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 ] 本文對“中共為什麼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共為什麼不會垮台”作了透徹的剖析；從深層次挖掘出“只要達到一定條件，中共還是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後提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全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作出徹底讓步，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掙扎出中華民族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上篇)

 

 

 

 

——讓中共放心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陳沅森

 

 

 

 

 

 

[目錄]

 

 

 

上篇（一）  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何在？

 

 

 

    （二）  中共“潰”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  難道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嗎？

 

 

 

    （四）  中共“潰”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  中共“潰”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  中共是一個正值壯年的“自組織系統”

 

 

 

    （七）  中共“潰”而不“崩”的其它多種理由

 

 

 

    （八）  中共難道真的不願進行政治改革嗎？

 

 

 

    （九）  《零八憲章》商榷

 

 

 

下篇（十）  政治落到實處是一個操作問題

 

 

 

    （十一） 釋十四疑

 

 

 

    （十二） 結束語

 

 

 

 

 

 

 

 

 

（一） 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何在？

 

 

 

 

 

 

    平心而論，1989年“6·4事件”之後，中共不是沒有、而是已經進行了一些在一黨專政框架下、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例如，黨的最高領導人“終身制”改為“限任制”、在農村試行基層民主選舉、人大擴權（這項後來被“黨委書記兼任同級人大一把手”基本抵消了）、包括司法改革實施《物權法》、《勞動法》等，都是朝着正確合理方向前進。不排除今後還可能採取一些對自身有利而無害的大大小小動作。另外，有學者視“實行民主憲政”為政治改革的目標，稱之為“憲政改革”。本文所謂“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是指中共“不按照普世價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打算實施憲政改革”，“堅持一黨專政不願意逐步實施民主政治”。為了行文方便依照已流行的說法，將“普世價值的政治體制改革”、“憲政改革”、“逐步實施民主政治”等刪繁就簡，統稱為“政治改革”。

 

 

 

   

 

 

 

    中共為什麼不進行政治改革呢？海外人士，眾說紛紜。

 

 

 

   

 

 

 

    伍凡先生認為，

“有兩種可能：可能之一，胡錦濤知道中共是無藥可救了，沒有任何措施能救活中共，所以任其繼續腐敗，直至滅亡……可能之二，胡錦濤有自知之明，他沒有能力，沒有魄力，也沒有膽量挽救中共……”[注1]

 

    這兩種“可能”是把一個擁有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大國（大黨），“是否進行政治改革”這種嚴肅、艱巨、風險極大的大事僅僅歸咎於中共並非絕對威權的一把手，不是充分理由。

 

 

 

 

 

 

    楊水先生的看法是：

“現行體制的落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執政當局肯定看到了這一點。為什麼不動呢？兩個原因，一是，對體制改革的前景和後果沒有把握，怕亂，控制不了；二是，各種利益集團的頑固阻撓，阻力太大，怕難，完成不了。”[注2]

 

    “沒有把握，怕亂，控制不了”是原因之一；“各種利益集團的頑固阻撓，阻力太大”說到了點子上。但“亂的後果是什麼？”、“利益集團為什麼會頑固阻撓？”沒有進一步闡述，沒有說透。

 

 

 

 

 

 

    北美“多維網”的老闆何頻先生為此撰寫了專文《2021：中國民主來臨》，論述當前中共

“外部：缺乏壓力”、“內部：沒有動力”，因此，“民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無望”，要等到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之際才開始“黨內民主”……[注3]

 

    何頻先生論說得頭頭是道，但沒有透過表面現象，看到目前中共在政治改革方面，既有

“外部壓力”、又有“內部動力”的實質——道理在第（八）節說明。何文勸大家等十多年，耐心等待“黨內民主”從天而降，然後再耐心等待國家政治民主……這樣的答案，顯然不能令人滿意。

 

   

 

 

 

    國內人士，也表達了多種意見。

 

 

 

 

 

 

    一位筆名“炮郎”的作者，在互聯網上發表博文：“為何政改一直邁不出大步？第一是認識上的誤區。一是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會削弱黨的領導，一是認為會破壞穩定。因此，政府官員缺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第二是來自既得利益群體的阻力過大……使得政治體制改革舉步維艱；第三是政治體制改革難於找到突破口。”因此，“對於既得利益階層而言，只有政治體制根本不改革，才是最穩定、最安全、最正確的選擇。”[注4]

 

 

 

    說得有些道理，但不太精練。“政治體制改革”肯定會削弱“黨的領導”，不是什麼“認識上的誤區”；“政府官員”數以千萬計，是上層、基層，還是指全體官員？沒有說清楚。有前兩條不改革的理由，就不會去尋求“突破口”，因此“第三”條就顯得多餘了。

 

 

 

 

 

 

    另一位筆名“鐵路混混”的作者寫道：“權勢階層作為一個整體，是中國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動員起來的有組織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動亂。但他們同時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為“公僕”實為主人的權勢人物和黨政權力部門既在履行着政權的職能，同時也在經營和維護其個人與團體的獨特利益。他們是一股強大的力量，現行制度使他們成為掌控最多公共權力、支配最多社會資源、占有最多社會財富、享受最多社會保障的既得利益群體。由於他們的獨特地位，使他們有能力挫敗任何損害他們利益的政治改革。”

 

 

 

    說出了令人信服的道理，作出了精闢的分析，並指出“ 凡是熱心政治改革的人總遭人疑忌，凡是主張政治改革的領導人總不免以‘犯錯誤’而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如果再進一步分析，很可能點破最終癥結。[注5]

 

 

 

    以上兩位匿名作者，可能是中國大陸民間的有識之士。下面是大陸三位專家、學者的看法：

 

 

 

 

 

 

    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的解釋是：

“阻礙憲政發展的就是一個利益集團”。——“身在曹營”的學者不能不吸取經驗教訓嚴格自律，說話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儘量避免觸動當局那根最敏感的神經。話說到這份上已經“畫龍點楮”盡了最大的努力，不作進一步分析，弦外之音讓讀者對照前、後文自己去體悟吧。[注6]

 

 

    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說，現在政治改革的阻力有兩點：一個是既得利益；二是有思想禁錮。要克服政治改革的

“兩個凡是”，即“穩定壓倒一切”和“國情特殊論”。[注7]

 

    說法很有道理，但仍然是身處體制內，不得不小心翼翼，無法暢所欲言，只能含含糊糊帶過去，語焉不詳，也因此沒有將最終的“癥結”和盤托出。

 

 

 

 

 

 

    但是，也有直截了當直抒胸臆的。張博樹博士在一篇論述

“中國憲政改革實施步驟”的長文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要歸功於現代市場的制度性魔力；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極其落後，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為核心的中國現代政治體制仍然是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回歸世界主流文明的最大障礙。”[注8]

 

    大概是佶屈聱牙的純學術論文冗長而又枯燥無味，閱讀的人不多，影響面不大；或者是先在國外網站發表，“出口轉內銷”時國內許多網站沒有將其中刺眼的話刪掉。但這話失諸偏頗：既然是改革，就是在現有政權的基礎上進行改進；將當今執政黨視為“最大的障礙”，那又由誰去主導政治改革呢？——只要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就必定由現有體制唱主角。

 

 

 

 

 

 

    中共是否進行政治改革，關係“中國向何處去”並對“地球村”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教授總結，美國學界對中國的前景有三種看法：一是以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為代表的“悲觀論”；二是以 Bruce Gilley 先生《中國民主的未來》一書為代表的“樂觀論”；三是黎教授自己2003年的創新觀點：中共已建立了一個

“有彈性或韌性的威權政體”，無法預測其短期命運，崩潰或者轉型都還沒有定論。[注9]

 

 

    著名的美國國家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中國項目主任裴敏欣（Minxin Pei）先生謙遜地表明：“我們受困於無法得到提供可信信息和線索的文件證明”，只能對“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最高領導層）對政治改革不合時宜的共識”，“提出一系列猜測”。

 

 

 

    裴先生的四點猜測是：①後天安門時代對自由派的清洗和專業治國派的興起、②前蘇聯崩潰的教訓、③迅速的經濟增長和新威權模式的證實、④用經濟改革替代政治改革。對四點猜測，裴先生逐一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注10]

 

 

    作為長期習慣於用“西方思維方式”思考的頂尖學者，裴先生的四點猜測，都有一定的道理。雖然裴先生是中國出生、成長至大學畢業的華裔，但畢竟只是改革開放後一介一帆風順的學子，不可能產生長期身受專制壓迫痛苦經歷所獲得的感悟，且遠離中國本土多年，因此，還是沒有言簡意賅地概括出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

 

 

 

 

