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國民·公民 ──五四運動廿一世紀初祭 －老　鄲－ 　　在中國人的皇民性、國民性、和公民性的“三民性論”中，雖然皇民、國民、公民是按社會形態的發展次序而列，可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各個課題的展開的時序是依國民、公民、皇民的順序出現。 （一） 　　古代的“民”，作為一種群體定義，比較清純，不與社會形態直接掛鈎。比如說“民以食為天”，再比如說“民為貴”，它們所說的“民”，就是古民，絕對的民，唯一的民，不必附加修飾語。可要按現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我們的古訓就全是胡說，比如那後一句，就必須改說“良民為貴”或者“順民為貴”，其現代基本語式為：“以工農為基礎”，再階級分析一下，就更加複雜，叫作“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而前一句，則必須全面修正，成為“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兩下相比，上面所強調的基礎和依靠，都落實成了萎小和卑賤。 　　按我的考證，古代的民，並不是社會下層成員的全部集合，有時候甚至不是社會的多數成員集合。民，在古文中，作為涉及社會的政治經濟範疇的泛指概念,不但與當時的“既得利益集團”無相交重合，與生產力的主體也不完全重合。要按稍微現代一點的詞彙來科學定義，反倒很時髦，那就是“納稅人”，或者說是貴族國家政府的唯一經濟來源。從這個角度看，就可以理解當時的傑出思想家提出“民為貴”的原委。“民為貴”這樣擲地有聲的話語，是一個劃時代的思想開拓，它標誌着東方的社會經濟構成的變化以及趨向成熟。新思想之鋒頭之健，在於“民”的自我認定，再按現代語境套回，我們看到的是當時的中產階級“自舉”型地登上歷史舞台，其思想文化經濟軍事諸界傑出人士的大批湧現，集中地刻劃出當時中產階級的實力相對強大的時代特色。 　　王侯、權貴當然不是民。而依附於“民”的實際勞動者，也不是民，因為他們不是獨立的經濟核算單位的法人。更總擴而言，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國家，當“民”或者“人民”的概念提出，他只能指納稅的、支役的基本經濟核算單位的法人代表。這不但在中國的古代，在中國的現代，在古代的希臘古代的羅馬，都是如此。民又不僅僅是經濟範疇的定義，與“民為貴”的呼聲遙相呼應的，是民在政治範疇的壯大和發展，它曾經發展到美國的獨立革命時期的人民，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階級，再到英國憲章運動時期的憲章派，一直到今天呼喊着“維權”的中國的草根之民，都是一樣。 　　“民”還是一個變化的進化的概念。美國獨立宣言中的“ＷＥ，ＰＥＯＰＬＥ”，不但不包括黑奴，也不包括婦女。這一點，從當時北美殖民地的“無代表，不納稅”的革命口號，就可以看出。北美獨立，其實就是北美納稅人的獨立。為什麼要獨立？就是因為納稅人認識到自己對社會的經濟結構的舉足輕重的貢獻，而自覺地要求分享政治決策時的發言權，當時的英王，則恰恰忽略了中國人的祖先的基本教義“民為貴”──納稅人永遠是正確的。英王這一輕慢，西方的“民為貴”就徹底拋棄了東方原本的“民為貴”後面的附加成份：王的社稷退出歷史舞台，王侯將相更是歷史殉葬。西方由是走在了世界的時代潮流之前端。 　　能把民的概念進一步分解的，都是政治的演繹，而不是純經濟的作為。 （二） 　　中國人民在學習“人民”的政治定義的過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不但包括人民的財產，甚至於加上人民自己的寶貴生命。在馬列主義的術語中，嚴格而論，是不存在“人民”這樣無原則無黨性的概念。可我們的號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卻歷歷地次次地用它來“劫持”人民。比如說“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銀行，人民政府，人民公社。更比如“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系列的“人民”修飾語，不但被事實證明與人民風馬牛不相干，甚至代表的是中國人民的政治對立面。 　　用“人民”而對人民行騙，是不是天大的笑話？不是。 　　真正的中國人民，在中國的統治階級眼裡，就比如一棵捲心菜，由掌人民命運於刀把的權貴們分期分批地化解盤剝。“捲心菜”的安定團結，只是一個苟且玩藝兒，只是為着孤立眼前大敵而必須維持的統一陣線。一旦佼兔且死，則走狗必烹。