體上得到了國內各個層面的響應。無論是宏觀調控，社會公平，還是環境治理，甚至是官員的政治作氣，都發生了與前不同的重大轉變。執政為民，更注重綜合和均衡發展的風氣似乎正蒸蒸日上。但奇怪的是，十七大之後，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就似乎沒有十六大那麼顯眼，一個簡單的數字就可說明這個問題：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在降低單位GDP能耗方面一直未能實現預定目標。今年上半年中國單位GDP的能耗量僅下降了2.9％，降幅不及去年全年的3.7％。將這種短暫的停頓歸為一切為了奧運顯然說明不了問題，在汶川這樣的地震面前都不亂方寸的中國政府，怎麼可能為了一場運動會而暫時放緩一項事關國計民生的基本國策。問題的原因，顯然出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本身上。 　　因為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能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其中的重點。而恰恰是這一點，令中國從上到下的當政者都頗為猶疑，因為它必然導致發展速度的降低，而在中國經濟增幅百分之六是一條「死線」，低於百分之六，就會引發大量失業等社會問題。有統計學家甚至說，低於百分之六實際就是零增長。就算高層下決心落實科學發展觀，地方上也不敢真去落實，因為地方官員在拼政績，落實科學發展觀，導致GDP下降，受損的是自己的政績和前途。更不要說那些剛剛在既有經濟模式下搏得非凡紅利的既得利益集團了，他們獲取更大利益的方法，就是努力保持中國經濟在原有的軌道上更加迅速地前進，任何一次轉軌、變道都會造成他們利益的流失，那是這些掌握着中國政治、經濟話語權的階層所不允許的。 　　這也是為什麼，正是看似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大好時機，那些曾經是科學發展觀急先鋒的風雲人物一個個銷聲匿跡的根本原因。李金華被束之高閣，離開舞台，潘岳也在環保升部中失去聲音，鮮見作為，而仇和更是離開經濟發達地區而遠走邊陲。經濟發展是保持穩定的基本共識，還是硬硬地放在執政者頭上。 　　更何況，如世界報的文章所評述的，奧運之後的中國在經濟上面臨“艱難的歲月”，“為了活躍經濟，北京無法繞過信息自由和透明度這兩個問題”，文章最後寫道：“時下經濟學家爭論時最常用的一個詞是‘拐點’。它反映了人們的擔心，擔心在世界經濟下滑的形勢下，奧運之後的中國經濟也將走下坡路。石油和能源價格、國內的通貨膨脹以及美元疲軟都使中國經濟奇蹟面臨問題。北京政府知道，現在它必須實行不得人心的經濟和價格改革。只有這樣，它才能使經濟轉向可持續發展、推動國內需求。” 　　但問題是，試圖不讓中國經濟列車出軌的科學發展觀，本身正遭遇着體制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