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容提要 ] 本文對“中共為什麼不進行政治改革”、“中共為什麼不會垮台”作了透徹的剖析；從深層次挖掘出“只要達到一定條件，中共還是願意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後提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全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作出徹底讓步，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掙扎出中華民族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中篇)

 

——讓中共放心啟動政治改革的可操作方案

 

 

作者/陳沅森

 

 

[目錄]

 

上篇（一）  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癥結何在？

 

    （二）  中共“潰”而不“崩”第一大理由

 

    （三）  難道不會發生軍事政變嗎？

 

    （四）  中共“潰”而不“崩”第二大理由

 

    （五）  中共“潰”而不“崩”第三大理由

 

中篇（六）  中共是一個正值壯年的“自組織系統”

 

    （七）  中共“潰”而不“崩”的其它多種理由

 

    （八）  中共難道真的不願進行政治改革嗎？

 

    （九）  《零八憲章》商榷

 

下篇（十）  政治落到實處是一個操作問題

 

    （十一） 釋十四疑

 

    （十二） 結束語

 

 

（六） 中共是一個正值壯年的“自組織系統”

 

 

    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苦日子”過後不久，我聽一位黨委書記作報告時說：“我們共產黨人有一種‘自潔能力’”。當年頗為新穎的“自潔能力”說法，估計來自高層，因為其它單位職工聽到他們的領導也這樣說。文革之後，又有黨員幹部用此語豪邁地誇耀自己的組織。所謂“自潔能力”就是“自己發現並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錯誤的能力”。後來學習了普里戈金創建的“自組織”理論，才知道所謂“自潔能力”就是“自組織能力”的一部分。[注25]

 

    榮膺1977年諾貝爾獎的比利時科學巨擘普里戈金（Prigogine Ilya，1917—2003）創建的“自組織學說”是當今最先進、最科學、最偉大的哲學。人們熱情地稱頌普里戈金為“熱力學的詩人”、“一個使科學重新充滿活力的魔術師”、“新科學範式的建築大師” 、 “一個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重新糅合成一體，建立人與自然新對話的偉大的思想家” ……

 

    知識界普遍認為，當今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起主要作用的規律是“自組織性”；普里戈金的理論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產生了深遠的、劃時代的巨大影響；用“自組織理論”開發人類潛能的終極時代已經來臨；“以自組織演化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已成為越來越強大的學派……充滿睿智求實、毫無溢美的褒獎如天女散花，紛至沓來。

 

    人們讚揚道：普里戈金夠資格與牛頓（1643—1727）、達爾文（1809—1882）和愛因斯坦（1879—1955）等百年一遇的偉大科學家比肩並立；“自組織學說”對人類的巨大貢獻足以與“經典力學”、“進化論”和“相對論”等偉大學說對人類的貢獻相提並論。

 

     目前在中國大陸，大多數人對“自組織學說”茫然無知。在華人中，知道“普里戈金”的人估計不足5％。也就是說，只有很少學界專業人士，才知道“普里戈金”這個名字及其學說。誠然，要搞清楚“自組織學說”的理論而後寫出一篇相關的博士論文，須下很大的工夫；但是，只要弄懂它的基本原理應用於實際工作和生活，花一個小時就綽綽有餘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

“百度”或“谷歌”網絡搜索“普里戈金”、“自組織”和“耗散結構”三個關鍵詞的任意一個，即可獲得多篇將“自組織哲學”解釋得清清楚楚、舉的例子又十分生動有趣的科普文章。閱讀三、五篇文章後，閉上眼睛想一想，你就基本掌握了一種認識世界、解釋世界“放之四海而皆準”思辨利器，終身受用無窮。如果用英文搜索，可能斬獲更豐。

 

 

    地球，是一個“自組織系統”；人，是一種“自組織系統”；地球上大大小小所有的生物——微生物、植物和動物——都是獨立的或集合的“自組織系統”。例如，一棵樹或一片森林，一隻鳥或一群鳥。人類社會是“自組織系統”，人類社會中各種各樣天然的、人為的集合，例如民族、國家、政黨、各種社會團體……無一不是“自組織系統”。因此，中國共產黨也是一個“自組織系統”。

 

    “自組織系統”每時每刻都與外界進行信息、能量和物質交換，在此過程中保證自身健康地生存和發展。“自組織系統”當然會“生病”，但是，他（這裡應該用有生命力的他）有“自潔能力”，對於生物來說，就是“免疫力”。“自組織系統”的免疫力，有時候因某種內因或外因被抑制、損壞或失效了，這個機體就會生“病”；有目的地激發某種內因或外因，調動、恢復免疫力的積極性，系統的“疾病”就會被祛除。當然，如果免疫力完全喪失，這個“自組織系統”就會死亡。——從這個意義來說，每一位學習了“自組織哲學”的朋友，對保持和提高自己身體健康水平將獲得更深層次的認識和理解，能有效地促進身體的活力。

 

    一般來說，“自組織系統”的特點是避開危險，拒絕死亡。一個系統“自組織功能”愈強，其保持和產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愈強。

 

 

    如果我們把中共視為一個正值壯年的“自組織系統”，那麼，我們就站在一個新的高度去審視它的一言一行，它的所有舉措和生存狀態，就能更清醒、更全面地認識它。這一界定，與黎安友教授創造的

“韌性專制”完全吻合。黎教授認為“中國現在的政治體制已經演變成一種具有自我調節能力的‘韌性專制’”，“它不是一種僵化的專制，而是一種能夠適應、能夠自我調整，又繼續保持基本專制性質的政權”。[注26]與裴敏欣先生定義的“（中共）一直採取一種極其成功的‘非自由化適應’對策”，相近似。[注27]

 

    中共這個“自組織系統”具有很多嚴重的缺點和病態，甚至罪過。這些缺點、病態和罪過，有的是馬列主義的原教旨，有的是專制政權的本能，有的是用過時理論指導的錯誤，有的是歷史的延續積重難返，有的是認識的誤區，有的是龐然大物尾大不掉的必然產物，有的是慣性使然，有的是外界刺激的反彈，有的是內部派別爭鬥的結果，有的是色厲內荏而刻意作出的強硬姿態，有的是掩蓋事實真相而製造出來的謊言，有的是為生存迫不得已的做法，有的是應付危機的權宜之計……但是，中共的“自組織能力”相當強大，它在不斷地調整狀態，以便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和國內環境；它努力改正自己的某些缺點，在一天天變好；有時候它想做得更好，但內部掣肘和外界壓力，使它力不從心，做不成器。這架具有豐富鎮壓經驗、超大規模專政機器的“自組織能力”與時俱進，所以它暫時不會突然垮台，甚至會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保持這種超穩定狀態！

 

 

    海外有幾家民運組織以及其它與中共持不同政見的群體，一方面對中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段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又採用同樣的手法自欺欺人。他們反中共“報喜不報憂”而行之，對中共“只報憂不報喜”。他們的網絡和報刊，從不刊登有利於中共的消息；明明中共為老百姓做了件好事，國內國際輿論一片讚賞，他們卻發表一些奇談怪論，硬說是壞事。他們的思維陷入極端，認定一個人壞，“腳板底下流膿頭頂上長瘡——壞透了頂”，就會一輩子壞，永遠壞。他們連篇累牘、不斷重複地刊登對中共的種種不利消息，一次又一次聳人聽聞地故意營造“中共即將垮台”的幻象。

 

    著名的“四通公司”創始人、曾與許多中共高層人士過從甚密的萬潤南先生1989年流亡海外之初，估計

“共產黨氣數已盡”。後來他不被海外極端輿論左右，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分析，改變了看法。早在2006年3月，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共產黨“氣數未盡”》系列文章。其結論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我看不到‘中共的崩潰將突如其來’這樣的可能。”對中國的未來，萬先生非常悲觀，最近他說，中國的現實是：官場腐敗、社會不公、民族道德良知淪喪，病入膏肓，但解決無望。[注28]

 

    “6·4事件”後出走美國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許家屯先生在《當前沒有條件平反六四》一文中指出，

“中共也不會如某些人預期的那樣會垮台”。[注29]

 

    有記者問姜維平先生

“中共這樣形勢的政權還能維持多長？”對大陸官場有深刻了解、蹲了五年多大牢，2009年2月流亡加拿大的姜先生說：“這個過程非常非常的長。”[注30]

 

    王丹先生答記者問時也預期：

“中國未來民主化的路……會走一個比較曲折、相對漫長的過程。”[注31]

 

    劉曉波先生預感到中共

“潰”而不“崩”的長期性，當年風華正茂的他無可奈何地感嘆：“我能想到最殘酷的事，就是和這個政府一起慢慢變老。”不幸而言中的這句話使他進入了接近老年的54歲，且成為每一位企盼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和無法擺脫的現實。[注32]殘酷的現狀是，共產黨在消耗我們，我們也在消耗共產黨，兩敗俱傷；最終消耗的是國家民族寶貴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儘早自立於世界民族強林的寶貴時光。

 

 

    [注釋]

 

    [注25] 比利時科學家普里戈金（ Prigogine Ilya 1917—2003 ）創建了“自組織”和“耗散結構”哲學理論。自組織系統理論所刻畫系統自組織演化可概括為：在開放的、遠離平衡態的和有外部物質、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輸入條件下，系統以其內部子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為動力，即以其子系統之間的競爭和協同為動力，同時受到內外漲落的隨機啟動，產生出集體運動的協同效應，其協同關聯所產生的“序參量”（即集體運動的基本模式）又進一步支配了系統內各子系統的競爭與協同，從而使系統走入循環、交叉作用並關聯放大的循環鏈圈之中；於是，通過這種有效利用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循環過程，系統便經歷多種突變、漸變從無序躍變為有序，或使有序程度得以進一步提高。於是系統便從平衡態的混沌走向有序，又進一步演化為包含有序結構的非平衡態混沌。自組織系統理論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幅從簡單到複雜、從無序到有序、從低級別到高級別的系統自組織演化圖景。“耗散結構”理論可概括為：一個遠離平衡態的非線性的開放系統（不管是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乃至社會的、經濟的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在系統內部某個參量的變化達到一定的閾值時，通過漲落，系統可能發生突變即非平衡相變，由原來的混沌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在時間上、空間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狀態。這種在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區形成的新的穩定的宏觀有序結構，由於需要不斷與外界交換物質與能量才能維持，因此稱之為“耗散結構”。

