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可能是個騷亂年 蘆笛 《零八憲章》推出後，劉曉波旋即被捕。據博訊網披露的“北京內幕消息”說，劉曉波是胡錦濤親自下令逮捕的，據說，胡認為：第十八款的要害在於其末句結論：“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因此，這已經不是什麼人權問題、民主問題等“異議認識”，而是國家分裂的大原則問題！是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新的國家“中華聯邦共和國”的嚴重問題。胡錦濤最後作出結論說：所有簽署者在事實上都犯下了叛國罪！需要嚴肅處理！ 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就什麼天大笑話都能鬧出來。 這世上的國家，無非是兩種建構形式，一種是單一制，一種是聯邦或邦聯制。聽胡總alleged的意思，好像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單一制國家，誰要敢提出建立“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誰就是犯了叛國罪。 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國家麼？香港、澳門算什麼事？台灣呢？世上哪有奉行“一國兩制”的單一國家？自香港澳門回歸那天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已經是個聯邦國家了（倒不是說它是共和國，它從來也就不是）。所以，黨中央應該去把鄧小平抓起來，這叛國罪首先是他犯下的。 劉曉波被捕，海內外大嘩，上千人簽名上書，呼籲當局釋放劉曉波。中國又一次“震驚世界”。鬼子不懂中國事，對中共當局如此小題大作、過度反應大惑不解，說即使在中國實行該憲章，民主選舉政府，那也肯定是中共執政，有什麼必要鐵腕鎮壓呢？ 人鬼殊途，於茲可見一斑。鬼佬不知道： 第一，黨天下不是能由人民選出來的，只能靠暴力維持。沒錯，我黨以今日之聲望，要變成民選執政黨並不困難，甚至可以說是必然的，但那並不保證我黨世世代代統治中國，也不能保證我黨全方位控制全民，而這才是我黨的“最低綱領”。 第二，本系列前文已經指出了，我黨不敢放下斯大林那把刀子。林副統帥的親切教導 “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黨的天憲。那“一切”不但包括金錢美女富貴榮華，甚至包括性命。羅馬尼亞齊奧賽斯庫夫婦的悲慘下場，成了黨魁們“心中永久的痛”，是他們驅之不去的永恆噩夢。 第三，我黨並非傳統昏君，自家有病自家知，時時刻刻感受到了社會的高張力，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懼中，而恐懼正是驅動鐵腕鎮壓的主要動機。記得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不敢肯定是否該書）正確地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出現恐怖統治，乃是因為革命者被嚇壞了。的確，套句魯迅的話：fear（恐懼）與terror（恐怖）是一對難兄難弟，在恐怖之前或之後，總是要有恐懼跑來的。我黨出自深重的不安全感，覺得《零八憲章》可能會為本來就已經是危機四伏的社會添亂，因此立即決定“將事故苗子扼殺在搖籃中”。這是他們的反應定式，從斯大林和毛澤東留下的字典里找不到別的詞彙，兩人的最大特點就是病態的不安全感（paranoia and insecurity），其實都是典型的心理病例。 不過這次也倒不能說我黨完全是自驚自嚇。畢竟，現代黨魁並非斯毛那種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兩個的病人。但中國與文明國家的區別在於，前者的政局的寬鬆程度反映了黨魁的自信，黨魁的自信又反比於他們感受到的危險。不幸的是，如今國內的局勢實在沒法提高他們的自信。 據《多維新聞網》對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的採訪，2005年光是中國官方公布的群體事件就達到8萬7千起，今年可能以十萬計。據這位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美國教授說，“目前階段在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的，沒有哪個時期可以相比。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群體事件也比較多，例如那時農村人會起來抗稅，但他們目標明確，就是抗稅，也不管什麼官商勾結腐敗之類的，所要求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對這空前的歷史現象的出現原因，艾愷教授作了自己的分析。但他畢竟是鬼佬，難免霧裡看花，並未指出根本原因何在。在我看來，這現象反映了傳統社會與“新”社會的穩定要素構成的重大區別。 