    由於個人視野有限，可能有不少見解精闢的文章漏了眼。目前，我看到分析得最準確的兩位作者是王力雄先生和李國政先生。王力雄

先生的讜論嗣後再談。李國政先生在《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四大障礙》一文中通過與台灣的類比，指出“中國大陸民主化”存在四個主要障礙：“‘掠奪利益集團’與‘特殊利益集團’對民主化的恐懼”、“對歷史清算的恐懼”、“異民族分裂、‘中國版圖’縮小的恐懼”、“民族主義思潮與勢力”。其中，前兩個障礙直接指出了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

 

    李國政先生的分析有助於豐富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想象，形成促進中國民主化的最佳戰略與策略。在該文的結尾，李先生的犀利目光穿透事物的本質警告說：

“（如果）提不出克服這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妙方，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會有希望，中共的一黨專政將長期高枕無憂。”[注11]

 

 

    政治改革是當今擺在中共面前一件相當棘手的老大難事，牽一髮而動全身，風險極大，決不是某一、兩個權勢人物“說了算”的。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中共一把手身上，是一種天真幼稚的幻想，不切實際。坊間輿論企盼中共出現一位“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式”的領導人，但中共內部遴選接班人的機制，就是不讓觀念前衛、可能具有“新思維”的桀驁不馴者上台。20年來，中共政治改革不作任何微小鬆動，幾乎成為全黨一致的默契和共識。毛澤東先生說過

“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大意）。目前中共無論分為多少派別，多少不同利益集團，無論他們之間矛盾多大，爭鬥多麼激烈，只要一提及政治改革便萬馬齊喑，沒人爭吵並顯示出空前的團結，不容許有半點政治改革的火星迸裂。

 

    這是為什麼呢？其癥結在什麼地方呢？——原因其實很簡單，“6·4事件”的教訓。

 

 

 

 

 

 

    傑出的獨立作家王力雄先生創用

“大壩僵局”理論進行解釋，非常精闢到位。他說：“民主的表達方式必然是得寸進尺的，只要給它開了一個口子，就必然會不停地擴張……把專制比做一個大壩……如果這個大壩出現一個小的縫隙，擋不住就會越沖越大，最後一潰千里。”[注12]

 

    通過“6·4事件”，中共認識到：當年趙紫陽等人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鬆動”了，要求民主的一方得寸進尺，“鴿派”領導人一步步退讓，雙方角力的高峰釀成數以百萬計的人參加、持續五十天的學潮。北京各大學的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向政府施壓，百般勸退無效，“鷹派”領導人最終下狠心動用坦克機槍殺人，才“保住大壩不垮”。現在，如果政治改革又開一點口子，就是再一次“鬆動”，要求民主的一方必然再次得寸進尺，就會釀成第二次“6·4事件”，甚至導致共產黨垮台……因此，中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政治改革方面，堅決不開任何微小的口子，寸步不讓，用“穩定壓倒一切”不惜代價地嚴防死守，一點也不“鬆動”，其目的就是死死保住一黨專政的地位。

 

 

 

 

 

 

    站在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的立場上，局外觀察“6·4事件”，只是看熱鬧，雖然內心支持學生，但“成也好、敗也好”只能聽天由命。但站在中共黨員的立場上觀察“6·4風波”，內心就不那麼平靜了。當年，居住在筆者樓下的“三八式”（1938年入黨）離休老幹部劉爺爺，愁眉苦臉地面對着電視屏幕整天唉聲嘆氣：“今後還有沒有離休金呢？看病哪有公費醫療呢？……”

 

 

 

    當年中央電視台的“6·4事件”實況轉播（有三天新聞自由），大學生紮營在天安門廣場，百萬人潮翻滾，旗幟飄揚，群情激憤，呼喊震天，波瀾壯闊，驚心動魄！只要再往前走幾步，統治集團的意志稍稍動搖，共產黨就可能倒台啊！怎麼不令每一個共產黨員心驚肉跳，內心焦躁，魂不守舍呢？

 

 

 

 

 

 

    中國共產黨這座全世界最大的專制大廈訇然坍塌，絕對不會像“蘇東波”共產黨倒台那麼輕鬆平穩，那麼波瀾不驚。東歐、前蘇聯共產黨的極權統治者通過國家機器鎮壓人民，主要是警察、秘密警察和線人犯罪，沒有或很少出現群眾斗群眾的現象。因此，一般來說“變天”後曾經遭受迫害的人找不到迫害他（她）的具體對象，只是泛泛地痛恨前極權政府而已。即使找到具體執行的警察、法官等，因為他們是職務犯罪，奉命行事，也無法判處他們重刑。直到幾年後檔案解密，人們才驚異地發現到有主教、神父、教授、大學校長、作家、藝術家、體育明星、教師、經理、丈夫、妻子、父子、兄弟、近鄰等大批衣冠楚楚的親朋戚友，充當過專制集團的告密者（線人）。雖然也有斷交、離婚、蔑視、控告、審判的……但是，在文明的法制社會，沒有或絕少發生個人之間的報復和殺戮。羅馬尼亞黨魁齊奧塞斯庫及其夫人，恰巧就是混亂的權力真空時期被匆匆處決的（需要死亡的既成事實避免他的追隨者反撲），如果延遲到秩序穩定之後再審判，真正民主了，也不一定判處死刑。

 

 

 

    我們中國的情況大不相同，“毛主席”他老人家搞“階級鬥爭”別出心裁，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細胞，發動群眾斗群眾，實行所謂的“群眾專政”。他老人家人為樹立“對立面”，毫無根據地硬性規定將5%的人打為“階級敵人”（每次運動揪出5%，實際上後來大大超過這個比例），利用個人崇拜形成的巨大威力，迫使街頭巷尾每一個老實巴交的平民百姓，都要參加政治鬥爭；迫使每一個言辭木訥的心地善良者都要站出來，檢舉揭發、狠批狠斗本單位或左鄰右舍的“階級敵人”。去參加批判鬥爭會不算數，還要逼着每一個人發言。當年的說法是：“說得好不好，是水平問題；說與不說，是立場、態度問題。”——“立場不堅定”、“態度不好”者會受到嚴厲批評，甚至打入另冊一起挨斗。那年頭人人自危，人人都要“過關”，“端正態度，站穩立場，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鬧革命”，大批大斗。這次運動鬥了張三，下次運動再斗李四，說不定哪一天，又輪到鬥爭別人的人被“揪出來”挨斗……在發動群眾斗群眾的過程中，政策越來越左，為了避免自己挨斗，激勵出大批專門“挖墈尋蛇打”、專門鑽空子、找機會心狠手辣鬥爭“階級敵人”的積極分子。斗、批、關、管、殺……折騰幾十年，毛澤東在中華大地種植的仇恨太深了。而曾經“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雷鋒語），斗人最兇狠的黨團員、積極分子，都是有名有姓“低頭不見抬頭見”的本單位職工或街坊鄰里。“文革”期間，七、八億中國人受衝擊的達到一億多，斗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者遍地都是，差不多人人都有一本血淚帳。再加上“6·4”動用坦克機槍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99年動用國家機器大面積殘酷鎮壓法輪功……結下了世世代代的冤讎。我曾暗想，要是共產黨垮台後，像1950年“暴力土改”那樣開“鬥爭會”，根本不用動員勸說，成千上萬的人會自動跑上台去，爭先恐後地用血淚控訴“黨棍”、“惡霸團員”、“積極分子”的罪行……

 

 

 

    中國的老百姓，幾十年來在“黨的教導”下，“階級鬥爭”、“血債要用血來償”已深入骨髓。因此，專制大廈訇然倒塌時，“仇恨的種子”便會“發芽”，並立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少有血仇的人會咬牙切齒地怒吼：“好，當年你那麼殘酷地斗老子，你也有今天！”長期積鬱在心中的復仇怒火爆發，只要某一個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的受害者，“該出手時就出手”……殺戒一開，競相仿效，於是，一顆顆、一批批人頭落地，血流成河，掀起全國範圍內報仇泄恨、亂打亂殺共產黨員的滔天巨浪。

 

 

 

 

 

 

    當年，毛澤東自知做得太絕，殺戮太多，曾多次警告說“紅色江山一旦改變顏色，就會有千百萬人頭落地！”——這，絕非戲言，其實質是毛澤東把他的追隨者和許多中國人綁架在自己的瘋狂戰車上。因此，在中共專制大廈突然倒塌、新秩序沒來得及建立、極度混亂的“權力真空”時期，沒有任何預警、預防和控制措施，累積的血仇和深層次矛盾將誘發出一場“10級大地震”，自發地發生大面積的大屠殺、大報復、大破壞、大搶劫，在中華大地掀起一輪極端的血腥恐怖。

 

 

 

