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07） 據說，奧巴馬與新上任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將於當地時間2月4日宣布，政府計劃對接受政府額外援助的金融機構高管的最高薪金作出限制，為每人每年50萬美元。以平息民眾對那些一面製造出金融海嘯災難，一面還拿着高額工資和獎金回報的，華爾街金融高管的不滿和憤怒。 可以肯定，這一做法是能夠獲得民心，提高奧巴馬本人和政府的民意支持度的。不過更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做法乃是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盜版”或“接軌”。因為那種文化早就有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的結論，任何違背這種結論規律的社會，都要受到懲罰。 這更是今天不少已經“吃上肉”並“富起來”的中國人，居然總是要懷念毛時代的根本原因。因為那時候雖然物質匱乏，生活清貧，但是上下一致，彼此彼此，一眼看出去，社會的“這山跟那山差不多高”。雖然顧此失彼地，打擊了一部分能人的積極性，卻讓多數人的心理保持平衡，變得比較心平氣和起來。如果不是當時的毛摸不清情況，因過分自信而一時頭腦發熱起來，去搞什麼勞命傷財的“大躍進”，再加上後來包括文革在內的一系列“瞎折騰”，中國也許真能建立起一個初級階段的“和諧社會”來的。 當然，雖然“盜版”或“接軌”之說，乃是“事出有因卻查無實據”的公案。但是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無論我們承認與否，中國文化都的確代表了人類社會客觀正確的進步方向和發展趨勢。 現在再反觀在鼓吹“和西方制度接軌”，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產生的月工資僅數百元的農民工、和年薪數千萬的公司高管們的差距相比，可能產生的後果。那個“和諧”的訴求，豈不是等同於“鏡中花、水中月”了嗎？望“接軌論”者三思！ 請看多年前的老文： 東西方文化互為“跟屁蟲”造成的惡果 筆者根據“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和科學“認識論”提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得出的一個結論，認為『文化是把一種叫做“人”的生物毛坯，訓練、加工成合格的“社會人”的方法或手段』（詳細闡述，請查閱拙文《文化的升級和統一是21世紀的當務之急》）。只是開始形成時，不同的民族或社會，受到物質文明條件（如文字、語言、交通和通訊等）的限制，因不同地理環境（氣候、土壤等生態環境條件）的局限，各自只能“因地制宜”地、按照大自然生態環境中必須遵守的“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形成不同的文化，並通過社會的風俗習慣來傳承、延續，期間一部分文化，又根據“優勝劣汰”法則，被其它文化合併或同化而消失。幾千年來許多國家或民族分分合合，到了今天，大致形成了西方（歐美）、東方（以中國文化為代表）和伊斯蘭文化的“三足鼎立”之勢。如果再深入、更接近本質一點，還可以把西方文化看成是強調物質作用的“物質文化”；把伊斯蘭文化看成是強調精神作用的“精神文化”；而東方文化是介乎於兩者之間的“中庸文化”，其作用關鍵而微妙，可以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從這種客觀“知其所以然”的層次上來研究、認識今天的國際社會表象，很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 由於某種現在還說不清道不白的原因，古代中國人就開始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加工，具備了高超的智慧和能力。雖然歷史記載中的所謂“四大發明”和後來在西方沉船中，打撈出來的中國當時產品早已證明，如果把這樣的智慧和能力用到發展物質文明方面的話，簡直就是易如反掌的“小菜一碟”，而中國人卻在發展科學技術方面偏偏“適可而止”，沒有一鼓作氣地“宜將剩勇追窮寇”。其實非但不是“落後”，反而是這種文化的極高明之處--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果然，中國在五十年代的“兩彈一星”研製中，再次用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那種文化早就在潛意識中，反映了人類社會要和平的最高終極訴求。 接下來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有了物質交流和商業活動，流通領域範圍也從國內開始擴大到國與國之間，甚至到了洲際。