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所有那些批評中華文化“落後”的人，有一個似乎最振振有詞、可以拿來說事、證明中華文化“落後”的理由，就是說中國的現代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和平均水平，不如西方國家。一些帶着善意的西方友好人士，還為此提出一個用來討論的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麽“落後”的“李約瑟難題”。

這個理由，的確讓不少本來認為自己文化優秀的人，在對方咄咄逼人的事實列舉下，開始覺得有點“心虛、舌短”起來。於是其中一部分“（虛榮）心有餘，而（實）力不足”者，只好翻來復去地，以“過去完成時”的方式，拿祖宗的確偉大過一把的“四大發明”之類的成就，來充當“遮羞布”，被魯迅那樣讀不懂中國書、又喝了點二道販子勾兌（造酒術語）過的“日本墨水”的“激進幫”讀書人，以小說塑造的“阿Ｑ”形象為代表，竭盡“唇槍舌劍”之能事罵了一個狗血噴頭。而另一部分如毛澤東那樣有點不服氣、又有點真才實學和魄力的人，就不惜“寧要原子，不要褲子”地去爭取“人家有的我們也要有”。儘管雖然爭到了一口民族“氣”，卻傷了國家的真正“元氣”，最後更讓中國人落下了一個“無褲恐懼症”的毛病，發展成今天這種“天不怕、地不怕（如貪污腐敗、假冒偽劣、傷天害理等行為），就怕沒錢買褲衩”的後遺症。更讓“毛（澤東）、魯（迅）”兩派讀書人，為此又掀起一場沒完沒了的“文字官司”。根據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和那個國家的歷史經驗推斷，由於雙方都是以對方事實存在的錯誤，作為證明自己客觀上同樣錯誤的理論“正確”的理由。這樣的文字官司的結果，一定是階段性地各有勝負，但是無論內鬥過程中誰勝誰負，這“文化落後”的黑鍋，卻還是要一直背下去的（毛澤東的新中國勝利後，不也是一邊倒地，連“多生孩子”也要“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嗎？）。

據說英國已故的著名科學家（也是中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李約瑟博士，一生潛心研究中國科學史，成為這方面的權威。他提出的有關“中國近代科技為什麽落後”的問題，也就象“歌德巴赫猜想”等一樣，成了“李約瑟難題”，為無數專家、學者提供了又一個打文字官司或寫博士論文的機會。

筆者很佩服李約瑟博士的智慧和眼光，在中國正處於被西方全面打壓得抬不起頭來，不僅西方人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愚昧落後的“劣等民族”，連中國讀書人都看不起自己而要“全盤西化”的年代，就力排眾議地發現、提出了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站在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的客觀立場上來看，能夠有這樣的認識水平，就象沒有學過“代數”的小學生已經知道去解靠普通數學不容易解的“雞兔同籠”問題一樣，已經屬難能可貴的了。

但是筆者對把這個問題說成是什麽“世界難題”卻不敢苟同，因為這完全是由於我們應用了一個絕對錯誤的社會理論來認識的結果，而不是問題的本身真有“歌德巴赫猜想”那樣的難度，就象我們不能因為自己那幾手“花拳繡腿”，打不過常年在地里勞動鍛煉的老實巴交農民，就因此說那個農民有高不可測的“武功”、來為自己的無能開脫一樣。

現在聽說這個“難題”的答案還沒有最後揭曉。且不管是否屬人為炒作，正好筆者因為想對中華文化進行一點“拋磚引玉”式的探討，有關的“科技落後”問題，就是一個不能、也不想迴避的問題。所以索興拿這個“難題”順便當做一碟開胃助興的“小菜”一起消化掉，權充對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理論的再次挑戰。這樣既可以避免一些再想以這個問題“搏取功名”的學子們重蹈歧途的覆轍，再去搞出許多似是而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結論，又可啟發鍛煉更多人“既換湯，又換藥”的真正新思維，造就一大批能夠有膽識又有能力來打“精神戰爭”的知識份子棟梁隊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就真的有希望了！

正文：

不是不能，是不為也 —試論中國科技為什麽“落後”？—

筆者曾在介紹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和相應的“認識論”時，闡述並強調指出，人類只有將自己的認識層次，從“只知其然”提高到“知其所以然”時，才有可能獲得對客觀和自身的正確認識。否則，得到的認識和客觀事實往往總是恰恰相反。如果以這種相反的認識中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永遠只能得到事與願違的結果。用這樣的觀點來認識有關文化和科技發展的問題，也是正確有效的，比如討論“李約瑟難題”就是如此。

