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新路徑 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6期刊文說，中國三千多萬人口的直轄市重慶開創新模式應對金融危機。重慶的創新思維既汲取沿海經驗，又迴避風險，成為中國抗擊金融危機的新路徑。 重慶模式保持增長 可以率先走出危機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沿海地區的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及上海浦東發展模式，促進了中國騰飛。那麼，今天的重慶，改變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其特點包括：城鄉統籌，加快城鎮化，實施農村居民低保制度等；照顧民生，繼續實施低稅率政策，首創購房退個人所得稅政策等；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內需促經濟增長，內銷市場占工業產值九成；既汲取了沿海地區的經驗，又迴避了風險。中國沿海地區遭受金融危機影響令出口受挫、經濟下滑，重慶卻能逆市而起。今年全國經濟要保八，重慶提出了GDP要保持百分之十二的增長率，超過全國四個百分點。 農曆新年前，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提議下，重慶市邀請了農村支書、養豬大戶、民警、民營企業家、教師等百多名基層人大代表，與重慶的主要領導座談交流，依薄熙來的說法，是想“原汁原味”地聽取基層代表對重慶發展的建議和意見。兩個多小時的座談交流中有三十多名基層代表為重慶發展建言。薄熙來稱﹕體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民主意識和主人翁意識，使人深深感受到大家對這座山城的熱愛，由此也看到重慶更加美好的未來。 座落在長江、嘉陵江交匯處，有“山城”、“霧都”之稱的重慶市是中國西部重鎮，1997年，為配合西部大開發，重慶市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而且是人口規模、城鄉規模最大的直轄市。十幾年來的直轄市建設，重慶演繹為雲集美女、美食、美景的“三美”之都，超過百米的摩天樓共有84幢，超越天津，初露西部直轄市的繁華。 更為耀眼的是，重慶自2003年開始發力，至今連年保持GDP雙位數的增長率。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中國整體經濟下滑，重慶仍然可以脫穎而出。2008年重慶市GDP比上年增長14.3%，達到5098億元(約745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27億美元，為上一年的2.5倍。以遠遠超過全國平均的亮麗成績單，成為中國經濟轉型中的嶄新引擎，成為中國可以率先走出金融危機的新模式。 未雨綢繆應對危機 六條措施促進發展 去年年初特大雪災後，中國一些經濟專家及企業家，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估計不足，還在強調防過熱時，重慶在一次學術討論活動中，了解到美國金融業的壞賬是上萬億，而非千多億，於是做出了將面臨世界性、極嚴重金融危機的判斷。三月份，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市長王鴻舉分別帶隊到廣東、浙江、上海等沿海地區取經學習。 在考察中，重慶領導對金融危機的衝擊有了較充分的認識。回到重慶後，領導層決策，在四月份就推出六條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包括對流動資金的貼息貸款；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擔保；對出口創匯進行一定的補助；對煤炭、電力市場的調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對一些要素市場的扶持措施。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強調：“這些措施，對刺激經濟有作用，使得經濟危機對重慶的負面影響，被這些措施對沖。”配合中央拯救經濟的政策，重慶又出台了十二條措施。黃奇帆認為，這十二條措施，配合中央措施的落實，能推動刺激重慶市零九年經濟可持續穩定的發展。 在風暴來臨前夕，重慶可以未雨綢繆，依然維持高增長。上海行政幹部管理學院周東華教授表示，三十年來中國拉動經濟的模式單一，上海服務的是大型企業、吸引外資銀行；廣東看重的是外向型經濟，但一場金融風暴，吹走的不僅是出口訂單，更是沿海地區的國際期待。“看到這些問題，東部地區要‘轉身’都很困難。”周東華說，重慶以內需為導向，不存在轉身，“它沒有國際包袱，而是如何創新模式、快步前進的問題”。 起步緩但模式先進 危機中劣勢變優勢 在空間上，重慶與沿海相差二千多公里，缺失外向型經濟的地域優勢；在時間上，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廣東大起飛時，重慶還只是內陸城市，最需要解決的是溫飽問題。在與先發展地區相比較中，重慶只有時空劣勢。如今這些劣勢卻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中顯示出優勢來。因為在沿海經濟騰飛之際，缺乏優勢迫使重慶統籌思考發展問題，外銷條件不夠，就內銷，起步遲緩就抓緊後發優勢，擺脫粗放模式。危機中顯現重慶百年一遇的機遇。 重慶模式的特點就是“統籌”、“兼顧”，機遇也從這兒產生。這個城市有明顯的內陸環境特徵，又集大城市、大山區、大農村並存的二元架構特點，既有非常強大的工業基礎，又有很落後的農村地區。