而在沒有“知識產權”意識的年代，產品輸出的同時，也一定會伴隨着技術的輸出（比如新中國年代，日本人到中國來“參觀”中國的宣紙製造，就“順便”掌握了製造的訣竅）。由於物質文明是一種可以疊加的矢量，所以西方在中國已經達到的基礎上，獲得啟發，對自己原有的東西加以進一步完善、提高，取得“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結果，也是理所當然（否則豈不是要承認自己是進化不到位了）而無需以此大驚小怪做文章的。而且他們在嘗到甜頭後，基於條件反射原理，將人的自私、貪婪天性，在沒有人性的控制、制約下，一發而不可收拾，膨脹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他們壓根不知道，由每一個個體都有不同個性的人，和這些各個不同的人所組成的社會的複雜性，是任何自然科學研究的、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對象所能相比的。卻反而自以為是地，把根據自然科學取得成功所產生的“經驗主義”方法，用到認識和解釋自己社會，在達爾文“進化論”這種矛盾百出、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至今都經不起質疑的理論基礎上，完全無視人類已經走出“叢林”的老環境坐標系統，理論上就不適用“叢林法則”的事實，反而根據自己那個時代現實利益的需要，在新坐標系統（人造社會）中運行老規則。終於“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地炮製出一套絕對有根本方向性、原則性錯誤的社會理論。在一味地發展包括高科技殺人武器在內的物質文明而忽視精神文明同步制約的情況下，由量變到質變，物極必反地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也許這正是宇宙大自然或“造物主”的特意安排，以便給人類創造一個“有比較才有鑑別”的客觀條件。不然的話，也許不是中國人在“知足常樂”的教條影響下，到今天還在不思進取地滿足於不斷翻着改朝換代的“蔥油餅”；就是美國人想利用現代化高科技武器，藉口“文明衝突”，把伊拉克等伊斯蘭國家、最後可能還要包括中國，炸回到“石器時代”，卻沒有想到自己也有因此“兩敗俱傷”地跟着一起“回老家”的可能！ 那麼，我們能不能把東西方文化簡單地來一個所謂的相互“取長補短”呢？要是中國把西方行之有效的制度一一搬過來（有人正在這樣做）：而西方也開始學一點中國人和平禮讓的“君子之道”，“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地，把各自的優點結合在一起，這國際社會豈不就可以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了嗎？這可能也是社會相當一部分人士的共識，其良好動機無可非議。可惜這種看似有理的說法，用《新理論》和科學“認識論”判斷，只不過是一種毫無可行性的“痴人說夢”而已。因為這種一廂情願的說法。完全沒有考慮天性和人性在社會生活中起的不同作用和互動。 以自私、貪婪等為代表的天性，是大自然賦予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共性，使它們能夠在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中，按照叢林法則的運動規律生存、生活、繁衍並維持地球整體的生態平衡。而具有控制、約束（包括自己在內的）天性能力的人性，則是人所唯一擁有的特殊性，是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畜牲的本質區別。人類就是依靠這種特殊性走出叢林，建立了一個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開始了任何其它生物都做不到的物質文明進程。 在中國文字中，有“上進”和“墮落”這樣一組詞彙，科學般準確而又形象地表達了天性和人性的互動關係中深刻的哲理。可以認為，相對人性而言，天性這種生物共性的本質，對社會效果而言，絕對是負面或破壞性的，而且不可能被消滅，只要環境適合，其對社會的破壞性，隨時會表現出來，所以站在社會的角度，它具有本能（向下）“墮落（回到動物世界）”的趨勢。也就是說，自私和貪婪、性慾等天性，只要沒有外力介入加以約束，就會自動地擴散膨脹，最後要靠運行“叢林法則”產生相互間的制約，來達到自然界的動態平衡。而人性則是天性真正的“剋星”，人類就是就是靠人性的自我約束，得以依靠集體分工合作（而不是競爭）來走出叢林，創建了自己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開始有了享受物質文明的可能。 但是社會所依靠的人性，是絕對違背客觀大自然支持的天性的，甚至可以明確地說，天性在自然界被認為是合理、必要的所有行為表現，恰恰是人類社會要限制、約束的。