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金石關於中國“社會病”病根的報告--

（註：這又是一篇絕對有“試金石”價值的文字，筆者除了聲明“文責絕對自負，歡迎轉載或下載保存”外，也要一如既往地，上傳到大陸強國論壇（深水區）、光明網，和海外博訊新聞網，為《新理論》一旦有機會向一切錯誤社會理論發起“總攻”之前，搜集儘可能多的事實證據或實踐資料。  潘一丁 2009年8月18日）

中國文化一向有“博大精深”之美譽，而且往往還要以“禮儀之邦”自居。這是有其深層本質上的道理的。因為按照在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新理論》，認為所謂的“文化”，就是一種根據“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科學原理，用來『將一個被稱為“人”的高等動物的生物“毛坯（嬰幼兒）”，加工成一個合格的“社會人”。以便向一個已經離開大自然的動物世界，進入和原有自然生態環境系統、有着本質區別的、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社會”時，提供能夠保證新系統正常而有序的運轉的“零件（社會人）”』的手段或方法。而這種這種加工手段或方法的“高明與否”，決定了社會人的“產品素質”，其檢驗或判斷的“標準”，就是道德。這就是《新理論》堅持認為“中國文化”絕對優秀、先進、科學而高明正確，讓其它文化根本就難以望其項背的根據。因為相對而言，它們到今天，除了以宗教教義（稱之為“經”）、祖宗留下的習慣傳統，甚至合夥簽訂的“分贓協議”般的所謂“法律”外，還沒有正式形成一個夠資格可以稱其為“道德”的概念。這更是為什麼筆者不承認現代西方所謂的“人權”的理由，因為迄今為止還被當成圭臬的西方社會理論，根本沒有能力從比生物解剖學更高一點的邏輯思維層次上，來認識和解釋人類和人類的社會，更不能從邏輯特殊性上，找到人和高等動物之間的原則區別，反而將兩者混為一談。將理應神聖的“人權”，貶值或“山寨化”到了等同於“猴權”“豬、狗權”之類的慘不忍睹地步。真是想要吹捧、抬舉它都難。要是也跟着這樣做的話，反而覺得是自己在主動掉價、貶值，大失作為“人”的身份和臉面！

其實所謂的“道德”，就是對一個合格“社會人”行為標準的要求和規範，是真正“人性”的產物。因為“社會”是人類走出“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叢林）”後，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思維，依靠“集體分工合作”的手段，創建的一個絕對“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而且為了避免被比自己社會大得多的原系統吸引、湮滅而回到動物世界中去，必須以一種“反其道而行之”的運動狀態，來保持和原系統有足夠的離心力。而根據力學原理，這種“集體分工合作”所產生的（離心）合力大小，不僅取決於每一個個體產生的絕對值大小，還取決於每一個個體的用力方向，也就是絕對遵守力合成的“平行四邊形法則”，人類社會也不例外。所以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不同階段，雖然表象上採用了不同方式或手段（比如強迫驅使式的奴隸社會、專制服從式的封建社會、連騙帶哄式的社會主義社會或毛澤東的威權式新民主主義社會、合夥分髒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說得好卻做不到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社會等），但是實際操作上，雖然“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卻沒有一個可以不服從這種力學原理的。而那種被部分讀書人鼓吹的所謂“無政府主義或自由主義”，說白了，就是一種本質上反社會的“返祖現象”思潮，連平起平坐或相提並論的資格都沒有。

所以可以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可以當之無愧地被譽為“博大精深”，理所當然地被戴上最“先進、科學、高明”的桂冠，更是理論上唯一有可能建立起“禮儀之邦”社會的真正理由和根據，就是因為這種文化裡面，已經擁有其它文化還沒有的、代表真正人性特徵、證明人就是人而不是高等動物的顯性“道德”基因。這更是《新理論》不承認西歐或北歐某些發達小國、說他們“社會文明”或“制度先進”的理論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加工文化中，除了天性的遺傳影響外，還不具有這種顯性的人性“道德基因”。他們的表現，充其量只不過是像樹上吃飽了的猴子（另一種被西方社會理論認為和人一樣的“高等動物”）們，要學“賣帽人”的樣子，把帽子搶來戴到自己頭上的模仿行為一樣，離真正的人類“文明”，其實還有相當的距離！（筆者聲明對此言論負“誣衊”或“誹謗”的完全責任。歡迎不服氣的中國讀書人或西方文化、社會學者，指名道姓地、到法庭或其它公開場合下辯論，而不是躲在權力和習慣勢力保護下的學術“象牙塔”里，色厲內荏地裝做“不屑一顧”。痴心妄想地、企圖在被忽悠慣了的“大眾皇帝”面前，將筆者逼到“堂吉訶德”的位置上去！）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在私底下，會用今天發生在大陸社會的、絕對負面而“確鑿”的事實：如黃賭毒俱全，偷搶扒拿、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成風；企事業單位普遍弄虛作假，貪贓枉法見怪不怪，黑白道同流合污、沆瀣一氣；幾個加入外國籍的“同胞”，和中國鋼鐵企業的內鬼一起來“吃裡扒外”，給國家造成數千億美元的損失；直到官員持假文憑上崗掌權，繼而營私舞弊、瀆職、不作為。上下權錢交易盛行，包情婦、二奶，嫖奸幼女成時尚；再加上校長、教授論文剽竊，家長配合學生大面積的公開作弊，博導教授權色交易等，以及三聚氰胺毒奶粉製造、有毒空氣（粉塵）和致癌污水的排放之類，絕對稱得上大規模的集體“謀財害命”的現象，完全可謂“集天下一切危害社會現象之大成”，而且已經幾乎到了“八仙過海、全民參與、司空見慣、習以為常”的程度。所以除了“缺德”兩個字外，再也找不到更恰如其分的形容詞，來歸納這個社會，所以絕對可以被用來振振有詞地反駁筆者，痛快淋漓地將筆者罵一個“狗血噴頭”，替那些在《新理論》面前只能掛“免戰牌”的讀書人出口“鳥氣”！