    隨後，新的民主政權建立，社會秩序基本恢復正常，亂打亂殺現象停止了。應廣大群眾強烈要求，新政權立即成立“追查、清算共產罪惡委員會”，接受千千萬萬苦大仇深的人民群眾的控告，組織特別法庭對共產統治時期的軍警、黨團員、積極分子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級“領導”進行審判、定罪。大批曾經參與迫害的有辜者被關進監獄，巨額的不義之財被沒收，“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者”被處以極刑……

 

 

 

 

 

 

    截至目前為止，王力雄先生是為中共穩妥地進行政治改革思考得最早、最多、最深的民族精英之一。他創造性地提出的

“遞進民主”構想，獲得了嘖嘖讚揚之聲，已成為廣泛討論的公共話題。在《中共如何一攬子免去所有歷史責任》一文中，王力雄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以西方民主制進行政治改革，中共難以避免“清算結局”。即使是最穩定的轉型，一旦中共失去原本掌握的強權，其幾十年製造的諸如土改、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西藏平叛、內人黨、東土、法輪功等眾多歷史公案，會有數不清的受害者以各種方式要求追究。眾多貪官污吏也會面臨群眾壓抑已久的清算。假若西式民主轉型過程出現動盪或失控，落入了“民主的發作”，清算甚至可能演變成激烈的“群眾專政”（尤其在鄉鎮基層和國有企業），導致相當多的中共官員失去生命財產和家庭安全保障。這也是中共不會接受西式民主改革的原因之一。（[注13]）

 

 

 

 

    “蘇東解體後，那麼多的軍人、警察、特務被審判，他們和他們的家人被一個文明的自由社會清算，他們連找一個看門人的工作都困難。”[注14] 7400萬中共黨員願不願意看到政權喪失後的殺戮、報復、追查、清算、沒收、審判等場面？當然不願意！——怎麼辦？他們從“6·4事件”得到教訓：政治改革就像一場“拔河賽”，絕對不能鬆動，只要鬆動一點點，對方就會借勢發力，越戰越勇，使鬆動的那方兵敗如山倒，共產黨就會垮台……於是，從上至下，在這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上擰成一條繩，不要動員說服，無須下達文件，自主思考，心領神會，一致形成了絕對不允許政治改革的默契和共識，形成了中共統治穩定的社會基礎。中國目前政治體制的選擇權，緊緊攥在權貴階層和依附於權貴階層的知識精英（即“權貴利益集團”）手中。對於他們來說，這個制度首要的核心價值是：能夠有效地確保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果繼承專制制度可以做到這一條，即使他們認識到有“更好的社會制度”，但那個制度對他們生命、財產的保護是一個未知數，又有什麼必要去進行“改革”和“轉型”呢？更何況，經驗和理性思考證明，那個“更好的社會制度”在誕生過程中必然對他們進行“仇殺”和“清算”，他們就只好死心塌地、不惜一切代價地維護現有專制制度（穩定）了。因此，結論是：中國大陸在目前的形勢下，沒有政治改革的可能；如果哪位領導人異想天開，膽敢發動政治改革，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就是他們的下場。

 

 

 

    這就是中國國情，這就是中國特色！說穿了，中共從“6·4事件”吸取教訓，擔心一旦啟動政治改革就會垮台，擔心垮台後的報復、追查、清算，因此不管國際、國內政治改革的呼聲多高，壓力多大，就是堅決地巋然不動，頑固地寸步不移。

 

 

 

   任何個人和政權，對於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是非常敏感和十分在意的。當有人要索取你的性命時，在可能的條件下，會盡一切力量拼命反抗，沒有其它任何選擇。“現在你們這些人搞《零八憲章》，按西方普世價值呼喚民主，就是要索取我們共產黨人的性命，不能不堅決反對，堅決鎮壓！”

 

 

 

    胡平先生有一個著名的論斷：

“（共產黨）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注15]——心智正常的人，誰都不會去“找死”；至於“等死”嘛，等一天算一天，在等的過程中完善各種操作方法，把經濟搞上去，做一些小改小革討好老百姓，說不定能活得更長，活得更滋潤。因此，半遮半掩、雜七雜八，已經說出來和沒有說出來的這樣或那樣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理由，最終可以濃縮為簡簡單單的四個字：“保命、保財”！

 

    “保命”是為主的，“保財”也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是20年來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

 

 

 

 

 

 

    [注釋]

 

 

 

    [注1] 伍凡博士，原名伍乾璠（上海，1936

—），民運領袖，評論家，居美國紐約，現為2008年1月成立的“中國過渡政府”總統。這段話見新唐人電視台“獨立評論”303期《評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秘密報告》，網址：http://www.ntdtv.com/xtr/gb/2008/12/15/a233973.htm#video

 

    [注2] 楊水先生的簡歷不詳，這段話見《融合左右超越對抗》一文，網址：http://www./gb/8/12/17/n2365629.htm

 

 

 

    [注3] 何頻（湖南寧鄉，1965—），“明鏡出版社”和“多維網”的創辦人，企業家、政論家，現居紐約。《2021：中國民主來臨》一文的網址：http://blog.dvnews.com/?p=33096

 

 

 

    [注4] 炮郎，生平不詳；《民主評價：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路》發表於2007年11月18日，後來在網絡上搜尋，見不到這篇文章；最近搜索到同名同作者的文章（http://cnmpq.com/html/4/3/3190），已經篡改得面目全非，引用的這段話不見了。

 

 

 

    [注5] “鐵路混混”是一位勤寫作、頗有見地的民間作者，真實姓名、身份“保密”，在“強國論壇”發帖2820個（截至2008年底）。《政治改革：“中國模式”的難題 》發表於2006年03月29日，後來在網絡上多次搜尋，見不到這篇文章；最近搜索到同名同作者的文章，已經篡改得面目全非，引用的這段話不見了（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4249582.html）。

 

 

 

    [注6] 張千帆（上海，1964—），80年代獲美國兩座常春藤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政府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雙聘教授，法學院院長，教育部憲法與行政法重點研究基地常務副主任，中國憲法學會副會長。此言見張教授2008年12月20日在北京

“燕山大講堂”的演講，題目是《走向世界的中國憲政》，網址：http://view.news.qq.com/a/20081223/000038_2.htm
    [注7] 蔡定劍博士（江西新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憲政研究所所長兼北大“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中國經濟改革研究會特邀研究員等。這段話見《領導者》雙月刊2008年6月號（總第22期）《從廣東思想解放到政治體制改革》一文，網址：http://zxwh.cc333.com/cgi-bin/index.dll?index9?webid=cc333&userid=2242535

 

    [注8] 張博樹（北京，1955—）。1982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學士，1988、1991年先後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碩士、博士；1991年起任職於社科院哲學所至今。近年一直致力於百年來中國民主轉型和制度現代化成敗教訓的苦苦追索，並逐步確定了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的研究主題。這段話見《中國憲政改革：背景、目標、實施步驟與約束條件》，網址：http://www.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44858

 

 

 

    [注9] 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1943—）美國著名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上述總結見《美國關於中國政治前景的幾種看法》，網址：http://david.pengfamily.net/?p=176

 

 

 

    [注10] 裴敏欣（Minxin Pei），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士、匹茲堡大學碩士、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1992—1998任教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現為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及項目主任。四項猜測見《中國的政治改革：領導層的分歧和共識》一文，發表於2005年11月2日，網址：http://www.carnegiec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Research/PoliticalSocialDev/leadershipdiffe-renec.cfm

 

 

 

    [注11] 李國政先生簡歷不詳，網絡搜索出現同名同姓者有

“市政府副秘書長”、“好大夫”、“先進教師”……只有“對台灣政情非常熟悉的加拿大華語時事評論員、專欄作家李國政”比較符合本文作者身份。《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四大障礙》2009-3-26發表於《新世紀》網絡，網址：http://www.ncn.org/view.php?id=74538

 

    [注12] 王力雄（山東龍口，1953—）中國大陸作家、藏學家、民族問題專家及民間環保人士，“是中國大陸少有的具有創造性、前瞻性與自由精神的傑出學者”，現居北京。“大壩僵局”理論見《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途徑》一文，網址：http://www.boxun.com/hero/wanglx/61_1.shtml

 

 

 

    [注13] 王力雄先生為中國未來政治制度設計的

“遞進民主”道路，是一個大膽的、充滿想象力、非常實際的政治理想。2003年6月—2004年6月，王先生在多維網發表《遞進民主——中國的第三條政治道路》系列文章150篇，《中共如何一攬子免去所有歷史責任》是其中之一，網址：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7531

 