所以只要不人為地努力“上進”，來克服或起碼抵消天性“墮落”的自然趨勢，還要不斷加強維護、鞏固自己的人性，否則，社會就會如“逆水行舟”般地、產生“天性進，人性退”的結果，最後有退回到原始野蠻起點的可能。我們也許可以從所謂“史前文明”的消失中，找到類似的啟發。 這就是今天人類社會發生的、許多令人擔憂的現象的本質原因。因為事實上，今天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文化，或以那些文化基礎上建立的社會理論，還沒有一個能夠從本質上認識、解釋天性和人性，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制約關係。即使博大精深如中國文化者，也只能從表象上有一個較正確反映事實（如採用上面的那組詞彙）、但也說不清道不白的認識，才會提出如“大公無私”之類，因違背自然天性規律，所以永遠做不到的解決之道。在讓一部分人上當受騙的同時，更造就了大量口是心非，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讓自己文化背上“落後”的黑鍋。不僅壞了名譽，更給西方文化產生的“真小人”，有了理直氣壯批評或拒絕中國文化的藉口。 現在有一部分人從社會表象上，分別認識到各自社會的問題，更發現對方的文化中，就有着可以解決自己問題的借鑑。比如中國人發現可以引進法制來解決“人治”的弊病；美國人又想仿效中國提倡道德的模式，來解決自己社會因過度自由放縱產生的難題；總之，“相互學習”似乎真是“可行之道”。但是實際並不如此。 我們要是站在“知其所以然”的層次上來認識一下，就不難發現這些人犯了一個“認識層次不到位”的典型錯誤。因為他們都是從社會現實產生的表象上來認識社會問題，完全不知道本質上還有一個更深刻的天性和人性之間的互動因果關係，就自以為是地提出各種解決辦法。而根據科學“認識論”的判斷，由這樣認識層次找到的解決方案，只能得到“事與願違”的結果。這只要看看今天全世界各社會的現實就知道了，現在還可以對這種判斷作進一步的解釋。 其實，今天人類社會出現的所有令人不安的具體問題或趨勢，本質上都可以歸咎於是在一部分個體社會人身上，局部發生“天性壓倒或戰勝了他們的人性”的結果。要是這種結果（如貪污腐敗、假冒偽劣以及賣淫嫖娼盛行等）擴大蔓延到整個社會，社會就一定會出現不穩定，甚至呈現類似動物世界的行為取向。而不同的國家或社會，會根據自己的文化、價值觀來從表象上認識這些問題，並找出對應的解決辦法。於是中國人找到從精神上進行“道德說教”，以為只要反覆灌輸，就會“溶化在血液里，落實在行動上”；而西方則根據在發展自然科學中形成的經驗主義，以為只要準備一條叫做“制度”的欄杆，配以“法律”的鞭子威懾，社會人就可以像豬羊那樣，沿着欄杆往前“進步”了。只是因為東西方的文化都沒有能真正達到必要的認識層次（知其所以然），都不能認識或掌握天性和人性的本質和區別，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制約關係。只知道根據社會的表象來謀對策，最後只能“殊途同歸”地，像吃錯藥的病人那樣，病情非但不見好轉，反而有日漸加重的危險。於是又想起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說，以為可以借鑑對方的方法，來解決自己社會的問題。 記得香港出過一部名叫“越墮落越快樂”的電影。應該承認這名字從表象上正確反映了今天社會在追求幸福快樂過程中，無意中走上墮落的事實。印證了天性有墮落趨勢的結論。所以，當我們僅僅從表象上去看一個社會，不了解產生這個社會的文化，一定也會同時產生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副作用。而那種以為可以只學優點、拒絕缺點的“又要馬兒好，還要馬兒不吃草”的想法，是不可能的。不僅不可能，而且還要事與願違，因為我們忽略了天性有墮落趨勢的影響，以至於我們想的是學習其他社會的優點，先學到的，卻永遠是能夠讓天性產生共鳴、極力要想仿效的東西，最後給社會製造更多麻煩。 事實就是如此，比如東方要向西方學習，社會卻先引進了那裡的“黃、賭、毒”。而在西方社會卓有成效的“法制”，到自己社會用起來卻成了“豆腐渣”；而美國人更早已經不知不覺地，從中國的大隊會計那裡學會做假賬，從官員那裡學會對自己國民和國際社會說“假大空話”，從孫子和毛澤東那裡學兵法和游擊戰術來對付恐怖活動。不僅如此，他們還要學秦始皇，想用武力征服全世界，實行本質上跟老秦毫無區別的專制和獨裁。 這就是本文的題目為什麼不用“見賢思齊”“相互學習，共同提高”之類的吹捧之辭，而不客氣地稱之為“跟屁蟲”的原因。 可以斷言，只要不從批判拋棄錯誤的社會科學理論着手，在這樣的基礎上另起爐灶，重建能夠正確認識和解釋人和人類社會的真正科學的社會理論，就不要指望找到什麼出路，前面等待着這一輪人類的，除了惡果，還是惡果。走着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