 

    [注26] 見黎安友《“韌性專制”可以持續嗎？》一文，網址：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low/newsid_7770000/newsid_7779300.stm

 

    [注27] 見裴敏欣《中國民主化，何去何從？》一文，原載美國《民主》雜誌2007年7月號，網址：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xsy/200710/Aritcle-20071011231707.shtml

 

    [注28] 萬潤南（1946—），文革前清華大學的高才生，曾與胡錦濤同學；20世紀80年代的標誌性人物，北京中關村民營高科技“四通公司”創始人；萬潤南先生具有高超的企業操作技巧，在他的領導下，四通公司迅速成長為全國電子信息產業的一支重要力量；萬先生是八九民主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九十年代海外民運的重要領導人；現居美國。《為什麼共產黨

“氣數未盡”》發表於2006年3月29日，網址：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3/200603291044.shtml

 

    [注29] 許家屯(江蘇如皋，1916—) ，1938年入黨，曾任江蘇省委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1991年出走美國。《當前沒有條件平反六四》，網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6_6_16_39_15_162.html

 

    [注30] 姜維平（1957—），香港《文匯報》前駐大連記者，陸續以筆名在香港《前哨》雜誌發表揭露中共官場腐敗的文章；2000年被大連國安逮捕，以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機密等罪名被判刑；案件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2006年因病提前釋放，2009年流亡加拿大獲難民身份。引用言論見《中國正處於撕裂狀態——訪前香港〈文匯報〉記者姜維平》，網址：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5_2_14_15_46_47.html

 

    [注31] 王丹（北京，1969—）八九民運學生領袖、中國海外民運領袖之一；多次被中國政府逮捕入獄；1998年流亡美國；2001年6月獲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學位，2008年獲哈佛大學東亞語言系博士學位。引用言論見《平反‘六四’在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http://www.dvnews.com/gb/MainNews/Forums/BackStage/2009_5_1_10_6_44_831.html

 

    [注32] 劉曉波（長春，1955—），文藝學博士，從事自由寫作的異議人士，多次被中共逮捕，關押，勞改。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2008年11月，因撰寫《零八憲章》和組織簽名，被監視居住至今。

 

 

（七） 中共“潰”而不“崩”的其它多種理由

 

 

    令人遺憾的是，暫時還沒有見到將“自組織哲學”作為工具引入政治學領域的文章，本文可能始作俑。

 

    如果我們將中共視為一個“自組織系統”，那麼，前面重點論述中共“潰”而不“崩”的三大理由——“槍桿子硬”、“筆桿子軟（實力）”和“錢袋子豐”——都體現了中共的“自組織能力”，都是這個龐大的“自組織系統”生存、發展的結果。而中共具有強大的“自組織能力”，則可以視為它“潰”而不“崩”的第四大理由。

 

    中共這個“自組織系統”還繼承、發展了幾大“潰”而不“崩”的能力（理由）。下面接續四大理由依次敘述如下：

 

 

    第五，中共擁有一支龐大的、“用組織路線控制確保對中央效忠”的官僚隊伍，牢牢地控制着13億人民。這個官僚系統雖然存在腐敗和各自為政的現象，但基本上或表面上還是服從中央的。任何一位敢於“犯上”不執行中央決策的基層官員，隨時都可能被摘掉烏紗帽，甚至引來牢獄之災。雖然中國大陸每年發生數萬起對政府不滿的上訪、請願等事件，但由於民眾的分散，中共的打壓使之群龍無首，無法形成合力，因此，對中共的整體穩定幾乎沒有什麼大的影響。有人估計2009年是個“多事之秋”，但我的看法恰巧相反。經過2008年底2800位縣委書記進京輪訓，今年對3080位縣級公安局長和3000多位縣級檢察長輪訓，在輪訓期間請有關專家講課面授機宜，請同行介紹平息群體事件未造成社會震盪的成功經驗，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這些基層官員化解矛盾、平息事態、打擊首要、安撫群眾的方法和技巧。現在，對縣級官員的輪訓面在繼續擴大。這些受訓官員回去後，為確保烏紗帽，製造“優良政績”，將更加堅決地、積極地掐滅群體事件的苗頭。一般發現幾十、幾百、最多不過幾千、萬把人聚攏在一起，來勢不對，便由“父母官”親自出面，用“胡蘿蔔加大棒”及時地予以瓦解。中央也會在硬件上給各地大力支援，例如在縣政府、公安局和其他敏感部門公開或秘密安裝監視器，將參加鬧事的人群攝入鏡頭，然後在密室中回放，一一甄別，鎖定頭目。“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按圖索驥，抓捕幾個為首的，就沒有人敢帶頭聚眾鬧事了。然後根據實際情況平衡利益，懲處個別肇事官員，撒點“金錢胡椒麵”安撫部分群眾，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呈現出風平浪靜的太平景象。杜絕街頭聚眾鬧事，從表面上看不到“有人反對共產黨”，到年終總結時，這個縣的官員就會受到上級的表揚和嘉獎，得到賞識的有功者還可能晉級升官。由於這個龐大的官僚群發揮了“滅火器”的作用，因此，我估計2009年不會再出現2008年甕安、隴南那樣數萬聚眾與政府嚴重對抗的群體事件，社會秩序的表象可能比以前更加安寧、穩固。

 

 

    第六，繼承毛澤東創造的“群眾專政”方法，運用得更加精緻細膩了。   

 

    你見識過中國大陸戴着紅袖章、睜着一雙雙鷹隼般的眼睛，在街頭巷尾四處游弋的老大娘和老大爺嗎？那就是“群眾專政”的典型形象。用“80後”的現代詞語表述就是：“‘群眾專政’行為藝術的動態場景”。

 

    “群眾專政”是毛澤東的發明，其實質是通過洗腦、利誘和脅迫，將群眾網羅為共產黨的“線人”（即告密者），監督和控制“地富反壞右”以及其他種種“階級敵人”，用以鞏固毛澤東的鐵血統治。

 

　　1949年中共建政後，將“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責任層層落實，直達社會基層。城市最終落實到居民委員會、居民小組；農村最終落實到村一級（集體化後稱“生產隊”）。將賦閒、退休的家庭婦女、小腳老太太、白髮老大爺們組織起來，以“維護治安”、“防止階級敵人破壞”為藉口，布滿街頭巷尾，嚴密監視人民的一舉一動。當年，這個群體中小腳老太太數量最多且最積極，因此榮膺了一個戲謔的稱號：“小腳偵緝隊”……這種羅網緻密的基層社會結構，不容許街坊鄰里眼中的陌生人頻繁出入，一句牢騷、半句怪話，落入婆婆姥姥豎起的耳朵里，便是線索，密報到街道黨支部、派出所，這人就可能大禍臨頭，甚至產生滅頂之災。因此，只要某人有反對共產黨的思想萌芽，只要邀約幾個陌生年輕人頻頻來往，就會被群眾監視，偷聽（那時還沒有普及竊聽器）……當上世紀60年代出現大批量餓死人的災禍時，湧現出多如牛毛反對中共和毛澤東暴政的青年人。三、五個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先是發牢騷，講怪話，隨後便議論模仿電影裡面的地下黨採取行動……但是，那些小型聚會無一不被“破獲”，通通被冠以“反革命組織”罪名遭到殘酷鎮壓。絕大多數“反革命組織”都是經由“群眾專政”發現線索才得以偵破的。毛澤東將法西斯統治發展到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縝密、最精細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監視、告密系統。這種嚴密監控所有人（監控者相互監控）的基層社會，把監控和管制“階級敵人”的任務交給“群眾”，所以命名為“群眾專政”。[注33]

 

 

    2008年8月8日舉世矚目的29屆奧運會在北京開幕，第二天，美國排球隊教練的岳父在光天化日下被人刺死在旅遊景點鐘樓，外地來京的殺人者跳樓自盡。這個偶發的驚天大案，震動了全世界。人們，特別是聚集北京的眾多外國人議論紛紛，奧運期間是不是還會出現這種惡性事件？當天晚上，北京全市開展了又一輪密如蛛網的挨家挨戶緊急排查，將一些有正當理由、持有關部門證明來到首都、但與他家庭住地的公安部門聯繫後有點不放心的外地人，一律強制性地禮送（提供車票）出北京城；混進北京或來歷不明者、有前科或犯罪嫌疑者，一律由公安機關收容後甄別。從案發的第二天起，落實責任，分片包幹，加強街道居民的巡邏和旅遊景點的安檢……這些舉措確保了奧運期間的安全，杜絕了類似事件再度發生，顯示了“群眾專政”的巨大威力。人口千多萬的北京城，沒有嚴密的“群眾專政”基礎，哪能做到這樣精緻細膩呢？

 

 

    第七，高科技的發展使監控微電子化   

 