    [注14] 余世存（湖北隋州，1969—），199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教師、編輯，現為《南風窗》、《中國新聞周刊》等雜誌專欄作家。這段話見2008-12-15《胡曾顛覆》一文，網址：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0812/Aritcle-20081215005602.shtml

 

 

 

    [注15] 胡平（成都，1947—），北京大學哲學碩士，著名思想家、哲學家和政論家；1979年投入民主牆運動，其《論言論自由》宏文引起轟動，廣為傳誦；1980年通過民主競選，當選為北京海淀區人民代表；1987年赴美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8—1991年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現居紐約，任《北京之春》雜誌主編。“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這句話可在《胡平點評五中全會中國出路》一文中查到，網址：http://hk../5/10/21/10490.htm

 

 

 

  

 

 

 

（二） 中共“潰”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中共目前的腐爛、敗壞狀況，發生在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國度，任何一個統治集團（政黨），都搞不下去了，無法繼續執政……但是，擺在中華民族面前迴避不了的尖銳現實是：這樣一個千瘡百孔，四面楚歌，已經多次喪失執政合法性和執政道義的政權，為什麼不垮台呢？它吃了什麼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在苟延殘喘，“潰”而不“崩”呢？而且，不但不垮台，從表面看去，似乎還挺神氣地屹立着，冠冕堂皇，財大氣粗，“巍巍乎泱泱大國，一片鶯歌燕舞，形勢大好”……2008年舉辦第29屆奧運會，達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的輝煌頂點。

 

 

 

 

 

 

    中共“潰”而不“崩”有多種原因，第一大理由是：有一支強大的黨衛軍和一支強大的警察部隊，即“槍桿子”很硬。

 

 

 

 

 

 

    中共目前保有250萬左右的現役軍人，如遇緊急情況，一聲令下，徵召預備役和退伍軍人，能在短時間內擴充兵力至600萬。這是一個用現代高科技武裝、用自主研製的電子系統（解放軍不使用美國電腦，避免隱藏的惡意元素）指揮、既能進行常規戰爭又能進行“核對抗”的龐然大物。世界軍力最強的美國，對中共一直小心翼翼，盡力迴避正面衝突，生怕觸動它而引發核對抗；當然，中共也同樣小心翼翼，不敢挑戰美國。強大的軍隊起着威懾作用，平時不用，但對維護政權必不可少。時至今日“解放軍”尚未“國家化”，它是屬於中共的“黨衛軍”。如果中共有難，如1989年“6·4事件”，中央告急，就徵召各路野戰軍“勤王”（如同3000年前的周朝，京城點燃烽火，各路諸侯便率兵向京城進發勤王），從四面八方向北京集結，用坦克和機槍對峙手無寸鐵的人海人牆……“6·4”零點左右一聲令下，響起一陣陣密集的槍聲，血雨腥風中人們驚恐地四處逃竄作鳥獸散，百萬人潮、人聲鼎沸的天安門廣場頃刻間人影全無，闃寂無聲……

 

 

 

 

 

 

    許多人想不通，“6·4事件”中“人民子弟兵”為什麼會“向人民開槍”？有人預言：“如果再一次發生‘6·4事件’，就沒人聽它（共產黨）的了。”

 

 

 

    我的預測不同。第一，我認為，中共絕對不會允許類似“6·4”那樣嚴重的事件重演；第二，如果不幸在某個局部發生了，“人民子弟兵”照樣會“向人民開槍”。

 

 

 

    這是為什麼呢？

 

 

 

    讓我們來回顧“6·4事件”中，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進軍時發生了什麼。

 

 

 

    6月3日，中共中央向戒嚴部隊和武警部隊下達了“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亂”和“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軍令，命令“6月4日凌晨1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天亮之前清場完畢”。

 

 

 

    6月3日晚上6時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通過電視、電台和全市有線廣播密集而又長時間地播出《緊急通告》，勸說“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許多人聞到了火藥味，聽從勸告，回家去了；但也有不少市民聽了廣播後義憤填膺，拍案而起，反而義無返顧地走上了街頭。

 

 

 

    9時，戒嚴部隊和武警部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進發。大學生和北京市民群策群力地在各條大馬路的路口設置障礙，自發地成堆聚集，試圖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阻擋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運兵軍車前進。防暴隊徒步行進擔任先導，冒着石頭和棍棒襲擊，艱難地排除路障，軍車寸寸節節地向前推移。

 

 

 

    徒步排障的防暴隊和敞篷軍車上全副武裝的子弟兵，出發前都經過嚴格的“思想教育”和政治、軍事動員；中央領導和部隊首長斷言“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已深入軍心；參加平暴的子弟兵都觀看過解放軍戰士在天安門廣場周圍被“暴徒”們追打受辱以及軍車被焚燒的電視和錄象；他們被激發出“保衛黨中央”的滿腔正義和“對反革命暴徒”的滿腔憤怒……

 

 

 

    戒嚴部隊的西路先遣部隊被堵在在天安門廣場西邊的木樨地，這裡是最先開槍和打死人最多的地方。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和市民手持類人猿時代的“武器（棍棒和石頭）”，與現代化裝備精良的政府軍發生了一場全世界罕見的、力量天地懸殊的“遭遇戰”。木樨地至復興門一帶，馬路上和馬路兩旁擠滿了堵軍車和看熱鬧的群眾。影影綽綽的路燈下，只見人山人海，是些什麼人，卻看不真切。在夜幕的掩護下，許多年輕人混在人群中不斷向防暴隊和軍車砸石頭、碎磚頭和啤酒瓶……大聲叫喊“保皇軍”……部隊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被迫後退一段的群眾，停下來後又繼續阻擋軍隊前進，繼續向部隊砸石頭……天真幼稚的大學生和老百姓，根本不相信“人民子弟兵”會真正“向人民開槍”。

 

 

 

    反過來看，子弟兵其實也是年輕人。他們雖然頭戴鋼盔、身穿防彈衣，砸不中要害，但砸在身上其它部位還是蠻痛的。這個時刻，滿腔正義、憋着一肚子氣，手中握有“真傢伙”的年輕士兵，被“暴徒”的石頭砸中非常疼痛的時刻，會怎麼樣？……他們雖然被反覆告誡，首先要朝天開槍警告……但又允許“萬不得已可以採取一切手段……”於是，“噠噠噠”、“噠噠噠”，密集的真槍實彈拖曳着火光朝天射擊了一陣又一陣……反覆較量若干回合，10時半左右，急於執行軍令按時抵達天安門廣場的部隊終於失去耐心，一梭子、一梭子、真槍實彈發出的“憤怒火光”射向了黑壓壓的一群群“暴徒”……幸好，大多數子弟兵還是克制的，沒有向人群開槍；但也有個別殺紅了眼的士兵，只要看見石頭砸過來，只要聽到咒罵“法西斯”、“土匪”的聲音，便對準挑釁方向一梭子、一梭子地掃射，一排排有錯無辜的群眾倒在血泊中……“天安門母親”們的兒子，大多是這個時刻中彈犧牲的。

 

 

 

    所以，有人說“如果再一次……就沒人聽它（共產黨）的了”；我說，“人民子弟兵會永遠保衛黨中央！”

 

 

 

    況且，“軍令如山倒”、“服從是軍人的天職”……有消息說，“6·4事件”中38軍中將軍長徐勤先最後一刻聽到“允許部隊開槍”的正式命令，如五雷轟頂，在良知的驅使下將生死置之度外，稱病躺倒在醫院的病床上，痛苦地拒絕執行屠殺人民的軍令。事後，徐軍長被軍事法庭判處5年徒刑。[注16]

 

 

 

 

    中共目前有武裝警察（66萬）和警察一共兩百多萬。警察每天與被統治的老百姓直接打交道，重點管制和監控不服從共產黨的活躍分子。發現這些人的“不軌言行”後，立即“請喝茶”、傳喚、拘留、關押、判刑……各個擊破，防止形成小集團。偶然發生如2008年的甕安、隴南等大規模聚眾鬧事，立即調遣大批武裝警察鎮壓，包圍和驅散人群。

 

 

 

    警察與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熟悉犯罪的過程、方式和細節，如果素質不高，缺乏有效監督，極容易滑向執法犯法。目前，中國大陸部分警察不是保護人民群眾，而是威風凜凜，橫行霸道，作威作福，敲詐勒索，或者夥同黑社會犯罪分子欺壓老百姓，牟取私利。警民關繫緊張到了極點，2008年7月楊佳殺警就是典型例證。如果允許聘請一位主持正義的大律師，甚至不要律師，只要讓楊佳當庭暢所欲言，公布他遭受警察迫害，打得失去生育能力的真相，不僅無法判處楊佳死刑，而且中國大陸警察的腐敗形象會大白於天下……許多網友呼籲特赦楊佳，免他一死，那怎麼可能呢？如果楊佳免死，如何安撫全國的警察？依靠誰來保衛黨的政權？為了穩定警察隊伍（只在內部進行一些必要的整肅），無論如何要把楊佳殺掉。頂着“黑箱操作”、“控制楊母”、“違規指定律師”、“不作精神病鑑定”種種輿論壓力，一切都是為了儘快走完裝模作樣的“法律程序”，儘快殺掉，既成事實，打一儆百。

