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評新聞112） 一年一度的“紀念五四”又來到了，網路上已經針對相關主題開始升溫，就像一場大戲即將拉開帷幕上演前，演員們為進入角色而作的“情緒醞釀”，以免在聲色犬馬的“錢海”中泡久了，投入的感情一時轉不過彎來。 與此同時，又看到許許多多懷念“毛主席”的文章，聯想到他關於“借鍾馗來打鬼”的說法。其實，當前以“懷念毛主席”的言論，以“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的偏激，來表達對現實貪污腐敗現象的不滿，這難道不正是一種“指着和尚罵禿驢”的策略運用嗎？這些人完全忘記或故意迴避了，在毛時代產生的種種、現在想起來還後怕不已，幾乎無法忍受的災難或痛苦，除了口頭上說說外，要是按毛的民主“指頭比例說”，大概十個指頭中，最多只有一個“小指頭”數的人願意回到過去的。所以在要讚美中國文化高明的同時，更痛感這種博大精深的文化，一旦被從負面運用時，對社會必然產生的嚴重後果。而且更為不幸的是 ，根據物理學“水往低處流”的自由落體運動原理，可以得出結論：在沒有外力的干預下，社會整體只能日益“墮落”，不可能奮起“上進”。而且不僅中國社會如此，全世界社會也一樣。只是因為中國文化無法“忽略不計”的超強能力，等於又從自由的“落體”後面，又加了一把文化的推力，加速了“沉淪”的速度，所以跟其它社會的負面表現比起來，才會有“壞得更快”的表現。現實中這樣的例子已經舉不勝舉，比比皆是了。 如果站在歷史的高度，客觀地看，這種“沉淪”開始加速的“起點”，恰恰是在經過公車上書、變法維新等，一段飛機般的“滑行期”後，“五四運動”就是如水滸傳中描寫的那些被胡適、陳獨秀、魯迅等，“激進幫”讀書人，解除了原本被文化“符咒”禁錮了的“天罡地煞”們，正式起飛升空的節點。從“砸爛孔家店”，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引進所謂“德（民主）、賽（科學）、”兩明星開始；到“國共內戰”，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相繼而至的“三五反、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再到“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事件、打倒四人幫”，還有“西單民主牆和六四事件”，直到“八九民運”。再包括因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而成立的“強國論壇”等等。總之，從這一一系列歷史事件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一脈相傳的軌跡。以至於每次事件過後不久，就開始有人私下要做自我反省，檢討自己的激進行為對社會造成的不良後果。事實正是如此，特別是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有把握下一個結論，認為“五四運動”給社會（而不是少數政治野心家、陰謀家）造成的影響後果，絕對是“弊大於利”！ 也許有人會反駁道『如果沒有“五四運動”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命令其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也許中國早就被列強“分而食之”了』！ 從表象上來看，這話似乎有點道理。但是如果認真地對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加以追根尋源的話。不難發現，這恰恰都是對以“克己復禮”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反動”的結果。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因為自己文化的的確優秀，而固步自封、因循守舊起來，不能與時俱進地，同步順應物質文明發展的腳步。讓一些在表象認識層次上的“有識之士”，因為看到西方在這方面的突飛猛進，不能知己知彼地，冷靜分析其中的原因，以及弄清自己文化“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的深刻道理。反而因生怕趕不上潮流，就開始心浮氣躁地着急起來，最後選擇了“暴力革命”的激進方式，急功近利地想一蹴而就。結果雖然像用退燒針、止痛片般，似乎達到了目的，但是卻產生了後果嚴重的副作用--直接破壞了自己民族和國家，賴以安生立命的文化根基，留下幾乎不能克服的後遺症。這只要看看當前中國社會的許多潛伏的危機，和不容樂觀的現狀就知道了。所以，無論想以激進的方式，來實現自己國家的“強國夢”，或者回到靠“半部論語治天下”的那個年代。結果都只能是事與願違的痴心妄想。“五四運動”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鑑！ 特別需要着重指出的一點，就是一直以來，當“五四”面對越來越多的批評和指責時，被後人用來替其作辯護的一條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說當時的年輕人，以自己的勇敢和激進行為，衝破了封建制度和舊文化的禁錮，打破了“閉關自守”的國家體制，為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創造了條件。這是一種經不起認真的科學質疑的、典型的似是而非的說法。首先，五四年代的讀書人，自己根本還不懂什麼是“科學和民主”？對這兩個概念，完全給不出一個準確的定義，在沒有吃透其本質前，只能囫圇吞棗地拿過來“照葫蘆畫瓢”，為後人創下下了極壞的先例。以至於使得偉大如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也不免受其影響。