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江青傳》第七章 奔赴延安 千里迢迢到西安找徐明清 從上海來到延安，從藍苹變為江青，是她一生的轉折點。 關於她是怎樣由上海進入延安的，向來眾說紛壇。 傳說最多的，是她經重慶進入延安。 後來細查這一說法的根源，乃是依據程季華主編的《中國電影發展史》。這是一本嚴謹的史著。在第二卷的第六十頁，寫及中國電影製片廠攝製《中華兒女》一片： “ 同年九月（引者註：指一九三九年），‘中電’又完成了《中華兒女》，由洪偉烈攝影。這是沈西苓抗戰時期編導的唯一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後的一部影片。…… 一九三八年夏，他加入‘中電’，擔任編導委員，即着手拍攝《中華兒女》，前後花了近一年時間，於一九三九年秋完成公映。” 該書一九六三年二月第一版上，清清楚楚地印着，飾演《中華兒女》中劉二嫂一角的是藍苹！ 這就是說，藍苹離開上海之後，曾到重慶參加過《中華兒女》一片的攝製。於是，說她從上海經重慶赴延安，也就言之有據了。 不料，那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一書小小的疏忽。在一九八○年八月所印第二版上，那劉二嫂一角由“藍苹飾”改成了“康健飾”。 康健，亦即章向璞，原上海明星電影公司的女演員。 隨着這一筆誤的更正，種種關於江青由重慶進入延安的傳說也就失去了依據。也有人說她經武漢去延安，那是根據當時上海其他文化人進入延安的路線而作出的判斷，難以證明江青也是走這一路線。 筆者採訪了關鍵性的當事人徐明清之後，也就廓清了這一歷史迷霧…… 江青前兩次來上海，都跟徐明清有着密切的聯繫。第三回來上海時，開初找過徐明清，後來失去了聯繫，其中的原因是徐明清被捕了！ 徐明清記得，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由於一個名叫莫仲喬的人的出賣，便衣警察來到浦東，在女工夜校里抓住了她。 徐明清落入了敵人的魔爪。她急中生智，說要小便，進入學生何淑君家裡，悄悄告訴這個學生：“我被捕了，叛徒是XXX，你趕緊轉告王洞若！”這樣，黨組織很快就知道了這一重要信息。 徐明清在上海關押了三個月之後，被解往杭州。經黨組織和陶行知先生多方營救。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保釋出獄。在獄中關押了一年多。 出獄後，徐明清回到上海，找到了黨組織的領導人丁華、王洞若。王洞若是她過去在南京曉莊師範時的同學，也曾在“晨更工學團”共事。王洞若是徐明清在 一九三三年介紹入黨的，這時成了黨組織領導人。她在匯報了自己的情況之後，問起了江青。她這才知道，在她入獄那段時間裡，江青不僅在上海演話劇，而且演電 影，“藍苹”成了上海灘的“名演員”。不過，“藍苹”出名，多半並非因為她的演技，倒是因為她在電通影業公司，跟編劇、劇評家唐納鬧戀愛、然後又吵離婚， 一唐藍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那時，上海大報、小報正在刊登江青和唐納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的消息，轉眼間，又紛紛刊登江青離滬北上，唐納追到濟南，在濟南 賓館自殺卻又被救，唐納、江青雙雙重返上海…… 王洞若告訴徐明清，江青在生活上如此“浪漫”，大家對她都有看法，不過，她仍和王洞若保持一定的聯繫——雖然這時她的黨組織關係並未恢復，也沒有參 加共青團的活動。她曾對王洞若說：“我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只好‘灰色’。”徐明清回到上海，已經很難在上海開展工作，加上敵人已經抓過她，知道她的情 況。 一九三六年七月，“東工委”向上海臨時工委要求給西安增派幹部，以加強東北軍中地下黨的工作。王洞若考慮到西北方面需要幹部，便把徐明清派往西安工 作。買好火車票之後，徐明清聽人說江青“瘦得像個吊死鬼”，便決定去看看她。那時，唐納剛和江青一起從濟南回滬不久，“唐藍事件”鬧得滿城風雨。 徐明清打聽到江青住在法租界畢勛路（今汾陽路），找到了那裡。那是一座樓房的底樓，一間半房子。不巧，江青不在家，倒是唐納在那裡。徐明清記得，唐 納梳着油光可鑑的小分頭，看上去像“奶油小生”，講一口軟綿綿的蘇州話。屋裡只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收拾得乾乾淨淨。 徐明清跟唐納是第一次見面，彼此不熟悉，話不多。她告訴唐納：“我是藍苹的朋友，叫徐一冰，明天要離開上海了。如果她有空，明天在火車站見一面。”徐明清說着，拿出火車票，把明天離滬的時間、車次告訴唐納，並給江青留了一張字條。 那天，徐明清回到浦東過夜。 第二天，十多個學生送徐明清到上海火車站。到了那裡，不見江青。徐明清想，江青成了“名演員”，大約一定很忙。 火車快開了，徐明清看見一個臉色蠟黃的女人跑過來。細細一看，竟是江青。她真的“瘦得像個吊死鬼”，跟一年多前離開臨海時大不一樣。“一冰，你上哪兒去？”江青問她。 “我去西北。這一去，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面！”徐明清答道。 看着江青又瘦又黃，徐明清叮囑她要多多注意身體。 江青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了一句話：“有苦難言！”迄今，徐明清仍清清楚楚記得這句話。 火車開了。她們只說了這麼幾句，就分手了。