 

 

 

 

 

 

    目前中共的軍隊和警察雖然腐敗得很厲害，但尚未喪失保衛一黨專政的功能。為了“保命保財”，中共連續20年，每年以兩位數暴增軍費。2009年軍費增長14·9%，高達4807億元人民幣（約702億美元），用以再次“提高軍隊官兵的生活待遇”，為他們加薪。鄧小平說“政權在我們手上，誰也搶不走，我們有300萬人民解放軍！”王震說“誰要共產黨的政權，拿1000萬顆人頭來換！”有恃無恐，殺氣騰騰，令人震驚。中共用優渥的薪俸豢養着500多萬軍、警，“槍桿子”如此硬扎，足以對付國外國內任何力量的挑戰。因此，中共政權巋然屹立，穩如泰山！

 

 

 

 

 

 

    [注釋]

 

 

 

    [注16] 《抗命將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逸事及其它》網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Military/2009_4_19_10_54_56_330html

 

 

 

 

 

 

（三） 難道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嗎？

 

 

 

 

 

 

    有人認為，中共腐敗、潰爛得如此厲害，必定滲透到軍隊內部，可能激起軍內憂國憂民的將領奮起反抗，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共產黨，實現軍隊國家化，在軍隊的監督下實現國家民主化。

 

 

 

持有這種幻想的人，是不了解中國軍隊“黨指揮槍”的建制以及對軍人政治思想控制之嚴密。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黨員、軍官牢牢掌控着每一個戰士的思想狀況。政治學習、軍事訓練、思想匯報、領導談心、例行生活會（批評與自我批評）……日記、信件、電郵，平常講了些什麼話，與哪些人來往……黨支部對每一個戰士都瞭如指掌，根本不可能萌芽清末武昌新軍中“文學社”那樣準備起義的軍內地下組織。每一級軍官，都有每一級或明或暗的規定和控制方法，對軍區司令的監控尤其嚴格……中共中央主席（或總書記）按規定兼任中央軍委主席，並親自委任各大軍區司令員。這些經過反覆斟酌、考驗後任命的司令員，應該是軍委主席最信得過的軍人……但仍然不放心。一個司令員在某軍區呆久了，與部下、地方建立了錯綜複雜、千絲萬縷的親密關係，說不定……“人心隔肚皮”啊！” 毛澤東時代，某天他老人家一覺醒來，噩夢驚心，立即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限時限刻“換防”。規定司令員只帶家屬和行李，連秘書都不准帶，對調到新的軍區履新。光杆司令到了新軍區，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你說，在這樣嚴密控制之下，軍區首長有帶頭搞軍事政變的可能嗎？

 

 

 

    中共建政60年來，只發生過兩次“軍事政變”。

 

 

 

    第一次是1966年2月，毛澤東與林彪，以“野營拉練”為名調開北京軍區的駐防部隊，暗中調遣東北軍區的一支部隊“晝伏夜行”悄悄南下占領北京以及京郊所有軍事要塞。執行過程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一線中央領導人毫不知情；連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元帥都蒙在鼓裡。軍事部署完畢後，久滯外地的毛澤東才大搖大擺放心地回到北京，緊鑼密鼓地發動文化大革命。第二次是1976年10月，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等人調動軍隊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幫”。

 

 

 

    這兩次動用軍隊，都不是嚴格意義的軍事政變，因為調動部隊的都是當時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軍隊的一把手。

 

 

 

 

 

 

    軍事政變發生在其它大城市或其它地區，是沒有作用的，必定要在首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摧垮現任中央領導集團和並占領傳媒系統（電視台、電台、電訊局、報社等），既成事實後向國際國內發布消息，才算走完軍事政變的第一步。

 

 

 

    現階段，在中國北京有沒有軍事政變的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沒有！

 

 

 

    為什麼？

 

 

 

    毛澤東對軍事政變防範極其嚴密，對軍隊控制極其精細。首先，他大權在握，規定解放軍一個排的調動，須經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即他本人批准。換句話說，其他人，即使是軍委副主席，如林彪，一個排的兵力都調不動。他在世時威望如日中天，莫說人們（實際是高官、高級將領們）“對毛主席動手”做夢都不敢想，只要聽說了都會如五雷轟頂，嚇得戰戰兢兢，大汗淋漓。例如林彪之子林立果搞“571（武起義）工程”時，假林彪手令，命令某火焰噴射師師長（林彪的親信）在某日某時燒毀毛澤東路過的專列。那人聽說要“暗殺毛主席”，頓時嚇得渾身篩糠，趕緊裝急病臥床，拒絕執行任務。林立果手裡一個排的兵力都沒有，最終只能倉皇出逃，“折（三叉）戟沉沙（漠）”了。

 

 

 

    毛澤東對京師拱衛極嚴，條條（自上而下的各系統）塊塊（責任落實到北京各縣、區、街），交叉重疊，相互監督，相互牽制；各保衛部門誰都不知底細，誰也不敢亂動。密如蛛網般的保衛系統，稍有異動，信息就會在第一時間傳遞給中央軍委主席。當年北京有公安、武警、首都衛戍部隊、野戰軍、北京軍區、中央警衛局（即8341部隊）……還有秘密警察、秘密監控等，誰也搞不清有多少種保衛力量直接對中央軍委主席負責，旁人不得過問。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即使有個別敢拿自己腦袋做賭具的軍人，也被捆住了手腳，動彈不得，無法發動軍事政變。

 

 

 

    毛澤東逝世後，歷任中共一把手，對這種“保衛黨中央”現成的有效經驗，怎麼會輕易放棄呢？高科技的迅猛發展使監控微電子化，現在北京的街頭巷尾布滿了無數或明或暗的監控器，整個社會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盡在中共中央的掌控之中。所以，我敢斷言，只要中央政治局不分裂，現階段北京絲毫沒有人們希望的那種“軍事政變”發生的可能。

 

 

 

    而現階段政治局不會分裂，因為他們懂得，一旦分裂便是自取滅亡，同歸於盡。在胡錦濤領導下，即使極個別人動了軍事政變念頭，都會被他務實沉穩、克制忍讓的民主作風化解。因此，又可以斷言：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會分裂。

 

 

 

    “中國過渡政府”（總統伍凡、議長袁紅冰）宣稱，是應“軍中聲音”成立的，並屢屢傳來“軍中聲音”。對此我異常擔心。現在，中共國安對所有國際長途電話、電郵以及其它通訊手段嚴密監控。民運重點人物更嚴，24小時全天候侍侯。如果確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中聲音”，偶爾發聲一次、兩次，可能矇混過關，僥倖漏網（例如到異地網吧臨時申請一個電子郵箱，使用一次後就不再使用了）；如多次往來，作為必破的“大案要案”，這“軍中聲音”只怕傳遞幾次之後就永遠消逝了。

 

 

 

 

 

 

（四） 中共“潰”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中共是依靠“兩稈子”起家的，維護一黨專政仍然要依靠“兩稈子”。前面兩節談了“槍桿子”，這一節談談“筆桿子”。

 

 

 

 

 

 

    社會進步到“信息多元化時代”（“互聯網時代”），“筆桿子”的內涵應擴充為“信息控制”。也就是說，中共剝奪了老百姓完整的知情權，只允許被統治者獲得經中共製造、篩選、刪節，對中共有利的信息，甚至給他們強行灌注這些信息；與此同時，千方百計防止、阻撓和不准他們獲悉另外一些對中共不利的信息，例如國際社會的批評和國內、外異議人士的嗆聲等。這樣，13億中國大陸人民被“洗腦”，只知道中共“偉、光、正”，不知道它的“假、惡、丑”，才能長期“保持穩定”，紅色江山才得以綿延千秋萬代。

 

 

 

    在中共宣傳部的掌控下，從中央到地方，數以千計的電視台、電台、電訊局、報社、雜誌社……所有傳媒，都是同一個步伐，同一個調子，同聲歌頌中國共產黨，或者製造謊言掩蓋醜惡事實真相，粉飾太平，不容許出現任何“不和諧”的雜音。前不久，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就“躲貓貓”事件答疑網民時，不小心說漏了嘴的一段話暴露了他們的一貫做法。伍皓的話節錄（整理）如下：

 

 

 