建國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定下和“全盤西化”並無本質區別的、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調子，不惜用“反右運動”來打擊反對的知識分子，重創了他們的愛國熱情，走了一大段彎路。更不用說在他晚年時的所作所為，整個就是“五四模式”的翻版。 雖然不能全盤否認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身上的科學和創新精神。特別欣賞北大學生那種敢於挑戰教授和權威的勇氣（比如他們會通過學生的提問，讓答不出來的教授難堪，並乘機轟走），令筆者產生出一絲“恨生也晚”的遺憾。但是在看看現在的校園或網路論壇的現狀吧，那種氣氛早就雲飛煙滅了。這種現象完全符合《新理論》的相關判斷，認為包括真正科學精神在內的，一切人性的好東西，都需要刻意加以保護和培育、繼承，否則就會逐步退化，甚至消失。只有那些屬於天性範疇，對社會有害的本能（如追求想說什麼說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動物般自由），才具有雜草那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特質，而且只要聽之任之下去，遲早會覆蓋到有用的莊稼頭上，並取而代之的。 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做的，就是從理論上發動類似的所謂“人肉搜索”，靠集體而不是既得利益的主流精英，一起來揭露當年被中國人當成救星和希望的，山寨版“德、賽先生”的假冒偽劣本質。一旦成功，中國人乃至全世界都將會發現，解決人類社會所有問題的“錦囊”，原來就壓縮在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之中。那些包括“金融海嘯”、“（肉體）戰爭”、“禽（或豬）流感”之類的災難或問題，恰恰是我們受到西方錯誤社會理論的蠱惑，背着中國文化，去“自我忽悠”了一把的結果。如果還執迷不悟，就只好走着瞧吧，不用等太久時間就會見分曉了！ 請看八年前發表的老文章： 要把五四當作教訓來紀念 八十二年前，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以北京大專院校的學生為主的民眾，因為不滿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屈服於列強的壓力，要在侵犯中國主權和利益的條約上簽字，發起罷課和遊行示威，過程中受到軍警的攔阻，學生進而燒毀了個別官員的住宅，還毆打了官員，演變成一場暴力。只是當時中國才由王朝轉製成為共和新政，失去了當祖制“跟屁蟲”的依據，也沒有現成西方“民主”經驗可跟，使那些剛剪了辮子的官員成了進退維谷的“菜鳥”，最後只好以息事寧人的方式讓步，開了“以獎效尤”的頭，從此成了那個國家群眾運動的經典模式、民主招牌菜。官方把它說成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的覺醒，在野人士說它是“要民主、爭自由”的開端，而筆者認為它只是又一面可供“跟屁蟲”選擇去跟的“大旗”！八十多年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人物或陰謀野心家利用這面大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跟著這面大旗，多次演出過轟轟烈烈、激動人心的大戲，甚至促成了朝代的更替（如四十年代的“反飢餓、要民主”的遊行示威）或政治路線的變化（如“六四事件”）。但是到頭來，那個國家和民族卻仍然沒有擺脫歷史的宿命，今天那裡呈現出的種種有代表性的跡象（如腐敗、無能、國際羞辱等），幾乎全部可以和八十年前作出對應的聯想，甚至連民眾的情緒反應都差不多（當然，沒有比用物質的進步來反駁更無聊的了，大陸不是有不少當叫花子要飯致富的嗎？更不用說還有靠變買或典當來充闊的那號人了）。以至於讓人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對這段歷史作出不那麽神聖的評價！ 人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種有思想的生物，而所謂“思想”者，應該是指對自己感官接受到的信息的理性處理能力，包括抽象比較、認識歸納和判斷決策等精神思維活動，這是人和只有“條件反射”能力的動物之間，根本和原則的區別。毛澤東有一篇較著名的論述“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文中明確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總結出來。這是極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可以被古今中外已經發生的一切正反事實（包括他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所證明。由此可以聯想到孔子的偉大，因為他在兩千多年前就知道堅持“述而不著”的原則以及提出“禮失求諸於野”的建議，這兩條都有“從實踐中總結或尋找真理”的含義，和毛澤東的所見“略同”。拿他來和現在那些動不動就要把這個理論、那個權威的名字搬出來嚇唬人的讀書人“跟屁蟲”相比，就難怪中國找不到出路了，後者不正是跟了“紙上談兵”失敗典故的“屁”嗎？而人類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過程，則又是這種觀點的正面事例，因為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人們已經養成只服從事實而不服從權威的習慣，而每一個理論要想被人承認的唯一途徑，就是用實踐的事實去證明。這種被事實證明了的理論，反過來又可以指導、啟發他人向更高更深的實踐去探索、嘗試，“疊羅漢”般的結果，當然就會不斷進步發展了。 