可惜的是，這不僅不能滅《新理論》的威風，反而長了應用者的志氣。因為建立在絕對先進而科學的中國文化基礎上的《新理論》，還同時提供了認識和解釋包括“缺德”在內的一切“社會病”的能力。所以當前整個中國社會“缺德”的表象事實，是不能被當成用來潑向中國文化的“污水”的。那麼，明明有德的中國文化，怎麼會加工出“缺德”的中國人來的呢？

這完全是因為先進而科學的中國文化，為了因應自己的博大精深事實，在西方發明計算機技術的好幾千年之前，就已經採用了現代所謂的“壓縮技術”概念，對自己文化的全部內容進行了壓縮。而把“解壓縮”的鑰匙，放進了語言、文字，和由語言文字組成的格言、成語、神話之類的“數據庫”內，以及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之中。讓中國人很容易通過自己文字養成的聯想能力，隨時解壓縮出來任意調用，使以這種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相對比較聰明和有能力。而這種“聰明和能力”，主要體現在中國人其實已經具備了接受“以理服人”來形成真正的“禮儀之邦（即文明社會）”的能力，這種無與倫比的能力，已經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後，通過國共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和錢學森、華羅庚等頂尖人才，放棄海外優厚待遇、毅然回國服務，以及在抗美援朝和新中國的全面建設中表露出來。因為大多數中國人當時都認同毛澤東和共產黨所說的“革命之理”，潛意識中願意像個“人”一樣地“以小我服從大我（集體）”，主動把力量集中向同一個方向，讓社會的合力從正面趨向最大值。遺憾的是，事實已經證明，毛和其他中國讀書人一樣，始終沒有能正確“解壓縮”中國文化，當然也沒有掌握可以真正以理服人的“理”，所以最後面對自己錯誤的實踐中，所產生的問題時，竟然束手無策，只能再次走回“以力服人”的“秦始皇”老路，種下了必然失敗的禍根。

而今天中國的問題，正是對毛時代錯誤採取“物極必反”和“矯枉過正”的結果。因為那種“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里。誰反對就打倒誰”的極左錯誤，在沒有經過科學論證，明確“到底錯在哪裡”之前，已經通過“不爭論”的手法被否定掉，讓懂道理的中國人，再次失去一個可以從中接受教訓、避免犯“第二次同樣錯誤”的寶貴機會。而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似是而非口號下，代之以同樣沒有經過科學論證的所謂“摸石頭過河”和“貓論”。終於讓中國人從精神上拿到了可以將道德“棄如敝履”，心安理得地向西方“高等動物”學習、接軌的“通行證”，以人的能力，按照“叢林法則”去和不懂“德為何物”的高等動物競爭--一種以經濟為目標的“窩裡鬥”。真是想不“缺德”都不行。久而久之，在中國人自己的“動物世界”般社會裡，普遍嘗到“缺德”的甜頭和不缺德的苦頭後，終於習慣成自然地，人人、處處“缺德”起來，再一次讓社會的合力，從“向錢看”的負面（注意！是負面），趨向最大值。那裡的社會，也就必然變成今天這付寡廉鮮恥的“德行”了。

這本來是一向被譽為社會“良心”或“棟梁”的中國讀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或義務。理應作為社會主人的一份子，帶頭來代表“大眾皇帝”進行反思、檢討屬於自己這個時代的錯誤和問題。在找到“社會病”的癥結同時，再在對中國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真正科學的社會理論，通過“以理服人”的示範方式，為全人類指出一條絕對可行的“文明之路”。而不是以自己文化加工出來的小聰明，不僅不能充當錯誤潮流、趨勢的“中流砥柱”，反而出於個人或利益集團的一己之私，來配合西方“乘火打劫”，對其“推波助瀾”和“火上加油”。最終陷中國人於不義的“危險”之中，成為全世界高等動物的“眾矢之的”。自己也將在《新理論》的試金石上（不表態也是一種表態），留下真正“含金量”的山寨版痕跡，並被永遠地釘在歷史的“恥辱樁”上。如不能立即“懸崖勒馬”，剩下的時間恐怕就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