它也曾團結過蔣介石，因為只有蔣記政府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國際反法西斯陣營把蔣當作中國戰區以至於亞洲戰區主要依靠力量。比毛周更精明的斯大林，是不允許蔣記政府在震驚中外的“雙十二事件”中垮台的，所以張學良只有終身軟禁的出路一條。同樣，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推行過“減租減息”，並不是說地主就成為“人民”內部矛盾，而是說，這一批人還有利用價值，還用不着馬上“掃地出門”。待到共產黨大權在握，所有的“團結對象”就該一一變成階級敵人，逐個遭受滅頂之災。不但是外殼的捲心菜皮該層層剝去，就是名義位於權力中心的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他們的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既定的中央委員會付主席，也在“吐故納新”之列，無一例外。弄得是我們的孤家寡人，最後只靠臥室的“御前會議”，來定奪接班人的黨國大計。 　　在中國，“人民”這個概念，是一個變數，由核心統治集團的“階級鬥爭”藝術而定，看下一位是誰該“與時俱廢”，這就規定了它只能是一個單調的遞減函數。而在世界的現代國家裡，“人民”這個概念，同樣是一個變數，但是它是一個單調的遞增函數，在那裡，人民的範圍與時俱增。從我們上文所述的納稅人開始，歷史已經把它拓展為一個包括一切社會成員的嶄新概念，把“民”與“人”這兩個原本距離遙遠的概念，一個是社會經濟結構的組成，一個是人類的生物構成，合併為人類歷史上所能達到的最後的和最高的重合。 　　當馬克思提出階級鬥爭學說的時候，他以為人類的歷史只有由無產階級來解放自己，而然後解放全人類的一條出路。可他的階級鬥爭的“光輝科學學說”的具體實施，導致的是“民”與“人”的最大程度的分異分離，也就是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弊病時最具切膚之痛的“人的異化”的絕對化。他曾經預料到他在劃出一個巨大的血腥的歷史死圈嗎？ （三） 　　同樣是從“民”的納稅人的實質出發，在封建社會中，民又是兵員和戰鬥力的唯一泉源。如果按照老子的“小國寡民”的社會設想，在春秋戰國的兼併時期，這個小國將被兼併的第一波而吞噬，這樣的民將失去他們的家園。所謂“民為貴”，在這個時期具體變成以民作為國富兵強兩個衡量的唯一標準,在當時的王侯貴族眼中開始占據”貴重”地位。 　　誰能發掘出“民”這個自然資源，誰就將立於不敗之地。雖然說戰爭是諸侯間的戰爭，但是戰爭的決定因素是“民”。曹劌就很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他認為民對於戰爭的情緒與參預，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有人比曹劌更深刻地看到問題的實質，更清楚地意識到民這個資源的可擴展性。正是這個人，不但在“科學地”觀察與度量民意，而且他馬上就要積極行動起來，發掘“民”的資源。我們的商鞅，是改變中國歷史的最偉大的政治家，起碼我這樣聲稱。有人把秦統一六國的歷史，歸結於秦始皇的偉大，但是，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結構本身，在司法和行政上為“秦政”奠定強大基礎的，只能是商鞅，以及他的思想，他的變法。 　　同樣是從“民”的納稅人的實質出發，就可以知道，創造更多的民，就有更多的社會資源,更雄厚的兵力國力。怎麼擴大“民”的資源？“先進”的──我可以省略這個引號，但我更要用引號來區別於其他的雜七雜八的其他所謂“先進”──社會形態，先進的政治制度，在於發掘“民”的資源，把它極大化。現代社會的先進性，由上節的論述可見，就在於把“民”與“人”極大重合，而商鞅或秦法的先進性，同樣在於他把“民”與“人”這兩個概念作到當時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制約下的最大複合。 　　強制分家。民是納稅支夫的唯一出處，而家是社會經濟的最基本核算單位，在不增加人口總數的前提下，要讓“民”與“人”最大複合，那就只有把“戶”與“丁”的基本計量單位先行複合。 　　有男必分，一丁一戶。清一色的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社會統計學首先簡化很多，也優化很多。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中國的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ｍｉｌｙ　比近代西方才初露頭角的同類單元家庭，“先進”了兩千多年，始開世風之先。只不過西方的”小家”由民間自然產生，而中國的”家小”則是官方意志產物。