徐明清回眸望去，江青久久地在向她揮動着手臂。 此後，她與江青沒有聯繫。她沒有給江青去過信，江青也不知道她究竟在西北何處。 徐明清到了西安之後，不再用“徐一冰”原名，改名“徐明”。她先在東北軍中任中共婦女支部書記，不久調往中共陝西省委軍委工作，後來擔任中共西安市 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當然，她的這些黨內職務，都是秘密的，中共處於地下狀態。她的公開職業是陝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園主任——這倒是她本來的專業，因為 她在南京曉莊師範學的是幼兒教育。 過了一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一輛黃包車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園門前。從車上下來一位穿着旗袍的小姐，帶着一隻小皮箱，說是找徐老師。徐明清聞聲出來，吃了一驚，喊道：“李鶴，你怎麼來了？”來者正是江青！ 博古同意江青進入延安 一別又一年，徐明清發覺江青的氣色好了一些。江青說此行專為找她而來，就在徐明清那裡住下——徐明清住在幼稚園裡。 徐明清問江青，怎麼會知道她的地址？江青說是王洞着告訴的。江青在“晨更工學團”工作過，在那裡認識王洞若，並知道王洞若是中共黨員。徐明清是王洞若派往西安工作的，到西安後仍與王洞若保持聯繫，所以王洞若知道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 江青提起王洞若，使徐明清記起一年前離開上海時，王洞若曾跟她談起江青：“李鶴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讓她離開這個環境，也許會好些。”在江青來西安之前，王洞若從上海寫信告訴了徐明清，說江青要去延安。 當徐明清問起唐納，江青嘆了一口氣說：“一言難盡！” 江青不願多說，徐明清也就不便再問。當時，徐明清並不知道江青跟唐納鬧翻了，何況“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上海局面動盪，電影界蕭條……思量再三，江青“三十六計，走為上計”，從王洞若那打聽到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便悄然離開上海，在濟南住了幾天。 江青見了徐明清，說出了真正的來意：“一冰，我想請你幫個忙。” 儘管那時一冰已改名徐明，江青還是叫慣了老名字。 “幫什麼忙呢？”徐明清問。 “我想到延安去學習，請你幫我找個關係進去。”江青說道。 徐明清問她帶了介紹信沒有，江青搖搖頭。徐明清所問的介紹信，亦即中共上海黨組織的介紹信。 江青這時打開了小皮箱，從中取出一本影集說：“這就是我的‘介紹信’。”徐明清翻看着那本影集，上面貼着江青演話劇、電影的許多劇照。徐明清從未看 過江青演的話劇、電影，很有興味地看着，看罷，倒是覺得這本影集可算“介紹信”——表明江青確實是來自上海的演員，而且所演的戲、電影在當時還算是進步 的。 在安排江青住下之後，徐明清立即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危拱之同志作了匯報。危拱之是葉劍英夫人，是一位經歷過長征的女幹部，當時在西安八路軍辦事 處，跟徐明清有着經常的工作聯繫。危拱之表示，可以把她帶到八路軍辦事處談一談。因為當時黨中央進駐延安只有半年多，生活艱苦，知識分子不多，十分歡迎知 識分子投奔那裡。 於是，徐明清陪着江青，坐上黃包車，前往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她倆來到辦事處。徐明清一看，鄧穎超同志正坐在那裡辦公。徐明清跟鄧穎超熟悉，就把江青介紹給她。江青恭恭敬敬地把照相冊遞了上去。 鄧穎超翻看了影集，看了看江青，說了一句：“嗬，電影明星呀！” 這是周恩來夫人鄧穎超跟江青第一次見面。 鄧穎超事忙，沒有多談，說是這樣的事由博古主管。她要江青把那本影集留下來。 此後，江青到八路軍辦事處又去了幾次，徐明清沒有陪她去。據江青說，她在那裡見到了博古（即秦邦憲）。博古跟她作了一次談話。這次談話，實際上是對江青進行口頭審查。江青談及了黃敬，談及了由黃敬介紹在青島加入中共。不久，江青就搬到八路軍辦事處去住。 一天，江青坐着黃包車到北大街幼稚園，面帶喜色。她告訴徐明清：“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進延安！” 就這樣，江青進入延安。時間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旬。 徐明清的回憶，把江青如何從上海進入延安，說得一清二楚，江青是通過王洞若——徐明清——博古，從上海——濟南——西安，進入延安的。 至於江青為什麼要從上海投奔延安，除了她在上海失意，除了當時投奔延安是左翼文化人的時代大潮，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那便是黃敬去了延安！　黃敬也去了延安 雖然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但是她對黃敬畢竟還是有很深的感情。正因為這樣，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黃敬化名黃文山來滬，她曾拋棄唐納，又去北平跟黃敬生活在一起。