    周局長繼續說：“……穩定對於我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我們現在在各地特別是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安裝了不計其數的監視器，不瞞你說，北京已經是世界上安裝監視器最多的城市(30多萬台)。為什麼要這樣？因為我們必須隨時監視可能發生的不安和動亂……自從鄧小平離開後，中國的強人時代已經結束，如果現在再出現1989年的動亂，黨政軍中沒有一個強人可以控制局勢，更沒有一個人有膽量朝示威遊行的人群開槍。那就是說，中國將陷入無法預測的混亂甚至動亂。所以，我黨內部已經達成共識，一定要把任何不安和騷亂消滅在萌芽狀態，而監視和控制不安的最好辦法就是在全國各大城市的街頭和廣場安裝高科技的監視鏡頭，把全國人民置於我們24小時的監控之下……我們之所以並不隱瞞我們在大街小巷安裝的監視人民的鏡頭，主要的原因是讓他們知道害怕，知道自律，讓他們知道，我們在盯住他們看，國安部這個老大哥會記住你們的。你現在去問一些群眾，你們為什麼不敢上街遊行示威？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會說，我們怕他們會記住我的臉。是的，我們的監視鏡頭會記下每一個冒犯我們的人民的面孔。”

 

    自稱“民主小販”的楊恆鈞博士是寫暢銷間諜小說《致命系列》的怪才，上面這段話是從他寫的《情報局長》第三章《竊聽風暴之愛情故事》中摘錄的。雖然是小說，但關於監視器的描繪卻是真情實景，毫不誇張。[注34]

 

 

    “6·4事件”後，一位勞教釋放青工告訴我，他其實沒有參加學生運動，那天偶然撞到市政府門口，看到人山人海的大學生和市民們群情激憤地抗議，呼口號，他覺得有理，頂好玩的，便擠到人群前面聲援學生，跟着大聲吼了幾句……後來被捕，開始他不承認，錄象放映出來，在鎖定的畫面上看到自己聲嘶力竭的“醜惡嘴臉”，不得不低下了頭……那還是20年之前的事啊！

 

    據說，去年“隴南大規模群體事件”後，根據監視器的錄象抓捕了幕後操縱的“黑手”……

 

 

    目前中共加速了監控手段的現代化，設備升級換代，越來越先進，並普及到基層，對全國人民進行全方位、全天候監控。應該廣泛地宣傳這種新形勢，避免人民群眾因不知情而遭受無端的傷害和無意義的犧牲。

 

    此前，具有詩人遺傳基因的艾未未先生寫出了詩一般優美語句：

“戶外運動中沒有什麼比民眾撿起石頭扔向暴政更優美的動作了。”——尊敬的艾未未先生，您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應該知道砸石頭的災難性後果。1989年6月3日深夜北京街頭對戒嚴部隊砸一個石頭，便引來一梭子真槍實彈，倒下一片鮮血淋漓無辜者的屍體和終生殘疾的傷員……現在，中共縣一級衙門通通安裝了公開的、秘密的監視鏡頭。青年人涉世不深，讀到您這句話覺得好玩，檢起一個石頭仿效了一個“優美動作”……被抓、失學、失去工作、錄入檔案失去前途、直至判刑的……是不是有？您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只有作為“案犯”的當事人及其家屬才知道。您是頗具號召力的名人，很可能產生名人效應，我似乎聽到有年輕的生命因此在黑暗無援的牢房裡輕聲地啜泣。而砸幾個石頭泄憤，對政權的專制性幾乎毫髮無損，反而會刺激他們加強鎮壓。我有個小小的請求，您是否可以在下一篇博文中再提及這句話並作點補遺，甚至撰寫專博提醒一下年輕人，這種行為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注33]

 

    我建議，今後最好不要號召對專制政權搞無益有害而又無效的偷襲小動作。如果覺得有必要號召人們張貼標語、“塗牌”或“摘牌”……請在發出號召之前，先提醒青少年可能面對秘密監視器。我們是成年人，是長輩，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保護青少年，保護我們的後代。

 

 

    中共的統治得以繼續發展、壯大，還有許多理由和優越條件。例如：

 

    中共掌控了全國的資源和經濟命脈，可隨時逼仄“捋虎鬚者”的生存空間。焦國標為寫作《討伐中宣部》失去了北京大學教師的工作；賀衛方在“西山會議”呼喚民主及其它大膽言論，被北大變相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大學……[注36]

 

    改革開放後中共的政策，明顯地向社會精英傾斜。“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培植和壯大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在這30年裡，不斷提高了政治和經濟地位。“屁股決定腦袋，肚子指揮嘴巴”，坐在一個不錯的位子上，住在高級公寓裡，出門有車代步，吃香喝辣，滿嘴的油膩和蜜糖粘住了雙唇，除了感恩戴德，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如果按捺不住一定要多嘴饒舌，焦國標、賀衛方就是榜樣，而據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如果還不閉嘴，進一步就是胡佳、高智晟和劉曉波等人的待遇。何去何從？聽君自便。中共針對社會精英中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拉攏、收買、分化和有選擇的進行鎮壓，得到的回報是中產階級的擁戴和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安分守己（犬儒）。

 

 

    托“國家這麼大，人口這麼多”之福，中共擁有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優秀人才庫”，時至今日已擁有將近百萬“海歸”。留學生選擇回國，一方面是對海外民運失望，不願意在國外將青春白白耗費；另一方面，表現了他們對國內變化和進步的認同。他們的內心並不認為專制政權那麼可怕，也不苟同“共產黨會很快垮台”的說法。他們從小立志報答祖國，學成回國參與建設無可厚非。中共各級政府機關和各行各業因勢利導，對海歸與國內成長的人才一視同仁；中央及地方組織部門，有意提拔一些專才和通才，充實各級領導崗位，逐步置換落後、老化了的官僚體系。最近，我有幸上了一些大陸網站，發現了海外人士難以見到、令人驚嘆的“世外桃源”，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層出不窮，燦若群星。光是遷就中共一黨專政提出政治改革設想和方案的文章，就數以百計，許多獨特視角和新穎見解，顯現出他們對國家民族的深深眷戀和個人才情橫溢。海外民運隊伍雖然人才濟濟，確實擁有許多傑出人士，但對比中國大陸，從總的數量和後繼有人來說，相差太遠了。

 

 

    現在，中共給人民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經濟環境。在對社會嚴密控制、不使一黨專政受到衝擊的前提下，給人民一些有限的自由，在允許範圍內個人可以在文化、經濟等多種領域自由發展。經過歷年的高壓和馴化，使大多數中國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遠離政治，不敢挑戰中共對政治權利的壟斷，幾乎沒有人提出“政治分享”。中共掌控的文化資源推出豐富的、五花八門的視聽藝術（例如各種電視連續劇等），爭奪眼球，轉移了人們對政治的關注，消耗了人們的精力。

 

 

    中共憑藉經濟實力開展軟硬兼施的外交，分化、瓦解了“國際敵對勢力”，拉攏了不少“友好國家”……國內民運人士，由於不了解情況，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用人權壓中共讓步”，寄予了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厚望。實際上，國際社會也是相當功利的，美國人永遠會將自己國家的利益擺在第一位，歷史和現實給這一事實作出了有力的充分證明。美國敢於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敢於威脅伊朗、北朝鮮，但布什總統絕對不敢動中國一根毫毛。2008年金融海嘯使美國自顧不暇並在經濟合作、解脫困境方面有求於中共，因此，著名民運人士張鶴慈先生分析說：

“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開始階段，中共有求於西方，人權外交還有一定的約束力。但現在中共財大氣粗，反過來世界有求於中共，因而人權外交已經壽終正寢。”[注37] 現狀是中共根本不在乎某些西方國家說三道四，不會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再度將大批民運人士釋放到海外，胡佳、高智晟、劉曉波等人可能面臨長期關押。沒了西方國家多嘴饒舌的後顧之憂，中共將肆無忌憚地鎮壓敢於冒頭的異議人士。

 

 

    中共分化、滲透和瓦解海外民運勢力，防止他們集結成團的政策非常奏效。用天安門之子王丹的話說，“海外民運每況愈下”；另一位天安門之子熊焱在一篇紀念“六四”二十周年的文章中沉痛地指出：二十年來，我們行動缺失，缺少明確的目標，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喜歡爭鬥、沒有存大同的包容，濫用了千萬美元（美國和台灣支持的民主基金）連一個辦公室也沒有買下來……[注36]

 

    凡此種種，上述每一項都可以做一篇大文章，都顯示了中共“自組織能力”的強力延伸和發展。——暫時將上述六項綜合為“中共‘潰’而不‘崩’第八大理由”。

 

 

    國內外許多民運人士以及其它反對中共的力量，認為只要我們不斷地“反”，持之以恆地“反”下去，總有一天中共會垮台的，“退黨”要退垮它，“拖”也要拖垮它。這種意見正確的一面是，從長遠的未來看，中共確實會在某一天壽終正寢；值得商榷的一面是，這個“長遠的未來”究竟多“長”？10年？20年？50年?……本文通過（二）至（七）節剖析的結論是：中共雖然“潰爛”了，但不會“崩塌”，它已經煉成一個“超穩定系統” ，會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保持它的穩固！——預測是很難準確的，如果一定要追問具體的時間維度，我只能說：是這樣僵持下去，我們這一輩人看不到中國民主化的那天了，現今40歲以上的人恐怕都難以見到。

 

    從“6·4”算起，我們“反”了20年，效果怎樣？以往那種反抗方式，除了讓我們之中的某些人蹲大牢、吃苦頭之外，起了什麼作用？所有關於中共垮台或在一場經濟危機中喪失政權的判斷，都不過是美好的一相情願的幻想和將遙遠的未來推移到切近的眼前而已，對自己、對國家、對黎民百姓沒有任何好處。中共巨大生存能力的現實教訓了我們，這種僵持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現在，中共不但沒有任何垮台的跡象，而且“愈反愈強”，具有無可動搖、無可挑戰的穩固地位。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與之對抗，而不能“換一種活法”？我曾哀嘆：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如果按照目前寫點文章，搞點群體事件小動作，就這樣僵持下去，大家就等着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吧！

 