而當時的其他六國不知道的是，雖然秦國沒有走私人口，也沒有鼓勵非法移民，但是一夜之間，納稅人以及兵源數量，翻了一番以上。 （四） 　　如果秦取鞅政而不勝，那麼秦國的民最多也就是秦民。可是由於商鞅這麼一變，而導致秦國勝出，原本只是秦國的特色，現在就一下子升級成為“中國特色”。 　　你要說，秦始皇的民就該是“皇民”了吧？不對。第一，在一個《國語》的時代，在一個爭相富國強兵的時代，皇是一個虛擬概念，或者說是一個原已廢頹將待開發的概念，我們看到民還在繼續衍化的過程中，它只能是國民；第二，從秦始皇統一到二世而亡，時間短暫，秦國的國民還來不及完全轉變成為皇民，其他六國的遺民，更極力抵制秦的“皇民化”；第三，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們那時的國民就是我們今天國民的原版以及現版模式，這樣易於與其他國民性的比較政治學。 　　中國的國民性，打從梁啓超的國民性研究，到魯迅的國民性批判，一直到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從來都是中國脊梁上的瘡疤。為什麼？就因為我們的國民，只不過是諸侯戰爭中納稅及兵員雙重極大化的產物。其基本功用就是“有錢出錢，有人出人”，而且被挖掘壓榨到最終的極限，對民來說，只有付出，不可能積累私有結餘，就只好在國家“國富兵強”的同時，墮入人民“民貧嗣孤”的絕境。而且，一旦有人建立起可供充份利用的模式，靠它打下天下之後，它就成為一種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固定形態進入歷史，成為中國的”染色體” 。國民，成為一種國有特色。 　　有意義的課題是研究中國國民性與西方國民性的比較。自從費正清指出中國特色與西方之區別在於家族財產的繼承方式，中國人已經化了很大氣力在探討其中究竟。我一直認為，中國古代的“孝悌”道德觀，雖然符合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均分繼承，但不能簡單地拿來作為其制度化的根源和解釋。 　　再進一步說，長子繼承，作為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中階段性的“普世價值”，是貴族政治存在與延續的基礎與唯一形態。中國古代的貴族，同樣信奉和實施長子繼承，因為皇位和爵位都是不能“一分為二”的。與皇位和爵位相聯繫的上層建築和社會權力由整個王侯貴族集團所共有，但皇位和爵位只能歸其中一位獨占。如果中國的貴族可以一直把它作為社會經濟政治一體化的唯一模式，我們的所迷信的、所信誓旦旦的“中國特色”也就消失了。 　　可是，在貴族戰爭中，中國貴族對自身的長子繼承實行“四個基本”之外，對平民的繼承模式強行改制。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強制分家，為了保持稅源和兵員的自我維繫和“持續性發展”，就必須給分裂的家庭以分裂的財產，這就顛倒了以家族為經濟核算單位的古訓和古風。其結果是貴族長子在全權繼承自身家族利益極大化外，又有平民強制分家均分繼承基礎上的國家徵集極大化，他本人集天下資源之大公而為一己之獨享大私。而對社會，化原本存在的堅挺的中產階級為眾多的疲軟的貧產階級，強行割裂“民”與國家之間的利益交集，造成“民”對國家政治的絕對冷漠。 　　中國“國民性”批判，停留在道德說教和意識原罪，而不追究作為“國民”的原作俑者的社會構成和歷史根源，結果只能是於事無補。 （五） 　　對比之下，就比較容易理解西方社會的“公民”概念的自然形成。現代的公民概念，雖然是從納稅的經濟以及道義兩方面而對社會有責任和義務，但它又把“人民”的定義與經濟地位以及人的其他生物以及社會屬性徹底分離，使得“公民”成為一個純粹的不附任何人為條件的“普適”性概念。 　　與“人的異化”程式恰恰相反，公民的“人的同化”，沿着與馬克思指出的社會發展方向恰恰相反的方向，頑強地為自己在社會和歷史中的地位開創可行的道路。公民同化，或者公民普適性的前提，在於每個社會個體自願丟棄他的“超群的”特殊性。即使只有一個人妄自尊大地給自己加以某種特殊性，公民以及整個公民社會就會面臨解體。這裡的最恰當的例證就是德國的希特勒。以民選而上台，是源於公民的普適性，而一旦上台，就開始宣稱納粹的特殊材料性，宣示納粹的作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的特殊領導性，結果呢，特殊地把德國引導入災難的普適深淵。 　　在中國的歷史上，要想教育某些人放棄他們的特殊性，回歸“公民”的普適性，真是比叫一頭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恐怕現在也如此。 　　那麼中國人就不配“公民社會”嗎？他們當然希望如此，所以他們反對並且無視“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的願望是可以實現的，如果中國的國民性保持它兩千年來的陋習。 　　