只是唐納在濟南自殺未遂，江青姐姐發來電報，江青才趕往濟南，不得不和唐納攜手同回上海…… 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原是李大釗之子李葆華。一九三七年二月，李葆華調離北平。據當時跟黃敬一起共事的陳伯達向筆者敘述：“柯敬史同志宣布黃敬、林鐵和我組織‘北平三人委員會’，主持北平工作。” 柯敬史，亦即柯慶施。“三人委員會”，相當於市委書記。也就是說，中共北平市委由黃敬、林鐵、陳伯達三人負責。 不久，黃敬接到了前往延安的通知。那是中共中央決定在延安召開中共的蘇區代表會議。據陳伯達回憶，中共中央北方局劉少奇、彭真前往延安出席會議，而中共北平市委去的代表是黃敬。會議定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即海倫•斯諾）同行。 黃敬很早就結識美國記者斯諾，所以斯諾曾說：“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 俞大衛，亦即黃敬。斯諾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進入延安採訪，住了四個月，寫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記》。斯諾的延安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也出了大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斯諾夫人在幾篇文章都談及“大衛•俞”——黃敬： “大衛•俞告訴我，共產黨五月份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會議，這將是中共領導人的一次空前盛會。如果我能及時到達，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平時總是被敵人的封鎖線所隔離，相距數百或數千英里。大衛作為華北代表要上那兒……”① ① 海倫•斯諾，《延安採訪記》，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我的延安之行是由俞啟威安排的。他在一二•九運動後常來我家，……他對我談了五月延安舉行共產黨代表大會。大衛是北京共產黨的書記（但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一點），是這次大會的代表。他說他同我應坐同一次車前往，但要假裝彼此並不相識。我們就這樣做了。”② ② 尼姆•威爾斯，《談〈西行漫記〉及其他》，《讀書》一九七九年五期。 據斯諾夫人的《延安採訪錄》和《續（西行漫記）》兩書所載，她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她在鄭州給斯諾發信說，“W在火車上病了，他暈車。D平安無事，我把鉛筆等物送給了他，他似乎很喜歡。” 此處的“D”，即“大衛•俞”，亦即黃敬。“W”即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的兒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 四月二十三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和黃敬離開西安。四月三十日，抵達延安，“我看見了第一顆紅星”。五 月二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劉少奇作了《關於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會議批准了遵義會議以來黨的政治路線，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了準備。就在這次會上，黃敬結識了毛澤 東。 斯諾夫人在《延安採訪錄》中，專門寫了一節《同大衛•俞的談話》，記述了黃敬對中國革命的種種見解。她寫道：“我記得他五月二十日就離開了。”這表明，黃敬是五月二十日離開延安的。 和黃敬一起去延安開會的北平代表，還有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楊學誠，師大黨支部林一山，民先隊（即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部李昌。 黃敬回到北平不久，“七•七”蘆溝橋事變就爆發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黃敬的延安之行，給了江青以影響。 由於日軍占領北平，中共北平市委的處境很困難。中共中央北方局發來通知，要黃敬去太原。 筆者在訪問陳伯達時，據他回憶，黃敬此行與他同行。 當時，陳伯達離開北平，到天津工作。然後，他帶着妻子諸有仁、長子陳曉達坐船到了青島。不久，黃敬也來到青島。他們結伴，從青島來到西安。 陳伯達由西安進入延安。黃敬則於一九三七年九月由西安到達太原。那時，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在太原，和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談判。黃敬向他 們匯報工作後，奉命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來到晉察冀軍區所在地五台工作，先後在那裡擔任中共晉察冀區黨委書記、冀中區黨委書記、冀魯豫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 北方局平原分局書記。