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一丁:民主“公僕”和封建父母官的思辨 |
| 送交者: 潘一丁 2009年09月01日19:52:4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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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理論》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嘗試(之四)
其實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自孔子以後,會讀書而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就在他的影響下,養成了“不求甚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習慣,遇事不先問個“為什麼”,就只知道一味“照本宣科”地生搬硬套。這種陋習一直流傳到『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文革時代。甚至還延續到“不爭論”年代。終於導致中國人一遇到什麼天災人禍,就普遍喜歡呼爹喊娘“向後看”的惡果。這不,今天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遇到災難(如台灣八八風災)或不順心(如大陸的貪腐成風)時,不思下“罪己詔”,由作為主人的“大眾皇帝”作自我檢討。就馬上“憶苦思甜”起來:一個要“日夜想念毛主席”,一個要“宋楚瑜再回來當行政院長”。整個一付沒有出息的“昏君”相! 這完全是因為包括孫中山和毛澤東在內的中國讀書人,在天性使然的影響下,對西方和馬克思“邯鄲學步”、“東施效顰”的結果。當他們開始接觸到西方“民主”和“科學”之類的新概念時,沒有先科學地從本質上認識這些概念,從而知道西方所謂的“民主”,其實是一個包括古代中國在內的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失去過的“客觀存在”。卻被有雄心(或野心)的政治家或政客們,在想“改朝換代”(註:這裡沒有是非的價值觀取向)欲望驅使下,為在封建歷史中當慣奴才和小人的廣大民眾,設計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大眾皇帝主人夢”,哄得大家為了投資實現這個“夢”,而不惜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更為了投大眾的虛榮心所好,完全仿效封建王朝官員面對皇帝時自稱“奴才(僕人是也)”的習慣,將政府官員一律改稱“公僕(公用奴才)”。演繹了一出出莎士比亞筆下“一仆二主”式的荒誕鬧劇。如果西方人受文化加工能力所限,一時想不透這個問題的“忽悠”所在、還情有可原的話。聰明的中國人只要稍微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甚至小說中的描寫),做一點心理分析或反向思維就知道了。我們難道會因為老和尚把女人說成是“老虎”,或者把龍蝦說成“魔鬼”,就不想女人、不吃龍蝦了嗎?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由於貧富的兩極分化以及社會分工的客觀需要,那種曾經被說成是“階級壓迫、剝削”的雇用保姆和傭工現象,已經司空見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認為這些人“低人一等”的反人權“成見”,還是客觀存在而積重難返的現實。因為從封建王朝時代開始,“奴才或僕人”地位低下的不平等觀念,自上而下,早已形成為一個不爭的傳統習慣。官員見了皇帝要自稱“奴才”,老百姓進了衙門,有理無理都要下跪,雖年逾古稀也要自稱“小人”。官員或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回到家裡,自己的僕人也只能以“奴才、小人”自居。總之,有一種根據職務、官位或社會地位,來決定上尊下卑的等級觀念。雖然絕對有悖於西方後來才提出的、真正平等卻自己也做不到的“人權”。但是客觀上對社會合理分工的自動調節、平衡,也的確起到了一定“激勵努力、爭取上進”的正面積極作用。可惜的是,這樣的傳統習慣,由於沒有從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從理論上作出“以理服人”的科學分析和解釋,從而使這一部分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傷害,最後索性“破罐破摔”,自己也不把自己當人起來。