    這是我個人觀察、閱讀、思考後博採眾長的結論，請各位批評、駁斥、指正、爭辯和補充。也許，“中共‘潰’而不‘崩’”的結論可能被批駁得體無完膚，一錢不值；也許，通過贊同者集思廣益，可提供更多的佐證，支持中共“潰”而不“崩”的判斷。總之，我們不能想當然，不能沉浸在浮華虛假的幻覺之中，不能故意營造一個“中共即將垮台”的幻象，要嚴肅地面對真實的現實，在高度清醒認識的前提下更好地設想中華民族的未來。

 

 

　　最後一條，第九，沒有武裝革命的敵對勢力，沒有真正可以與中共進行較量的敵對陣營。換句話說，中共太強大，反對中共的力量太弱小，就像擺在泰山面前的“一抔土”，弱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

 

　　自從李澤厚和劉再復開展“告別革命”對話以來，中華知識精英和民眾幾乎形成了共識，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推翻共產黨。已故天才學者楊小凱先生首創

“反革命” （反對革命）理論，他在90年代初寫的《中國政治隨想錄》，對不能革命和無法革命作了詳盡精闢的論述。[注39]

 

    目前的反對意見是，不應該壓制或排除用武力推翻中共的選擇，不能捆住人民的手腳，不贊成與中共和解。持有或曾經持有這方面意見的人士有：高光俊、徐水良、劉水、曾節明、張三一言、劉蔚等先生。[注40] 問題在於，

“沒有文化框架的支撐和生態底座的承托”（王力雄語），武裝奪權的基礎與實力何在？在現代高科技如此發達、對手無比強大的條件下，從哪裡弄來一支比中共更強大的武裝力量用以實現奪權理想？從哪裡搞來這樣一筆天文數字、上萬億美元的資金來開展革命？即使武裝革命打響了第一槍，沒有人響應，沒有民眾擁戴，國際社會也不會支持一個新出現的嗜血暴力集團。

 

    孫中山先生搞革命東奔西走，向西方民主國家苦苦哀求

“援以金錢及武備”，但英、美等西方國家不予理睬；走投無路的孫中山，最後從列寧那裡獲得盧布與武器，辦了黃埔軍校，北伐成功。西方國家為什麼不支持孫中山？因為他們對中國沒有野心，不願用金錢打水漂漂；列寧、斯大林為什麼支持？因為他們看準了這是一本萬利的勾當。就憑“二戰”期間中國拖住日本無力從東方進攻蘇聯這一條，無論老毛子花了多少萬盧布（美金）都是值得的。更何況分裂出一個蘇聯的僕從國蒙古（150多萬平方公里），現在又搞定了從清朝手中奪取的3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晚年的孫中山發覺“跨黨分子”的野心後，對“跟俄國人的交易感到後悔”，臨死之前埋怨西方國家不願意用金錢支持他，以至於鑄成大錯。

 

    海內外“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源於中華暴力文化的長期薰陶。在苦苦追求進入上層社會不得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滋生和蔓延着鄙視廟堂、蔑視官府的“酸葡萄”思想，進一步演化成武裝起義，改朝換代的暴力行動。中國曆朝歷代都如此，至今還涌動着這種思緒的暗流。實際上，中國再也不需要劉邦、項羽、孫中山、毛澤東式的，視百姓生命為草芥，以攫取個人權力為宗旨的“革命”，“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歷史到1949年已經止步了。

 

    高光俊先生寫了《如何推翻中共》(http://www.boxun.com/hero/200808/gaoguanjun/)一書，但現實條件不允許他搞武裝鬥爭，為了生存，在美國奮鬥一年拿到法學碩士學位後現在紐約當執業律師。上述高光俊等各位以及所有贊成用武力推翻中共的先生們，如果你們一定要堅持己見，請逐條嚴格批駁本文

“中共越戰越勇，越戰越強”的論斷。當你們的雄辯和有效行動使人心悅誠服時，我願改弦更張，公開承認判斷錯誤，在你們麾下的“武裝革命隊伍”里隨鞭執蹬，效犬馬之勞。如果你們無法推翻本文“中共無比強大”、“武裝革命是以卵擊牆”——雖然正義在“蛋”這邊——的判斷，則請服膺真理，放棄你們的主張，改變你們的立場，為中華民族和平有序地早日跨入世界民主文明行列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注釋]

 

    [注33] 如須詳細了解“群眾專政”的內容，請參見拙作《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網址：http://www./gb/6/7/14/n1386084.htm

 

    [注34] 楊恆鈞（湖北隨州，1965—）復旦大學法學學士、澳大利亞新蘭威爾士大學碩士、悉尼科技大學博士；美國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獨立學者，暢銷間諜小說“致命系列”的作者。2000年後，在華盛頓和悉尼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目前居廣州。《情報局長》第三章《竊聽風暴之愛情故事》網址：http://www.boxun.com/hero/200808/yhjwz/1_1.shtml

 

    [注35] 艾未未（北京，1957—），著名詩人艾青之子，當代藝術家，曾在美國、日本、德國等許多國家舉辦過個人藝術展覽。這句話見艾未未的博文《隴南起義了》，原文是“在人的所有的室外運動中，有什麼比向傻逼暴君扔石頭更優美的動作呢？

”，但引用的句型流傳得更廣泛。網址：http://www.chubun.com/modules/newbb/viewtopic.php?post_id=29889

 

    [注36] 焦國標（河南杞縣，1963—），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博士，北京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2004年3月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2005年3月訪問美國後，被北大除名。賀衛方（山東牟平，1960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法學家；2009年3月赴新疆石河子大學支教，預計兩年。

 

    [注37] 張鶴慈（北京，1943—），祖父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東蓀（1886—1973），父親北京大學生物學教授張宗炳（1914—1988）；1963年因與郭沫若的兒子郭世英、後勤部少將孫副部長的兒子孫經武等人組織“X詩社”，被打為“反革命組織”勞教十年；上世紀90年代出國，定居澳洲墨爾本；經常有精彩政論文問世。《正面評價人權外交的壽終正寢》，網址：http://blog.dvnews.com/?p=53333

 

    [注38] 熊焱（湖南，1964—），1985年加入中共，原北京大學法律系研究生；1989“6·4”學生領袖之一；“6·4”後在北大貼出退黨聲明；逃亡中在列車停靠大同站時被捕，1991年出獄；1988年曾攻讀神學碩士；1992年通過特殊渠道出國；1994年加入美國陸軍，曾任美軍駐伊拉克隨軍牧師；2009年5月9日獲麻省高敦-康維爾神學院教牧博士（Doctor of Ministry）。紀念1989

“6·4”二十周年文章《我們需要更堅定的信念》網址：http://www.ncn.org/view.php?id=74163

 

    [注39] 李澤厚（湖南寧鄉，1930—），哲學家、美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1992年移居美國；劉再復（福建南安，1941—），曾任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1989年出國後在美國芝加哥等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和訪問學者；《告別革命

——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為李、劉二人對話（劉再復執筆），1995年香港出版，影響廣泛而又深遠。 楊小凱（湖南長沙，1948—2004），1968年在長沙市一中（金牌中學）讀高中時寫作轟動全世界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被中共高層判定為“大毒草”，後因此被判刑10年；1968—1978在勞改中自學，向同是犯人的高級知識分子請教，出獄時成才超過大學本科水平；1982年獲社科院計量經濟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90年之後為澳洲莫納什大學終身教授；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獎；2004年7月肺癌逝世。《中國政治隨想錄》網址：(http://www.boxun.com/hero/yangxk/49_1.shtml)

 

    [注40] 高光俊（湖北雲夢，1962—）1983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刑偵專業，1991年因組織地下反對黨被捕，10月28日逃脫，輾轉於1994年5月來到美國。徐水良(浙江富陽，1945—)，1968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文革風雲人物，異議人士，1998年流亡美國。 劉水(甘肅慶陽，1965—)，因參加民主運動，1989至2006年五次入獄；曾在海口、深圳等八家媒體擔任記者、編輯；一貫秉持自由知識分子獨立寫作立場，為言論自由、民主憲政鼓與呼。曾節明，本名申曦(桂林，1973—)1996年畢業於廣西大學新聞系，任職桂林電視台記者，異議人士，2008年逃亡泰國，申請政治避難。張三一言，生平不詳，網絡寫作高手，全部文章見：http://www.boxun.com/hero/zsyy    劉蔚，生平不詳，網絡寫作高手，寫了250多篇《喚醒國人》系列文章：http://www.boxun.com/hero/flake

 

 

（八） 中共難道真的不願進行政治改革嗎？

 

    何頻先生認為，當前中共

“外部：缺乏壓力”，“內部：沒有動力”，因此，“中共領導人近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推動民主化的可能性極小”。（見[注3]）

 

    何頻先生所指的中共

“外部”，應該包括“國際社會”、“國外華裔反對力量”和“國內非共產黨系統的各階層人民”這三個部分。

 

 

    真正缺乏國際社會對中共的“外部壓力”嗎？

 

    中共領導人無論具有多高的個人素質、無論怎樣注重形象、髮型標準、面帶微笑、彬彬有禮地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外國人總是先入為主地認定你是“專制者”、“獨裁者”，沒有通過民主票選合法上台，而是通過野蠻的“叢林法則，強者為王”，霸占了中國的政治權力。外國領導人因某種政治、經濟的原因不得不與實力強大的中共打交道時，嘴上雖然不說，但內心世界、骨子裡是瞧不起，鄙視的。——這難道不是“壓力”？沒有把一個民族視為“野蠻民族”更令人感到奇恥大辱和痛徹心脾了。今年2月溫家寶遭扔鞋，胡錦濤被評為全球排行第六的大獨裁者，[注41] 難道不是國際社會視而可見的“外部壓力”？——只要中國一天尚未民主化，這種壓力就一天也不會消失，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就得不到應有的尊嚴和真正的信任。現在，全世界已有70%的國家和地區民主化了，中華民族難道要再延續幾十年專制，直到99%的國家民主化之後仍然不願融入世界民族強林，頑固地一支獨“秀”在文明世界的對立面嗎？隨着時間的推移，隨着全世界民主化的程度不斷增高，這種壓力會越來越緊迫！