這樣，黃敬沒有進入延安，而是在晉察冀軍區工作了多年。不過，有時他要去延安開會、辦事…… 江青的黨籍問題受到了審查 據江青對維特克說，她是從西安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北行，朝延安進發。正遇大雨，半途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仍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她從未騎過馬，勉強騎了上去，十分艱難地前進，總算到達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於洛河之濱的洛川。 很巧，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召開重要會議，史稱“洛川會議”。據江青自云： “當時，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開會，我甚為驚慌，深恐在他們面前昏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 “他們全體都出來迎接我（對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這樣盛大的歡迎也說不定），我心裡想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還好，我和他們都握了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 江青對維特克的談話，不時夾雜着“吹牛”的成分。諸如“黨中央的領導同志”“全體都出來迎接我”之類，便屬“吹牛”。 不過，由此倒可以確定江青到達洛川的時間——因為洛川會議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在洛川，江青搭上一輛卡車，終於來到延安。由此，也可以確定她到達延安的時間，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第一次見到延安的寶塔山，見到延河，見到舊城牆，見到南門上刻着的“安瀾”兩字，江青都顯得新鮮、激動。 喝着小米粥，生活在頭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藍布衣服的陝北農民中間，這跟燈紅酒綠的大上海有着天壤之別。沒有自來水，只能在混濁的延河中洗衣。蒼蠅飛舞的茅坑代替了抽水馬桶。漫天風沙代替了上海灘舞廳里的香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名字時，她不再寫“藍苹”，而是用“江青”。① 對於取“江青”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據云，含義有二： 其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藍苹也。也就是說，雖然江青“出於”藍苹，卻立志要干出一番“勝於”藍苹的事業來。 其二，“江青”出典於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一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和江青差不多時候來到延安的，還有上海的女演員李麗蓮。她參加過四十年代劇社演出《賽金花》，也在由夏衍編劇、明星影片公司攝製的《壓歲錢》一片中，飾演過張曼一角。 江青來到了延安之後，就受到了審查。這倒不是審查她作為電影演員的歷史，因為她隨身帶着的那本劇照相冊以及李麗蓮都足以證明她確是上海的影、劇演員，而且所演的戲、電影一般都是屬於左翼的。 問題在於她的黨籍。她深知，進入延安，黨籍是至關重要的。她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在青島由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可是，這年七月，當黃敬被捕、她倉 促逃往上海之後，就跟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繫——儘管她來上海時，所接觸的田漢、徐明清都是中共黨員。黃敬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在北平恢復了中共 黨員身份，所以後來擔任了中共北平市委領導職務，而江青在上海卻沒有恢復黨籍。正因為這樣，她從上海來到西安，找到徐明清時，並沒有帶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 介紹信。也正因為這樣，她進入延安，要求恢復黨籍，中共組織不能不對她進行審查。有人說“江青”是毛澤東為她取的，這不符合史實。因為她一九三七年進入延 安之初所寫的自傳，便署名“江青”（原稿現存在中央檔案館），當時毛澤東還不認識她。 當時，負責審查江青黨籍問題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郭潛。