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小平的“猫”到温家宝的“猫”

　　近一段时期来，一个新的概念在各国政要以及专家学者之间流行开来，——那就是“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下面是一些摘要，既有对中国模式的分析概括，也有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仅供大家参考。 　　　　

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乔舒亚.库伯.拉莫的文章《北京共识》。

　　　　邓小平的猫和温家宝的猫 　　

　　文章指出：中国崛起的奠基人邓小平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开启了中国20多年飞速发展起步阶段。这20年来，中国成功的使4亿赤贫人口脱贫，国力日渐增强，成为世界各国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地区性大国，实实在在的尝到了发展的甜头。 　　　　

而现在，新政府的理论则是：“猫的颜色也很重要，尤其需要一只绿色的猫和一只透明的猫”。绿猫（GREEN CAT）是指注重环境生态和可持续性发展。透明的猫是指建立诚信机制，务实政府以及有效的民主监督体系，也就是温家宝总理致力于的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可以想见，这一理论必然会使中国在新的20年里发生又一次巨变！ 　　　　

“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 　　　　

乔舒亚认为，北京共识的兴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没落是中国崛起的附带效应。 　　　　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主张全面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精英化。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阿根廷，印泥，菲律宾等十几个本来有潜力“起飞”的国家葬失的发展机会，甚至连原来的超级大国苏联也因此分崩离析，沦为二流国家。 　　　　

现在，一种新的模式为人们带来了希望——北京共识——重新定义的创新价值，经济带动的国家安全观以及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体制，进行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等等。 　　　　

美国最害怕的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崛起所带来得价观的冲击，如果美国不能保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就会失去对“文明，民主社会”定义权，最终导致国家权利阶层的崩溃。

　　　　毛泽东“ 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文章《论中国的崛起》，（作者：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前总统爱内司.塞迪略） 　　　　

塞迪略首先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进行了肯定，并谈到了出席亚洲博螯论坛的感受，文章称“根据我在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有着如此傲人的成就，官员们肯定会侃侃而谈炫耀一翻，却不料我所听到的都是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设想。胡锦涛主席还尤其开诚布公的谈到“中国人口众多，生产力人均水平底下，发展很不平衡’等。我在此期间会晤的其他不同部门官员也谈到了经济过热，金融改革，国企困境，银行坏帐以及反腐成本过高等棘手问题。 　　　　

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在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政府中是极为罕见的，我不清楚中国人为何如此强调挑战而非成就，可能是传统文化使然吧。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毫无疑问将是推动中国崛起的一个强有力因素。”

　　　　中国应吸取新加坡的经验 　　　　

美国《基督教科学缄言报》文章《新加坡：中国要遵循的模式吗？》（作者：西蒙.蒙特莱克） 　　　　

文章指出：严格的说或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新加坡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新加坡一直对公共场合的言论自由和艺术自由进行严格控制，甚至有过“7人以上即为非法集会”的苛律，其所推行的选举制度使在野党根本没有上台执政的机会。但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新加坡却做到了司法体系的公正独立以及经济领域的持续繁荣————这显然也是中共所要极力达成的目标。 　　　　

但是，把一个400万人口的城市国家模式硬套在拥有13亿人口，庞大面积，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身上是很不现实的，中国应该借鉴而不是照搬新加坡经验。

　　　　未富先老——中国最难迈过的坎！ 　　　　　

德国《南德意志报》文章《中国青春不在》（作者；马凯） 　　　　

文章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人均年龄很低，这一情况持续了3000年，但是已经成为过去，本月，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张唯庆对媒体坦承：中国人口开始老龄化，并且人口总量已经逼近“容量的极限”。 　　　　

中国的难题是：日本和西欧在变老之前就已经富裕起来了，而中国是在变富之前先变老，这是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而印度离这个问题还远呢。 　　　　

中国老年人不可能象日本老人那样作出经济和科技上的巨大贡献，而中国人口过多，决定了中国不能完全抛弃劳动力密集产业，否则就会有太多的人无事可做，而老年人往往不适合这些产业，在日本有很多老年人从事脑力劳动，者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于是，中国会出现这样一副景象：用于经济初始积累的劳动力不断减少，而需要国家供养的老年人不断增加，如果处理不当，将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产生深刻的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转向制度反腐 　　　　　

法国《费加罗报》文章《亚洲反腐形势严峻》，（作者：武迪，艾司特） 　　　　

文章指出，腐败是全球行政领域或商业领域的普遍现象，这一点在亚洲国家中尤为严重，譬如东南亚国家，印度，韩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乃至未来的世界强国，中国的腐败问题比其他国家更让人关注。 　　　　

武迪认为，中国的，中国的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其特殊性，它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形态的飞速变革，发展与体制适应性的滞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简单的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和中共一直以来缺乏制度反腐的意识，较为依赖毛泽东式的运动式反腐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新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之所在，并开始了推动制度建设的努力，反腐倡廉是被动的，防腐养廉才是主动的。 　　　　

武迪还提出了几点建议：1彻底根除地方保护主义顽疾；2将司法系统从行政系统中剥离；3就特种审计制度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进行相关立法；4将各级反腐部门（纪检）同归中央直属管辖，避免地级政府钳制；5给予各级议会（人大）更多的监督权利；6可以考虑就上述措施在较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