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就在於五四在中國歷史上，是公民意識的第一試啼。 　　它不只是民族主義，更是公民以同等權力關注國家事物的要求。在政治的角度，則是公民以同等權力共享國家政治資源的要求。納稅是對社會的義務，而共享政治資源是社會對一切社會成員，對一切公民的權利和權力。 　　前文所說的曹劌，也可以近似為準公民性，因為非肉食者要與肉食者同樣地介入國家事物，甚至是國家軍事委員會的事物。我們與曹劌不同，我們不會單純地指責“肉食者鄙”，因為“肉食”只是他們的經濟屬性，而且是建立我們赤貧基礎上的“先富”；而在政治屬性上，他們與我們，與其他公民一樣，不存在任何人為的差異。在社會事物面前，在國家事物面前，我們具有同樣的權力和義務，不管他們是不是真正的“鄙卑”。 　　二十世紀末，中國最先進最平和的公民舉動，曾經掀起了一場春夏之交時的風波，可是，中國的現有社會容不下非暴的公民意識的表露與成長。相隔七十年的兩場歷史事件，同樣是天安門，同樣是青春學子，可那尊趨於沒落的但比起九十年前的“國民政府”更反動的政治力量把它殘酷地血腥地扼殺於一夜之間。它扼殺的不僅是北京市民學生的肉體，它更”及時”地扼死中國人民剛剛甦醒的公民精神，把中國大地上”人的異化”的絞肉運動推上一個更殘暴的黑暗階段。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快一個世紀，但是公民和公民社會，對於中國，還是很遙遠的海市蜃樓。意在崛起的中華，頭上仍有專制的緊箍，足下仍有獨裁的腳鐐，不可能邁出真正的進步。 　　為了中華的崛起，為了中國的進步，舉起你的標語牌，吼出你的心聲嗓音，從天安門起步，以公民的同等權利。 （六） 　　五四以後，寧有“皇民”？那豈不比“國民性”更落後更原始？ 　　按說，“皇民”竟然還是外來詞彙。最新的事端，乃是陳雲林從海峽對岸帶回，指台灣人中對日據時代的懷念為“皇民意識”。我一看那據說是“宣揚皇民意識”的《海角七號》，就知道有些人又想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大批判癮。 　　可要說真正的“皇民意識”，還數不到台灣。要說《海角七號》是皇民意識，還只牽連了日潰撤退的注角，而我們真正的光明正大的“皇民意識”把皇家的發家史，屠民史，統治史，驕奢史，垂簾聽政史，荒淫賣國史，唯獨不含滅亡史，發揚光大到了無以復加的的地步，恨不得把那大辮子掛回每個人的腦後勺去。 　　更多見更普遍的“皇民意識”還在於幾十年一貫制地尊皇造神，唯恐皇家的尊諱“萬歲萬歲萬萬歲”在中國大地遭到消音。若是魯迅先生能活着看到聽到他諄諄批判的“國民性”到了“革命勝利”之後更變本加厲地墮落成為“皇民性”肯定變成中國歷史上右派第一人，不過，他也可能早早就叫氣死過去，也還輪不着劃右。 　　對比起魯迅時代的冷漠的國民性，中國人的皇民性是極端的狂熱，因為皇民性的表面付出極小，不就是高喊口號怒擊落水狗，奉旨而造反，而實際上收穫極大，因為只要“站對了隊”，只有加入保皇大軍，就會捧起新皇，進而以“新功”得到皇上的青睞，就會被賜予權力盛宴上的一杯剩羹，而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看看中國的奉旨造反，叫人想到拿破崙的復出，那大旗上舊日的“戰無不勝”成為皇民們狂熱的釜底之薪，一旦神話破滅，滑鐵盧來臨，還不是一場樹倒猢猻散的鬧劇。 　　最現代的皇民，還在念念不忘，還在奉“衣帶詔”而繼造反之夢。依我所見，這些人如果能以公民的心態，站在自己的思考和觀察之上，而不是拉起過氣的虎皮，希圖用擬人化的狐鳴鬼火來自我壯膽，那麼，他們也會成為健康的向上的社會批判、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 　　更有人把公民性寄托在“中產階級”壯大的遙遠圖景之上，其實他們不知道的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公民性確實需要以強大的中產階級來實現物質化推動。一旦公民性的概念獨立形成，它就已經與人的經濟屬性分離，而成為“自為”的意識力量和社會集合。尤其在中國，更是如此。因為財產及其分配，仍舊是“共產”案板上的刀俎之肉，他要先富已經在他的意念之中走出而實現，一旦你成為強大的中產，他要你“先窮”的意念也同樣可以在一夜間顛覆乾坤──他的陽謀陰謀，都是政策，都是針對你而來，誰人可以保證你的中產或巨產可以在溫室中平安的孕育出健康的公民意識？ 　　中國人的現在，國民性還在冷漠，皇民性正在潛熱，而公民性仍在襁褓。中國人需要的，不是“國民性”批判，而是發揚五四運動的精神，跨越從“皇民”到“公民”的漫長歷史鴻溝。 （２００９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