他在抗日戰爭之後，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到了台灣，改名郭華倫，擔任台灣“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筆名陳然。 據郭潛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採訪時，回憶道： “江青於‘七七’事變剛發生之後，單身來到延安。九至十月發生黨籍問題。”“江青的黨籍恢復申請，因‘無證據’被批駁。江青於是在招待所空過了九、 十兩月。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黃敬於十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乃平安地恢復黨籍，立即進了‘黨校’，受訓六個月。陳然（引者註： 即郭潛）的太太，曾在‘黨校’教過江青。” 郭潛作為當事人，把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說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來乍到，人地生疏，一時又找不到證人。可是，黨籍問題不解決又不行。在上海，話劇界、電影界，黨籍問題不那麼重要，而進了延安，這是至關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價等待之際，徐明清的到來，使她歡欣鼓舞。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在江青到延安後一個多月，徐明清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通知，調她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這樣，她離開了西安，也到了延安。她住在中共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那時，王觀瀾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中共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那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是部、科二級制。陳雲、李富春為正、副部長。王 觀瀾準備與徐明清結婚。他與她是同鄉，上中學時認識。王觀瀾家在臨海城裡。徐明清家在農村，上中學時進縣城。進城後她在女子師範上學，他在浙江省立第六師 范上學，雖然都在臨海縣城，但是男女分校，本來不見得會相識。很巧，徐明清的同桌女同學包玉珍，是王觀瀾家鄰居。徐明清常去包玉珍家玩，認識了王觀瀾—— 他原名金水，字克洪。後來，王觀瀾和徐明清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志同道合，又有同鄉之情，也就越來越接近。一九三七年底，王觀瀾和徐明清在延安結婚。結婚儀 式很簡單，當時在延安的“合作社”吃頓飯，毛澤東、洛甫（張聞天）、李富春、蔡暢都來吃飯，就算是“婚禮”。 結婚前，徐明清用的名字是“徐明”。她在中央黨校學習，恰巧班上有個男同學也叫徐明，是北方人。誰喊了一聲“徐明”，兩個徐明一齊答應。哪兒寄來一 封給徐明的信，兩個徐明都嚷嚷着要看信。為了區別於那個“男徐明”，王觀瀾給妻子的名字加了一個字——“清”。王觀瀾說：“明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又 明又清，多好！”從此，她的名字就叫徐明清。 徐明清對筆者說：“現在，有的書上說我和江青一起改名，混入延安。那是胡扯！我是組織上調我去延安的。我到中央組織部報到時，介紹信上寫的名字也是 徐明。我的改名，中央黨校的同志們都知道的——因為兩個徐明在黨校曾傳為笑談。……”徐明清在中央黨校學習期滿後，分配到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婦女科副科 長，科長為長征女幹部張竟秋。後來又擔任中央婦委委員和陝甘寧邊區婦聯主任。進延安之後，江青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找過徐明清。她們之間，仍叫慣了“一冰 ”、“李鶴”。 據徐明清告訴筆者，江青初到延安，領導上為了考驗她，曾派她到農村做調查工作。那時，陝北農村中流傳着順口溜：“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稀湯，臭蟲稱大王……”這順口溜形象地勾畫出當時陝北農村生活的艱苦。來自大上海的江青，在陝北農村的表現還算可以。 為了審查江青的歷史，組織上曾找徐明清了解。徐明清當時為江青寫了一份證明材料，這份材料迄今仍保存在中央有關部門。徐明清就自己在上海、臨海、西 安跟江青的接觸，如實寫了江青的情況。誠如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一份文件中涉及徐明清同志歷史問題時所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 中央組織部審核，徐明清同志在延安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有黨的關係，是實事求是的。” 