 

    雖然國際社會被金融危機拖累，暫時對中共降低了改善人權呼聲的分貝，但他們幾百年形成的價值取向絕對不會拋棄，只要有機會，仍然會對中共施加壓力。正如我們對待“壞孩子”一樣，一個玩劣兒童要在大人的管教下才肯念書；一個號稱具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古國總是要在國際社會的不斷督促下才肯一點一點進步，難道不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bad boy”嗎？

 

    中美之間互不信任加強軍備競賽、澳大利亞最近斥資千億加強針對中共的國防力量……則是看得見的壓力。

 

 

    “國外華裔反對力量”主要是民運人士和法輪功。1999年法輪功遭受鎮壓後一直在堅毅、平和地與中共抗爭，成為中共感到害怕、頭痛的一支重要民間力量。截至目前為止，真正創辦了具有影響力的衛星電視台（新唐人）和短波電台（希望之聲）的，真正能夠拉出一支支隊伍在國外各城市遊行向中共示威的，是不屈不撓的法輪功學員。但畢竟法輪功沒有正式提出政治訴求，只是站在宗教的立場上“講真相”。雖然宣傳“天滅中共”，在國內傳《九評》，號召“三退”（退黨退團退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共的打壓、攔截和堵塞之下，沒有構成對中共執政地位的真正威脅。

 

 

    海外民運狀況則慘不忍睹，許多人打出的旗號是民主的，話語卻是專制的；紛爭分裂，各自為政；爭搶資源，不成氣候；既沒有出現薩哈羅夫、昂山素姬那樣的民族精神領袖，又沒見具有號召力的人物站出來整合成統一的力量。但是，民運隊伍中數以百計的“筆桿子”，屢屢發表剖析中共入木三分、具有殺傷力的文章，使中共感到膽戰心驚，採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止這些真知灼見滲透到國內。使這些精彩論文只是在國外流轉，沒有起到廣泛喚醒大陸民眾的作用。

 

    法輪功和海外民運這兩支力量都對中共產生了一定強度的壓力，但對於政治改革來說是一種“反壓力”——壓力愈大，中共堅持不進行政治改革的反作用力愈強。

 

 

    中共“外部”壓力的主力軍是“國內非共產黨系統的各階層人民”。

 

    從上層與中共“持輕度不同政見”（所謂“輕度”是中共能夠容忍的不同政見）的知識精英到真心實意同情、幫助中共的知識精英，紛紛向中共建言獻策，希望儘快啟動政治改革。去年有一次胡錦濤會晤八大民主黨的高層人士，原定兩個鐘頭的會議，延長到六個鐘頭還意猶未盡。這些民主黨派的主委們有多少關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真心話，要親自向執政黨的領袖傾訴啊！

 

    下層民眾——廣大的工人、農民和城市居民——自發維權，對中共來說是最大的壓力。由於一黨專政，黑箱操作，缺乏有效監督，基層官員及其攀附者，必然要從欺騙、壓榨民眾中攫取更大的利益。最典型、最多的案例是徵地、拆遷和拖欠工資。不欺壓老百姓，這幫為非作歹之徒的獲利就會減少甚至不夠分贓。基層老百姓一直有一個“上面政策是好的，就是被下面這些貪官污吏搞壞了”的說法，所以就“上訪”、用“大官壓小官”的方式來尋求正義的伸張。中共這口“高壓鍋”也要找些出氣口來減輕壓力，不惜讓貪腐行為過分的少數下層官員作出點犧牲，於是才出現“信訪辦”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機構。上級信訪辦下達的指示函件，確實解決了不少百分之百有理和“善於操作”的上訪者的問題，具體比例不詳。但如果完全不能解決問題，信訪辦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就沒有絡繹不絕的上訪者了。可見，還是有不少上訪者解決了問題。人們才具有希望，才會前赴後繼。所謂“善於操作”的潛台詞是“利益分享”。我曾經聽一位熟人說，上訪拿了“尚方寶劍”（信訪辦的批文）回來後，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標的”對當地掌握實權的官員進行“疏通和潤滑”，補償金便順利地到手了。

 

    如果不改變一黨專政的局面，維權、上訪仍然會世世代代繼續糾纏下去。民意不可違，長期違反更不可。這一讓中共頭痛不已、執政成本大大增加、影響安定團結的問題長期存在，使黨內、外，從基層到高層都看到了、認識了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只是由於形格勢禁，為“保命保財”，政治改革不能啟動，只好暫時這樣敷衍下去。

 

    由此可見，中共“外部”不是沒有壓力，而是黨的高壓政策不准涉及，使政治改革話語缺失，壓力被掩蓋。不信？開放“報禁”試試，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將鋪天蓋地，如驚濤駭浪般滾滾而來。

 

 

    中共“內部”有政治改革的“動力”嗎？

 

    讓我們先看看一位入黨70年的老幹部鍾沛璋先生的善語哀言吧。

 

    鍾沛璋老先生1939年入黨，曾任中宣部新聞局局長。2008年9月21日，這位84歲高齡的老“布爾什維克”發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說《我們從哪裡來，向何處去——走向人生終點的思考》。

 

    “烏之將亡，其音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鍾老滿懷憂慮、不無遺憾地說：“我……看到腐敗成風、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們普遍以謊言欺騙自己和別人，青山綠水正在變成窮山惡水，這難道就是我夢寐以求的新社會、新中國嗎？……一直到1976年才認識到那套極左理論禍國殃民的危害，認識到中國的出路是必須實行民主憲政。”鍾沛璋老先生最後哀怨地感嘆：“我們老了，不能做什麼事了。但可以把我們從哪裡來，向何處去，告訴下一代。”——對下一代繼承老一輩“實現中華民族民主憲政”寄託了殷切的期望。[注42]

 

    鍾沛璋先生以及這樣一大批上世紀70年代末先後浮出水面、中共黨內良知未泯的老人，被稱為

“兩頭真”。所謂“兩頭真”就是：年輕時真誠地追求真理，年老時真誠地面對現實，真誠地進行反思。其代表人物李慎之先生1999年發表了振聾發聵的《風雨蒼黃五十年》雄文，贏得了國內各階層人民的廣泛尊敬，贏得了全世界的讚揚。他們之中比較著名的還有許家屯、李銳、王若水、林牧、胡績偉……[注43] 不僅這些能寫文章的老人，還有許多不寫也不說的老共產黨員，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例如，我長沙舊居樓下那位“三八式”老幹部劉爺爺（14歲參加革命，沒機會學文化，靠自學達到能讀報看文件的水平），經常對種種腐敗現象搖頭嘆息，對國家前途憂心忡忡，非常苦惱。我還認識許多七老八大的老共產黨員，只要能看報看電視能思考的，大部分都是“兩頭真”。“當我們竭盡全力自覺地根據一些崇高的理想締造未來，實際上卻在不知不覺地創造出與我們一直為之奮鬥的截然相反的東西。人們還想象得出比這更大的悲劇嗎？”[注44]他們全都陷入這樣的悲劇之中。

 

    非常遺憾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穩定”的執政當局沒有寬容地善待這些老前輩，生怕亂了陣腳，不但不表揚，反而將他們看成“准另類”，施加或明或暗的壓力。但由於“兩頭真”輩分高、資格老、個個有功勞，一般也奈何不得，只好拼命壓制他們寫文章和阻擋文章擴散。隨着時間的流逝，這些憂國憂民的“兩頭真”空懷企盼政治改革的希望，一個一個傷心地黯然離去。可以想象，即使到了陰曹地府有朝一日當他們聽說中國實現了民主憲政，會像杜甫《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那樣“漫捲詩書喜欲狂” ，笑逐言開、老淚縱橫地雀躍歡呼！[注45]——這些“兩頭真”老人及其後繼者，難道不是黨內真誠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推動力嗎？

 

 

    即使是黨內大大小小的貪官污吏，內心深處都是嚮往民主政體的。你看，他們絡繹不絕地把大量資金轉移到國外，讓老婆（有的包括二奶）孩子先行移民北美、澳洲，自己準備三、四本真真假假的護照在國內當“裸官”，為的是有朝一日發現風吹草動，便趕快棄沉船而飛逃。他們為什麼選擇去北美、澳洲，而不選擇去古巴、北朝鮮呢？一方面是北美澳洲接納移民，特別青睞攜帶大量資金的“投資移民”；另一方面是移民這些民主國家後，只要你在當地遵紀守法，對社會沒有危害，非常自由，根本不用對人身、財產的安全提心弔膽。即使有人舉報你的金錢來歷不明，因為是民主國家，首先必須拿出確鑿的物證人證，其次須經過曠日持久的法律程序，而用重金聘請熟悉當地法律的大牌律師，還可確保勝訴……不像在中國大陸，上級“丟卒保車”的權鬥、反貪風向標的左旋右轉、錯綜複雜人際關係的變換無窮、老百姓仇富心理的爆發……整日裡惴惴不安，生怕夜半敲門，說不定哪天就被“雙規”了，不是“嗚呼哀哉”，便是“人財兩空”……

 