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由於研究的主體對象是由各個不同的“人”所組成，其變數之多，是任何自然科學所無法比擬的（比如“電學”中，任何一種主體如電子、質子，都可以當成是個個一樣的，只有共性沒有個性），因此儘管兩者在理論和實踐的相輔相成關係上並無區別，卻很難以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總結出正確的理論，可以認為，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能總結出一個能夠正確解釋自己社會、指導其運作的理論，這可能也是為什麽今天的世界總還不時令人產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的原因，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正確的理論可依。 我們可以把社會發生的國家興亡、朝代更替、政治動盪等一切有主動人為影響的事件，都看成是一種社會實踐，其策劃、發起人一定有某種理論為依據。其結果，又會被自己或他人加以歸納、總結、比較，來驗證、評估、修改原來的理論或發現、創造新的社會理論。只是正因為還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所以每一次實踐的結果，即使獲得當時的成功，也一定同時伴有“後遺症”的隱患，為後人發動又一個同樣沒有把握的實踐埋下“種子”。而總結的人因為利益關係的牽制、原有不正確觀點的影響以及知識能力和傳統研究方法的局限，至今沒有得出一個可以真正“自圓其說”的理論。只知道反覆用一種錯誤理論去克服另一種錯誤，人類的全部歷史，就由這種不斷反覆的“愚蠢”所鑄成。 中國發生的那次“五四運動”，是一個上述事例的典型。當時一部分年輕人接觸了一些西方文化，拿人家的長處和自己的短處一比，發現差距很大，再加上在國際上受到欺侮，就把氣撒在政府官員頭上，繼而更遷怒於自己的民族文化（讓人聯想起現在有的孩子埋怨自己沒有“好爸爸”一樣），完全沒有去弄清民族和文化的互為因果關係，更沒有去想想，為什麽這同樣的文化，也曾經給自己民族帶來過輝煌。遺憾的是，這些年輕人發動的實踐成功了。這樣的成功又鼓舞了一部分人借蘇聯的社會主義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並利用同樣的方式讓國民黨吃足了苦頭，最後又成功了。從此“五四精神”也被封為一件誰見了都要讓三分的“黃馬褂”、一面對“跟屁蟲”有吸引力的大旗。但是，對那個國家和民族的效果又如何呢？和八十年前相比，他們更民主自由、更少封建迷信、更沒有貪污腐敗、更不受人欺負了嗎？沒有。那麽，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毫無正面建樹的事件，有什麽值得國人反覆吹噓驕傲的呢？！ 筆者認為，“五四運動”最值得接受的教訓，就是在中國要警惕和防止朝野政客或陰謀野心家，利用年輕人來達到目的行為，因為這是他們最容易達到目的的選擇，卻又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害無益的方式。道理其實是很明顯的，社會本來已經就是一個複雜到只能用系統工程理論證明其無法解決的“系統工程”，而中國又是有最複雜文化和最多人口變數的國家，根本不是年輕人的知識和經驗所能勝任，所需要的素質更和年輕人具有的長處背道而馳（詳細理由分析，見“青年人努力的方向”），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同時代的青年（有的甚至是同學），一旦出得國外從事科技業務，大多事業有成，甚至拿到諾貝爾科學獎，而留下來的卻總是不堪回首空白了頭。原因無它，就是因為自動或被迫地把最有作為的大好時光，浪費到“關心政治”上去了。 這方面還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今天在讚揚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一致譽他為世紀偉人時，卻根本沒有想到過，正是這同一個人，恰恰在他年輕的時候（1920年），公開發表過和他後半生致力的民族統一、振興大業完全相反的觀點，主張“中國分裂、各省獨立自治”，他當時振振有詞地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己明白了。」 筆者完全無意以此來嘲笑或否定他的偉大。只是想進一步說明上面的觀點，因為一個如此天才、傑出、偉大的人物，在其年輕時尚且照樣會產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更不用說一般人了。設想一下，要是當初就有一個什麽“政治伯樂”相中了他，把他推為“大總統”，那中國會成為什麽樣子？李登輝“千古罪人”之名，豈不是早就被他搶得頭牌了！這也完全符合他自己後來總結出來的理論的反推：沒有足夠的實踐，就沒有正確的思想。 令人吃驚的是，今天中國的政壇，不僅沒有接受上述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要反其道而行之，去開始鼓吹推行領導“年輕化”的政策！這除了可以理解為是對過去那種“老人政治”的矯枉過正外，沒有真正治國的科學道理可言，因為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將治國能力和年齡拉到一起來的，連美國人也找不到，所以才會既選出七十高齡的里根總統、又選出四十來歲的肯尼迪或克林頓總統。要是再根據上面事實的分析推論，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中國人經得起折騰，等着瞧吧（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呈現後果了），願此文起碼能作將來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