    “以前我們遇到這種公共輿論事件時，常規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我們可以採取拖的措施。對網友的言論可以拖，碰到新的新聞點又轉移了。第二，堵，我們擁有一定的指揮媒體的權力，可以讓所有的媒體收聲。第三，刪。我們把網上不利的、負面的言論一條一條刪。第四，等。這個做法更好，因為是司法案件，慢慢地等司法部門調查，一個漫長的時間，到那個時候公眾的知情權無法滿足。”[注17]

 

 

 

    中共豢養的許多“御用文人”，枉顧事實，顛倒黑白，編造許多對中共有利的信息，為虎作倀，麻醉人民。例如有一位名叫房寧的教授[注18]，以

“理論家”的姿態經常寫文章給中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維護極權統治。房寧的博文，乍一看去，似乎有點道理，但經不起仔細分析。在他的個人博客上，每一篇新博出爐後，如及時去看跟貼，十之八、九都是罵他的，甚至毫不客氣地使用“無恥”字樣詛咒。偶爾也有一、兩篇“頂”的，我猜想，可能是“五毛黨”的傑作。[注19]

 

 

    中共的宣傳招數越來越“精緻”，也就是說，宣傳滲透到方方面面，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洗腦。要注意的是中共在“信息控制”中的一個新發明——“消音”。

 

 

 

    什麼叫“消音”呢？一個問題被揭露出來，參加討論的人很多，大家正沉浸在紛紛的熱議中，忽然有一天，所有媒體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全沒了。面對莫名其妙噤聲，廣大受眾無可奈何，除了搖頭嘆息，回天無力。例如汶川地震中“豆腐渣”校舍倒塌死亡大量學生、三聚氰胺毒奶粉等問題，一夜醒來，所有媒體全部銷聲匿跡了。過了很久，零零碎碎提出來，甚至人民代表大會上的質詢，都被支支吾吾搪塞過去，或輕描淡寫，或答非所問，或不了了之。又例如，2008年奧運會期間每天的例行“新聞發布會”，官員們被外國記者的尖銳提問緊逼得好象是在受審，非常尷尬，後來乾脆取消這個“新聞發布會”，讓你們這幫帶刺的記者沒有了這個發聲的平台。還例如，奧運會中國女子體操隊個別隊員年齡造假，出現了許多證據，如果因此而金牌易手，中國將大失面子。怎麼辦？“國際奧委會”交給“國際體操協會”去“調查”。我關注這個問題近一年了，至今沒聽到回音；網絡上搜索，仍然只有幾篇2008年8月23日之前的文章，沒有看到後續報道。——幕後怎樣“擺平”，怎樣消音的？不得而知。

 

 

 

    “消音”比“顧左右而言他”好，無須對問題進行實質性的回答，避免了面對面支支吾吾的尷尬，可以掩蓋許多難堪的、無法交代的事實真相。時間拖得越久，效果越好。到彼時，人們的注意力轉向別的熱點，斯人斯事就淡忘了。中共宣傳部門食髓知味，我估計，中國大陸今後還會有更多惡性事件被消音。

 

 

 

  

 

 

 

    進入信息多元化時代後，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可以通過互聯網獲悉越來越多不利於中共的信息，長此以往，怎麼得了呢？於是，中共花費千億巨額資金構築了全世界最大、最昂貴的網絡防護體——“金盾工程”，使用高科技“防火牆”堵塞互聯網漏洞，過濾敏感詞彙,對所有網民進行嚴密控制。“金盾工程”只准許中國大陸3億多網民瀏覽某些網站，大多數國外網站、發出與中共不同聲音的網站，均被一一封鎖或及時屏蔽。

 

 

 

    中共對互聯網的控制，已經達到非常精緻、準確、及時的地步。比如，我在國外（加拿大蒙特利爾）上網，只要打開電腦（上中文網站），輸入開機密碼後，中共網絡警察的辦公室里就有一台監控電腦同時啟動，同步運作，屏幕上顯示與我的屏幕一模一樣的內容。因此，每天我上了一些什麼網絡，看了一些什麼文檔，寫了一些什麼文字，發出了一些什麼伊妹兒……他們都瞭如指掌，而且都逐日作了記錄。有時候，我到蒙特利爾市最大的“魁北克省圖書館”上網，那裡是一台高級巨型惠普中央主機，有一千多台終端。但無論圖書館的管理員把我隨機安排到哪一台終端，只要輸入帳號和密碼，中共網絡警察都能及時跟蹤、監控。

 

 

 

    如果僅僅被跟蹤，我渾然不知，只要操作基本不受影響，也無所謂。問題在於，他們適時地進行干擾，也可以說是戲弄，搗亂，破壞。例如，我想上某個民運網站，屏幕上彈出“找不到服務器”的對話框；我想讀某篇剖析中共的新論文，正常操作後顯示的是卻另一篇毫不相干的文章；剛剛保存在桌面上的文件，下次開機後一看，竟然被刪掉一部分或全篇都刪掉了，連“回收站”里都找不到；我想將某些重要文件用打印機打印下來，但連接打印機後怎麼樣也啟不動，只好用手工抄寫；我想看某條視頻新聞，說一句話就暫停了，再操作，再停，無法完整連續地看下去；電子郵箱被控制，一些信件被刪掉，一些信件發不出去；我操作“copy”（拷貝）或者“paste”（粘貼），偏偏這些功能被“反白”（變得暗淡）不起作用了；有時候，暗中搗鬼讓鼠標失去右鍵功能，只有左鍵能使用……經常被戲弄得哭笑不得，白白耽誤許多時間。甚至於，神不知鬼不覺，給電腦灌注“木馬”。2004年，有一次我在兒子家上網，事後兒子責備我“您怎麼搞進來64個木馬？”2008年，我在一位朋友家上網，“搞進來18個木馬”，害得她家的電腦都癱瘓了。——這是在國外，監控、騷擾和破壞還如此嚴重，國內就更不用說了。

 

 

 

    總之，中共耗費大量人力、財力、物力，絞盡腦汁防範網民突破“防火牆”獲悉外部信息。對電視、廣播、通訊和出版業，同樣嚴格控制，使人民獲得的信息殘缺不全，並防止他們相互傳遞“敵對勢力”的信息，防止老百姓凝聚成團。

 

 

 

    中共巧妙的“信息控制”機制和宣傳的精緻化，非常成功。在專制多年馴化和調教下，許多人被“洗腦”後都學會了“自律”，變得謹小慎微，乾脆不去瀏覽政府禁止、“很黃很暴力”的“低俗”網站；遇到涉及政治的事件，紛紛以沉默和不參與規避風險；或者自覺變成麻木人，萬事不關心，服服帖帖地聽任中共擺布。甚至有許多人，聽說你“要求民主，反對專制，不同意中共的某些政策”，便覺得“大逆不道”，把你視為另類，進行勸告或責備。有專家估計，只有不到千分之一掌握了電腦操作訣竅的年輕知識網民，才能夠下載國外研製的某些突破“防火牆”的免費軟件，獲悉海外信息。

 

 

 

        

 

 

 

    中共宣傳部門漸漸認識到，一味視互聯網為洪水猛獸，天天與民眾為敵，一旦出現惡性事件便習慣性地急忙“拖、堵、刪、等”、“捂、壓、蓋”，妄圖轉移社會高度關注的視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不是最佳策略。社會進入“信息多元化時代”，要想捂住3億多網民的眼睛和嘴巴是徒勞的，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引起民眾反感，甚至可能將事態擴大。因此，中共在長期監控過程中開始學乖了，出現了突發事件，不忙着“捂、壓、蓋”，而是因勢利導，化解矛盾，變不利為有利。例如，中共改變原來“惡性突發事件不報道”的被動局面，現在爭取主動，搶先報道，以便採用新華社的統一文稿，抑制“謠傳”，引導輿論。又例如，雲南省晉寧縣2009年2月間警方公布“躲貓貓”事件後，互聯網上輿論一片譁然。[注20] 省委宣傳部馬上公開邀請網友參與、並以網友為主任、副主任進行調查，終於使真相大白，不僅平息了網民對政府的抨擊、挖苦和諷刺，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還在隨後“兩會”期間促進了“看守所與公安分離”的司法改革。這種“通過網絡疏導”對穩定有利的做法作為經驗推廣後，我估計，今後基本上不會再出現如2008年甕安、隴南那樣數萬聚眾、與政府嚴重對抗的群體事件了。

 

 

 