常務副市長黃奇帆表示，重慶在制定奮鬥目標時，既站在直轄市的立場，又確定與京、津、滬這類大都市的不同目標模式。“我們有巨大的農村區域，是在內陸，他們在沿海，工作條件開放的方式會不同；重慶有巨大的人群，有農民工，他們沒有本地的農民工，卻有各地去打工的農民工，勞動力特點不同。重慶各種工作，都要根據本土特點，然後確定工作措施，來完成中央賦予的經濟及城鄉統籌等工作目標和要求。” 京、津、滬的金融中心都有各自的特點，北京是首都，金融機構要與中央機構聯絡，北京成為金融機構總部集聚的金融中心；上海沒有那麼多金融機構的總部，卻是具有各種金融要素的市場，股票、債券、票據市場，銀行間的資金拆借市場，還有石油、黃金等期貨交易市場，要素市場集聚是上海金融市場的特徵。 然而身處內陸的重慶，既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總部，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國家級要素市場。重慶政府分析，除了銀行證券保險，一般意義上做大規模以外，更有可能的是匯聚主流金融業務之外，中國正在崛起的六種小金融機構，如各種擔保公司、各種小額借貸公司、各種小私募基金公司、各種風險投資基金的公司、各種信託公司、各種租賃公司等。 這類中小金融機構在北京上海大金融企業的覆蓋下，生存需求不大。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重慶就有很大機遇，它們集聚在內陸最大直轄市中，輻射中西部。黃奇帆說：“重慶有可能成為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在內的、六種中小型金融機構集聚的高地，這就是我們定位並推進的金融中心。”目前，重慶已有五十二個經批準的小額貸款公司，在全國三十一個省市中數量最多；現有七十二家擔保公司，集聚了70 億資本金。重慶也積極推進租賃、信託公司的業務，或者私募基金或風險投資基金等。 統籌兼顧揚長避短 重點發展新型工業 作為內陸城市，重慶目前的工業銷售值，90%內銷，10%外銷。早年，這樣的市場結構不具優勢。建橋工業園區五年前以40萬元起家，如今每天創造工業產值3000萬元，包括美國卡萬塔、凱雷，法國諾靈科，意大利比亞喬，日本三井，香港天安及內資的中船重工等74家企業落戶。這些企業不少產品都出口，但這74家企業，沒有一家不做內銷市場的。重慶建橋工業園管委會辦公室副主任袁利說，園區內企業，至今沒有一家因為危機影響而難以生存的。 據黃奇帆介紹，考慮出口選擇落戶重慶的企業一般是三類，一類是它的產成品通過通訊方式產生、傳遞的，如軟件。第二類是航空運輸業，凡是產成品以飛機來貨運的，重慶積極支持，努力推進全球化、國際化。第三類是用鐵路或輪船運輸，重慶追求的是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如果零部件原料在重慶，加工完了輸出；或者從國外來料，加工完了，內陸銷售，重慶也給予支持。“重慶強調服務內地，不一味把沿海的加工貿易不顧一切轉移過來。” 在統籌兼顧中揚長避短是重慶模式的又一特點。重慶是一個綜合型老工業城市，目前的工業規模是7000億人民幣，五年後要達到一萬五千億，十年後三萬億的工業規模。重慶目標六大支柱產業：包括汽車、摩托車、儀器儀表、精細化工、大型變壓器、中成藥等。 老工業基地都有裝備工業，重慶希望重點發展新型工業化、成套設備的裝備工業，如船舶製造、風力發電、軌道車輛、地鐵車輛這一類新型工業的整套設備，在西部重慶應該處於領先地位。重慶也期望把石油化工、天然氣化工和煤化工中技術含量最高的部分集中在重慶發展。 百萬民工沿海返回 也是重慶發展機遇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金融學院俞偉峰教授表示，金融危機中內地有低成本發展內需市場的十年優勢，啟動內需給西部重慶機會，但能否長久維持這樣的機會，需要突出自己的優勢和特點。 沿海地區的失業潮，也令重慶面臨百萬民工返城後置留的壓力，重慶市委市政府作了判斷，從短期來說，這批農民工是巨大就業壓力，從以人為本的角度要把他們安頓好。從長遠的戰略角度講，這些農民工都是在沿海受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以上培訓的人群。他們回到重慶，對重慶的勞動力素質會有很大的提高，從這個角度，重慶把失業潮也作為機遇來轉化。 重慶統籌兼顧的特點還體現在“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攜手並進”。到2008年6 月底，重慶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突破七千億，比2002年一千七百億增加三倍。重慶“國資增值”時，不忘“還富於民”，當全國多數城市購房的契稅是3.5% 時，重慶購房契稅一直是1%。又如，中央給西部十二個省市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之一是允許他們對企業只征15%的所得稅，但目前只有重慶還在使用這個稅率，其它省市由於地方財政壓力主動放棄優惠。 中國知名戰略信息綜合服務商安邦集團董事長、首席經濟學家陳功說：重慶作為中國的第四個直轄市，在增長空間上很有吸引力。“重慶雖然極富增長潛力和空間，但距離成為中國的一個價值型城市，卻還有很遠的距離，還需要大大地下一番穿雲破霧的工夫，才贏得雲開日見。” 如果可以穿雲破霧，重慶就抓住了機遇，重慶的機遇也是西部的機遇，有可能還是中國下輪起步的新機遇。 重慶模式的特點 城鄉統籌，加快城鎮化，實施農村居民低保制度等； 照顧民生，繼續實施低稅率政策； 兼顧眼前利益和長遠發展，實現可持續發展； 以內需促經濟增長，內銷市場占工業產值九成； 既汲取了沿海地區的經驗，又迴避了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