傳統社會的穩定機制我已經在多篇舊作中剖析過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儒道釋對全民的思想改造。儒教將家庭倫理外延到全社會規模，把無條件服從君上當成了天經地義，再用佛家的因果報應、輪迴轉世等學說加工這原始教條，通過大量的演義說部戲曲評書等民間文藝，灌注入每個子民的心田，徹底閹割了他們的反抗基因。此外，儒道釋還譴責或否定人慾，提倡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儘量避免提升百姓的物質欲望，為此不惜壓制工商業以及科技發明，以凍結社會發展換取社會穩定。這就是最有效的社會黏合軟件。硬件則是形成官僚集團與士紳的聯盟，用科舉制度把人民中最有能量的分子不斷吸納入統治集團，使得“野無遺賢”，沒有才俊去組織領導愚民造反。 這就是傳統皇朝獲得空前穩定的基本原因。在正常情況下，朝廷都是靠“教化”的“王道”保持子民的馴服溫良，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使出武力鎮壓的“霸道”手段來，此所謂“王正霸奇，王主霸輔”，乃是傳統皇朝的標準實踐。 以傳統模式來對照，立即就能洞見“新”社會缺了什麼最要緊的物事：沒有社會黏合軟件。馬列毛主義在國門打開後已經徹底破產，我黨至今未能找到個合格的替代國教，於是新時代的“和諧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便只能靠用金錢收買來代替“教化”，以“財道”來代替“王道”。 這就是鄧小平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實涵義：經濟發展不再是單純地謀求改善國民生活水平，而成了社會穩定的前提。本系列前文說的權貴與精英的聯姻，也是完全建立在這前提上的。一旦失去這前提，則那婚姻立即破裂。本系列前文引用的那個BBC中國聽眾已經把這點說得明明白白了：他擁護共產黨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工資在20年內增長了幾百倍，夫妻兩人的稅前收入達到了50多萬人民幣。不難想見，一旦這好景不再，他的忠誠立即就會蒸發，蓋那不是出自信仰，而是購物式的現實算計。 因此，這穩定是用錢買來的，它的維持全靠經濟不斷增長，這就是中國特色。據國內媒體報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表示，中國明年GDP增長在8%左右，是根據中國的生命線定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充分就業、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沒有什麼比這話更明確地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的基礎是何等脆弱了。在西方，GDP年增長率到達8%已經是奇蹟了，即使是GDP出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也不會天下大亂，而在中國，8%的增長率才是中國的生命線！誰都想得出來，經濟不會無限高速增長。正因為中國經濟的持續高增長長達30年，它才被全世界經濟學家稱為奇蹟，既然是奇蹟，當然就不是可以持續的，否則也不叫奇蹟了。那麼，若中國有朝一日失去了高增長勢頭，又該怎麼辦？社會豈不是要土崩瓦解？ 艾愷教授為中國社會如此缺乏耐受力大惑不解，他不知道，這是現代國人甚至比原始人老祖宗還要蠢造成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假定是兩條：第一，經濟可以無限高速發展。第二，人民的滿意程度與經濟發展成正相關。 這兩條基本假定都錯了，第二條尤其大錯特錯：若真如此，則原始人老祖宗也不用提倡安貧樂道，把物質享受當成危及社會安定團結的洪水猛獸加以持續譴責了。誰都能想出來，若把公民的物質欲望無限制地刺激起來，又無法保證所有的人獲得同等的滿足機會，擴張的人慾就會轉為內向，那時社會會處於何等可怕的狀態，自不必待智者而後知之。 於是便出現了一種弔詭現象：由於經濟體制的原始野蠻性，中國經濟在世界性金融海嘯里將是最皮實、最抗震的，因此，中國經濟絕無可能如草庵居士一直在預言的那樣 “崩潰”。相反，我個人認為它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遭受的損失就算不是最小，也要比發達國家輕微。然而因為政治體制的野蠻腐惡性決定了它徹底缺乏“減壓閥”和其他一切化解危機的設計，中國社會因而也就最缺乏對經濟衰退打擊的耐受力。從經濟層面而言，華爾街打噴嚏，全世界就要害重傷風，而中國因其粗放性而頂多有點頭疼腦熱。然而從政治層面而言，華爾街打噴嚏，可能在中國社會引發地震。 形勢的確十分嚴峻，據說光廣東一省就有上萬家出口企業倒閉，成千上萬的民工失業返鄉，國內學者指出，外出打工所得已占農民收入七成，這意味着農民收入驟減。除了農民工問題，大學畢業生就業也成了大問題。今年有560萬大學生畢業，但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就業市場。