    目前，國內外有許多呼籲新聞自由，開放“報禁”的聲音，但中共為“保命、保財”，在“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穩定”的前提下，這方面絕對不會鬆開任何微小的口子。最近，反而收緊了“新聞管制”，逮捕了一些強烈嗆聲的異議人士。從古至今，世界上還沒有一個政權，利用上帝賜予人類的最高智慧，這樣挖空心思、花樣百出、全力以赴地對付它統治的臣民。將“筆桿子”——“信息控制”——這個法寶玩得更加精緻，更加純熟，使中共高枕無憂，不擔心形象受損，不必擔心人民造反，絲毫沒有政權旋即垮台的跡象。

 

 

 

 

 

 

    [ 注釋 ]

 

 

 

    [注17] 《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等就“躲貓貓”事件答疑網民》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2/22/content_10869442_3.htm

 

 

 

    [注18] 房寧（1957—），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院政治學系主任、教授。“以其獨到的第三世界視角觀察、研究當代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發展、演變……”

 

 

 

    [注19] “五毛黨”，指中國大陸特有的由政府聘用或者由政府指導的網絡評論員。通常他們用筆名以普通網民的身份發表與官方思想一致的評論，進行“輿論導向”。網民譏諷他們每發表一篇評論能賺到五毛錢。此詞內涵擴展後，泛指網絡警察。

 

 

 

    [注20] “躲貓貓”事件：2009年2月12日，因盜伐林木被刑拘的24歲青年李喬明在雲南省晉寧縣看守所死亡。雲南公安部門2月13日稱，李喬明系與獄友玩“躲貓貓”時頭部撞牆而死。此說疑點甚多，引發社會高度關注，互聯網上輿論一片譁然。後經雲南省委宣傳部公開邀請網友參與調查，終於真相大白：李喬明是被牢頭獄霸毆打時頭部撞牆致死。

 

 

 

 

 

 

（五） 中共“潰”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6·4事件”後，中共執行了兩個“不惜一切代價”的政策，在“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穩定”的前提下，“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採用犧牲生態環境、掠奪性地開採自然資源、在強力榨取工人勞動剩餘價值的基礎上，實現老佛爺“以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夙願的同時，一躍而為“世界經濟大國”。2007年，中國大陸GDP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經濟發展了，依靠“槍桿子”、“筆桿子”起家的中共，在維護專制政權的過程中，又增加了一“子”——錢袋子。

 

 

 

 

 

 

    中共向來是“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搞經濟”也這樣。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到長沙某衛星縣出差，有幸與一位風頭正健的“科技副縣長”同桌吃飯。在筵席上，這位“父母官”鼓勵眾人“為振興家鄉經濟”作貢獻，引進項目，並承諾如果引進成功，給以豐厚的獎金。當有人提到“環保”問題時，這位重點大學工科畢業的高才生面無愧色、振振有辭地拍着胸脯擔當：“沒問題，引進來再說。先污染，後治理！”——我聞言，內心一震！

 

 

 

    事後朋友解釋說：副縣長的表態是對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要是處在他那個位置，也會說同樣的話。經濟搞不上去，不但縣財政捉襟見肘，事事辦不成，而且沒有“政績”，烏紗帽也保不住。再者，客商就是因為項目有污染才找上門來的，你猶猶豫豫，拿不定主意，談條件、講價錢，別的地方便爭搶着捷足先登了……

 

 

 

    朋友同時指出，副縣長“後治理”的承諾是打馬虎眼的，靠不住。幾年後，任期一滿，他發財升官到別的地方去了，繼任者一來，看到前任把盈利都拿走用光了，哪裡還會有心“費力不討好”去“治理”呢？一屆一屆的官員照樣榨取污染後的利潤——可憐祖國的大好河山就這樣一塊一塊、一片一片地變成了窮山惡水，受害的則是世世代代居住在那裡無處挪窩的勞動人民及其子孫後代。

 

 

 

    親耳所聞，見微知著。 一個學而優、有才幹的年輕官員，對待祖國的大好河山，採取這樣不負責任的輕率態度，令人齒冷心寒。有什麼辦法呢？在其位者，必謀其政啊。在這種惟利是圖、急功近利的政策推動下，全國成千上萬、大大小小的官員，都這樣說，這樣做，祖國的河山怎麼承受得了呢？

 

 

 

    事實上，多年來共產黨確實這樣大面積地幹了。“不惜一切代價地發展經濟”，到今天，嚴重環境污染和嚴重生態破壞的“代價”，已經一覽無遺地呈現在人們的眼前。繼續這樣搞下去，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還能夠在這片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嗎？

 

 

 

 

 

 

    “傻瓜，這是經濟問題！”1992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克林頓用這句戲劇性的口號，終結了老布什總統爭取連任的美夢。從那個時候開始，全球大眾的眼光從“冷戰、軍事對抗、外交風雲、核擴散危機、諜影幢幢……”轉移到了對“貿易、投資、股市、利率、物價、住宅……”的全面關懷。

 

 

 

    正是這個1992年，鄧小平順時應勢發表了“誰不改革誰下台”的南巡講話，拼老命把因“6·4事件”中斷三年的改革，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啟動——終止政治改革，更大膽、步子邁得更快地開展經濟改革。

 

 

 

    “南巡講話”巧合地回應了克林頓的口號，使“經濟”一詞在中國大陸變異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深入到政府機關和普通百姓之中。於是，“九天閶闔開宮殿”（王維七律《和賈舍人早朝》），政府官員在忙着招商引資，權力尋租，權錢交易，賣進出口批文，賣地皮，賣小型國有企業、倒騰房地產，股票內線交易……的同時，借雙軌制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收受巨額賄賂，掠奪性地“悶聲發大財”。而“舊時王謝堂前燕”，則“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七絕《烏衣巷》），老百姓一窩蜂地投身商海，買進賣出、投機倒把、鑽營行賄、承租權力、逃稅走私、販黃販毒、炒股炒匯、非法集資、老千傳銷、製造假冒偽劣，不擇一切手段地坑蒙拐騙，種種光怪陸離的黑心“賺錢”把戲，鬧騰得熱火朝天。一剎時，中華大地真箇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十億人民九億商”，所有的人都變成了“經濟動物”。其結果，一方面顯示出某種“成功”，中國大陸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華景象。利用權利壟斷，中國共產黨及其後裔（太子黨）“賺”了個盤滿缽滿，原來扁扁的錢袋子變得鼓脹鼓脹的了。另一方面，在樓台水榭、歌舞昇平、繁榮“娼”盛的景象掩蓋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政治、官場的腐爛和社會、道德的衰敗。

 

 

 

 

 

 

    2001年，美國藍燈書屋出版了轟動一時的《中國即將崩潰》（英文版），作者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認為中國會在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中備受困擾後崩潰，少則五、六年，多則不過十年，共產黨政權就會垮台。

 

 

 

    一般來說預測是很難準確的，何況中國如此龐大，問題如此複雜，變化、機會和選擇如此眾多。章先生雖然在中國工作將近20年，但畢竟不懂中文，深入不夠，且低估了中共的應變能力（即下一節所述

“自組織能力”），缺乏嚴謹的論證，因此結論失諸偏頗。[注21]

 

    來自中國大陸本土的著名經濟學家、評論家何清漣女士的判斷就切中肯綮。她說：

“由於政府的刻意控制以及鎮壓力量的空前強大，中國現在成了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當局的危機感自然不如當年的清政府嚴重。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最有可能的前途是‘潰’而不‘崩’。”——潰爛是一部分事實，但在近期，甚至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不會崩塌。[注22]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因此本文將“潰”而不“崩”選作幾個段落的小標題。

 

 

 

 

    國家如此巨大，龐大的經濟實力，超乎人們的想象。只要某個問題打着“國家”的旗號來解決，渺小的個人即使對它不具信心也不得不俯首就範。例如，“6·4”的第二天，當人們從血腥恐怖中驚醒過來，立即拿着存摺跑到銀行去提取現金。消息一傳十，十傳百，加上各種傳言，像“傳染病”似的，6月6日擠兌風潮席捲全國。現金告罄的銀行，紛紛向央行告急。當天晚上19點鐘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播出李鵬總理的講話，銀行將實施“保值儲蓄”。第二天銀行開門之前，先掛出“三年期、五年期‘保值儲蓄’利率”的牌子。動作之迅疾，異乎尋常！老百姓看到“保值儲蓄”後掐指一算，錢存放在銀行里，不付出任何辛勞，三、五年後翻番，比投資多種常規生意的利息都高；而且，自當日起所有符合存款年限的儲蓄，一律自動轉為“保值儲蓄”……趕早起床在銀行門口排隊提現的長條形隊伍，一聲呼嚨就散了。——李鵬用“國家”名義略施小計，便平息了“只要一擠兌，銀行就必然破產”的危機。

 

 

 

