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國西藏、甘肅、四川等部分藏區發生的一系列騷亂事件，引起了國人與世界關注。這次事件的背後，是與以達賴為首的分裂力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是達賴集團焦慮的集中反映與爆發。 　　焦慮之一，對話的決定權不掌握在達賴喇嘛手中。儘管達賴喇嘛多次宣稱堅持一個中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些 實際上都只是說說而已，達賴喇嘛提出大藏區的概念，充分暴露出他的真正企圖。因此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在2002年後的6次接觸式對話，也就無果而終。在感到對話無望的時候，焦慮的達賴喇嘛便企圖製造事端，以此逼迫中央政府不得不對話。這就是典型的脅迫式無賴手法。大家都知道，這次事件爆發時間點是3月14日，而這之前的3月10日，恰恰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宣布的“西藏抗暴紀念日”，這一天，達賴喇嘛在這個紀念日發表了鼓譟性的講話，挑動了西藏部分人的神經，四天后釀成了重大騷亂。此時達賴喇嘛的“司馬昭之心”，已是天下大白了。 　　焦慮之二，西藏的大發展打亂了他們的企圖。眾所周知，西藏近幾年各種開發建設工程相繼開工，青藏鐵路的修建開通，各地農牧業綜合開發，水電水力興建利用，人民生活、社會環境相對穩定。西藏人民安居樂業，流亡的分裂力量對此情此景耿耿於懷，不樂意看到這些積極的變化，也害怕自己將永遠失去西藏的民心，也恐懼漢文化與藏文化的交融與交流，所以他們內心的焦慮是可想而知的，在這種焦慮的背後，鋌而走險，製造騷亂，也就成為他們最便宜的王牌。 　　焦慮之三，西藏議題在國際上日漸式微。目前，中國正在快速崛起，影響力和國際聲望不斷提高，加上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出色組織與籌備，使中國成為國際媒體和政要、企業家、學者的新寵，中國議題成為一個世界性的熱點。而與此相反，西藏議題卻是日漸式微，風光不再，逐漸在國際上被邊緣化；加上中國對西藏問題的原則堅守，使國際社會不敢輕易觸動中國的西藏紅線，這在前段時期德中關係的發展中就已得到明證。因此，達賴喇嘛為自己領導的流亡政府的未來日益感到焦慮不安。因此，達賴要通過製造爆炸性話題，提醒世界不要“忘了西藏問題”。 　　焦慮之四，支持達賴喇嘛的國際力量正與中國握手求好。大家都明白，達賴喇嘛在國際上的真正後台就是兩個國家，一個是美國，一個是印度。這兩個國家昔日曾經與中國刀兵相見，是達賴喇嘛天然的保護力量。但是時移世易，國際力量的對比天平日漸向中國傾斜，中美、中印正在發展成為一種不同於過去的夥伴關係。 近年來，隨着中國國力的發展、反恐戰爭、朝核形勢的變化，美國越來越意識到中國的重要性，兩國關係也越來越穩定。而印度也正在改變政策，不斷與中國強化關係，加強往來，促進經貿，發展合作。這些新變化就使寄居印度的達賴勢力越來越感到失衡的焦慮，分裂分子將很難再找到願意支持和接納他們的國家，他們這些分裂分子的未來處境將非常不妙。於是便想出損招，以騷亂來重新吸引國際社會的眼球。 　　焦慮之五，後達賴喇嘛時期的內訌已逐漸浮出水面。已步入暮年，身體健康江河日下的達賴喇嘛，深知自己已來日無多，深知藏獨已無可能，不得不考慮自己的百年大事。他要回家安享晚年，結束流亡生活，過幾天太平日子。不過最令他頭疼的是，要對付流亡藏人中的反達賴勢力。信奉“多吉修丹”護法神的信徒、主張暴力和獨立的“藏獨”少壯派以及被“西化”的年輕流亡藏人，出於本集團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地反對達賴。此外，旅居歐美的藏族僧侶建立各種寺院和傳教中心，也形成了自己的勢力。他們在政治上並不完全聽從達賴，在經濟上則完全獨立。流亡藏人中的上述利益集團，以康巴人和安多人為主，構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反達賴的僧俗力量。因此，達賴原本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就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了。後達賴喇嘛時期的內訌，很可能會瓦解達賴喇嘛多年來建立的基礎，所以焦慮中的他便不得不出手來挽救自己的“事業”，以此來重新凝聚追隨者和支持者，鞏固自己“江湖老大”的中心地位。 　　只不過，這五個焦慮，達賴喇嘛是一個也消除不了。到頭來不管他用什麼手段，不管他使什麼伎倆，總之，他面臨的未來就是一個：等待死亡。突然想起孫中山先生這麼一句話，“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知道達賴喇嘛是否讀懂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