這些都構成了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倘若經濟狀況再惡化下去，難免觸發深重的社會危機。 北京已經敏感到了這危險，不惜斥重資救市，並決定實行經濟結構轉型，提升內需。然而這談何容易！據路透社記者披露，中國家庭消費在80年代時曾占GDP近一半，去年卻降為35.3%，這是因為中國民眾缺乏金融安全感，因此不能不把大部分收入存起來，準備花費在健康、教育和社會保障上。所以，所謂“拉動內需”只能落實在基礎設施建築上，變成地方官的“面子工程”。除了創造有限的就業機會，它並不能有效地提升人民的消費力。 更糟糕的是，中央謀劃的“產業結構調整”很可能加深社會危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公開向溫家寶叫板，聲稱：“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政府要發揮社會保障職能，妥善安置下崗失業工人，但決不能盲目去救落後的生產能力。” “廣東應對金融危機投入的每一分錢，都要立足於科學發展，堅持摒棄高消耗、高污染項目，堅決不再回到傳統發展老路上去。”“那種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後產能重扶上馬的做法，無異於飲鴆止渴。”“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麼都繼續上。” 針對汪洋的公開抗命，北京《經濟觀察報》專門發表社論抨擊，指出這不是個單純的經濟決策而是個政治決策：“這不僅是經濟問題。就業不僅是民生之本，也是執政之本”。 我黨執政以來，還從未見過這種諸侯公開駁斥朝廷、北京與地方公開論戰的先例。它不僅表露了中央權威弱化到了何等地步，更提示擬議中的“經濟結構轉型”很可能變成官有企業趁機無情掃蕩民有中小企業、獨霸天下的惡變。倘若此，則勢必為本來就嚴峻的就業危機雪上加霜，觸發社會動盪。 實際上，社會動盪一直都在發生，只是因為知識分子沒有介入，無法如“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罷工”、“二七罷工”一般獲得相當規模罷了。但即使是純粹自發的罷工，它也仍然呈現了不祥的燎原勢頭。據《萬維網》披露，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蔓延到了湖南、廣東、海南等地，此外還爆發了工人、教師甚至公安部門輔助工作人員的罷工活動。不難想象，當明年政府使盡渾身解數仍然無法“保八”時，社會動盪的規模會有多大。 其實楊佳事件已經再明白不過地宣示了社會危機已經積累到危急的程度了。在任何一個常態國家，濫殺無辜只會引起全社會異口同聲的譴責，然而在中國楊佳卻成了除暴安良的傳奇英雄，不但受到海外異議人士的歡呼，而且竟然有許多國內知名人士諸如艾未未、茅于軾、杜光、於浩成、戴晴等人領頭簽發呼籲特赦他的公民建議書！ 這難道還不能說明朝野的價值觀已經二元背離到了何等可怕的地步？胡錦濤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他批准處決楊佳，起到的實際作用只有一個：把楊佳做成了永生的草根英雄，用鬼話來說就是martyrize 楊佳，為他實現了在作案前留下的心願：“萬古流芳” ，讓他的英雄事跡如水滸傳奇一般，在草民中一代代流傳下去。 然而要我黨赦免楊佳是絕無可能的，楊佳代表的是對我黨統治的公開挑戰，我黨豈能在這原則問題上退讓，變相鼓勵大眾群起效法？他們深信的就是“退後一步就全完了”。不幸的是，社會也確實被他們改造成了這你死我活的爛樣子。說起來我黨也挺可憐的，完全成了傑佛遜（？）說的那個倒霉蛋：死死地抓住了人民那餓狼不敢放手，直到力竭倒地。或許正如趙紫陽不幸而言中，中國已在80年代錯過了政治改革的良機，無望再建成一個以和平手段化解社會危機的文明社會，在“錢道”玩不轉之後，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就只有靠赤裸裸的霸道來維持了。 當然我也多次指出過，“新”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個重大區別，是統治者相對於人民擁有壓倒性的優勢，現代科技不但使我黨完全壟斷了暴力手段，而且讓它獲得了空前的對民眾的控制力。因此，暴力革命失去了可能性，隨之也就失去了既往對統治者的威懾力——連擁有正規軍的老蔣都不敢反攻大陸，楊佳的牛耳尖刀還能有什麼希望？只要敢於並善於屠殺人民，我黨就不會垮台。更何況黨天下並非家天下，當國者並不必操心“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後事，只管圖自己快活就是了。漫說國際國內都沒有逼迫我黨改革的壓力，即使有，他們也不會give it a damn。 因此，還是那句話：方今中國，改革無望，革命也無望，騷亂倒是大大有望，而明年可能就是個“騷亂年”。Let us pray：即將到來的動亂不要打破中共內部極度脆弱的權力平衡，觸發大規模內訌，讓中國陷入大災難。 首發《海納百川》網站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