這就是說，徐明清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臨海、西安的經歷，只能證明她曾參加中共領導下的一些進步活動，只能證明她加入過共青團，但無法證明她是中共 黨員——因為如果確實她是中共黨員的話，那何必在“晨更工學團”發展加入團呢？只有先入團、後入黨的，哪有入了黨再入團的？ 徐明清無法為江青恢復黨籍提供證明，這使江青十分沮喪。 據郭潛回憶，“黃敬於十月來到延安，找到了證人”。黃敬作為江青入黨的介紹人來證明江青確實曾經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加入中共，是最權威的證人，況且那時的黃敬已是中共高級幹部。 不過，黃敬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達山西太原，向周恩來、劉少奇、彭真匯報工作，十一月進入山西五台縣（太原東北部）。在他去太原和去五台之間，是否曾去過一趟延安，不得而知。如果去過延安的話，則正好是十月。 據徐明清回憶，江青進入延安之後，曾在關於自己入黨經過的材料上，寫明介紹人是黃敬。組織部門於是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黃敬了解，黃敬寫了證明材料，證明江青是由他介紹入黨。 比較郭潛和徐明清的回憶，似乎徐明清的回憶更可信些。不過，他們的回憶都一致表明，是由黃敬證實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的。徐明清還說，由於組織上向黃 敬調查江青入黨問題，他得知江青進入延安，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不過，這時的黃敬，已和范瑾相愛。范瑾，浙江紹興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是一位能幹的女 記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納、跟章泯同居，鬧得滿城風雨，使黃敬的心冷了，於是另擇伴侶。至於郭潛所說的江青“在此期間，好像巴結了同鄉康生”，事情是 有的，但不在九、十兩月，因為那時康生不在延安。經過兩個來月的審查，江青的黨籍問題由於黃敬的證明終於得以解決。這樣，她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進入了中共 中央黨校學習。 成為中共中央黨校第十二班學員 江青離開了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搬到了東郊橋兒溝。那裡一座法國神甫建造的天主堂，如今成了中共中央黨校的所在地。中共黨校的學員，一律都是中共黨員。進入黨校學習，意味着江青的中共黨員身份得到了正式的認可。 中共中央黨校最初叫“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在紅都瑞金成立。 首任校長是任粥時，副校長楊尚昆。不久，由張聞天任校長，董必武為副校長。到達陝北時，中共中央黨校最初以延安北面、瓦窯堡附近的安定鎮第二小學為校址，董必武為校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二月，中共中央黨校遷入延安橋兒溝天主堂。五月，羅邁（李維漢）接替董必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這年十一月，當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學員已多達四、五百人。 據當時的校長李維漢回憶： “學員不再按原工作性質編班，也不再分高級班和初級班，而是按他們的來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編班，共編了十五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紅四方面軍幹部；四 班是陝北幹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幹部、高級幹部（也有少數新幹部）；七班是少數民族班，先學漢語，再學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期限最長；八班是抗大四大隊轉來 的黨員；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區學運幹部和一些失掉黨的組織關係的幹部；十二、十三班是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十四班是工農、文化水平較低的干 部；十五班我已記不清了。” “課程比瑞金和初到陝北時期完整了，設有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主要講聯共黨史）、黨的建設、中國革命問題和游擊戰爭，並設有各個相應的研究室。黨中央也在這裡設了一個‘黨與群眾工作研究室’，主任柯慶施，工作人員有王任重、王鶴壽、姜旭、李華生等。”① ①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江青被編在第十二班，亦即“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中共中央黨校設有俱樂部，開展文娛活動。江青到了黨校，很快成了活躍分子。俱樂部的主 任是李劍白。