其實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已經犯了一個“相對論”的原則錯誤，那就是先在要比較的坐標系統中，找到一個正確的比較“參考點”。就象兩個人背靠背地走，如果不事先確定某個方向為“前”，那他們每一個人都會以為是自己在“向前走”，而是對方在“倒退”（或起碼沒有“進步”）。所以客觀地看，在文化的比較中，用任何一種具體的文化作為“參考點”，起碼理論上都是錯誤的（理由跟上面走路的舉例一樣）。

問題就出在這裡。李約瑟當初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已經主觀地把西方社會的走向，當成了“進步”，再用它來當“參考點”去觀察判斷發生在中國的事，提出了“工業革命為什麽沒有發生在中國？”的所謂“李約瑟難題”。而根據已經被無數事實背書證實的、“新人類社會學”的“認識論”觀點，只能認為從“知其然”層次認識問題的李約瑟，一定選錯了作為進步標準的“參考點”。

但是這樣的“參考點”的確是客觀存在的，因為人類的社會，本來應該是處在同一個“坐標系統”之內（除非真發現有“外星人”）。事實正是如此，因為拙著《文明的圖解》一文中，對這樣的“參考點”的選擇標準，已經作了相關闡述，把社會文明的比較參考“原點”，定在人類準備走出原始野蠻的叢林生活開始。這樣的“參考點”，可以找到足夠的事實根據，來證明其正確而合理，並且可以明顯對比出其它任何“參考點”之謬誤。

姑且先把已經經過事實檢驗通過，卻沒有被學者專家承認的筆者理論放在一邊。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絕對不是中國科技落後的真正原因。這種文化非但不會造成科技落後，反而恰恰是可以最有利於推動科學技術的發展的。筆者已經在“什麽是中華文化”一文中，闡明中華文化是一種符合科學規律、能夠訓練出比較聰明的人的文化。按照邏輯的推論，如果以這樣的人來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當然也會取得明顯的成就的。

事實正是如此。首先，那“四大發明”都落在中國而不是落到其它古代文明的頭上，就是一個證明，和其它文化的宗教、藝術、甚至要把“瘋子”捧為哲學家之類的成就相比，難道不是對社會的國計民生起到的最偉大、重要、最有實用價值的科學貢獻嗎？

其次，有一個正在被世人、甚至中國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那就是五十年代，中國人一方面在朝鮮戰場上，抵抗聯合國的新“八國聯軍”，雖然付出慘重犧牲，卻也打得對手沒有“脾氣”，討不到什麽便宜。另一方面還要承受國際施加的經濟和科技封鎖，其處境之艱難是可想而知的（其實按今天許多讀書人的觀點來衡量，那個時代才是最應該縮頭“韜光養晦”的了）。但是中國人恰恰是在那個時代，靠自己的力量卻以比蘇聯和西方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時間，研製成功了原子彈（接下來還有氫彈）、導彈、人造衛星等、絕對屬於現代尖端高科技的產品。按橫向比較的“二律背反”的邏輯判斷原理，如果不承認用中華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比西方文化“加工”出來的人聰明，那豈不是等於實際承認其它民族比中華民族“劣等”了（筆者是絕對不承認包括自己在內、叫“中華”的這個民族，是特別“優秀”的）？

能夠證明跟科學技術發展有關的，是“文化優秀”而不是“民族優秀”的正反事實，特別是西方人為我們提供的反面事實（如希特勒推行“種族優越論”的實踐），實在是多得比比皆是。可以認為今天在美國高科技研發和產業領域內，所有有傑出成就的華人（包括幾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無不具有中華文化的教育基礎，而且他們“功成名就”之後，都總是承認得益於所受中華文化的背景，而沒有一個認為那種文化妨礙或影響了自己在科研方面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現象後面隱含的意義。那就是一方面只知道從“向錢看”的角度，來歡呼電腦、手機、或其它一些屬於現代高科技產品，被中國人廣泛應用，從而在市場上蓬勃興起的商機，卻不去想想“為什麽？”，不知道這正是中國文化的“功勞”。因為以那種文化加工出來的人，不僅通過只要掌握很少數量單字、再利用文字具有的聯想功能，可以很容易認識和了解新生事物或新產品的性能和優越性所在，而且很容易根據用那種文字編寫出來的“使用說明書”來掌握使用，相比之下，那些用其它文字寫出來的，往往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大本，很多人當一件電器用到拋棄，可能還不知道它的所有按鈕的功能。所以說這種文化具備普及科學常識的條件，是一點也不為過的。而一個具有普及科學常識條件的文化，當然具備發展科學技術的雄厚人才基礎，怎麽會“落後”的呢？