    中共的肅貪已經部分淪為打擊異己、逆我者亡的政治鬥爭的工具。民間流傳“百萬的貪官作報告，十萬的貪官戴手銬” ，就是官場鬥爭的生動寫照。現在，中紀委抓人，連這個人的單位都不通知，此人就突然失蹤了。找一個隱秘的地方關押起來，先行突擊審問，取得“罪證”。他們採取盯梢、暗訪等方式，利用微型間諜工具進行錄音錄象，對各級官員秘密監控，並大興告密之風，令所有官員如驚弓之鳥，提心弔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惶惶然不可終日，使共產黨的官僚階層面臨自文革以後的新一輪恐懼。差不多所有官員都收受過來歷不明、無法推卻的“灰色收入” ；有時候也沒有擋住年輕漂亮女人屢屢投懷送抱的誘惑。不知哪一天中紀委的人來敲門，某一筆說不清楚的灰色收入，某個小蜜在床上的錄音、錄像資料，便成為淪為階下囚的“貪污” 、“腐敗”罪證。官員們被迫結為各類利益攸關的幫派，相互套牢，相互依靠，以圖自保。弔詭和恐怖的政治氣氛打擊了他們對黨的忠誠度，一有機會，便逃亡到民主國家隱藏起來當寓公。動作較慢的，被抓後暗地裡找後悔藥吃……

 

    那麼人們要問：貪官污吏既然喜歡民主政體，為什麼又反對政治改革呢？本文第一節已經論述清楚了，他們害怕“丟命失財”。他們喜愛成熟的民主社會，卻經受不起民主化過程的衝擊。如果“有人鐵肩擔保他們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既不會丟命，又不失財”，他們馬上會改變反對的態度，舉雙手贊成。

 

 

    今天的中共，絕不是文革時期的中共，領導人也不是毛澤東那樣無法無天的獨裁者，它正在向好的方面轉變和走向文明。因此，辨識當今中共高層領導是否願意進行政治改革，不僅要“觀其言”，還要“察其行”。政治家在某個時刻需要敷衍和忽悠，因此，不能用某位政治家在某個場所說的某一句並非內心真實意願的話，給他定性，重要的是看他做了些什麼。胡錦濤首創“建設和諧社會”、溫家寶實幹身先士卒、習近平甫上台關注熱愛中國的美國人（安葬司徒雷登於杭州），都體現了他們實實在在想把中國的事情辦好的良好心願。

 

 

    有一個可以窺探胡錦濤內心世界和領導作風的實例：

 

    2008年9月30日胡錦濤視察小崗村，其“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講話，被外界定為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基調，各界都在期盼醞釀多年的農村土地所有權的變革即將到來。令人吃驚的是，幾天后召開的三中全會竟然否決了胡錦濤的意見。《三中全會公報》中只有一處老生常談的話：“要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範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也就是說，胡錦濤的改革設想和建議，遭到了與會202位中央委員、166位候補中央委員的大多數人反對。

 

    中共一把手說的話不算數，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這些反對者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胡錦濤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議，證明他想為農民謀福利，想慢慢地一步步改革；但是，他提得倉促了，他的秘書、智囊們欠缺深入調研，沒有考慮到會有那麼多人投反對票。胡錦濤性格溫和，不霸蠻，尊重黨內同事和大多數人的意見，決不一意孤行。因此，不能簡單地判斷胡錦濤“失了面子”和“不夠權威”，而是要積極正面去理解和評價他在黨內的民主作風。由此例可見，胡錦濤在某些方面，是急切地願意推動改革的；同時證明他是一位善於操作，深知妥協、退讓的合格的政治家。——這樣的領導人在台上，難道不願意為中華民族實現民主憲政的美好前景建功立業？本文第一節已經說清楚了，時機未到，如果他現在貿然發動政治改革，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就是他的下場。所以，為了順從黨內多數人的意志，他還要不失時機地高喊“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6·4事件”20周年了， 媒體上發表了許多紀念文章歌頌那場“偉大的運動”，譴責共產黨的血腥鎮壓，但很少總結慘痛的經驗教訓。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由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架馬車”開創的政治改革，進入了中華民族改良運動的最佳歷史時期。當年，沒有人認識到真心實意進行政治改革的那“三架馬車”是多麼珍貴，是多麼難得的歷史機遇。整個社會“能人”太多，七嘴八舌，指手畫腳，瀰漫着浮躁、輕率和不負責任的喧囂。不管中共黨內開明領導人怎樣務實地艱難前行，反正是“不滿足”、“不滿意” ，左也是反對，右也是反對，誰的反對聲音最高，誰就是媒體聚焦的“英雄”。當年，缺乏耐心、過分性急、狂妄自大的“民主力量”一次又一次地強力衝擊，給中共黨內保守派製造抬頭的機會，終於先後迫使胡耀邦、趙紫陽兩位總書記黯然下台，換上了後來的領導人，自毀長城地喪失了千載一瞬的政治改革良機。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是讓胡耀邦、趙紫陽一步一步穩妥地改革下去好，還是使政治改革夭折換上後來的領導人好?——每每回顧這些痛定思痛的問題，只能一聲一聲長太息。

 

    今年有人提問“6·4”遭受一號通緝令的學生領袖王丹，他回答是“現在我不會參加那樣的運動了”。王丹的回答是“成熟”，反過來證明當年大學生“不成熟”。——把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頭等重要大事，輕率地任由毫無思想準備、血氣方剛、一味猛衝猛打、不講策略、不知節制、不成熟的年輕人手中，難道當年的“幕後黑手”們沒有責任嗎？那些頗受大學生景仰的導師和知識精英們，有多少人發表過重量級策略性的文章勸導學生適可而止？在一片“反對”、“譴責”的高分貝噪音中，沒有一個敢於承擔歷史責任、敢於把牢底坐穿的知識精英站出來，於是，就這樣漫無目標、放任自流地讓年輕學生無止境地與政府對抗，直至血流成河慘敗為止。因此，從這一視角來看，胡耀邦、趙紫陽是我們自己把他們先後“轟下台”的，學生、市民們的流血與我們成年人在關鍵時刻不敢肩負歷史責任有關。雖然從操作層面看，沒有一個具體的知識精英是真正的“幕後黑手”，但追尋歷史的責任，那些此前發表慷慨激昂的鼓動性演說（文章）者，榮膺“幕後黑手”稱號無可推諉。現在我們無論寫多少文章來歌頌胡耀邦、趙紫陽，都無濟於事，都不能彌補國家民族深受的創傷，都不能贖愆我們的歷史罪責。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不能不承認“6·4”在中華民族政治改革的歷程上起了反作用。“6·4”的教訓應該是，讓我們懂得民主轉型是一個長時期的過程，應該有耐心，不能稍有不滿便衝上街頭大呼小叫，把一切改革成果不負責任地沖個稀巴爛，並導致政治改革的夭折。在西方卓有成效的遊行示威，街頭政治，絕對解不決中國的難題。在未來的政治改革過程中，中華民族不需要轟轟烈烈的街頭行動，而是需要冷靜、理智，面對不同意見坐下來，通過協商和談判，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

 

    我之所以含着熱淚寫下這一段不太情願發表、可能傷害某些人的文字，是因為我必須正視和證實一個事實：在中國共產黨內，絕不止胡耀邦、趙紫陽那麼“零星幾個”熱血沸騰的民族精英，心甘情願地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精神實施政治改革。他們是“一批人”，是“一個為數不少、頭腦清晰、憂國憂民、切盼順應歷史潮流進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責任感的群體”。這個群體在“6·4”之後雖然不少人受到清算出局，但大部分人沉潛下來了。他們迫不得已按捺住政治改革熱情，服從“保命保財”的大局。——畢竟，他們生存在體制內，大壩潰決時將玉石俱焚。

 

    “時勢造英雄”，一旦新形勢出現，就會造就出新一代習耀邦、李紫陽……我們應未雨綢繆，先行警醒，大聲疾呼：當新一輪政治改革啟動，新一代改革之星升起於中華大地時，我們是嫌棄步伐太慢，某些措施不盡人意而走上街頭猛衝猛打，直至把新的改革之星打落為止？還是平心靜氣，耐心等待，至少不干擾、最好是扶助他們平和地、有序地、穩妥地完成國家政治轉型的歷史重任？——未來將考驗我們民族的智慧，知識精英將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根據以上分析，結論是：中共黨內不是沒有政治改革的“動力”，而是，潛伏和儲蓄了巨大的政治改革熱情，他們被沉重地壓抑了。一旦解禁，由勢能轉化為動能的政治改革，將如破土而出的雨後春筍興奮地迅速拔高，將如噴薄而出的一輪紅日放射出萬丈光芒！

 

 

    弄清楚了中共“外部：不缺壓力”，“內部：確有動力”之後，本節最後一個問題是：中共何時會啟動政治改革？

 

    這個問題外國專家已經幫我們找到了答案。

 

    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庫、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魯金斯評論》“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芮（Ray Yep）先生在《經濟低迷和不穩定的中國：政治改革正其時？》一文中的結論是：“開放政治改革只會出現在下列情況下：共產黨對其獨霸權力的地位感覺良好，並相信它有能力控制這種改革的速度和方向。”[注46]

 

    這位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骨灰級”專家極其準確地說到了點子上。請注意，這個重要的結論使用三個分句遞進表達：第一個分句表達的是，經過葉芮先生多年研究確認中共是願意進行政治改革、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如果他的判斷相反，中共沒有政治改革的願望，就不會寫這段話。在第二個分句中葉芮先生指出，啟動政治改革的首要條件是中共政權不能受到威脅，沒有任何干擾；反過來說，像現在這樣惟恐天下不亂，國內國外群起而攻之，就只能

“穩定壓倒一切”，不但沒有精力和時間去考慮政治改革，還要嘴硬再三強調“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第三個分句所謂“有能力控制這種改革的速度和方向”的真實內涵是，共產黨和共產黨員不能在政治改革過程中“丟命失財”，不能受到任何清算和侮辱，不能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政治改革必須平和地、有序地、穩妥地、沒有干擾地一步一步進行。

 

    啊，天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原來只要達到這樣的客觀條件，中共就會放心地啟動政治改革。“中共是否願意進行政治改革”這個全世界最大、最難，連博士導師們都望而生畏、幾乎無法解答的重大課題，答案就這麼簡單的三句話？