    一位經濟頭腦十分清醒的朋友私下對我說：“‘保值儲蓄’是一場騙局，因為它是隨物價指數波動而上下浮動的。”——果不其然，到後來“保值儲蓄”的保值率降至“0”，到期的存款仍然只拿到原來定期儲蓄的利息。

 

 

 

 

 

 

    唱衰中共，認定“中共在某次經濟危機後垮台”的，大有人在。但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並沒有給中共“致命一擊”。目前雖然眾說紛紜，但金融海嘯第一輪最兇猛的衝擊波已經安然度過，經濟在緩慢回升。看來，“中共在某次經濟危機後垮台”的說法難以變為現實。為什麼？因為即使走到那最困難的一步，經濟危機的惡果必定會轉嫁到勞苦大眾身上，由中國老百姓的善於“吃苦”來承擔，而中共依然可以渡過難關，不會垮台。——這個結論，是從何新先生前不久的一個預言推斷出來的。

 

 

 

    一提起“何新”，許多年輕人立馬用“御用文人”四個字把他貶得一錢不值。但，何新究竟何許人也？他是怎樣成為“御用文人”的？這位只受過三個月高等教育、沒有大學畢業文憑、混到國家最高學府（社科院）研究員資格（教授級）的“學術個體戶”，到底有沒有真才實學？——這樣一問，那些年輕人便啞口無言，瞠目結舌了。

 

 

 

    我建議大家不妨在“百度”網絡搜索“何新”二字，進入他的個人網站（http://www.hexinnet.com/）去瀏覽一下他的等身著作和傳奇經歷，用“博大精深、新奇巧妙、令人驚嘆、由衷欽佩、無法效仿”等言詞來形容，絕不為過。閱讀何新淋漓酣暢的大塊文章，欲罷不能。不錯，何新的政論文大多是維護一黨專政的，但他說得頭頭是道，文采飛揚，蘊涵哲理，具有出人意表的思維突破，似乎代表着一部分“非黨人士”和“民間學者”的聲音。例如“6·4”鬧騰得沸沸揚揚期間，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的一句話（大意：“你們不要希望中共垮台，如果中共突然垮台，至少有1000萬難民蜂擁到西方，你們受得了嗎？”），就影響了西方國家對學潮的態度和支持力度。因此，“6·4事件”後國家主席王震握着何新的手說：“我代表共產黨感謝你！”

 

 

 

    何新先生的言行及其著作，究竟出自真心實意，還是為謀求

“出人頭地”違心的矯柔造作？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不管怎樣，我非常看重他屢屢有新奇創意和深刻內涵的研究成果。例如，2008年10月他預言：“展望今後5—10年，中國人應該有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苦到什麼程度？對下層社會，生活可能十分嚴峻，以至許多人發生類似上個世紀60年代那樣衣食無着的艱難狀況也難以避免。”[注23]

 

    何新先生的這段話內涵非常豐富：第一，何新認定5

—10年之內中共的經濟必定會出現嚴重的危機，要不然現在好端端的，老百姓基本上吃飽穿暖了，怎麼會倒退到“衣食無着的艱難狀況”呢？第二，何新沒有預言“經濟危機將導致共產黨垮台”，言外之意就是：“即使出現巨大的經濟危機，共產黨也不會垮台”；第三，何新直接指出“衣食無着”是“下層社會”，即廣大的工人、農民和城市貧民；第四，現今中國大陸物資極大的豐富，從低檔到高檔，應有盡有，為什麼5—10年後許多人會“衣食無着”呢？暗示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就業者收入減少，失業者增多和物價飈升；第五，腦袋瓜子那麼靈活的何新，作為中共的“文膽”、“帝師”和“智囊”，想出了什麼辦法來挽救呢？可能是山窮水盡，想不出解救的良方妙策了，只好叫老百姓準備勒緊褲腰帶；第六，何新的這個警告是針對“下層社會”的，叫他們作好“過苦日子”的思想準備，暗示和安撫“上層社會”、“中產階級”，你們沒有什麼大的影響，頂多是鈔票縮點水而已；第七，何新的這個警告也是針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必然出現，已經無藥可救，你們要及早作好各種準備，還要考慮如何使“衣食無着”的老百姓能夠半飢半飽地勉強活下去，否則，他們會鬧事影響“穩定”的……第八，何新擁有多次準確預言的記錄，包括提前四、五年預報了80年代末的重大政治風波(即六四)；他的信息來源十分廣泛，享有閱讀中共政治局絕密參考資料的特權，經過他的頭腦思考、分析、發酵後的預測，可信度往往比較高。

 

    請看，“御用文人”的一段話能夠分析出這麼多深層次的內涵，是不是值得我們好好研究呢？這個預言最重要的推論是：“即使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共也不會垮台”，推翻了不少人認同的“中共會在某次經濟危機後垮台”的預測。

 

 

 

 

 

 

    香港中文大學財務學系講座教授、以“郎監管”聞名大陸的經濟學家郎咸平博士，從獨自的研究中，得出了與何新預言同樣的結論。郎教授

“詳細剖析了中國的經濟現狀以及金融海嘯對中國的衝擊，預言由於製造業的全面衰退，中國將面臨大蕭條的經濟危機，屆時中國的未來和下一代都很悲慘。”[注24]

 

 

    中共認為，只要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勢頭（例如“保8”），就會逢凶化吉，化險為夷，一俊遮百丑，許多問題都得到解決。至於其它深層次矛盾暫時撇在一邊，拖一天，算一天；拖十二個月，算一年。

 

 

 

 

 

 

    錢袋子豐滿了，中共便可以為所欲為，無往而不勝。首先，它用錢保“穩定”，保平安，多次增加國家幹部的工資，每年以百分比兩位數增長軍費等；其次，它用錢收買人心，用巨額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2008年金融海嘯有專家估計中共在美國的投資損失了800億美元，但“小菜一碟”，不怕虧損，今年繼續購買。真是“有錢能使鬼推磨”，有目共睹的好處是國務卿希拉里為了美國的利益，上任後2009年2月首次朝拜北京，將“人權”和“貿易”脫鈎。又例如，砸下幾千億人民幣大操大辦第29屆奧運會，讓全世界投來殷羨的目光，打造輝煌的國際形象。又例如，2002年11月，朱鎔基總理訪問柬埔寨，大筆一揮，勾銷了柬埔寨政府的欠債2·2億美元；2006年4月，溫家寶總理在訪柬期間宣布給柬埔寨政府6億美元的援助。為什麼中共領導人一再“厚愛”這個小小的鄰邦，對其它幾個小鄰邦沒有這樣慷慨呢？施捨是有目的的。為的是請柬埔寨政府在“國際法庭”審判紅色高棉時高抬貴手，儘量不涉及、不曝光中共在上個世紀用10億美元（按當年的比值可能等於現在的百億美元）教唆和支持紅色高棉屠殺柬埔寨人民的歷史罪行……

 

 

 

 

 

 

    錢袋子豐滿了，中共也會適時地給老百姓撒一點胡椒麵。譬如，減輕農民負擔，免除農業稅；譬如，九年制義務教育，免除學生的學雜費；譬如，推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進行“新醫改”……多多少少可能給老百姓帶來一點點實惠。

 

 

 

    經濟發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飯碗裡有了油花花，暫時沒有出現上世紀60年代那種吃不飽肚子餓死人的現象，抱怨和反對的聲音減少，馬馬乎乎過得去的人增多，於是，中共政權重新拾得了執政的合法性——你憑什麼執政？——我（中共）讓13億老百姓有飯吃，獲得了生存權！

 

 

 

 

 

 

    [注釋]

 

 

 

    [注21] 章家敦（Gordon G Chang），祖籍江蘇，1951年出生於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博士，律師；改革開放後在中國香港、上海等地為外資、中外合資企業服務近20年；2001年5月離開中國，8月出版《中國即將崩潰》（英文版）。

 

 

 

    [注22] 何清漣（湖南邵陽，1953—），復旦大學經濟碩士，著名政治經濟評論家。這段話見《清末立憲一場未完成的‘天鵝絨革命’”》，網址：http://www./gb/8/12/19/n2368131.htm

 

 

 

    [注23] 何新（浙江溫州，1949—），他沒有讀完大學，但被中國社會科學院聘為研究員；他不是共產黨員，卻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他以自己卓越的才華和獨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術界的特殊地位。《對全球金融危機和5年後的中國表示悲觀》2008-10-14，網址：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185813

 

 

 

    [注24] 郎咸平（台灣桃源，1956—），1986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財務學博士，曾執教美國多所名牌大學，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財務系講座教授。郎教授以保護小股民的正當權益著稱於中國大陸，被尊為

“郎監管”。2008年10月12日郎教授在煙臺“經濟論壇”演講預言“未來和下一代都很悲慘”。網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186887.shtm  (2404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