筆者有一個親友，本身只有高中文化水平，上學期間就愛好無線電，後來在一個中等城市當機械工學徒。“大躍進”開始時，被借調去放“科研衛星”，居然被從來沒有見過真正“晶體管”的他，以基本的無線電知識和技巧，加上僅有的一本半導體收音機製作參考書，在那個幾乎處於瘋狂的熱情氣氛感染之下，試驗成功了中國當時還普遍處於研製階段的“多管超外差式半導體收音機”，從此因緣際會地走上一條特殊的“成才之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人後來在科研和新產品開發中，不僅接手過許多正經科班出身的專業人士，不敢、或完成不了的項目，還多次獲得過部、省、市，各種有據可查的成果獎勵，應該不屬於“假冒偽劣”貨色。而據他自己回憶，說真正對他起過具體指導作用的，一共只有“兩本書”（他甚至還記得書名）！舉這個例子的目的，是想說明中華文化不會、也不可能妨礙自然科學的發展（這裡特別歡迎不服氣、或有興趣的中外“打假人士”惠顧，一顯身手）！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中國，在許多高科技領域裡，比起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美國來，的確存在相當的“落後”差距，正是這些無法否認的差距事實，授以中外各等人士說中華文化“落後”的把柄，反而讓一些不以為然的人有“啞巴吃黃蓮”的感覺，因為連毛澤東那樣極力要為中華民族“爭氣”的偉人，實際上最後也不得不以失敗告終，並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完全是由於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世人，都沒有能夠達到“知其所以然”的認識層次，不僅看不到現象的深層本質，反而從表象上得出相反的錯誤結論。要是再根據這種結論提出具體的應對措施，結果更只能是“事與願違”。而對中華文化和科學發展之間的互動認識，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典型。

被西方承認的偉大哲學家馬克思，有一句名言“懷疑一切”，後來被毛澤東更準確地解釋成“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麽”。這句話可以被認為是無意中道出了“知其所以然”認識層次的關鍵特徵。可惜他們兩位，都受時代條件的限制，不能有意識地加以應用，所以不僅馬克思先生找不到克服資本主義問題的正確辦法，只知道以頭痛醫頭的方式，要用“矯枉過正”的社會主義來取代資本主義，雖然能夠讓頭不痛，卻跟著產生比頭痛更難受的腳痛。最後讓他的追隨者們，情願舍社會主義“腳痛”而將就資本主義“頭痛”。中國近代歷史就在不是“頭痛”、就是“腳痛”的痛苦中翻來復去。而毛澤東先生，雖然歪打正著地說出那句正確的話，實際並不會用，才會只知其然地，提出“資本主義有的，我們也要有”這樣的錯誤口號，實質上再次上當，無意中又做了一回“跟屁蟲”，在民族發展戰略上，完全違背了他所熟悉擅長的兵法上，已經說得很清楚的要求“揚長避短”的原則。不過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從歷史的辯證角度，在這個問題上，筆者只是客觀地就事論是，沒有批評指責他的意思，因為就當時的具體國際、國內環境，這樣做可能有其戰術上不得已的必要性，更何況正是通過他的這種實踐，為中華文化的“平反”，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證據。

其實，我們真正應該問、並且要設法找到“答案”的，是『為什麽絕對優秀而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不能用來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是否其中有什麽更深刻的道理？』如果帶着這樣的問題，再運用一些諸如考古和統計學之類的科學方法，我們將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

毫無疑問，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大大推動了物質文明建設的質量和速度，讓我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享受，在來不及細細品嘗、充分利用的同時，卻迫不及待地提升對未來的期望與憧憬，客觀來看，完全是一種“狗熊掰玉米--掰一個扔一個”的原始的、動物層次的思維和表現心態。絕對和我們推崇的科學經濟學原則“背道而馳”的。因為我們根本沒有用腦子去思考過，我們獲得的真正的幸福、快樂，在質和量的全面比較中，是否比過去更大、更好、更多？以至於在自殺率、犯罪率、精神病患比例等、代表社會生活品質滿意度的具體指標方面，是否比過去提高還是反而降低了？而且退一萬步來看，就算和過去相同，那麽只要把今天人類社會為此付出的能源消耗、水資源減少、環境污染之類的虧損“硬指標”，按當代經濟學核算的科學原理和投入產出效益比的概念，以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的、絕對經得起推敲的《幸福論》觀點，拿來和中華文化提倡的“知足常樂”相比，真不知道那個“中華文化落後”，是怎麽好意思說得出口的？