——嗨！草泥馬，你怎麼不早說呢？

 

 

    [ 注釋 ]

 

    [注41] 見《惡搞“網老五”》一文，網址：http://blog.dvnews.com/?p=52384

 

    [注42] 鍾沛璋（浙江寧波，1924—），1939年加入中共，1958年補充為右派；曾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中宣部新聞局長等；耋耄之年仍筆耕不輟，是一位憂國憂民的“兩頭真”。《我們從哪裡來，向何處去——走向人生終點的思考》網址：http://www.chinaeIections.org/Newslnfo.asp?NewsID=135901#

 

    [注43] 李慎之（江蘇無錫，1923—2003）國際問題專家，曾任“美國研究所所長”，20世紀末中國大陸自由知識分子代表人物。《風雨蒼黃五十年》網址：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5889# 。許家屯（見[注29]）。李悅(湖南平江，1917—),著名中共黨史專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毛澤東的秘書。王若水(1926—2002) ，著名理論家，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87年被勒令退出中共，1988年離休後多次出國作訪問學者，2002年在美國逝世。林牧(浙江義烏，1927—2006) ，曾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異議人士。 胡績偉(四川威遠，1916—)當代中國爭取新聞自由的重要代表人物，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因支持1989年學生運動被免職。

 

    [注44]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注45] 唐·杜甫七律《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注46] 互聯網上暫時沒有介紹葉芮（Ray Yep）生平的中文條目，《經濟低迷和不穩定的中國：政治改革正其時？》網址：http://www.dvnews.com/big5/MainNews/BackrStage/2009_4_17_11_25_43_771.html

 

 

（九） 《零八憲章》商榷

 

 

    明白了“中共要達到一定的客觀條件，才會放心地啟動政治改革”之後，“球”，就拋到了中國人民和一切反對中共的人士這一邊——我們是創造一個安寧的環境讓中共有序地進行政治改革，還是繼續加緊兩敗俱傷的“拔河賽”，讓目前的僵持局面繼續下去？

 

    我把“中國人民加上各類異見人士”喻為甲方，“中共及其擁躉”喻為乙方，將雙方的角力比做一場“拔河賽”。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輩“革命家”，用不斷運動、製造冤案的方式將一根巨大的結實無比的繩子在中間扎了一個“死結”，現在雙方用這根繩子使勁拔河。實際上，當前最需要的是用善良的人性解開這個血腥殺戮、冤冤相報的死結。但拔河賽事與願違，越使勁，這個“死結”就愈緊，愈加解不開，並可預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沒有解開的希望。現實局勢就是：甲方頻頻指責，乙方持續打壓，雙方堅決不讓步，誰都不是贏家，讓這種僵局不知伊於胡底地繼續下去，勞民傷財無窮無盡地“耗”下去……我們在消耗共產黨，共產黨也在消耗我們，兩敗俱傷，最終消耗的是國家民族寶貴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儘早自立於世界民族強林的寶貴時光。

 

    甲方有人一方面嚴詞譴責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加緊揭露、擠兌中共，算歷史舊帳，鼓動老百姓與中共對着幹，使乙方時時刻刻處於緊張狀態，生怕丟失政權而不得不加強專政。在這場“遊戲”中，既責備乙方無所作為（不進行政治改革），又不給乙方機會，是不是有點不公平？而要給中共創造一個放心啟動政治改革的機會，離不開全國人民、主要是全體知識分子的努力。因此，行文至此，對當前形勢下公布的《零八憲章》不能不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零八憲章》的主要意義在於描繪了未來中國的憲政藍圖，給海內外民主力量指明了奮鬥的目標。在目前凍結民主進程的情勢下，有人站出來大聲疾呼，抵制犬儒主義，表現出來的道德勇氣令人欽敬，也起到了一定的振奮民主精神作用。但是，

 

    第一，《零八憲章》表現了知識分子的狂妄自大、傲慢無禮和好為人師：你們共產黨人不懂什麼是民主政治，讓我們來教你們一招吧！——說毛、朱、劉、周不懂西式民主？說鄧、李（鵬）、江（澤民）、朱（鎔基）不懂三權分立？說胡、溫、習（近平）、李（克強）不懂西方政治結構……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或許原來毛時代有些基層官員不太明白，但這麼多年來，不少官家子弟都送到西方去鍍了金，遍地都是海歸，即使只聽聽回國人員侃大山，關於西方的事都耳熟能詳了。特別是政府官員年輕化、知識化之後，爭論又如此激烈，中共體制內對民主憲政幾乎人人瞭如指掌。我在大陸時接觸的官員，從上（部長級）至下（村幹部），沒有一個不懂的。實際上，《零八憲章》所涉及的政治思想主要內容，早在一百年前的晚清時期那些奉命出洋考察的大臣就基本搞清楚了。

 

    民運人士格丘山先生對中共不願接受

“初中水平”的《零八憲章》百思而不得其解，搞笑了一個“幼兒園水平”版本的《零九憲章》，並調侃地說“如果共產黨仍然不同意，只能退回到娘肚子裡去重生了”。[注45]

 

    現在不是“懂不懂西式民主”的問題，而是“中共是否啟動政治改革”的問題。中華民族當務之急是如何打破“中共寸步不讓，不啟動政治改革”的僵局。只要中共像上世紀70年代末那樣搞政治改革，事情就好說，什麼都好辦了。因此，當前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如何創造條件讓中共啟動政治改革”，而不是用一個什麼文件去“教訓”、刺激中共。今日之中國，不需要七嘴八舌的“政治宣言”，需要的是兢兢業業的務實行動。《零八憲章》在這樣的重要歷史關口，沒有把握住時代的主旋律，而是說了一通人所共知、在互聯網上隨時都可以搜索到的老生常談，迫使中共加強專政，起了反作用，令人深感遺憾。

 

    第二，蕭翰教授指出，《零八憲章》

“在現有形勢下，其可操作性等於零”。“而目前的憲章如果全部實行，共產黨必然成為全國人民的敵人。要求共產黨經過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淪為階下囚的國家之敵，共產黨能答應嗎？”如果沒有進行“可行性”探索，就匆匆發表《零八憲章》，則起草人和簽署者的政治智慧，明顯不足；如果明明預計到沒有“可行性”卻強行公布這樣對抗性文件，向中共施壓激化它的專政本能，與當前“如何重新啟動政治改革”的時代主題背道而馳，令人對知識精英“政治智慧的指向”難以理解。[注46]

 

    第三，《零八憲章》秘密操作，準備一朝突然公布，大約是想“給中共一個措手不及”。但中共早已嗅到氣味，按兵不動是需要進一步摸清情況，“等蛇出洞”，鎖定一個較為廣泛的目標。當徵集簽名達到303人時，傳來中共準備動手的風聲，便匆匆忙忙提前一天公布了。這種操作方式近似於一個“秘密政黨”的誕生模式，犯了中共的大忌。換句話說，假設現在開放“結社自由”，這303人中的大多數可能馬上宣告成立一個以實行西式民主為綱領的政黨並成為第一批骨幹黨員。中共最害怕反對派集結成團，更何況其中有那麼多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知識精英，所以“首惡必辦”，其餘“請喝茶”。此前，劉曉波寫的某些文章對中共的打擊力度並不見得比《零八憲章》弱，但中共不破格“關照”他。為什麼？因為劉曉波寫的文章僅在國外流轉，“出口轉內銷”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網民能看到，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個人行動，影響面不大，無足輕重。而對劉曉波、余杰、王怡那麼幾個散兵游勇的特許“寬容”，開個小小的“民主窗口”可製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向西方國家展示中共的“開明”。現在劉曉波帶頭越過“結社”界線，秘密串聯搞“准政黨”，這個“口子”絕對不能開，所以就請君入甕了。鑑於金融危機的拖累國際社會對中共降低了改善人權呼聲的分貝，如果不增大營救力度，劉曉波等異見人士如不具結悔過，有長期失去自由的可能。

 

    第四，《零八憲章》的具體內容也有瑕疵。所謂“憲章”只是一個大前提，一些原則，指明大家努力和前進的方向，要儘量迴避寫入有爭議的具體問題。《零八憲章》寫上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聯邦制），馬上就有人拒絕簽名，因為他不同意“聯邦制”，或者偏愛“邦聯制”、“兩院制”……在“憲章”中寫上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不考慮儘可能團結最大多數，缺少民主協商和理性思考，似乎是還沒有起步就拒絕一部分人參與。《零八憲章》沒有涉及民主支持者見解一致的“基本福利”問題，反而涉及了許多民主支持者可能存在爭議的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第五，《零八憲章》“描繪了未來中國的憲政藍圖，給海內外民主力量指明了奮鬥的目標”。其實，海內外民主力量（參與、支持或關注民主運動的人）對這樣的目標早有不同程度的與聞，關鍵是要喚醒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活法”的廣大民眾。由於中共的打壓、封鎖和阻撓，真正需要看到《零八憲章》的大陸網民大約只有千分之一（按3億網民計算為3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民主力量”）。因此，在中國大陸現時條件下，《零八憲章》的啟蒙作用難以盡善盡美地發揮，難以廣泛地傳播。

 

 

    蕭翰教授2008年12月13日在《憂思錄之十一》中，針對

“零八憲章”之缺陷和不足，思考與提供了一些切合中國政治改革實際需要的設想和指導性原則，摘要如下：

 

    《零八憲章》在現有形勢下，其可操作性等於零；

 

    目前的憲章如果全部實行，共產黨必然成為全國人民的敵人；

 

    要求共產黨經過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淪為階下囚的國家之敵，共產黨能答應嗎？

 

    既然是政治行動，就應該考慮它在社會各界最大程度的可接受性；

 

    要解決一個一定程度具有決定性的問題，即如何讓中國共產黨接受其中所有觀點；

 