當時，男“歌星”要算工任重，他唱《大刀進行曲》博得一陣陣喝彩；女“歌星”則是跟江青同班的許明，她唱《松花江上》，催人淚下，由此得了個 綽號叫“松花江上”。 生活是艱難的。主糧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飯、白面。來了外國記者，招待吃飯，也只添幾個煮雞蛋罷了。學員們用的都是鉛筆，難得一、兩個人能用上自來水筆。 據郭潛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台北回憶： “江青的知識水準和政治水準都很低。內人曾在黨校教過江青。關於江青，她曾經說過：‘江青在黨的會議上簡直不敢發言。理解淺陋，不能發言。偶爾發 言，一開口就說：‘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惹人嗤笑。當時的女黨員，都看不起她。當時的女黨員很多是長征參加者，學歷高深者，黨歷或活動時期長久者， 她們都看不起江青。’” “他鄉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不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上空忽地響起了飛機的轟鳴聲。那時的延安，除了蔣介石飛機前來轟炸之外，難得聽見飛機的引擎聲。 那是一架蘇式的運輸機，徐徐降落在山腳下簡陋的機場上。中共中央的負責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在那裡迎候。 這架飛機是遠從莫斯科飛來的，途中曾在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加油。飛機是由蘇聯駕駛員駕駛的。 從飛機上下來三位要員，即王明、康生和陳雲。 王明離開中國已經六年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慶樹一起從上海坐船赴蘇，十一月七日到達莫斯科，在那裡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康生比王明稍晚離開中國，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陳雲則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之後，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此時，和王明、康生同機回國。 康生的突然出現，使陷於孤寂之中的江青，在中共高層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個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一個是“顧問”，一搭一檔，干盡壞事。由此，人們追溯江、康之間的關係史，追到 延安時期是恰如其分的。也有人追溯到山東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結”，那就顯得牽強、過分了：如前文所述，江青和康生都是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幫 傭，兩家相距不遠，而且康生當過江青的母校——諸城高等小學校長。 不過，江、康那時未必相識。因為康生生於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年長十六歲。康生當諸城高等小學校長時二十歲，即一九一八年，那時江青不過四歲。康生在一九二四年夏離開諸城，那時康生二十六歲，而江青只有十歲。即便相識，也說不上有什麼交情…… 康生在十七歲那年（一九一九年）在諸城和膠縣陳家莊大戶陳玉幀之女陳宣結婚，生一子一女。後來到上海，結識有夫之婦曹軼歐。康和曹，一個拋棄了前妻，一個拋棄了前夫，結合在一起。 當江青從山東來到上海時，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卻是那麼的湊巧：當江青從上海進入延安三個月之際，康生從莫斯科飛來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黨校，接替李維漢，出任校長！ 李維漢這麼回憶： “我離開中央黨校後，即由康生接任校長。一天夜裡，他把我找去，說：‘你應該辦移交！’我說：我不知道是你來作校長，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現在就 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長秘書羅青長手裡，教務處是王學文管的，管財務的有五人小組，每月開支由小組審查簽字，有問題再找我。康生沒有糾纏，說：‘不必另 辦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來了。這就是我在中央黨校最後的工作。以後聽說，康生一進學校就宣布羅邁（引者註：即李維漢）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 能當黨校校長。” 一個是中央黨校的校長，一個是黨校的學員，這時“同鄉之誼”起作用了，兩人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觸。江青正在中共高層尋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