其實，我們還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今天西方社會，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從造福人類社會的正確方向，物極必反地走到了可能反而將會危害甚至毀滅人類自己生存的道路上。這只要看看代表高科技發展“頂峰”的美國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了。因為可以認為，美國發展高科技本身的動機，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為它要“稱霸全球”的企圖服務的，而社會效益只不過是經濟利益帶來的“副產品而已。如果研究一下當代高科技（如原子能、火箭技術、電腦、資訊高速公路、人造衛星、航天和宇宙飛船等）的發展史，幾乎全部都和軍事用途有關，或都首先用於軍事。更不用說今天的美國，已經毫不掩飾、赤裸裸地以強大的殺人武器（如最近推出所謂的“炸彈之母”）來威脅世界就範，卻對筆者『以只有人類才能做到的方式，打一場“精神戰爭”，再從這樣的“戰爭”中，學會當世界領袖』的建議無動於衷，仔細想來，跟獅子在森林中稱王並無本質上的區別--都是一種“以力服獸（或稱為人的高等動物）”的天性本能體現。而自從“九一一事件”發生以後，我們本來應該有機會來認識和檢討這種錯誤走向的，可惜今天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世界，整體上還沒有這樣的覺悟，只能從潛意識感覺上表示擔心，再出於國家自身利益的考量來進行討價還價的妥協，遲早會鑄下難以挽回的大錯。

面對這樣的現實和發展趨勢，也許可以提醒世人去思考一個早就存在的事實中，可能包涵的更深刻、更有價值的啟示：那就是從古代開始的，能夠產生出“四大發明”的中華文化，卻從來沒有為了危害人類整體的目的，去發明創造過任何一件可以影響社會走向的東西，連火藥發明的當初，也只不過是為了娛樂和驅除邪惡的目的，沒有一絲為了去殺自己同類（人）的動機。而毛澤東後來領導新中國的“老人民（大部分是國民黨統治時代留下來的絕對中國人，不是什麽“特殊德國進口馬克思材料製造的共產黨人”）”，在五十年代的國防和體育方面的成功實踐，完全可以證明那種文化“加工”出來的人，本來是有能力這樣做的，只是當初並沒有這麽做。那麽，合理的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文化對可能危害人類自身的任何活動“不是不能，而是不為也”！雖然現在由於人類還沒有能夠達到“知其所未然”的認識最高層次，不能對這個問題作出解釋。但是這樣的不能解釋，非但不會成為“落後”的根據，反而為這種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原因，提供了可以從哲學和科學上，去進行更高、更廣、更深入的探討的“想象空間”，反而更突顯看不起這種文化的人、自己的“無知和淺薄”。

我們本來是應該從中悟出一點“精神文明”對“物質文明”發展之間的互動制約和平衡的道理來的，這將足以避免或克服當前人類社會，因片面注重“物質文明”、放縱對天性的控制和制約、從而而產生的的偏差和困惑，浪費或抵消了本來應該得到的更多、更大的幸福和快樂。可惜這種文化自古以來，就被“只會讀書不會用”的中國讀書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糟蹋了。到了近代，這些讀書人更是只知道當西方或前人的“跟屁蟲”，一會走“社會主義”、一會走“資本主義”、一會走專制獨裁的“封建主義”地來回折騰，在內鬥中失去了全部的自信心，競本末倒置地要西方文化來替自己的文明“把脈”（如由西方人主持來提出、討論什麽“李約瑟難題”），就象人生了病要找“獸醫”來看一樣的荒唐（注意！筆者聲明：這裡面絕對沒有任何對其他族裔在人格上的侮辱或貶低的意思。如果有人因此不滿而要和筆者打官司的，請代理律師將法庭傳票直接交給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先生，或所有負有連帶責任的社會學者、權威。因為是他們首先把人類公開而正式列為高等“動物（動物者，獸也）”的。筆者只是懾於他們的社會權威，不得不充當一回“床底下的夜壺”而已）這樣“看病、服藥”後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這樣的後果，如果僅僅是貽誤了那個國家自己，倒還說得過去，咎由自取嘛。但是看看今天國際社會面臨的各種困惑和危機，完全有把握相信，真正解決問題的“錦囊”，可能恰恰存在於那個博大精深，相對一點也不落後的中華文化之中，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卻全不費功夫”的箴言。這才是中國人唯一有希望不當“跟屁蟲”、真正利用開發自己的中華文化來“出息一回”的“機遇”。而這個“機遇”，也是迄今為止還只知道抱中國“金蛋”，不知道抱會下“金蛋”的“文化母雞”的西方人，遲早要回過味來的。那時候中國人就真的只能跟著那些歌星唱“一無所有”了！

最後，筆者在此要仗中華文化之“勢”、假其“威”地、作一“狂妄”的“科學判斷”：除非“世界末日”在此之前已經到來（這不是不可能的）。否則這種“回過味來”才是人類真正的希望所在，而“回過味來”的先後時間差（不承認中華文化優秀的中國人也不例外），將和他們比真正的“中華文化”落後的差距成正比。時間和實踐的事實，將充當“裁判”和“見證”。

最後，筆者要將此文敬獻給“李約瑟難題”的創始人、尊敬的原中國科學院李約瑟院士！