    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應該是在和平推動中完成憲政改革，共產黨必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力量，不能把共產黨當作敵人看待……而目前的憲章如果全部實行，共產黨必然成為全國人民的敵人；

 

    中國未來的憲政改革必須是沒有敵人的政治；

 

    結束（專政）這一過程，需要給共產黨及其重要成員一些基本承諾；

 

    清帝退位，國民政府給出《優待清室條例》——和平建新政權是要代價的；

 

    將近一百年，中國人的政治眼光應該高於清末，而不是連清末都不如，但這份零八憲章的政治水平不及清末孫（中山）袁（世凱）；

 

    中國未來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轉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須徹底拋棄敵我思想，要將中國共產黨作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的主力對待；

 

    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將近60年裡，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窮災難，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權，如果憲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給他們起碼的制度性寬恕方案，要讓共產黨來革自己的命，無異於痴人說夢；

 

    要使得共產黨成為和平憲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須有一些“污點國父”——他們可能在這個體制內獲得了巨大的不義之財和地位，但是只要他們主導或者推動憲政的和平改革，除了應該將他們及其家族的財富按一定比例退還國庫，其他一概既往不咎，並且保護他們家族的一切安全，使他們在此基礎上成為與廣大無罪國民權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們成為國家重要領導人的，以後卸任了也絕不秋後算帳，上述政策應該也是針對其他一切共產黨官員的做法；

 

    這些具體方案都是憲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這些問題都應該進入公開、和平與理性的討論階段。（見[注46]）

 

 

    我們要認清政治改革的目的是改變不合理的制度、不平等的遊戲規則，而不是打擊參與遊戲的競爭對手；我們要消除他們疑惑、緊張、不安和恐懼的心理；我們要改變邪惡的現狀，而不是制裁從邪惡現狀中獲得利益的人。蕭翰教授的《憂思錄之十一》，就包含了這些道理。這個文件是目前我看到的，在現實條件下最具前瞻性、最富想象力、最通情達理、最接近實際需求的政治改革設想和建議。這些寶貴的設想，一條都不能缺，否則中國就不會出現政治改革的局面。而上述這些條款，在《零八憲章》中一律闕如。從中國需要平和的憲政轉型來看，《零八憲章》是一個好心辦錯事，起反作用的文件。

 

    但是，蕭翰教授的文章，仍有很大的局限性，最根本的一條是

“不徹底”。他是站在某個想象的、虛擬團體的立場上說話，以“我”為主來“促進”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我”是誰？中國人民、民運人士、知識精英？……實際上這個“我”除了代表自己之外，“我”的“有形團體”並不存在，也沒有誰有資格代表這個“虛擬團體”。因此，現階段如果啟動政治改革，只能以中共為主體，讓中共來主持和操作，不存在其它任何與中共對等談判、平起平坐的替代力量和組織。“中國和解智庫”沒有充分理解上述狀況，鬧出了尷尬場面。成立於2007年6月8日的“中國和解智庫”及其《衝突與和解》網站(http://www.chinareciliation.org)，集結了許多知識精英和有關中國政治和解的高品位文章。2008年11月2日在首屆“推動中國進步獎”頒發給智庫的大會上，發起人王光澤先生不無遺憾地感嘆：“中國和解智庫曾經公開發表呼籲”、“此種呼籲連同其他的呼籲，全都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音。”——現在中共有恃無恐，不考慮政治改革，根本不需要與誰“和解”。智庫的一班書生議政（其中許多人簽署了《零八憲章》），看你們一個個憨厚得可愛，言論基本沒有出格，不取締就算頂客氣了。——你算老幾？憑什麼給你“回音”？[注47]

 

    實際上，既無法“回音”，也沒有“回音”的必要。等“中國和解智庫”搞出一個中共滿意、完全接受、可實際操作的“憲章”，簽名人數實打實超過100萬時，才有可能引起中共高層重視，才有可能指令低級別官員或外圍組織與之對話。

 

    中國人民、民運人士、知識精英……由於無法成立“有形團體”，師出無名，與中共處在地位不對稱、力量不對等的境地，每一個人只能代表自己。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把自己估量過高，不要奢望得到某種回答，也不要對中共指手畫腳，不要提出任何不知天高地厚的要求。例如，經常看到一些“敦促中共”怎麼怎麼地……的文章。你有什麼資格“敦促”？“敦促”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力量顯示，在淮海戰役中，幾百萬解放軍形成了包圍圈，毛澤東才能寫出《敦促杜律明等投降書》。如果在政治改革過程中你寫出了好的建議，請選用“敦請”這個有禮貌的詞彙。

 

    要腳踏實地。我們的任務：第一，讓路；第二，幫助。“讓路”就是現階段，不呼喊刺激中共的口號，不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章，在行為上不做反對中共的事，不鼓動老百姓反對中共——一句話，不對中共政權進行任何威脅，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中共啟動有序的政治改革。至於幫助，則要看你的心願和能力，你不願意幫助，只要讓路就行了；如果你願意幫助，則可以寫文章，講道理，告訴和勸說老百姓“讓路”對中華民族、國家前途的重大意義，給中共創造一個真實的安寧的政治環境。

 

    但是，我深深相信，中共在啟動政治改革時，可能成立一個以八大民主黨為基礎，增聘一些研究憲政的學者專家，甚至延攬部分有真才實學的異議人士，組成一個帶有顧問、參謀性質的“諮詢委員會”，以便協助他們更好地完成民主轉型的任務。

 

 

    中華民族自晚清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的“憲政起步”開始，花費了整整100年的寶貴時光，耗費無法盡數的財富，在血流成河、相互殺戮的刀光劍影之中，溫和的、漸進的改良屢屢被暴烈的、激進的革命撲倒，至今尚未建成“憲政體制”。繞了一個 “百年憲政歷史大怪圈”之後，目前，我們又回到了“憲政起步”的原點。

 

    中華民族最著名的“社會發展路徑依賴怪圈”是《三國演義》開頭“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大規模農民起義每隔幾十年或兩、三百年來一次。起義暴民將所有社會成果打了個稀巴爛，積累的財富洗劫一空，一切又得從頭開始。

 

    我能記起來中國文學描寫的“怪圈”是魯迅先生短篇小說《在酒樓上》借主人翁之口說的一段話：

“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注49]

 

    中華民族的“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是世界上時空綿延最長、涉及人口數量最多的特大型怪圈。今天活着的每一位中國人，目前仍陷在這輪碩大無朋的歷史怪圈的末端。是隨着“怪圈”沉淪，又開始新一輪“憲政大怪圈”的旅程，還是從這輪“憲政歷史大怪圈”的末端奮勇地掙扎出來？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嚴肅而又緊迫的課題。——我想，整個中華民族應該沒有一個人不願意體面地從歷史的怪圈中走出來。

 

    要走出這個“憲政歷史大怪圈”只能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而希望中共啟動政治改革，則需要徹底顛覆我們頭腦中原來視中共為“敵人”的觀念——雖然這種“敵對觀念”是中共造成的，但我們要主動率先將其顛倒過來——承認中共是現實中國主持政治改革的唯一主體。在先進的知識精英“讓步”、“幫助”的表率作用帶動下，全國人民作出天翻地覆的讓中共滿意的徹底讓步！

 

    要讓步到什麼程度？

 

    讓中共現任領導者、離退休的老一輩領導人，無一例外地同意和支持政治改革；讓7400萬中共黨員放心，贊成和支持政治改革；讓占全國人口0·4%、掌握70%社會財富（此數據有幾種版本，不一定準確）的暴富者以及“貪官污吏”組成的“權貴利益集團”在政治改革前、後不受到任何清算、追查……必須達到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頂級專家葉芮先生的研究成果所指出的條件：

“共產黨對其獨霸權力的地位感覺良好，並相信它有能力控制這種改革的速度和方向”。

 

 

    初次聽到這樣驚人的“讓步條件”，你會一蹦跳起來，大聲嚷嚷：天哪！這不是“投降”嗎？——是的，從某一視角看問題，確實是投降，而且是自動自覺地徹底繳械投降。請冷靜下來，除此之外，現實中國沒有任何啟動政治改革的可能。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向中共投降，但實質上，我們是向民族和國家的前途投降，向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投降。中華民族要想解脫中共的政治鎖鏈，必須忍辱負重，摒棄一切“忍無可忍”的前嫌，超越“上帝的玩偶”這種自身角色的局限，升華到更高層次的思想境界，才能走上“融入符合人類普世價值的世界文明大家庭”之路。

 

    什麼叫“無可奈何”？什麼叫“忍辱負重”？思考吧，爭論吧，“上帝的玩偶”們！——寫作到這裡，我不禁熱淚盈眶，不能自已到幾乎失聲痛哭。寫作到這裡，我將本文的標題“走出中華民族百年憲政歷史的怪圈”的“走”字改為“掙扎”——絕對不是輕輕鬆鬆地“走”出來，而是萬般痛苦地“掙扎”出來。

 

 

    [注釋]

 

    [注47] 格丘山（1942—），個人網頁：http://www.webspawner.com/users/jhuang/index.html。老先生的觀點見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12/200812301822.shtml《09憲章——一部共產黨沒有理由拒絕的憲章（草案）》。

 

    [注48] 蕭翰，原名葉箐（浙江天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個人在新浪網絡創建“追遠堂”博客,《憂思錄之十一：關於〈零八憲章〉》網址：http://www.chinareconciliation.org/list.asp?Unid=1546

 

    [注49] 王光澤(河南信陽，1972—)，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碩士，著名記者，評論員， “中國和解智庫”創辦人之一，現居北京。 《革命倫理昌興與政治和解的困境》網址: http:// boxun.com/hero/200811/wanggz/1_1.shtml

 

    [注50] 魯迅《在酒樓上》網址：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1031885_16947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