在自私貪婪“天性”的慫恿下,聰明地找到了“人性損失天性補”的辦法,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些為社會道德不允許、甚至不齒去做的事(如小偷小摸、順手牽羊、揩油、和男女主人偷情等,小說或社會新聞報道中多有描寫的內容)。以至於上至朝廷下到民間,長期以來在這兩部分人之間,始終存在一種“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的普遍心結。特別是政府官員中的“奴僕心態”,乃是滋生貪污腐敗、無能和不負責任現象的總根源。那些經過選拔出來,理論上的平均智商一定要高過普通“大眾皇帝”,卻被迫淪為低一個檔次的“大眾僕人(公僕)”的官員們,理所當然地會產生一種心理上“不平衡”,久而久之,終於參考歷代王朝中“主僕關係”的經驗,找到一種“主人有了面子,僕人得到里子,所以皆大歡喜”的方法,形成了今天的這種自欺欺人的社會現實,卻不知道這根本就是我們上下一起都在做的愚蠢行為! 如果把這樣的災難式結果,統統歸咎於文化或落後的“封建時代”,那是典型不負責任的“嫁禍於人”和“文過飾非”。除了什麼問題都解決不了外,更證明當前中國的讀書人,要是參加“中醫資格考核”,恐怕連治社會病專科的“下醫資格證”都得不到。因為他們到今天還只知道翻曬自己文化中的“陳芝麻爛穀子”,卻始終都還參悟不出中國文化和中醫科學哲理中的真正高明之處。還記得過去的中國社會中,要把各級地方官員稱為“父母官”嗎?這是一個何等的智慧而恰如其分的比喻啊! 自開天闢地以來,造物主除了賦予地球上一切生物以自私貪婪和性慾為代表的“天性”以外,還給了才狼虎豹和猴子之類高等動物,以及我們人類一個額外的“法寶”--可以用來抗衡天性,保護、扶助幼小生命的成長而不至於過早夭折的“母性”。可惜沒有出息的人類,受西方錯誤的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影響,一方面至今還堅持自己是猴子般的高等動物。為了自圓其說,又將這讚美“母性”的花環,搶過來當成“人性”,戴到尖嘴猴腮般醜陋的高等動物頭上。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國文化了。 其實中國文化還在封建的王朝時代,就已經開始把上下各級的地方官員稱之為“父母官”,更把普通老百姓稱為“子民”。也就是無形中給他們互相加上一個“父母子女”般的責任聯繫和約束。也通過“孝道”讓百姓形成服從和信任、甚至有點依賴的心理或習慣,達到“父母慈,子女孝”的效果,這樣的“(國)家”或社會,當然想不和諧都不能了。 我們可以根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情來試想一下:如果拋棄“公僕”這種虛偽到極點的稱呼,把什麼大小黨委書記、地市縣鄉鎮村長等官職,一律都冠以“父母官”的稱號。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一方面要求民眾像對待父母一樣地尊重官員;同時要求為官者,也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地對待轄下的“子民”,以“視同己出”的感情,真正負起當父母的責任。那麼除非這些人真的已經到了“禽獸不如”、早該淘汰的地步,否則再包起跟自己女兒般年齡的二奶或情婦時,良心上一定會多了一分“心有竊竊”的不安,其中一部分天良尚未喪盡的,或許就會“發乎情而止乎禮”。而在收取“不義之財”或“昧心錢”時,要是想想孩子們對自己會投來什麼樣的怨恨、責備的目光,或者將來可能會要步自己後塵而愧對祖宗時,也許就會把手縮回去了。一旦這樣的社會倫理得到提倡和發揮,再配上相應的輿論宣傳和批評、監督,再結合嚴懲不貸的行政手段,最後形成真正的社會氛圍後。中國還會出現貪腐的“公僕團伙”,或台灣馬英九麾下無能的“下人政府、鞠躬團隊”嗎? 也許有人會反問:那為什麼這麼好的傳統理念,以前沒有能繼續下去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那個社會時代的背後,始終沒有一個科學而正確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來支撐、維護、發揚人性。所以在天性的沙漠中,是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的。 現在不同了,我們已經有了在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寬廣而深厚的地基上,由“千里馬”般的《新理論》建構起來的堅實平台,足以承載人類去建築任意高度的“文明大廈”。除非這社會上所有真正非山寨的正版“(理論)伯樂”,都已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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